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库拉最后说服斯卡利接受了50万美元的薪水和同等数额的奖金，斯卡利到达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正好赶上了1983年5月苹果公司管理人员在帕加罗沙丘的度假。尽管他只带了一套深色西服，其余的都丢在了格林尼治的家中，但仍然很难适应苹果公司轻松的氛围。在会议室前面，乔布斯正坐在地板上，盘着腿、打着赤脚、心不在焉地玩着自己的脚趾。斯卡利试着提出一个方案；他们将讨论如何区分他们的产品——Apple II、Apple III、丽萨和Mac，以及是否应该围绕产品线、市场或者职能来组织公司。结果，这次讨论慢慢变成了自由交换观点、提出抱怨和进行争辩的一次活动。
乔布斯一度攻击丽萨项目组，说他们制造了一个失败的产品。“是啊，”有人回击说，“你们的麦金塔还没有发布呢！你为什么不等到自己的产品问世以后再来批评别人？”斯卡利吓了一跳。在百事公司，没有人会这样反驳董事会主席。“接着，众人开始责怪起史蒂夫来。”这让斯卡利想起以前从一位苹果公司广告业务员那里听来的笑话：“苹果和童子军有什么不同？答案是，童子军有大人管着。”
就在大家争吵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小地震，房屋开始发出隆隆声。“快到海滩去。”有人喊道。于是所有人都冲出门向海边跑去。然后又有人喊道，上一次地震引发了海啸。于是大家又转过身往回跑。“优柔寡断、意见冲突、自然灾害，这些都预示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斯卡利后来说。
不同的产品团队之间的竞争是很残酷的，但是也有开心的一面，比如海盗旗引发的那场闹剧。乔布斯自夸他的麦金塔小组一周工作90个小时，黛比·科尔曼还制作了许多连帽运动衫，上面炫耀地印着：“我爱每周工作90小时！”这促使丽萨团队制作了一些衬衫进行回应，上面印着：“一周工作70小时，但产品已面市。”Apple II团队虽然乏味枯燥，但赢利却不少，于是他们写道：“一周工作60小时——赚钱养活丽萨和Mac。”乔布斯轻蔑地将Apple II团队的人称为“克莱兹代尔马”（Clydesdales,一种拉重物的马），但是他心里明白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真正拉动苹果这辆马车的也只有这些驮马。
一个周六的早晨，乔布斯邀请斯卡利和他的妻子利兹（Leezy）来家中共进早餐。他当时和女友芭芭拉·亚辛斯基住在洛斯加托斯一栋漂亮而普通的、都铎建筑风格的房子里,亚辛斯基是里吉斯·麦肯纳的员工，是个聪慧、矜持的美丽女子。利兹带了一个平底锅来，做了素食煎蛋卷（乔布斯当时已经慢慢脱离了严格的素食主义）。“很抱歉，房子里的家具不多，”乔布斯道歉说，“我还没抽出时间来买家具。”他一直以来就有这样一个癖好：他对工艺有着严格的标准，而且崇尚斯巴达式的简朴，这让他不愿意购买任何他不喜爱的家具。他有一盏蒂芙尼的台灯、一张年代久远的餐桌和一台连接着索尼特丽珑电视的激光影碟机，但是房内没有沙发和椅子，取而代之的是泡沫塑料制成的垫子。斯卡利微微一笑，错误地认为那跟他职业生涯早期“在凌乱的纽约城公寓里疯狂的、斯巴达式的生活”相似。
乔布斯向斯卡利坦言，他认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会死去，因此他需要尽快取得成就，在硅谷的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在地球的时间都很短，”那天早上围坐在桌旁的时候，乔布斯告诉斯卡利，“我们或许只有机会做几件真正伟大的事情，并把它们做好。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必须趁着自己年轻，多取得一些成就。”
在他们建立友情的最初几个月里，乔布斯和斯卡利每天都会聊很多次。“史蒂夫和我成了知己，就像永远的伴侣一样，”斯卡利说道，“我们倾向于只说半句话或半个短语就够了。”乔布斯不断地讨好斯卡利。他每次造访斯卡利跟他探讨一些问题时都会说“你是唯一能理解的人”。他们反复告诉对方在一起共同工作多么快乐，事实上他们这些话说得太频繁了，频繁得甚至令人担心。一有机会斯卡利就会寻找自己和乔布斯的相似之处并指出来：
