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8.24-1939.9.3
８月２４日早晨，星期四，人们一觉醒来便发现报纸登了大标题，公布了一项不但使普通公民而且也令外交界大吃一惊的条约。“我预料会向波兰发最后通牒”，汉德逊从柏林报告说。“波兰政府重建联系的最后努力是否有用，我是非常怀疑的。但，我将它看成是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有最后一线希望的话。”
波兰的报界虽极力将苏德条约贬低为德国的软弱的表现，波兰人民还是极为不安的。政府则表示，它有充分信心，一旦与希特勒发生战争，英法的援助将使局势改观。法国共产党人被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一方面要忠于祖国，另方面又要忠于俄国大妈。他们的美国同行尤其混乱。开始，《工人日报》对苏德条约置之不理，似乎要等莫斯科的指示。后来，美共领导人白劳德宣称，条约削弱了希特勒。极左的“进步人士”不问情由便乖乖地接受了党的一条新的路线：与希特勒签订条约后，俄国便可为最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作好准备。罗斯福总统的反应是给希特勒发出另一封道义电报，敦促希特勒“在合乎情理的、规定的期间内，勿再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但与他以前做的一样，把这封电报束之高阁，忘得一干二净。
在莫斯科，斯大林在自我庆贺。因为他坚信在政治现实面前英国人将会妥协，他更认为，已答应给他的势力范围，用不着流血，靠谈判便可到手。希特勒的其它盟友可没有如此乐观。意大利人一方面承认希特勒“这一招打得漂亮”，另方面却又深感不安；而日本人则害怕这一联盟会鼓励斯大林向满州施加压力。日本平沼首相——为了取得与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的一致意见，他的内阁业已开了７０多次会议，但仍徒劳——觉得难堪，且为之搞得目瞪口呆。他竟宣布，“由于近来欧洲局势离奇复杂，本内阁即日起辞职”。
一般说来，德国公众是高兴的，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元首，受包围的威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恐惧，一下子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觉得咽不下这项条约去的是元首的那些最坚强的老追随者。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也很快说服了自己：领袖对自己之所为了如指掌。
希特勒飞赴柏林，亲身去迎接回来的英雄里宾特洛甫。当晚，他躲在总理府，听取外长汇报。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的事，使希特勒觉得“自己有如置身于党的老同志中间”。还有，冬宫里悬挂着的沙皇尼古拉的那幅像也使里宾特洛甫相信，共产党自己也尊敬一位曾为人民办事的沙皇。这些，希特勒虽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但更使他入迷的还是霍夫曼拍的那些照片。看来，希特勒曾交待霍夫曼去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近照，因为他想看看斯大林的耳垂“是往里长的犹太人的耳垂呢，还是分开的雅利安人的耳垂”。有张侧面像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的新战友——据耳垂测试——并不是个犹太人。
然而，对最终仪式的那些照片，希特勒却摇头了。每张照片里的斯大林都叼着一支香烟。“条约签字仪式是很隆重的，嘴角上叼一支香烟怎好出席这个仪式！”他说完，便令摄影师霍夫曼把各张照片里的香烟都涂掉，然后再向报界发稿。
元首也详细询问了陪同里宾特洛甫前往俄国访问的那个兵工军官。他汇报说，在开庆贺晚宴时，在请客人们入席前，斯大林曾亲身检查桌子，看是否一切就绪。他这一说倒叫施洛德小姐也想起了元首自己，她轻率地就两人的相似之处说了一些话。“我的仆人和我的屋子”，他有点愠怒地说，“任何时候都是完美无缺的！”
