希特勒决定进攻西方的风声传出去后，德国内部各抵制派便制订计划，试图进行政变和谋杀。有些人主张将元首处决，有些人则主张将他绑架，建立军人执政团或民主政府。他们列出了各部部长的名单，还向美国和其它中立国伸出了触角，密谋者中最认真的恰恰是最高统帅部里的人，领导者是一位性情鲁莽的骑兵军官汉斯·奥斯特上校。他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谍报局的主要情报助手，性情急躁，常常不小心谨慎。他所处的战略地位是再好不过的了。还有，他与陆军内各派均有联系，与沙希特等人，与外交部，甚至与党卫队都有联系。
奥斯特在慕尼黑找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人选。他是个律师，名叫约瑟夫·缪勒，他多年来憎恨希特勒。受奥斯特怂恿，缪勒（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于１０月上旬秘密访问罗马，以试探英国人是否愿与一反纳粹政权媾和。他会见了教皇庇护士十二世，发现他自愿充当调停人。教皇的秘书从英国公使处打听到，大不列颠并不反对与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达成“软和平”。
缪勒原只有权将此情报口头转达给德国的，但他祈求得到一些书面的东西，以便向谍报局和军方人士证明，这个和平建议是得到教皇亲自批准的。令人惊奇的是，教皇居然同意这一要求，并令私人秘书草拟了一封信——该信大致谈了谈与英国和谈的主要基础。
奥斯特派大受鼓舞。在与西方取得联系的各种尝试中，这次是最有前途的。教皇的参与也许能诱使勃劳希契积极参与这一密谋。然而，这位陆军总司令却不为之所动。他深信，德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希特勒。”哈尔德将军也同样胆怯，但在奥斯特和其他人的压力下，最终同意协助举行起义。刹时间，似乎所有高级军官都愿意采取行动。密谋者们甚至得到保证说，勃劳希契本人也准备参加——如希特勒不取消入侵的话。
陆军头子与元首之间的摊牌定在星期天进行——１１月５日，即陆军拟向西线阵地发动进攻的那一天。勃劳希契按时来到总理府。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后，他详细阐述了反对入侵的主要论点。他说，在秋雨或春雨中，要发动如此巨大的攻势是不可能的。“敌人头上也下雨”，希特勒简洁地回答说。勃劳希契在失望中辩解说，波兰战役表明，德军步兵的战斗精神比大战时期低得多，甚至出现了类似１９１８年发生过的、不服从命令的现象。
希特勒客气地、冷静地听着。这种说法把他弄火了。“在哪一个部队里出现过无纪律的情况？”他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里？”勃劳希契原是有意夸大其词，企图“阻止希特勒”的，见元首如此发怒，只好缩回。“陆军的指挥官采取了什么行动？”元首问道。“判了几个人死刑？”
他把尖酸刻薄的言词的矛头指向陆军。陆军从未忠诚过他，对他的天才也没有信心，且用故意拖延的办法破坏武装计划。事实上，陆军是害怕作战！希特勒猛然转过身去，大踏步出了房门。勃劳希契回到设在１８英里外的佐森的司令部后，仍处在震惊状态中，结结巴巴地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几乎与此同时，总理府打来电话，重申１１月１２日为入侵的日期。具体的时间也定了：清晨７时１５分。哈尔德将军要求书面指示。很快，通讯员便把指示送到他手中。
此时，陆军的密谋者万事俱备，只欠一道书面命令便可推翻希特勒了。但是，上边既没有号召起义，又未发令暗杀。相反，他们偷偷地焚毁了可作为罪证的文件。唯一不惊慌失措的是奥斯特上校。通过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父亲是大战期间驻华盛顿的大使——奥斯特上校向比利时和荷兰两租界发出警告，１１月１２日清晨开始进攻。
星期天发生在总理府的风暴，却又碰上了一件令人泄气的事情。空军需要连续５天好天气才能消灭法国的空军，而星期二（１１月７日）的天气预报不好。希特勒无奈，只好将进攻日期往后拖延。
希特勒对军方的阴谋虽然一无所知，但戈林曾警告他要注意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我的元首，把这些丧门星除掉吧！”瑞士占星家卡尔·恩斯特·克拉夫特的忠告更是直截了当（克拉夫特系希姆莱的特务机关雇佣的占星顾问）。不久前，他曾提交一份文件，说明希特勒在１１月７日和１０日之间有遭暗杀的危险。但这份文件被匆忙存档，因为给元首占星卜卦是受禁止的。