我们志趣相投，因此能够说出对方没说完的话。史蒂夫会在凌晨两点钟打电话叫醒我，和我聊他突然想到的一个点子。“嗨！是我。”他会这样对一个迷迷糊糊的听话人说，他毫无恶意，只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当时是几点。很奇怪，我以前在百事的时候也干过这种事。史蒂夫会把他第二天早上要作的一个演示拆得七零八落，删除一些幻灯片和文字。而我早年在百事的时候也这么做过，试着将公众演讲变成一个重要的管理工具。作为一名年轻的主管，我总是急不可耐地要把事情做完，并且常常觉得要是自己来做肯定比别人做得好。史蒂夫同样如此。有时候我感觉自已在看一部电影，而史蒂夫在片中扮演的就是我。我们俩异乎寻常地相似，这推动着我们之间那种令人惊叹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这是一种自我欺骗，迟早会酿成灾难。乔布斯很早就察觉到了这点。“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不同，”乔布斯说，“他来了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认识到这点，他学东西并不快，而他想提拔的人往往都是些笨蛋。”
然而乔布斯知道，他可以加深斯卡利心中认为他俩很相似的想法，以此来操纵斯卡利。而他对斯卡利操纵得越多，就越是看不起斯卡利。Mac团队里一些精明的旁观者，比如乔安娜·霍夫曼，很快就意识到正在发生的状况，并预料到这种局面会使乔布斯和斯卡利之间本就不可避免的破裂来得更猛。“史蒂夫让斯卡利觉得自己很杰出，”她说，“斯卡利之前从没这样觉得，他被冲昏了头脑，因为史蒂夫把许多他并没有的特点都加在了他身上。这样史蒂夫就把斯卡利搞得晕头转向，让斯卡利对史蒂夫更加着迷。然而当事情最终变得明显，斯卡利并不符合所有这些评价时，史蒂夫的现实扭曲力场已经为事件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斯卡利的热情最后也开始冷却下来。他正试图管理一家功能紊乱的公司，而他的管理存在一个弱点，那就是他总想取悦别人，这个问题在乔布斯身上并不存在。简单地说，斯卡利是个很有礼貌的人，而乔布斯不是。因此，当他看见乔布斯粗鲁地对待自己的同事的时候，他会有些畏缩。“我们晚上11点会去Mac项目的办公楼，”他回忆说，“他们会把代码拿给他看。有时候他甚至看都不看一眼，拿过来就立刻扔回给他们。我就问他，你怎么这样就把人家否定了？他会说：‘我知道他们能做得更好。’”斯卡利试着教导他。“你得学会控制情绪。”有一次他对乔布斯说。乔布斯表示同意，但是他天生就无法过滤自己的情绪。
斯卡利开始相信，乔布斯善变的个性和对人飘忽不定的态度深深根植于他的心理构成中，或许这反映出他性格里有轻微的两极化。乔布斯的情绪波动很大。他有时候欣喜若狂，有时候又低沉沮丧。有时候他会没有任何征兆地开始严厉斥责别人，斯卡利就得让他平静下来。“20分钟以后，我会接到另一个电话让我过去，因为史蒂夫又在发脾气了。”他说道。
他们第一次产生重大分歧是在给麦金塔电脑定价时。按照最初的设想，麦金塔的售价将是1000美元，但是乔布斯对设计进行了更改，成本提高了，于是又将计划售价调整为1995美元。然而，当乔布斯和斯卡利开始为盛大的发布和营销工作制订计划时，斯卡利认为他们需要将售价再提高500美元。对于他来说，营销成本就像其他任何生产成本一样需要计入售价。乔布斯愤怒地拒绝了。“这会破坏我们所有的理念，”他说道，“我想让它成为一次革命，而不是努力榨取利润。”斯卡利说这是个很简单的选择：他可以保持1995美元的售价，或者可以拿营销预算去举办一场盛大的产品发布会，二者只能选其一。
“有个坏消息，”乔布斯告诉赫茨菲尔德和其他工程师们，“斯卡利坚持要求我们将Mac的定价从1995美元上调至2495美元。”工程师们当然非常震惊。赫茨菲尔德指出Mac是为像他们自己这样的人设计的，定价过高将会“违背”他们的立场。于是乔布斯向他们承诺；“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他得逞的!”但最后还是斯卡利获胜了。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25年，但当乔布斯回忆起当时的决定时，他依然非常气愤。“这是麦金塔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然后微软才得以占领市场。”他说道。这个决定让他感觉到他正在失去对自己的产品和公司的控制，而这就跟把老虎逼入绝境一样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