次日，８月２５日，星期五，是关键性的一天，也是最忙的一天。一大早，希特勒便致函墨索里尼，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了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在向他保证本条约只能加强轴心国的实力后，希特勒表示相信，意大利总理会理解他为何会被迫采取如此一个激烈步骤的。希特勒的下一个行动是叫施密特将张伯伦日前在下院的讲话中的重要段落翻译出来。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着——英国首相承认，莫斯科条约的消息传来后，“人们觉得惊奇，且很不高兴”，但，如果德国人认为，英法两国从此便不在履行其对波兰的义务，那末，他们是在“危险的幻觉中”操劳了。
“这些话”，施密特回忆说，“使希特勒沉思，但未说什么。”也许，这证实了一个遭人唠叨的举棋不定之举。对波兰的进攻原定在次日一早开始，但由于举棋不定，快到中午时，他向指挥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将发出执行令的时间推后１小时——延至下午３时。之后，他把英国大使召到总理府。汉德逊于下午１时３０分抵达。他发现，元首有点想重修旧好，准备“像对俄国一样，也向英国采取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向俄国采取行动的结果，是最近签订的条约”。希特勒说，他的良心驱使他去做出最后努力，以巩固良好的关系。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了。
在汉德逊看来，他很正常，也很平静。但是，一当他历数对波兰人的指控，例如射击民航飞机，他便发火。他喊道，这些行径“必须停止！”但泽问题，以及走廊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不得再拖延。张伯伦最近一次演说的唯一后果，有可能是“英德两国间一场血腥的、不可预测的战争”。但是，这一次德国却无需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了。“俄国与德国决不会再拿起武器互相厮杀。”
当汉德逊一再强调英国决不会违背它给波兰许下的诺言时，原来摆好一副威胁恫吓架势的希特勒，也讲起道理来了。
波兰问题一解决，他就准备并决心再向英国提出一项全面的建议，例如，他愿意接受大英帝国并亲自保证它的继续存在。
但是，如英国拒绝他的建议，他恶狠狠地说，“那就会出现战争。”而这又是他最后的建议。
半小时后，即下午３时零２分，他批准了于佛晓进攻波兰的命令。表面看来，他这一赌注原系机会主义使然。但是，应该承认，希特勒是个日常政治的狡猾巨匠，他的外交政策确有其基本目标：一步一步地控制欧洲大陆。这个政策是与其激进的反犹计划密切相关的。在罗马，德国大使在齐亚诺的陪同下，带着当日早些时候草就的那封不寻常的信，正步走入维内西亚宫。３时２０分，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大使将那份文件递交给了墨索里尼。苏德条约深深地打动了墨索里尼。与所有政治家一样，他也非常欣赏一举而得的杰出的外交成就。然而，他毕竟讲求现实，不能不面对这个事实：在阿尔巴尼亚表现如此软弱无力的意大利军队，并不具备打一场真正的战争的士气、训练和技能。他未对马肯森如此说，只说他同意：他完全同意莫斯科条约，“毫不动摇地反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支持元首（这点，他明确地作了强调），且“无条件地、倾全力”支持。
马肯森一走，墨索里尼便自己改变了主意，或别人让他改变主意。据齐亚诺说是他，说服墨索里尼作书面回答的，是他让他坦率地承认，意大利未作好战争的准备，只有在德国立即给意大利运送足够的“军需品和原料，以抗击英法两国矛头指向我们的进攻”的情况下，意大利才能参战。
