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的每个村镇，红黑两色的卍字旗与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一起飘扬。希特勒之用兼收并蓄的办法搞革命的概念正在一个需要革命有秩序地、合法地进行的国家内产生作用。现在，人们已把元首的冲锋队看成几乎是政府的左右手；每个关键部门差不多均由纳粹或受它控制的人把持。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堂里，褐色革命均受到赞扬和祝福。
希特勒继续在说，动荡是暂时的。“革命并不是永远如此的”，在宣布国家由一党专政的前夕，他对各州总督说，“必须将革命所产生的激流引进安全的进化渠道内。”掌权的唯一标准是才干，不是党员与否。
希特勒并不要流血的起义，也不想搞将普通公民或工业家驱除的全面改革。他给自己的地方长官订下了指导原则。“为了取得权力，我们就得迅速地一举而征服之。在经济领域内，我们的行动必须由其它发展原则来决定。在这里，进步只能逐步取得，切不可采取过激行动将现存的条件打碎，这会危及我们的生存基础的。”这些话，在他的最强大的支持者即冲锋队员们听来甚为反感，几乎惹其他们动武。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多年来他们都在等待，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个享受战利品的制度。然而，希特勒却作出了惊人之举。他从下而上挫败了这一革命，且完全是靠自己的人格之力量。
他宣告经济革命已经结束，并将党员经济专家撤换，换上来的是大商家代表。希特勒之社会主义是独一无二的，且服从于他的秘密目标。他之有组织的经济概念与真正的社会主义颇为接近，但是，只有当它能为更伟大的目标服务时，他才愿作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对私有财产的蔑视是波希米亚式的，而不是革命式的。他需要的只是足够的资本以重建武装和恢复经济，使德国享受到适当的命运。他是凯撒，不是列宁。他只将社会主义用来调动群众。假如他认为；资本主义能推动群众，他很可能会举起那面大旗。对希特勒说来，只要能拯救德国，可以不择手段。
从表面看来，他好像在创造一个工人的社会。在工人们看来，他既是兵又是劳工；他们还在宣传这一形象。这样，战时回战败而受辱、平时又因经济处于崩溃边沿而受苦的、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便极易与这种既是战士又是工人的英雄一拍即合。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他们的领袖被关在集中营里——在国家社会主义里找到了一个家。接受希特勒关于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不同的定义是一点儿也不困难的：“德国之社会主义是由德国人领导的；国际社会主义则是犹太人的工具。”
到１９３３年年中，希特勒已得到了大部分德国人的支持。资产阶级和工人，军界和政界，种族主义者以及国内某些最有头脑的人物，纷纷加入纳粹党，使它庞大起来。权力腐蚀人——这历来都是一条政治原则；但它也能使人变得神圣。一年前还是街头暴徒的希特勒，却也被他的职务带来的权力变得受人尊敬。某些德国人是被贪图方便引诱，但更多的人却是被理想主义的浪潮引诱。改革似乎在席卷全国。再者，经济业已好转；大城市的街头巷角已不再充斥乞丐。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追随希特勒，连剧作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也拜倒在元首脚下，虽然程度有所不同。那年７月，斯宾格勒与希特勒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对法国的政策展开了争论。两人对新教会领导之平庸均表示鄙视。分别时，希特勒对这位作家说，他认为，“将党外人士争取到某项政策上来是非常重要的”。斯宾格勒同意这一见解。元首虽然平淡无奇，却也“是个很正派的人物”——他是带着这种感觉告别希特勒的·理查·施特劳斯——他并不是元首最宠爱的作曲家。他宣布，对德国之变更，他是满意的。当《罗生卡瓦利亚》在柏林首演时，元首前往参加，中间休息时在包厢内接见了施特劳斯。这使他喜出望外。
