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7.3—1969.10.7），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他的性格、思想深处只有博大和朴实，以及朴实之下的深邃。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秀品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寅恪自谓不谈政治，却时刻不忘国家大事；研究历史表面看满篇考证，骨子里说的都是兴衰成败；面对强权，他一身傲骨，卓然独立。
早在柏林苦读期间，陈寅恪就被时人称为真正的“读书种子”。
陈寅恪苦读，巧读；用心读，动笔读。他读书，有圈点，有校勘，有批语，眉批或行间批。梁慧皎《高僧传》（初集）是他批校最多的书，其批校字迹之细小几如毫发之难于辨识。蒋天枢在《陈寅恪读书札记弁言》一文中说：“先生生平读书，用思之细，达于无间，常由小以见其大，复由大以归于细；读者倘能由小以见其大，斯得之矣。先生读书，用思绵密，用语雅隽，立言不多而能发人深省。所记，大抵申抒己见，或取新材料补证旧史；或考校异同，与前贤札记之以铺叙例证得出结论者，颇异其趣。将来先生书出，对于未来学术界将有深远影响，可预卜也。”
而陈寅恪所著之书，亦大多取材于平素用力甚勤的笔记，其批校特密者往往成为后来著书的蓝本。
家庭的影响，时局的动荡，陈寅恪和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一样，希望找到一条济时救世、富国强民的道路。1910年，远在柏林求学的陈寅恪听到日本并吞朝鲜的消息，慨然作诗：“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1911年，在瑞士的他，从报上得知辛亥革命的消息，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要谈革命，首先要注意的便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理所当然的。读德文版的《资本论》，陈寅恪可能是中国第一人。
在哈佛的岁月里，陈寅恪开始走向性格的成熟与冷静，他也由此走向历史的深邃与文化的博大。在与好友吴宓谈话中，陈寅恪谈到，推重实用，或可使中国实业发达，成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
初到美国留学，陈寅恪购书的豪举，让众学子难忘。他主张书要大购、多购、全购。一日，陈寅恪说：“我今学习世界史。”遂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成一全套。在他的带动下，吴宓也买了一套19巨册的各家注释汇编本《莎士比亚全集》。
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寅恪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就总是叫厨子做腰花，陈寅恪却一点都不吃。杨步伟觉得很奇怪，就问：“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寅恪告诉杨步伟，那是因为腰花在德国最便宜。在柏林读书时，陈寅恪生活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都不正式进餐。
陈寅恪留洋十数年，进入众多高等学府，然而却未怀揣一张高级学位证书回来，他完全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大多数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他却淡然视之，不感兴趣。
萧公权曾说：“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位、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半是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某大学授予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办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便推荐陈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大为生气了，遂答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一代学界泰斗，学问之大，却没什么傲人的学位文凭，这便是陈寅恪的一大奇特之处。但他的广博学识，却是举世闻名，足以傲人的。
陈寅恪备课极其认真。在备课之前，即与助手说明本学期要讲之问题、内容，然后指定助手读哪些书给他听。他要读的第一本书总是《资治通鉴》，接着是《通典》、《会要》、《六典》、两《唐书》等。备课时他先让助手读《通鉴》哪卷，或何年至何年，且嘱咐读得慢些、清楚些，至一段落，即停下来，沉思冥想，提出一些问题或要注意之处，让助手写在本子上，常常是听完《通鉴》某一段，即叫助手查出两《唐书》、《会要》、《通典》里记载与此有关的资料，再读给他听，然后指出这几种史籍的记载有哪些不同，哪个记载可靠，哪个不对。助手把这些一一笔录。
助手王永兴回忆，“这样读了几天，他就叫我把本子上所写的重复给他说一遍，他总结综合，口授出来由我写下，就形成了讲课稿或者讲课的详细提纲。不只是讲课的主要内容，而且讲课所涉及的史料、与讲课有关的每一条材料，他都作了严谨的校勘与考证。”“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发掘、使用原始材料，是陈寅恪的治学原则之一。他恪守乾嘉学者和德国米勒诸学者重视使用第一手资料的传统和经验，强调以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研究。他指出做学问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便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往往站不在。与陈寅恪学风相近的傅斯年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去浮华、疾虚妄、取信征实、厚积薄发，取用新材料以研究问题，是陈寅恪一贯的优良学风。
陈寅恪长女流求曾回忆，陈寅恪在清华后期，生活紧凑而有规律。“父亲每天出门总是夹着个布包袱，包着书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陈寅恪还不时在家里书房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侄儿封雄幼时曾亲聆“梵音”，并问：“叔叔，你念的是什么咒？”引得众人大笑不止。除却学习梵文，陈寅恪还常乘车到大高店军机处看档案，清时机密文件都以满文书写，他一本一本看，如遇重要的，就随手翻译出来。
陈寅恪讲课时，秋冬穿着厚袍加马褂，春夏则常穿蓝布长衫。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课用一块黄包袱布包着，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着。一高一下吃力地抱进教室，从不假手助教。不变的只是他的装束，而他的课却总是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在习见史籍中发现新的理解。凡西洋学者对中国史研究有新发现者，逐类引证。所以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备受启发。
陈寅恪课上得很精彩，吴宓也常去听，称其“字字精金美玉”。据1927秋才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三级学生蓝文征回忆，“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一定来听讲，助教来，朱自清来，北大外国教授钢和泰也来，其他大学部的学生教授不来，因为听不懂。”