与此同时，意大利驻柏林大使也在向元首解释说，意大利总理的答复已在半途。正当希特勒在等待下一个来访者法国大使考伦德雷时，一名副官送来一份英国的新闻报道。站在希特勒身后的施密特，扫了一眼这份报道。英国和波兰则在伦敦签订了互助条约。希特勒没有做声，思考着。显然，他对此很是关切。几个月以来，这份条约都因这个或那个原因而推迟签订。哪天都不签，恰恰在他向英国作出“最后的”建议后几小时便签——这决不是偶合。保证军援（即使永远得不到实行）这一承诺，可能会给波兰人带来一些虚伪的安全感，因而令波兰人拒绝与德国谈判。
下午５时３０分，考伦德雷终于被领进元首办公室。希特勒对波兰的挑衅大发雷霆，对德法两国间可能发生战争一事表示遗憾。“有时我有这个印象”，施密特回忆说，“就是说，他在机械地重复他对汉德逊说过的话，却心不在焉。显然，他是急于要结束这次会见。”他站起身来，示意会见结束，但高傲的考伦德雷却不反驳，但并不甘休。他的话铿锵有声，使施密特永远不会忘记：“在目前如此严重的局势下，总理先生，误解是比什么都危险的。所以，我要把话说清楚，作为一个法国军官，我可立誓，若波兰遭到进攻，法国的军队将站在波兰一边，与波兰一起作战。”接着，他又向希特勒保证为了维护和平，他的政府准备作出一切努力，一直到最后！“那末”，希特勒生气地喊道，“你们为什么给波兰一张空白支票，让它为所欲为？”法国大使还未来得及作答，希特勒便跳了起来，再次长篇大论地攻击波兰。“不得不向法国开战，这对我也是痛苦的，但决定权不在我这里。”他把手一挥，把大使打发走了。
一分钟后，下午６时，阿托利科进来了。他身上带着墨索里尼的那封信——是齐亚诺用电话口述的。在英波条约笔墨未干、在考伦德雷明确宣布法国的意图后，意大利不准备战争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炸在元首身上一样。对他来说，这是“盟友”的背叛，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只简单说了一句“我会立即答复的”，便打发墨索里尼的使者上路。阿托利科刚出门，施密特便听见希特勒在喃喃自语：“意大利人的行为与他们在１９４１年的完全一样。”
客厅内，人们在传递着只言片语的消息，使客厅成了谣言和反谣言的陷阱。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了。以威兹萨克为例。
他认为，阻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爆发后意大利撂下德国不管让他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在办公室内，希特勒对凯特尔将军说：“立刻停止一切。马上把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谈判的时间。”
凯特尔匆匆出来，进了客厅。“进军令还得再推迟”，他紧张地告诉他的副官。于是，消息便传开了：战争威胁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元首又回头谈判去了！一听此消息，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希特勒的总副官鲁道夫·施蒙特除外。
他阴郁地对瓦尔利蒙说：“别高兴得太早。这不过是推迟而已。”恩格尔上校也与施蒙特一样深为关切。这位陆军副官从未见总理如此“大混乱”过。元首甚至与赫维尔——元首历来尊重他的意见——也争得面红耳赤。希特勒打赌说，若与波兰开战，英国肯定不会参战。“我的元首”，赫维尔断言，“千万别低估了英国人。一旦看到别无其他选择时，他们会顽固地自行其事的。”希特勒怒得不想辩论下去，转身走了。
戈林也相信，英国人的警告并非只挂在嘴上，便想偷偷和谈。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物，未与里宾特洛甫商量便与英国磋商，因为他不信任里宾特洛甫。但是，这件事并非像看来那样大胆，因为他将事态的发展一一都告诉了元首。他的和平愿望很难说是利他主义的。他是个带有强盗气味的流氓，生活中的首要目标是享受他利用职权豪夺得来的果实。战争有可能结束其醉生梦死的生活。另一方面，希特勒其人又按原则——虽则有点弯曲——办事，不为贿赂所动。他有可能妥协，但只有在能令他更接近其最终目标时他才这样做。戈林明白这一切，所以他才小心翼翼地执行其曲线和平的政策。