教会的“王子”们更是急于向希特勒献媚取宠。“希特勒知道如何驾驶航船”，新近被宣布为非法的天主党领袖路德维希·卡斯牧师在晋见教皇后宣称，“在他当总理前我就常与他见面。他思维清晰，既坚持崇高的理想，又面对现实。他给了我深刻印象……只要秩序得以维持，谁来统治都可以。”*？
乌斯十一世也恪守同样的原则。这点可在７月２０日希特勒与梵蒂冈签订的宗教协定中得到证明。教会同意不让牧师和宗教界人士参政；希特勒则同意给予全国的忏悔学校完全自由——这是天主教的一大胜利。教皇陛下对希特勒的代表弗兰茨·冯·巴本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并说对德国政府有一位毫不妥协地反对共产主义和俄国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的首脑，他是多么的高兴”。
梵蒂冈对被承认为一个十足的伙伴感恩不尽，祈求上帝保佑第三帝国。更实际的是，他令德国的所有主教向国社党政府表忠。新的誓词是以含义深刻的话结尾的：“在尽本人之神职时，在为德意志帝国的福利而静默时，本人将尽力避免危及帝国的行为。”
在德国社会的每一阶层，人们均在寻找支持新政府的理由。元首在群众中大受欢迎；人们川流不息地涌向希皮塔耳瞻仰元首的故居便是证明。他们也前往希特勒孩提时代度暑假的农舍。他们爬上房顶拍照，在院子里的木槽内洗手，好像里面盛有圣水似的；他们敲下小块堆谷仓的石头，把一切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以留作纪念。现在的主人从地里回来时，他们常常受到游客们的包围。“简直像赶集一样”，约翰·施图茨回忆说，“他们在牛身上画卍字，一边高唱希特勒的赞歌，一边游村。不久，那个地方便被糟蹋得像废墟。”
１９３３年７月下旬，希特勒偷空再次拜访白莱特，在理查和科西玛·瓦格纳以及他们的儿子品格菲的墓前安放了花圈。他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节日。自他担任总理以来，这是首次拜谒瓦格纳的故乡。他在设在万弗里的图书室内漫步，满足之情溢于言表。“十年前您就是在这儿接见我的”，他对威尼弗里德·瓦格纳说。说完，他便阴郁起来，“那次起义如果不遭失败，一切都会大不相同。那时我的年纪正合适。我现在太老了。我失去的光阴太多了，必须加倍努力。”沮丧情绪来得快也消失得快，一会儿他便预言他将在位２２年，“到时我就退休，但首先我得掌握更多的权力，省得再找内阁的麻烦。目前，他们认为完全有权过问根本与他们无关的事务。”在进素食午餐时，他透露，一旦得到全权，他就将寺院解散，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
那年夏季，希特勒大部分时间在上萨尔茨堡的乡间别墅消夏。他邀请汉夫施坦格尔一家前往瓦申弗尔德度假。汉夫施坦格尔脱不开身，便派赫仑纳和埃贡前往（埃贡已１２岁）。他们从慕尼黑乘车出发，希特勒坐在司机身旁。车抵罗森海姆附近一崎岖路段时，突然发生急剧的爆裂声，停了下来。７名卫兵，端着自动步枪，立时将抛锚的车子团团围住。司机凯姆卡连忙检查发动机——由希特勒打手电。“元首，又是老毛病”，司机解释说，“不知是哪个共产党分子往油箱里放了糖块。”希特勒令卫兵加强警戒，兴致勃勃地观看司机拆下一个零件。司机又吸又吹，还往地上吐——汽油和糖。
与其他自豪的家长一样，希特勒领着赫仑纳和埃贡参观瓦申弗尔德。他的住房坐落在二楼，正对着上萨尔茨堡，与其它房间一样，陈设简朴。“室内只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和好些简易的书架”，埃贡回忆道，“我特别注意寻找，看元首消遣时看些什么书。”令人惊奇的是，大部分是卡尔·梅依所著的描写荒凉的西部的书籍——这些书更适合于埃贡阅读，而不是总理。
汉夫施坦格尔母子是请来的客人，但住在附近旅店里或寄宿公寓里的党员也会来看元首。“戈林与元首形影不离。他们常在花园的小砖路上走来走去，边走边密谈。走来走去都是那块地。若是坐在屋前的走廊上，他们走过时，也可听到一些谈话内容。说话的总是戈林：‘我刚签完２０份死刑书……’据我记忆所及他说的大概只是这些。我母亲也听到过。我们俩都觉得奇怪，堂堂皇皇的国家政策后边，竟有如此可怕的事情。”