１１月８日上午，希特勒在慕尼黑参加“老战士”团圆年会时，建筑师特鲁斯特太太也发出一项警告。她问他，为何对安全措施如此马虎，上她画室时身边只带一二名警卫？他回答说，一个人对于上苍应该笃信。说完，他拍了拍裤袋。“喏，我手枪随身带，但连这玩意儿也成为废物。若我的末日已决定，只有这个才能救我。”他用手捂心。“人们应该听从内心的声音，相信自己的命运。我深信，是命运挑选我为日耳曼民族效劳的。只要人民还需要我，只要我还为帝国的生命负责，我就会活下去。”他把自己描述成耶稣第二。“当人民不需要我时，在我完成任务后，我便会被调离这个世界。”
即使在谈话内容转向建筑后，特鲁斯特太太发现希特勒仍然不安。“我必须将今天的日程改一改”，他猛然说。接着，他又自言自语，说要与夏勃对一对表。不过，由于忙于其它事务。他什么也没有做。他看了尤妮提·密特福特——她朝太阳穴开枪自杀，其实正在慕尼黑一家疗养院疗养（*“如果发生战争，”在白莱特音乐节期间她对妹妹狄阿娜说，“我就自杀。”她说，如果她所爱的两个国家动起干戈，互相厮杀，她就不想再活。在电台传出了英国宣战的消息后，她步行至英吉利花园，用一支小手枪自杀。她被抬进努斯波姆大街的一家医院。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她由著名外科医生马格努斯负责治疗。马格努斯医生认为，从太阳穴中取出子弹之危险太大。有关她自杀的消息均被扣押，此消息系由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小心谨慎地转给尤妮提的父母的）。此时，她已恢复了知觉，要求回家。希特勒答应，一旦她适于旅行，他便用专车送她回瑞士。
当天下午，他突然决定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演讲。所以，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准备工作上。这篇演讲主要是讲给德国人听的，所以它将再次攻击英国。在贝格勃劳酒馆的主厅里，人们挂起了彩旗；黄昏前，麦克风也已装好，且作了调试。黄昏，一个身材矮小、脸色惨白、额头高高、眼睛明亮的男人，扛着一只箱子进来了。他是个技术高超的工匠，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从前被当作共产党同情分子被关进达豪集中营。此时，他刚被释放出来，此行的目的是要杀死希特勒，以取得和平。箱里装的是个定时装置，与炸药相连。正当服务员和党的官员为此次演讲会作好最后的准备时，艾尔塞乘人不备，走上阁楼，躲在柱后——该柱从讲台（有鲜花装饰）后竖起。几天前，他用特种锯将柱子的木板锯开——他是个精工木匠，还是个机械师——装上了几副活页，将那块木板改装成了小门。
厅里的灯灭了，各扇门也关上了。艾尔塞又等了半个钟头，将炸弹置于柱子内，把引爆时间定在晚上１１时２０分左右，元首将于晚１０时开讲，炸弹则于演讲中途爆炸（B在此之前，曾有不少人试图谋杀希特勒。有一次尝试是他完全不知道的，策划者系一丢掉幻想的党卫队队员。此事发生在１９２９年。在希特勒即将在体育馆发表演讲前，他在讲台下边安放了一颗炸弹。在演讲过程中，他突然想去解手。某人偶然将他锁在男厕所内——他未能将炸弹引爆。“这是本世纪最大的玩笑”，这个未成为杀手的朋友回忆说，“如果他不是要去上厕所的话，世界的历史或许已改变。”）
希特勒将他的年轻的兵工师梅克斯·维恩舍召至其寓所——位于普令斯雷根坦广场。他问，是否能比原计划早些时候离开慕尼黑？维恩舍向他保证说，这是毫无问题的。为了安全，供元首支配的火车随时都有两列。年青的兵工师立刻安排元首坐早车离开慕尼黑。
在贝格勃劳酒馆，元首受到了盛大欢迎（欢呼声不绝于耳）直到１０时１０分他才开讲。他对英国破口大骂。听众听得异常开心。事实上，用不着讲什么，听众便会鼓掌。由于元首的演讲被多次打断，坐在前排的维恩舍唯恐元首赶不上较早的一班车。
１１时零７分，元首出乎意外地匆匆结束了他的演讲。在几码外，在那根柱子里，艾尔塞安装的炸弹已在嘀嘀哒哒地作响。再过１３分钟，炸弹就要爆炸了。往常，希特勒在演讲完毕后总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与起义时期的老同志握手、聊天；今晚，他未与人握手，便在赫斯和数名副官的陪同下，匆匆步出大楼，钻进了等候在门外的车子。肯普卡开着车子直接赶赴火车站。他们还未抵达——在希特勒离开大楼后刚好８分钟——维恩舍听见远处传来一声爆炸。他不明白这是何故。如希特勒听见了这一声，他也会认为这是不值一提的。
在爆炸过后出现的嘈杂声中——警车、救护车的警笛大作——谣言又起，说战争已经结束。希特勒若站在讲台上，战争可能会结束——他肯定会被炸死。那颗炸弹炸死７人，炸伤６３人，包括爱娃·勃劳恩的父亲在内（他自己虽是党员，党证号５０２１６７０。这次他是靠一张低号码的党证才得以入场的）。元首坐的列车正要开车时，爱娃在她的密友赫尔达·施奈德的陪伴下赶到了车站。上车后，她们见众人高高兴兴的，无忧无虑。谁也不知道爆炸一事；几乎人人都在喝酒。不喝酒的希特勒很活跃，而使交谈生动活泼的还是有讥讽天才的戈培尔。
