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我，幻想家
1889-1907
希特勒很少谈及自己的家事，但对其少数心腹，他却也承认，自己无法与父亲相处，因为父亲独断专行。他母亲是个性格安静而温柔的女人。希特勒虽然极尊重母亲，但家庭的主宰却是父亲。父母都是瓦尔德维尔特尔人。这是个奥地利的农村，位于维也纳西北部，离现今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不远。据希特勒族中人说，他的家族有摩拉维亚人的血统。在奥地利，希特勒是个很普通的姓氏，有可能是从捷克人的姓“希德拉”或“希德拉切克”演变而来。１４３０年以来，瓦尔德维尔特尔村姓希德勒的，其姓氏有过许多拼法，从“Ｈｙｄ－ｌｅｒ”变为“Ｈｙｔｌｅｒ”再变为“Ｈｉｄｌｅｒ”（这三个字拼法不同，读音却极相似，不同者只是“德”与“特”而已——译注）。１６５０年，阿道夫·希特勒之母亲的直系祖先有位就叫格奥尔格·希德勒（Ｇｅｏｒｇ Ｈｉｅｄｌｅｒ）。他的后裔有时也将其姓拼成“Ｈüｔｔｌｅｒ”或“Ｈｉｔｌｅｒ”。在那个时代，像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样，拼写既无关紧要，也不规律。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风景平淡，地处丘陵地带，多树林。斜坡上长满了整齐的林子，也有勤劳节俭的农民世世代代开发出来的耕地。希特勒的父亲于１８３７年６月７日出生在斯特隆斯村，其母生他时是个４２岁的未婚女人，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因为村子小，斯特隆斯还不能独立成为教区。所以，新生儿便在多拉萨姆登记，名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非婚生子”。父亲姓名一直是个空白。于是，便产生了至今仍待揭开的谜：他可能就是邻近村子的。希特勒的祖父也有可能是位有钱的犹太人，名叫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玛丽亚·安娜曾在格拉兹这位犹太人家里当过佣人，使她怀孕的可能是主人年轻的儿子。
阿洛伊斯快５岁时，邻村希皮塔耳，一个名叫约翰·格奥格·希德勒的游动磨坊工与玛丽亚成了亲。但她与小儿子过的生活依旧很艰苦；５年后她便去世，继父又开始流浪。此后，阿洛伊斯便由希德勒的兄弟约翰·奈波穆克（住希皮塔耳村，门牌３６号）抚养成人。这间农舍以及邻近的一间，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希特勒曾在这里度过五六个暑假。
后来，希皮塔耳的情形变得使阿洛伊斯无法忍受，于是在１３岁那年，他“打*？小小的背包，逃出家门。”这段插曲（如果属实），后来在他儿子阿道夫·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一书中成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他在绝境中作出了决定，上了路，身上只带着几枚左尔登（德奥两国以前的银币——译注）作路费，投身于吉凶未卜的未来。”一路上，他东打零工，西打零工，一直到了这个冒险青年心目中的麦加城——维也纳。在维也纳，他当上了鞋匠的学徒。５年后，他学会了做鞋的手艺，却又决心“干点像样的活”，于是，他便入伍，成了边防军。这样，他便成了一名公仆，比神职还高出一头。
他勤奋用功，通过了特别考试，到２４岁时，已升为监管之类。
这种级别，对瓦尔德维尔特尔村人说来，是一种超凡的荣誉。
雄心勃勃的阿洛伊斯，此后定期得到提升。１８７５年，他当上了设在多瑙河上的与德国隔江相望的布劳瑙海关的督察。
对阿洛伊斯的起步青云，最感骄傲的莫过于是将他抚养成人的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希德勒之族人，从未有居此高位者。由于没有男嗣得以继承希德勒之姓氏，奈波穆克遂于１８７６年春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他可能另有动机。村里的闲话说，阿洛伊斯是由他所生。写过青年时*？的希特勒的作家弗朗兹·耶钦格说，希德勒或许是想通过将阿洛伊斯合法化的办法，确保他的职业。“如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这是个很强有力的动机。”）６月６日，他的女婿和另外两名亲戚，稍事旅途后，便到了维特拉镇，在公证人面前作了假证，伪称“希德勒的哥哥”——他们将他称为“希特勒”——曾数次当面对他们说过，并在他死前（１８５７）所立的不可更改的遗嘱中称他曾生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他要求将他合法化，并立他为嗣。