他们全在一聘用餐。餐室设在楼下，简朴大方。埃贡吃不惯安吉拉做的奥地利饭菜，尤其是豆荚，因为这菜要与牛奶、面粉和些小糖一块吃。不过，餐桌旁无拘无束的谈话却令他神往。“他们谈音乐，谈政治，还谈中国艺术——实际上，什么都谈。按其标准，希特勒是够开恩的。我是说，他并不让你老觉得他是个元首。照例，希特勒是不与人交谈的，他不是听就是长篇大论，而他之所云又好像具有天主教的权威。但在这里，在他的‘乡村别墅’里，他经常完全与普通的主人一样，举止得宜，是个普通人。他谈得很多的是汽车，发动机，不同型号的船只的性能，以及诸如此类有关技术的事情。”
到此时，元首在瓦申弗尔德别墅的消息已传了出去，全国的旅游者便涌向上萨尔茨堡。他闭门不出，以免被人看见。
一天，一群人将埃贡叫来，问他希特勒是否有可能出来。１２岁的埃贡跑到元首跟前，很不自然的说：“希特勒先生，一群虔诚的人在门廊里等您，等得很急。”
希特勒放声大笑，跟着埃贡走出去与众人打招呼。“他们差点儿晕了过去。他进去后，他们大大谢了我一番。有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还把希特勒踩过的卵石拾了一些，放在玻璃药瓶里，欢喜若狂地塞进胸前。”后来，门廊里又来了一群人。埃贡向他们收集了一叠明信片、照片和纸片，一声不响地将它连同一支笔放在元首面前。“我的上帝！孩子”，他笑着喊了一声，“你也不放过我呀，是不是！”
希特勒下山返回柏林后，准备以同样和善的脸孔去面对世人。那年８月，希特勒批准埃贡的父亲出版一本反对希特勒的漫画集，这些漫画系集自德国国内外的报刊杂志。画集书名叫《白纸黑字》，封皮上画着希特勒，他善意地对他的批评家放声大笑。这些漫画是经汉夫施坦格尔精心挑选出来的，有些是讽刺画，有些是恶意中伤的画，是近１０年来最好的。汉夫施坦格尔在序言的开头，引了希特勒心目中的英雄腓特烈大帝的一句话：“小册子应挂在低一些的地方”他在序言中解释说，本书是区分真假希特勒的一个尝试。
这种宣传吓破了戈培尔的胆。汉夫施坦格尔的理由是，这样才能使英美人获得良好印象。这便改变了希特勒的形象，使许多外国观察家都觉得，希特勒是寻开心的对象，而不是惧怕的对象。“当领袖的神话在德国迅速传开时”，《文学摘抄》评论道，“欧洲某些独立的日报和周刊却着重强调德国独裁者可笑的方面。他们将希特勒描述成滑稽人物，他的严肃令他更加可笑。”对斗争中处于劣势者历来深表同情的英国人，在元首就赔款与边境问题与法国人打的交道中，帮了希特勒的忙。罗提安勋爵辩解说，国社党人在国内的残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世界大战以来德国人受外国迫害的反映。”英国对凡尔赛条约的攻击仅次于德国。
希特勒带着这种善意开始修订其对外政策。统治他的对外政策的，是他的双重理论，即种族论和生存空间论。偶尔他也会拐弯抹角，但最终总离不了归结到东方生存空间问题上。希特勒总想诱使英国作为一个沉默的伙伴加入其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为此，他必须使英国人相信，帝国已放弃了世界贸易和建立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简而言之，德国将控制欧洲大陆，成为反共的堡垒，海洋则由英国去统治。在东征前，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希特勒向意大利求援，因为意大利同情纳粹之原则，又由于墨索里尼对地中海存有野心，与德国同样敌视法国。
希特勒从魏玛共和国继承得来的外交人员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对他的外交方法心存恐惧，但是，大多数外交人员却也同意其大多数的基本目标——原因完全不同——并自我解释说，他们可利用他和他的社会主义的招牌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一般人都相信并希望”，职业外交家赫伯特·冯·迪尔克森回忆道，“不可救药的革命党人会被及时消灭，而他们的继承者，在尝到了权力这杯美酒的甜头和享受了权力带来的舒适生活后，会做更有成效的工作，思想也会变得保守些。”于是，想法与迪尔克森类似的同事们都“觉得，在正常化的过程中，我们有责任进行帮助”。