北大知名教授季羡林曾回忆说：“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1929年，陈寅恪改任清华学校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他上课，一般在三院一间小教室，除了清华学生，还有很多北大学生从城里花四五十分钟时间坐车也赶来听，有些教授也来旁听。因他常能为人释疑，所以清华园里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当时听课学生梁嘉彬见清华“文学方法”及“欧洲中古史”课的教授孔繁也常到讲堂旁听，课下与同学笑曰：“寅师为太老师矣。”
陈寅恪讲学重内容而不拘形式。上课从不点名，从不小考，大考也是照章而已。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考察学问的最佳方法。有的学生要求他以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谓：“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新的见解，否则亦无益处；最好同学于听讲及研究后，细细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功夫，可以略约分别成绩。当然，同学们大多不敢采取此种方法，因为所提问题如被认为不聪明的话，面子难堪。”
抗战结束，清华恢复。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来看望寅恪，见他体弱多病，双目失明，便劝他暂不要开课了，先休养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陈寅恪马上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陈寅恪一生都是如此。他的教学又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讲授南北朝史、唐史几十次，每次内容都有新的，侧重也并不完全相同。他备课讲课又极为认真，丝毫不苟，一字之误，都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他都极为劳累。
陈寅恪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认为应做之事、平常之事，这就是“怎能不干活”的深刻涵义。在1929年5月写的题为“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中，他写道：“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陈寅恪对爱情的言论很有趣，他说爱情有五等。
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也就是说，一等爱情是爱上陌生人，可以为之死；二等是相爱而不上床；三等是上一次床而止，终生相爱；四等是相爱一生；五等是随便乱上床。
素未谋面而深爱对方如杜丽娘者，在以前的确是纯精神恋爱，级别最高。可惜陈寅恪死得太早，无缘见识网恋的燎原之火。陈先生把未嫁贞女放在爱情第二级中又很可笑，未嫁的贞女不一定表示为爱情而不嫁，为爱情而贞。若从未爱过，又如何算二等爱情？可见五等爱情之说，也当不得真。
最终，陈寅恪与唐筼结合，与之终老，依他的等级分类，不过四等。然则两人感情深厚，经历苦难而不离不弃。陈寅恪并预写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此挽联撰后一月余，两人相继辞世。爱情，能到这种境界，怎么也该算是一等了。
陈寅恪发爱情五等论时，是1919年，当时还是未婚年轻人。其时，他与吴宓、梅光迪在哈佛的一次聊天中提及这个论调。当时正是新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之时，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对话被吴宓记入了日记中。
那天晩上，三人聚在一起从新文化运动谈起，也说到了婚姻自主。陈寅恪列举西方社会上层与下层人士的婚姻，得出的结论是：“天下本无自由婚姻一物，而国内竟以此为风气，是一流弊。”基本上来看，他对婚姻自由是持反对态度的。
陈寅恪夫人名唐筼，亦出身世家。其祖唐景菘，为官多年，中法战争时慷慨请缨，因功擢升，后任台湾巡抚。1895年中日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当地爱国人士决定自行抗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菘为“大总统”。唐致电清廷：“台湾臣民，义不臣倭，虽为岛国，永戴圣清。”但清廷仍将台湾交给日本，唐被迫逃回大陆。唐筼自小读书，就读于天津师范、上海体专等，后辗转任教于一些学校。
关于他们的相识，陈寅恪自己有一段记述。
……乃至清华，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菘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当马关中日和约割台湾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其家世，知之尤稔。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
陆健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为此感叹：“俭朴的‘惊叹’二字，道尽了很多时候，生命原是为了等候……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冥冥之中早有安排的‘天作之合’……但真正联结生命之缘的，还是生与俱来的世家流韵。”
从此二人携手共度人生。唐筼不仅是陈寅恪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一个陈寅格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地活下来的重要条件，一个思想上极端理性化而心灵中极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调节情绪，因而心底郁积的情怀往往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这时身边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1951年陈寅恪因高血压服安眠药而卧床时写下这样一首诗：“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内中尽是伤春兼自伤之意，而唐和诗则为他排解道：“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比起陈寅恪诗来多了一分随遇而安。这是唐的过人之处，早年陈寅恪发牢骚云：“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似乎平和得多；晚年陈寅恪怀念燕都旧居不免伤感：“数椽卅载空回首，忍话燕云劫后尘。”她又劝慰道：“仙家韵事宁能及，何处青山不染尘。”大有退一步天地宽的意味，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也许并不是唐的本心，但它或许能时时平息陈寅恪心头始终纠缠的紧张。
而他们的两个女儿用朴实而真情的笔调在他们的身后写道：
……母亲不仅是父亲感情笃深的生活伴侣，而且是他志同道合的精神支柱与业务帮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体贴与照顾父亲，在父亲失明后当某位助手突然离去时，母亲当即顶替其职，使父亲能照常上课、著述。有不少唱和、吟咏的诗篇，反映出他们的思想共鸣……当他们在“文革”中遭迫害自知不能久存时，父亲预先给母亲写下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如果没有母亲，很难想象体弱、多病、目盲、晚年又膑足，能有如许丰硕的教学与研究成果。
在晚年“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的陈寅恪，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在感慨和景仰之后，我们也依稀看到了唐筼平凡而伟大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