“希德勒”被改成“希特勒”，这可能是出于疏忽，但更可能是农民之狡计使然，目的是故意将此事弄得含混不清。次日，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与三名亲戚一同来到多拉萨姆——阿洛伊斯出生时就在该地登记。在查验了由三位证人签署的文件后，年老的教区牧师查阅了该区的婚姻登记册，并证实，在１８４２年确有一名叫格奥尔格·希德勒的男人与一名叫施克尔格鲁勃的姑娘结婚。他于是便同意更改出生登记。但是，要么因为迟疑，要么因为暗中有所提防，他在将“不合法”改成“合法”，并将婴儿姓名“施克尔格鲁勃”划掉时却未将另一个名字补上。在最后一个栏目里，他密密麻麻地写道：“签字人证实，本栏所登记为‘父名’的格奥格·希德勒，与签字人甚熟，据称，他根据孩子母亲的意见，同意接受阿洛伊斯，承认系孩子之父，并希望本区将孩子列入洗礼名册。”
三名证人的签字是由牧师代劳的，由三人依次画押——各自画了个十字架。
登记册修改一事，既没有日期押脚，又没有签名，那位牧师会生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仅将父名写成“希特勒”，而不是婚姻登记册上的“希德勒”，而且他也明白，这套手续从头到尾都是不合法的，原因有二：第一，除非通过法庭，否则已故之人是不能被承认为父亲的；第二，做母亲的需将事实予以证实。
这件事中，还有一处含混的地方——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是否同意接受新名。对他，不合法之私生子并不十分难堪；在奥地利南部，此事已不足为奇，在遥远的山区，私生子的出生率高达４０％。在农村，孩子就是命脉；任何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是受欢迎的。而特别令他难堪的是更改姓名，因为“施克尔格鲁勃”业已多少作出了一些成绩。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确曾诱使阿洛伊斯改名〔村里人议论说，老人曾答应更改遗嘱，借以规劝他改名。希德勒死后半年，阿洛伊斯以五千弗罗令（当时奥地利之货币名，一弗罗令约值两先令——译者注）之巨款购买了一农庄，这多少证实了村里人的闲话〕。不管怎样，他决定接受“希特勒”之名一事，确系事关重大。很难想象七千万德国人同声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是个什么样子！
在希皮塔耳的姑娘们看来，身穿制服、梳着军式短发，浓眉大眼，留着八字胡，刮得干干净净的双颊旁边各有一撮浓发的阿洛伊斯，定然是英俊潇洒无疑了。而他也向姑娘们送秋波。与他的合法父亲一样，他已是一个私生女的父亲。他虽然已娶了帝国烟草垄断公司里一个稽查员的女儿为妻，但对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人来说，这也没有多大节制作用。毕竟，她瘦弱多病，且比他年长４岁。
在希皮塔耳村，最诱人的姑娘是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外孙女克拉拉·波尔兹尔。她才１６岁，性情温存，长有一副甜蜜的脸孔。她身材苗条，身高差不多与身材结实的阿洛伊斯相等。她很匀称，又长着一头棕色头发。是出于一见钟情呢，还是单纯出于为病妻找个女佣的愿望，这均无关重要。事实是，他说服了家人，将她带至布劳瑙。她与阿洛伊斯的家人一同住在客栈内——在那里，阿洛伊斯已与厨房女帮工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客人称她“法妮”）有所勾搭。
此种情形是希特勒夫人无法忍受的。她离开了阿洛伊斯，与她合法分居。现在，在希特勒的家庭舞台上该轮到法妮出台了。她俨然以合法夫人的身份，而不是情妇的身份出现。她非常明白，一个漂亮的女佣对易动感情的阿洛伊斯说来，具有多大的引诱力。她的第一招就是将克拉拉弄走。两年后，即１８８２年，法妮产下一男孩——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个私生子。