他挑选了一名富有的瑞典商人比尔格·达勒鲁斯在这项计划中充当非正式的中间人。他的妻子是德国人，本人又在德国拿利息，所以，他与戈林有共同的愿望，即阻止英德发生战争。还有，他也有条件这样做，因为他有许多有影响的英国朋友——这些人也愿意暗中为此事奔跑。
当月早些时候，达勒鲁斯作出安排，让戈林与７名英国人见面，地点是在靠近丹麦边境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首先向这７名外国商人阐明其观点并表达其和平愿望的是戈林元帅。此后两星期，他们除会谈外没有多少动作。两星期后，贝格霍夫军事会议召开了。于是，戈林便电召身在斯德哥尔摩的达勒鲁斯尽快前来。他谨慎地透露，局势已经恶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正迅速地变得越来越小。戈林劝达勒鲁斯尽快飞赴英国。他听从了，身上带有一封致张伯伦政府的非官方信件，敦促英德两国尽速开始谈判。
于是，在多事的８月２５日上午，达勒鲁斯乘坐普通客机飞赴伦敦，但直到当晚才被领进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办公室。英国外相心绪乐观——因为，读者记得，希特勒刚取消入侵——觉得某位中间人的效劳已不再有用。达勒鲁斯却没有如此乐观，遂电询戈林意见。戈林元帅的回答是令人吃惊的。他怕“战争可能随时爆发。”
达勒鲁斯于次日上午向哈利法克斯重述了这番话，并主动提出，由哈利法克斯致函戈林——达勒鲁斯眼中唯一能阻止战争的德国人——证实英国真心诚意要取得和平解决；此函由达勒鲁斯面交。哈利法克斯告退，以便与张伯伦磋商。半小时后，他回来了，说张伯伦已经同意。信写好后，达勒鲁斯便立即赶往克洛伊顿机场。
在柏林，阿托利科大使带着墨索里尼的另一封信前往总理府。信中，墨索里尼开了一张可怕的货单。如要意大利参战，他要德国提供６００万吨煤、７００万吨石油、２００万吨钢材和２００万吨木材。由于阿托利科本人反战，他便故意把墨索里尼的条件搞得无法接受。当里宾特洛甫冷冰冰地问如此庞大数量的原料需于何时交付时，阿托利科回答说：“呀，立刻交，在敌对行动开始前。”
这是个不合理的要求。若考虑到希特勒所受到的压力，他的回答是平静得惊人的——此回答于下午３时零８分用电报发回给了墨索里尼。他说，多数项目他都能满足意大利的需要，但遗憾的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他不能在战争爆发前交货。“在此情况下，总理，本人了解您的处境，只要求您积极加强宣传，并用您已向我建议的适当显示武力的办法，钳制英法两国的军事力量。”他最后说，鉴于他已与斯大林签订了条约，“即使要冒与西方关系复杂化的危险，在解决东方问题时，他也不后退一步。”
这可不是空口吓唬吓唬而已。陆军已准备于９月１日发动进攻，现在所差的就是元首最后一句话。星期六下午，柏林上空热浪逼人。尽管报上大登特登“在‘走廊’上，众多德国农户被焚”、“波军逼进德国边境”之类，许多柏林人仍在市郊四周的湖泊里尽情享受冷水浴，这些幸运者更关心的是气温，而不是政治。
下午６时４２分，阿托利科收到了罗马打来的另一个电话。电话是齐亚诺打来的，是给元首的另一封急信。信中，墨索里尼抱歉地解释说，阿托利科误解了交货期。他并不认为一年内可以交货。对在此紧要关头他无力相助表示遗憾；接着，他又出人意外地呼吁和平。他说，现仍有可能取得圆满的政治解决。希特勒一读到这些话，便觉得他的盟友已将他抛弃。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再次作出一个妥协性的答复。“本人尊重导致您作出这一决定的种种原因”，他说，并试图以自己的乐观为伙伴打气。
元首既失望又筋疲力尽，便比平时早些就寝，但午夜一过便被叫醒。戈林有要事求见：那天他提过的那个瑞典中人回来了，还带回哈利法克斯的一封蛮有意思的信。达勒鲁斯被匆匆领进元首的书房时，已是８月２７日零点３０分了。希特勒庄重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为和平而奔波的中人。
戈林站在他身旁，洋洋自得。在简单交谈几句后，希特勒又大讲特讲德国如何希望与英国达成谅解。议论变为对英国人的谩骂。在将最近向汉德逊作的提议解释了一番后，他喊道“这是我向英国作的最后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说着，他的脸绷紧了，手势也变得“非常奇特”，不断吹嘘帝国的武装力量如何优越。