希特勒在操纵外交事务方面，与操纵工业家和军方人士一样狡猾。他允许所有官员留任原职，包括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与犹太人结婚的官员在内。他并宣布，帝国希望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只要他们不干涉德国的内部事务。他之反对土生土长的共产运动并不表明他们也敌视俄国，同时，为了表示诚实可靠，他秘密地允许苏联根据在他上台前达成的长期贷款协议，延期付款。
到１９３３年秋，希特勒觉得，小心翼翼的国际游戏已玩到头了。他决心退出国联——别的不提，国联对重新武装所采取的政策是混乱的。“我们必须退出”，他差不多兴高采烈地对巴本说，“其它考虑均完全无关紧要。”当兴登堡询问退出国联是否明智时，希特勒辩解说，为求得德国之完全平等，这势在必行。老头子违心，勉强同意。两块大地产的礼物——以及希特勒和戈林的口头允诺，即从帝国和平鲁士的资金中给每块地产拨款４０万马克以资修缮——可能影响了他。
１０月１４日，希特勒通过电台正式向世界宣布，德国不参加会议并退出国联。“在一个没有这样的平等权利的组织内写下自己的名字作为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对一个有６５００万人民、热爱荣誉的国家和热爱荣誉的政府来说，是个不能容忍的耻辱。”
这个攻击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之退出一个歧视战败国的组织，是拒绝凡尔赛条约的象征，而不是对西方的挑战。他破例向法国人重申其和平愿望，并希望德国与法国和解。
希特勒的闪电战术是赌博——然而，由于声言和平，这又是包赢不输的。不出所料，英国人同情多于谴责。赫特伍德的艾仑勋爵在上议院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１５年来，我们和其它国家均未将明智的公平正当手段交给德国，而这种手段，当德国从自己的土地上拱手将发动战争的政权交出去时，德国是理应得到的。”
希特勒宣布，他将把自己的决定交给订于在月底举行的公民投票。这是希特勒处理问题，在国内争取广泛支持的典型方法。宣布后几小时，祝贺信便如洪水般朝他的办公室涌来。“天主教行动”组织还拍来电报，“一致”支持他们的元首。“使元首退出国联的并非野心”，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对他的学生们说，“也不是心血来潮，不是盲目的固执，更不是要使用暴力的欲望；它不外乎是要无条件地为掌握我国人民的命运而明确地负责的愿望而已。”（海德格那时是个纳粹党员，数月后退党。）
希特勒绝未放弃其两面的外交政策。１０月１８日，在会见《每日邮报》记者华德·普顿斯时，他的讲话既温和又入情入理。虽然德国人“决不再容忍继续歧视德国之举，但他们绝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新闻记者发表的保证言辞，在外交界却意义甚微。德国驻意大利大使致电外交部说，墨索里尼“对我采取之步骤甚为不安，并感深悔。”墨索里尼不但认为德国之退出国联是对他之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而且“觉得无法摆脱目前局势，也不知道德国将如何动作。”
墨索里尼的愤怒虽然使元首感到关切，但他仍集中全力，为在行将到来的公民投其中获得令人信服的授权而奔波。他处之如同竞选，利用党的财力人力，力图说服人民支持他退出国联。教会再次给予热情支持。巴伐利亚的每个主教均批准红衣主教法拉伯要求投赞成票的声明：“这样，民主教徒们便重新表明他们对人民、对祖国的忠诚，表明他们赞成元首为使德国人民从战争恐怖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怖下解救出来，使公共秩序得以巩固，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所采取的卓有远见而强有力的行动。”它反映了公众对失败的战争和压抑人心的凡尔赛条约的愤慨。希特勒之所以要把公民投票之日选择在１２月１２日，即停战协定签字后一天，其原因就在于此。