次年，希特勒已出走之妻死于肺痨。他于是便正式娶了法妮。婚礼是非常及时的——不到两个月，第二个孩子安吉拉便出世了。这样，阿洛伊斯终于有了个合法婚生子，尽管是在不合法的情形下怀的。他还承担了取名叫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个男孩的法律责任，而法妮呢，虽然身份已经合法，却也不见得更加幸福，因为老阿洛伊斯又有朝三暮四的迹象。与她的前任一样，她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离开布劳瑙，到空气新鲜的邻近的乡间去。阿洛伊斯带着两个小孩，又住在波马客栈的顶层，他会求助于漂亮的侄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克拉拉同意了，再次住进波马客栈。这一次，她是女佣，褓姆和情妇。阿道夫·希特勒未来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经常探望法妮，尽力帮她恢复健康。奇怪的是，法妮竟欣然接受情敌的照料。
１８８４年夏，可怜的法妮生命结束了。不出所料，希特勒家的下一任夫人已身怀六甲。阿洛伊斯要娶克拉拉，因为她可照顾他的两个孩子，而孩子们也是真正喜欢她。但当地的教堂禁止他们结合，原因是，根据那个假证，他父亲与克拉拉的祖父是兄弟关系。阿洛伊斯向牧师投诉，要求罗马按特殊情况处理。不到一个月，申请获准。很明显，这是因为克拉拉已怀孕的缘故。于是，１８８５年１月７日，阿洛伊斯和克拉拉便在波马客栈正式结婚。婚礼时在场的有两个孩子，即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还有三个证人：克拉拉的妹妹约翰娜和两个海关官员。婚礼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新女佣做的。由于她把客厅烧得过热，在整个婚礼过程中，阿洛伊斯都拿她寻开心。新婚夫妇并没有过什么蜜月，在简单地吃了一顿饭后，阿洛伊斯便回海关去了。据克拉拉后来回忆，还不到中午“我丈夫就上班去了。”
难得的是，尽管阿洛伊斯在私生活上不检点，他的业务工作却未受影响。他依旧是个忠诚老实、办事效率高的公仆；受到了上司和同僚的尊敬。虽然在地方上他的名声不好——在这样一个小镇里，婚外的桃色事件必然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话柄——他还觉得自己实在不错。在众多谣传中有一条是，他的第一个妻子还在世时，他就给她买了一口棺材。
克拉拉成了家庭主妇后，可说是万事如意。论管家，她是个典范；对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她真是全心全意，把他们当作亲生子女看待。婚后４个月，她便产下一个儿子；不到两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和另一个儿子。小儿子出世后几天便夭折。此后不久，另外两个孩子相继染上了白喉，也夭折了。这个悲剧是克拉拉难以忍受的。幸运的是她可在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身上倾泻她的母爱，但与丈夫的关系却很不自然。从一开始她就将他看成是高人一等，而自己从女佣到情妇再到妻子的道路，对希皮塔耳的一个普通姑娘说来又是如此复杂，以致她仍称丈夫为“叔叔”。
三个孩子的连续夭折，很明显，影响了她的受孕率，直到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０日第四个孩子才出世（*皇太子鲁道夫不久前在梅耶林自杀身亡）。就血统而论，他是四分之一希特勒，四分之一施克尔格鲁勃，四分之一波尔兹尔，四分之一不明。
在洗礼登记册上，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克拉拉说，阿道夫是个瘦弱多病的孩子，她老怕失去第四个小孩。但，据她家的女佣回忆说，阿道夫“很健康，很活泼，发育很正常。”
不管如何，希特勒太太宠爱自己的孩子，也许宠坏了他。