车抵纽伦堡，宣传部长戈培尔下车发几封电报和收集最新消息。回到车厢后，他声音颤抖，把炸弹一事告诉了众人。
希特勒原以为戈培尔在开玩笑，直到看见他苍白的脸孔时才相信。他自己的脸孔也成了阴郁的假面具。末了，他感情冲动、声音沙哑地喊道：“现在，我心满意足了！我比平常离开贝格勃劳酒馆早，这正是上帝的意旨。上帝有意帮助我达到目标。”
他首先询向伤员的情况，然后令夏勃尽力为他们效劳。令毕，他便开始猜测谁是密谋者。他的结论是，炸弹肯定是两名英国特务安放的。斯·潘恩·贝斯特上尉和史蒂文斯少校两人，暗中与海德里希的一名特工人员——他在反纳粹的阴谋团体中假装是最高统帅部的一名上尉——暗中进行谈判。根据希特勒的猜测，希姆莱立刻下了火车，通过电话下令，将两名身在荷兰的英国人绑架回来。
次日下午，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二人于文罗落网，被押进德国受盘问。数小时后，真正的放炸弹者在瑞士边境被捕，旋即被押回慕尼黑。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审讯室内，在强烈的弧光灯照射下，艾尔塞承认，炸弹是他放的，没有同谋。他这样做是为了要结束战争。他详细地描述了他怎样先锯开木板，然后给炸弹定时的。
希特勒读了盖世太保的报告后，在报告上生气地批道：“是哪个笨蛋审问的？”他认为，说艾尔塞是个流浪汉是荒唐可笑的。参与这项大阴谋的有他的最凶恶的仇敌：英国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以及奥托·斯特拉塞尔。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希姆莱亲自动手，想方设法从犯人口中搞到真实情况。据一目击者说，他一边用靴子猛踢戴着手铐的犯人，一边破口大骂。尽管他拳打脚踢，还用“鞭子或类似的工具”猛抽，那位个子矮小的细工木匠仍一口咬定他先前的证词。就是在被催眠后，他的口供仍然未改。这样，海德里希便相信艾尔塞确没有同谋。但元首却严厉斥责希姆莱未把真正的罪犯找到（B也许这是希姆莱未公开审判和处决艾尔塞的原因。他被关在一集中营里，成了一名特权犯人；只有艾尔塞才能证实党卫队保安处已抓到了唯一的罪犯。后来，艾尔塞托人偷带一封信给另一名犯人贝斯特上尉。他在信中发誓，１９３９年１０月，达豪的指挥官曾召他去其办公室，在那里，两个男人——估计系海德里希的特工人员——劝他在贝格勃劳酒馆安放一颗炸弹。这颗炸弹曾在元首一离开那里便爆炸，以便将一群密谋反对元首的叛徒炸死。艾尔塞同意后，便从集中营获释，去安装炸弹。在柏林盖世太保总部，那两名特工人员又要他在审问两名英国特务时出庭，充当检察方的证人。他必须证明，奥托·斯特拉塞尔曾将他介绍给贝斯特和史蒂文斯，是他们出钱雇他去安放炸弹的。但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从未受审，在名集中营里呆了５年，活了下来）。
关于这件阴谋，官方的说法是令人诧异的：艾尔塞是共产党的“偏差分子”，是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偏差分子”奥托·斯特拉塞尔的指示才充当英国特务机关的工具的。这是主要情节，宣传家们又添了不少枝叶。有本小册子宣称，英国特务不仅在慕尼黑放了炸弹，还要对许多政治谋杀负责。对吉青纳勋爵，弗朗兹·费尔迪南大公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等著名人物之神秘死亡，英国特务机关也应负责。
除被用来挑唆起对英国的仇恨外，这次未遂谋杀还被用来提高元首的知名度。各阶层的德国人向元首发来贺电，庆贺他死里逃生。全德国，天主教的报刊虔诚地宣称，是上帝奇迹般的作用才保佑了元首。福尔哈巴主教发来电报指示，慕尼黑的大教堂应唱《特迪姆》赞美诗，“用总主教管辖区的名义，为元首之有幸脱逃劫难，感谢上帝的神威。”教皇因波兰被消灭本来要谴责德国的，也以私人名义发专电祝贺。但希特勒怀疑其是否真诚。“看见这阴谋取得成功他才愿意呢”，晚餐时他对一群人说。当弗兰克反驳说，教皇庇护士十二世历来是德国之友时，希特勒说：“这倒有可能，但他不是我的朋友。”
对提早离开啤酒馆，他已感谢自己的心声，也感谢上帝。他对霍夫曼说过：“那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直至现在，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觉得我必须尽快离开酒馆，”然而，外国观察家们却另有一番说法。“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有点国会纵火案的味道”，夏伊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