他向各阶级发出呼吁，似乎他们亲如一家似的。“为在世界之林中重新获得你们的地位而斗争之际，内部再闹矛盾，你们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他在西门子公司的工厂里对工人们说，“要使德国不再甘心做个流浪汉，它就必须坚持权利平等。要做到这点，全体德国人民就必须团结一致。接收我为你们的元首吧。我已表明我能领导，我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只属于你们。”
在选举前夕，兴登堡与希特勒结成一体——他曾从希特勒处得到巨额报酬。“明天，请拿出你们的民族荣誉感来，与帝国政府结为一体”，在广播讲话中，他告诫全国人民说，”为了平等原则，为了荣誉的和平，请与我和总理一起，发表意见。要向全世界表明，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已恢复了德国的统一，而且将维护它。”
这个祈求是爱国者很少能抗拒的。次日，清点后的票数表明，９５．１％的人投票赞成元首的外交政策；在议会的选举中，９２．２％的选票支持国社党——选票上唯一的党。虽然有些外国观察家嘲笑这一结果（达豪集中营内２２４２人中，２１５４人投了元首的票），它却是德国人心的寒暑表。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阿道夫·希特勒不但赌赢了，而且还加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他得到的授权压倒了一切。在尔后数星期内，他便通过了一项法律，把党和国家合二而一。该项法律说，国社党“是德国国家意志的代表，与国家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
在把德国全人口置于新政权的统治下之后，希特勒的一体化的政策便正式完成了。靠取得同意（和威胁）的办法，元首取得了相当大的权力，但仍不是个真正的独裁者。这是因为，军方甚至正在抱病的兴登堡仍有可能反抗。希特勒已将德国引上了独裁的道路。德国人并不需要用鞭子驱使自己去跟随正在使他们摆脱经济危机和铲除凡尔赛条约的耻辱的普格菲（*德国传说中的英雄——译注）。
当然，没有镇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集中营（这是英国波尔战争时期的外来词）已遍及全国，且人们已习以为常。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它都是一种受惩罚的威胁。在没收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和出版社后，报上也会出现严肃认真的抗议。编辑和出版商已双双受到控制。随着帝国新闻局的建立。独立办报的最后痕迹也被一扫而光。与新闻自由一起被扫除的还有文艺、广播、戏剧、音乐、电影和美术。
时至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德国已站在极权主义的门槛前了。这样做不是恐怖而是时代的需要和团结的愿望。因循守旧的精神也不是个阶级问题。它在科学家中存在，在工人中也存在。“我们希望，这样便能与国家之精神相吻合，忠实地与政府合作”，德国数学家协会主席对他的同事们说，“无条件地，高高兴兴地——每个德国人均必然会如此——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及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总理服务。”
于是，在德国社会的每个阶层，在各行各业，都少不了极权和一体。虽然其它国家和民族都在暗自庆幸，这种俯首贴耳是日耳曼人特有的，新政权的镇压性也是条顿式的典型，但这两都却是经济、地理环境和时代要求的同一结果。这些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拍子前进的德国人，在热爱秩序和尚武精神方面各不相同，在残酷性和傲慢方面也各自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