在波马客栈，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做父亲的常与朋友相聚，又嗜好养蜂，在这些方面花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更长，但在性生活方面，很明显，他已不再朝三暮四了——至少谨慎多了。女佣对他的印象很好，说他“对人严厉，但很好相处”，对下人很体贴。例如，有一天，为了不弄脏刚擦拭干净的地板，他竟高高兴兴地脱去靴子。但是，海关新任监察却认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为人冷漠。“他严格，说一不二，性情古怪，难以接近……穿上制服得意洋洋，常穿着它照相。”
阿道夫三岁零四个月时，父亲又受提拔，全家便迁至巴索。巴索这城不小，在波马客栈下方，位于河对岸的德国境内，海关督察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生活在德国的城市里，又与德国孩子们玩耍，这在年轻的希特勒身上留下了永世不灭的痕迹。例如，巴伐利亚南部的方言成了他的母语。他回忆说，它常令他“忆起我的少年时代”。
很长时间希特勒太太未再怀孕。有人说，她为了好好补一补“瘦弱多病”的阿道夫，一直在给他吃奶。直到他快到５岁时，下一个孩子埃德蒙才出生。阿道夫终于挣脱了母亲的管教，几乎完全自由了。因为孩子刚出生，阿洛伊斯的家眷仍旧留在巴索。这样，５岁的阿道夫便与德国的孩子们东逛西逛，玩个没完没了。
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整整过了一年。１８９５年春，全家迁至哈菲尔德。这是个小村子，座落在林嗣西南约３０英里的地方，他们住的是农舍，座落在占地面积约９英亩的斜坡上。
一个月后，阿道夫满６周岁，进了一所小学。小学设在弗希拉姆，离家有数英里路程。这样，阿道夫便又离开了管教*？严的母亲。入学几星期后，父亲退了休。上学本来就受管教，现在，父亲的管教又非常严格，这就使阿道夫加倍受管。父亲服务４０年，退隐乡间后，生活倒也舒适，俨然成了乡间绅士。
他家的房子虽小，但很漂亮，座落在小斜坡上，几乎被苹果树、核桃树所淹没。屋旁有条小溪，被人工修直。溪内水清如镜，终日水声潺潺。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生活，虽然受到新的管教，阿道夫肯定是快活无比的。邻近也不乏孩子，并且常来与他作伴。
上学，阿道夫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得走上一个多小时。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路程实在是太严峻了。学校的“既破旧又原始”的建筑，被分成两间教室，一个供男生用，另一个供女生用。希特勒家的两个孩子给校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据他回忆，阿道夫“思维敏锐，服从师长，又很活泼。”还有，这两个孩子的书包“里边叠得整整齐齐、可说是楷模。”
“我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这是一本自传，叙述一般都被夸大。）中写道“野外的玩耍，上学时的长途跋涉，尤其是与那些‘野’孩子们的来往，使我根本在家里呆不住。”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他已能高声表达自己。不久后，他居然成了“一个小头目”。
尔后几个月，他在家中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不懂耕作，阿洛伊斯退休后的生活变得很沉闷。１８９６年初，另一个孩子保拉出世，使景况更加恶化。一家五个孩子，包括一个只知道哭的在内，挤在一起，或许会使阿洛伊斯喝酒更加厉害。可以肯定的是，他变得喜欢吵架，容易发火。他的主要目标是小阿洛伊斯。父亲与儿子不时拌嘴，因为父亲要儿子绝对听话，而儿子又不听父亲的。后来，小阿洛伊斯痛苦地抱怨说，父亲常常用“马鞭无情地鞭打他”。不过，在那个年代的奥地利，打孩子的事情司空见惯，被认为是于孩子有益的。有一次，为了做一艘玩具船，小阿洛伊斯逃学三天。