达勒鲁斯指出，英法两国的武装力量也大大改善了，满可以封锁德国。希特勒不作声，只在室内踱来踱去。猛然间，他站住了，重又开口讲话（据达勒鲁斯回忆）但这次好像是在说昏话。“若战争发生，我就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好像是唱针停滞不前的唱片似的，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突然，他又像向大群听众演讲似的，但话仍在重复。”我就造飞机，造飞机，飞机，我就将敌人消灭！”达勒鲁斯目瞪口呆，回首看戈林作何反应。这位帝国元帅纹丝不动，达勒鲁斯被吓坏了：这两个就是行动能影响全世界的人呀！
“战争吓不了我”，希特勒继续说，“包围德国是不可能的。我的人民佩服我，忠实地跟我走。”他能促使他们发挥出超人的力量。他的目光迟钝了。“将来若没有黄油，我第一个停止吃黄油，吃黄油。”他停了停。“如果敌人能坚持数年”，最终他说，“我便利用我对于我的人民的威力，比他们多坚持一年。所以，我知道我比所有人都优越。”突然，他又问，英国人为何老不与他达成协议。
达勒鲁斯吞吞吐吐，不敢照实回答。后来，他终于说，麻烦在于英国对希特勒缺乏信心。一听此话，元首便捶胸顿足。“笨蛋！”他喊道。“我一生说过谎吗？”他继续走来走去，突然又止步。他说，你达勒鲁斯听了我方的意见了。你必须立即返回英国去，把听到的告诉张伯伦政府。“我觉得汉德逊不了解我，我真是要达成谅解的。”
达勒鲁斯反驳道，他只算是私人，要有英国政府的邀请他才能前往。首先，他得明确赖以达成协议的各项要点。例如，确切地说，希特勒向波兰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希特勒笑了。“哎”，他一边说，一边转向戈林。“汉德逊可从未问过这点呀！”戈林元帅撕下一页地图，用红铅笔圈出了德国所要求的土地。
这样，会见便成了澄清希特勒向汉德逊所作建议中的几个要点的讨论：德国需要与英国订立条约，以消除政治或经济上的所有事端；英国要协助德国取得但泽和那个“走廊”作为报答，德国将保证波兰的边界并让她取得一条通向格丁尼亚的走廊；在波兰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应得到保护；还有，无论何时，若大英帝国受到进攻，德国就会提供军事援助。
达勒鲁斯太老实了，戈林说什么他信什么。他也把希特勒往最好处想。另外，他也没有受过外交训练，只有为和平的真诚愿望和令人敬佩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回到旅馆，他便立即给一位英国朋友挂了个长途电话。过了不久他便得到了回话：英国政府欢迎他充当消息传递人。星期天（平安无事）上午８时，他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登上了一架德国飞机。当这架飞机朝伦敦方向低飞时，他暗自思忖，自己是否是某个阴谋中的马前卒？他颇相信戈林是在真心为和平解决而操劳。但，希特勒是吗？
希特勒把安息日也当作工作日。他取消了原定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不恰当地定名为”和平之党日”的庆祝活动，推行了战时粮食和衣服配给制。然后，三军也处于半紧急状态，海陆空三军的武官被令在柏林待命。
就在这种战争气氛的笼罩下，两位重要的波兰外交人员带着一份调解建议，秘密地与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工作人员彼得·克莱斯特接触。他们暗示，贝克外长是被迫向德国采取好战行动的，其目的仅在于使狂热的波兰爱国者感到满意。贝克所需要的无非是时间，以使事态平静。克莱斯特忠实地向里宾特洛甫作了汇报。一会儿，外长便亲身面见元首。希特勒听得很不耐烦，不容分说地宣称，如贝克在波兰连脚都站不住，怎么能指望他帮忙。另外，克莱斯特此后也不要再与波兰人搞半官方的接触。元首发出这道命令是有点刻薄的，他还说，这种命令你冯·里宾特洛甫先生早就该发的。克莱斯特闷着头走出总理府时，他心下明白，决定已经作出了——是战争！