曾对这种爱好给予鼓励的阿洛伊斯，狠狠地揍了小阿洛伊斯一顿，还“抓住他的颈背，将脑袋往树上撞，直至他昏了过去”。还有一个说法：虽然他不再如此经常挨打，那个家庭霸主却“常常打狗，打得它屁滚尿流。”据小阿洛伊斯说，甚至连温顺的克拉拉也对它施暴。如属实，这肯定给阿道夫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至于年轻的阿洛伊斯呢，他再也无法忍受哈菲尔德的生活了。他不但觉得父亲虐待了他，后母也对他不闻不问，而且对阿道夫也产生了恶感。“他傲慢专横，从小就爱发怒，谁的话也不听”，１９４８年他对一个会见的人说——事隔５２年后，他仍耿耿于怀。“我的后母总是袒护阿道夫。他常常想入非非，却又能逃脱惩罚。如果不按他的想法行事，他就会大发雷霆……他没有朋友，他对谁都不喜欢，冷酷无情。为一点小事，他都会暴跳如雷。”
由于觉得自己受到虐待和遭到抛弃，小阿洛伊斯步了老子的后尘，于１４岁那年离家出走，在老子的有生之年从未回来过。老子心存报复，将儿子要继承的遗产减到法律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哥哥一走，阿道夫便成了老子发泄怒气的主要对象。老子给儿子增加了不少额外负担，要是阿道夫不能达到要求，就必然会挨揍。几个月后，这位爱唠叨的乡绅，不满现状，将成了负担的农场变卖，带着全家跑到６英里外的朗巴赫过城里的日子去了。全家在雄伟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对面的格斯托夫·兰加纳旅馆三楼住了半年。由于摆脱了农场琐事的纠缠，阿道夫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了，他在现代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在１８９７—１８９８学年的大考中，得了１２个“优”——最高的学分。他的嗓子也很好；他有时利用下午时间，跑到修道院的圣歌班学唱歌，指导教师是本哈德·格罗纳神父。在他回家的路上有座拱桥，上边刻有修道院的盾形纹徽——最突出的是个卍字。
每到此时，“庄严而又灿烂辉煌的教堂里，浓郁的节日*？氛，立即把他“陶醉了”。修道院的方丈成了他的偶像，而他也希望自己能步入教会。奇怪的是，这种愿望居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是反教人物。后来，阿道夫对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过，“还是在孩童时，他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当一名牧师。他常常把厨房女佣的围裙借来，披在肩上当作神衣，往椅子上一趴，便久久地、热心地讲起道来。”虔诚的母亲当然赞同儿子的这一职业，但阿道夫对教堂事务的兴趣产生得快，也消失得快。不久，他在抽烟时给人抓住了。
此时，全家已住在二楼。房子宽敞、舒适，与一家工厂相连。对一个事事爱冒险的男孩子来说，这是个再理想不过的司令部了，为他提供了做他最喜欢的游戏“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各种各样的场所。在工厂的主人（一对夫妇）看来，阿道夫是个“小流氓”，难得在家，“哪里有事，哪里就少不了他”，且常常带头进攻梨树和搞其它恶作剧。若是回家，“这野孩子”的裤子也总是被撕破，手上、脚上也总是伤痕累累。
对不得安宁的阿洛伊斯来说，朗巴赫的生活就跟乡间的一样乏味。于是，１８９９年，他便在林嗣郊区的里昂丁村购买了一座舒适的房屋。这座房子座落在当地坟地的围墙一边，虽然不比一般的屋子宽敞，但其地点却正合阿洛伊斯的口味。里昂丁有居民３０００人，由于紧靠有剧场、戏院和巍峨的政府大楼的林嗣城，因而也有些文明的气派。另外，当地居民大家都和睦相处。
小阿洛伊斯一走，阿道夫便成了父亲管教的主要对象了。
据保拉·希特勒的回忆，是阿道夫“惹我父亲发火的，他每天挨揍。他是个不受管教的小流氓，不管父亲如何打他，怎样教训他，要他热爱国家的官职，统统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我母亲又是那样的爱抚他，想尽量用慈母之心去弥补因父亲的粗暴而使他没有得到的东西。”
为了表示反抗，阿道夫决定离家出走。阿洛伊斯得悉了这个计划，便把阿道夫锁在楼上。晚间，阿道夫企图从窗户的铁栏间挤身出去。因为够不着窗户，便将衣裳脱下。正当他爬向自由时，忽听得父亲上楼声，便连忙退下，用台布遮住赤裸裸的身体。这次，阿洛伊斯并未用鞭打来惩罚他。相反，他放声大笑，高声呼叫克拉拉快上楼来看看“这位穿宽袍的孩子”。比起鞭打，这种讥讽伤害阿道夫更深。后来，他私下对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总算将这件事忘掉。”
多年后，他对一个秘书说，曾在一本冒险小说中读到，不怕痛是有勇气的表现。“我于是便下定决心，父亲打我时我永不再哭。几天后，我便有了一个考验我的意志的机会。我母亲吓得跑到门外躲了起来。我呢，则默默地数着屁股上挨了多少棍。”希特勒宣称，打那天以后，他的父亲便从未再碰过他。
虽然年仅１１岁，在阿道夫消瘦的面容上就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在那年里昂丁小学的全班合照中，他站在顶排的中央，比同学们高出数英寸。他脸孔朝上，双手交叉在胸前。他富有造反精神，又骄傲自负；毫无疑问，他是个最聪明的孩子。论功课，他费不了多少力气，同时还发现了另一种才能——他会绘画。从１９００年３月２６日画的一幅关于瓦伦斯坦的画中可看出，他作为画家的天才又初露锋芒。在课堂上，他会利用学习时间偷偷作画。有一次，一个名叫温伯格的男孩子，见他凭记忆便将“邵姆堡城堡”画了出来，不禁目瞪口呆。
课间休息或放学后，他仍是同学们的领袖。他住过的地方比大多数同学一生中能去到的地方还多，因此，同学们都将他看成是大人物。在玩耍中，他常常受到弗尼摩·库伯及其仿效者德国作家卡尔·梅依的历险小说（他在拚命阅读）的启发和鼓励。卡尔·梅依从未去过美国，但他写的关于高贵的印第安人和身强力壮的牛仔的故事，却在德国和奥地利被一代一代的男孩子们看成是福音。阿道夫对老萨特汉和他的同伙的冒险简直着了魔。他不厌其烦地带领同学们演出这些故事，年纪大些的孩子失去热情后，他便找年纪小些的来演，有时甚至也把女孩子们找来。
大概就在此时，他在两本描写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的杂志里找到了更有意义的刺激。他孜孜不倦地阅读里边的文章和插图。“不久，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计策，便在我内心成为最伟大的经历”，“打那以后，对凡是与战争或因此而从军有关的东西，我都越来越热心。”（见《我的奋斗》——这部书，出于政治目的，有时会扭曲事实。）
一年前爆发的波尔战争，不但激发了他的日耳曼人的爱国主义，而且也给他提供了玩耍的材料。一小时又一小时，他率领着他的“波尔军”，与那些不幸要扮演英军的孩子们进行“激战”。他经常玩得流连忘返，害得父亲要等上一个钟头——他原以为阿道夫已去烟铺为自己取烟叶。据温伯格的回忆，其结果是，在家里受到“热忱”的欢迎。这些冒险的岁月，也许与希特勒的生涯的形成有关。“树林和草地”，他写道，“是在生活里随时随地均存在的‘冲突’中决定胜负的战场。”
那年，６岁的埃德蒙死于麻疹。４个孩子的死亡，几乎使克拉拉难于忍受，而小阿洛伊斯一走，能继承姓氏的孩子就只有阿道夫一人了。虽然阿道夫很快便可完成小学学业，家庭的悲剧却又加剧了父子之间的冲突。阿洛伊斯要求的是让孩子走他的路，并常用自己当公仆的切身体会来启发儿子。儿子呢，则一心想当画家，暂时将其革命计划深埋心中。在未与父亲争论的情况下，他便接受了下一步的上学计划。阿道夫既可进预科学校（是大学预科，重点在对学生进行古典教育），也可进技工学校（着重进行科技教育）。讲究实际的阿洛伊斯选了后者。阿道夫默然同意，因为这种学校里也有绘画课。
离家最近的技工学校是在林嗣。１９００年９月１７日，阿道夫背上绿色的软背包，首次出发了。由于路途长，有３英里多，他边走边看，到了半途，他便看到了横卧在他眼前的林嗣城和多瑙河。对一个生长在农村和小镇上的孩子来说，眼前的景色肯定是可怕而又具有魔力的。远处，在高地上，耸立着举世闻名的昆伯堡，据说尼伯龙根之歌（德国中世纪之叙事诗——译注）就是在那里创作出来的。眼前是一排排的教堂尖塔和一座座巍峨的大楼。他沿着陡峭的山坡，弯曲的道路，走进位于市中心的技工学校。学校是座四层楼的建筑物，很黑，座落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实用而可怕，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座办公楼，而不是一所学校。
从一开始，阿道夫的成绩就很糟。他已不再是领袖，不再是最聪明、最有天才的孩子；周围的环境令他不安。其他同学都瞧不起郊区农村来的学生；而他在较小的学校里所得到的关注和重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学校里是得不到的。在那年的全班同学的合照中，他还是站在顶排，但傲慢的阿道夫已不见了；代替他的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失神的年轻人。