在那个炎热的星期天，希特勒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处理另一次和平呼吁——达拉第总理的呼吁。这次交道是作为老兵对老兵打的。“作为一个前线的老兵”，他写道，“我与你一样明白，战争恐怖是什么。”再争论已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自萨尔河还给德国后，德国再没什么要求可向法国提了。在那里恶作剧的是英国，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德国的疯狂的宣传战”，而不是劝波兰人讲道理。他请求达拉第这个爱国的法国人设身处地为希特勒想一想。若有人阻止法国的某一城市——比方说，马赛——向法国效忠，原因是吃了败仗，你达拉第会有什么想法？生活在该地区的法国人受到迫害，殴打甚至被残酷杀害，你又有什么想法？“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想象，达拉第先生，德国会以此为由攻打法国。”对达拉第在信中提到的各点，希特勒均表示同意。他再次呼吁，凭着前线军人的共同经历，达拉第先生应该明白，要一个荣耀的国家放弃近２００万人民，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自己的边境上受到虐待，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泽和那条走廊必需光明正大地归还给德国。
中午过后不久，一架德国飞机在克洛伊顿降落了。比尔格·达勒鲁斯从机内出来。由于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空中交通已陷入停顿，这个机场一片死寂。在乘车前往外交部的途中，他瞥见防空人员在街道上来回巡视，商店的窗户上贴满了纸条。他们绕道偏僻的小巷前往唐宁街１０号。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贾德干正在那里等候。他们脸色严肃，但“非常镇静”。达勒鲁斯讲述了他与希特勒长时间会见的情形，同时也觉察出一些怀疑的气氛。由于他所汇报的有几点与汉德逊的说法不同，张伯伦便问，他是否绝对确信他听明白了希特勒的话。达勒鲁斯——他的德语比汉德逊的要好——回答说，误解是绝不可能的。
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张伯伦的说话都带有不信任希特勒的色彩。他问元首给达勒鲁斯留下的印象如何？他的回答（“我不想让他当我的贸易伙伴”）令首相笑了——是当日唯一的笑容。由于英国人对他的解释持有怀疑，他建议让他返回柏林，将他们的反应带给德方。张伯伦迟疑了，原因是，现仍在伦敦的汉德逊大使，当日就要带着对希特勒提议的答复返回柏林。他于是便建议将大使的归程推迟一天。这样，他便可在他们作出官方答复（仅以汉德逊的评估为基础）前让英国人掌握希特勒的确切想法。
他建议与戈林通话并单刀直入地问他，德国政府是否同意让汉德逊推迟一天。“你想在外交部打电话吗？”张伯伦问。
达勒鲁斯说是，张伯伦也就同意了。几分钟后，这位中人便在贾德干室内与戈林通话了。戈林说，未与元首相商他不能立刻作答。半小时后，达勒鲁斯再次与他通话。这一次，戈林宣布，希特勒接受这项计划，“条件是它必须是真诚的”。贾德干坚持让达勒鲁斯秘密飞返德国。于是，原载他前来英国的那架飞机便从克洛伊顿转至一较小的机场赫斯顿。
达勒鲁斯抵达戈林在柏林的寓所时，已是晚上１１时了。他对戈林说，他个人深信，英国政府和人民都真心诚意要和平，且极守信用。他还扼要地转述了英国政府对希特勒提案的答复。戈林擦了擦鼻子。他说，英国的回答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整个局势都处在风雨飘摇中。他得单独与希特勒磋商。
回旅馆后，达勒鲁斯一边等待一边在房中踱步。凌晨１时３０分，戈林的电话终于来了。他用宏亮的声音说，希特勒的确尊重英国的观点，对他的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表示欢迎。对英国决定承诺其关于波兰边界的保证，坚持此事应由五大国共同作保的态度，他也表示欢迎。特别令达勒鲁斯松一口气的是后边的那个让步，因为它肯定意味着希特勒已将其它有关波兰的计划束之高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