慢慢地，他变得羞怯和沉默，对功课越来越失去兴趣。
“我想，我父亲一旦看到我在技工学校无甚么进步，就会让我去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作的这一解释，对其因算术和自然、历史不及格而不能升级，既可说是个借口，也可说是个理由。诽谤他的人就那是因为他天生懒惰，但同样也可能是对父亲进行报复的一种形式，是感情用事问题，或者仅是因为对不合口味的课程不肯下功夫所致。
次年，阿道夫改变了战术，成绩大有上进。因年纪比同学们大，他又成了领袖。“我们都喜欢他，上课时玩耍时都喜欢他。”约瑟夫·凯普林格说，“他有‘神’。他头脑并不发热，比许多人都通情达理。他表现出一种性格的两个极端，很难统一。他是个安静的‘狂热者’。”
散学后，因为阿道夫已学会了套圈，同学们便在他领导下到多瑙河旁的草地上玩“牛仔与印第安人”。休息时，阿道夫也是主宰，他给同学们讲波尔战争，还把他画的波尔勇士给他们传阅，甚至还说他想加入波尔人的队伍。这次战争，在年轻的希特勒心里，唤起了对德国爱国主义的向往。这种感情是大多数男孩子们所共有的。“对我们说来，俾斯麦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凯普林格回忆说，“赞扬俾斯麦的歌曲，以及许多同类性质的歌曲都是禁唱的（系海顿所作之奥地利国歌，与德国的流行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之主题相同。在奥地利，崇德者均唱德国的抒情歌曲，私下里彼此问候均是德国的‘万岁！’）。保存一张俾斯麦的画都是犯罪。虽然私下里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是对的，但是，谁要是唱这些歌曲或动摇我们对奥国的忠贞，我们就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
出于某些原因，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人更认真地接受日耳曼主义。这或许是为了背叛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是哈斯堡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一次，凯普林格陪阿道夫回家，沿着陡峭的卡普津纳大街走去。到了山顶，希特勒在一座小教堂前停住了脚步。“你不是日耳曼人（古德国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他骄傲地注意到，他自己的眼睛是黑的，头发（据凯普林格说）是淡棕色的。
此时，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业已令他着迷。年方１２岁的希特勒，就在林嗣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罗安格林》（德国传说中之一圣杯武士——译注）。该剧中的日耳曼感情，以及歌剧本身的音乐，“立刻使他入迷。”剧中激动人心的台词——例如亨利王对武士说的那段话——首次唤醒了他内心种族和民族主义感情的冲动：
让帝国之敌立刻出现，
我们准备好短兵相见。
从东部沙漠到平原，
敌不敢蠢动分毫。
德国地靠德国刀，
帝国威力不动摇！
这一次，他成功地结束了学业，课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绩和勤奋程度还得了“良”和”优”。然而到二年级，他几乎从学期一开始便赶不上，数学再次不及格，勤奋程度也降为”中”。到圣诞假期结束时，家祸掩盖了在学校里的危机。
１９０３年１月３日与往常一样，阿洛伊斯一早便离家去了斯泰弗勒酒楼。他刚在桌旁坐定，便说身体不舒服。片刻后，他便与世长辞——死于胸膜出血。
两天后，他便在离希特勒家不远的教堂公墓入土。墓碑上镶的是这位前海关官员的椭圆形的遗像——目光坚定地向前。林嗣《每日邮报》称颂死者的讣闻中说：“他偶尔发出的锋利的言辞，并不能抹煞其隐藏在粗鲁外表后的热心。他历来是法律与秩序的得力维护者，他见识广博，对事物之见解，历属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