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秋天，梁思成把林徽因、他们的小女儿梁再冰和徽因的妈妈都搬到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三号一处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这里将是梁家在今后七年里的住房。在高墙里面有一座封闭但宽广的院子，种着几株开花的树。沿着院子的四边，每一边都有一排单层的住房。它们的屋顶都由灰瓦铺成，房屋之间辅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面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木格子。木格子里面都糊了或者是挂着漂白的稻草纸，以便让阳光进来而又让人看不见里边。在院子的北端有一条通向起居室的中央门廊，起居室比别的房间大一些并且直接朝南。梁氏夫妇把一些窗户宽阔的下层糊的纸换成了玻璃，以便他们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放进一些温暖的阳光来。但在每一块玻璃上面都有一卷纸，晚上可以放下来，使室内和外面隔绝。在前面入口处有一个小院子，周围的房子是仆人们的住房和工作区。
徽因在这里恢复了她的写作生涯。而徐志摩也在这里重新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当梁氏夫妇在美国费城寻求建筑教育的时候，徐志摩则随着他的浪漫天性几乎陷入灾难。1924年夏天他和泰戈尔在日本分手之后，徐志摩回到他最近大出风头的北京。他已和他妻子离婚，但未能赢得徽因的心来代替他妻子的位置。他显然还把自己当成是单身而不断追求着纯洁的美、纯洁的爱、精神自由和创造性。他再一次堕入情网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次他不是去追求一个多愁善感的中学女生，而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一位上流社会的倾城美人。陆小曼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她结婚四年的丈夫是一位高级军官。她的已婚地位并没有阻止徐志摩的追求，如果有点什么的话那也只是刺激他更加热情地去追求。她在她自己的圈子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正像他在他自己的领域里一样。他们的爱情纠葛在北京引起了人们议论纷纷，成了一桩丑闻，以至他只好在1925年离开北京五个月。他回到欧洲并到处旅行，不断写情书向她倾吐他的爱情。她离了婚，他们两人在1926年10月3日结婚。
梁启超在一封信中向他远在美国的孩子们报告了这件事。“昨天我做了一件我不愿做的事——在徐志摩的婚礼上当证婚人。他的新婚夫人以前是王守庆夫人。她爱上了徐志摩，同王离了婚。这是极端不道德的。我骂过徐志摩好几次，可是没有效果。由于胡适和张彭春一定要我担任这个角色，我就在婚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严厉批评了新婚夫妇。年轻人往往受到自己的感情所驱使，不能控制自己，破坏了传统的安全保障。他们掉进了使他们遭受苦难的陷阱。这确实是可悲和可怜的。徐志摩真是很聪明，我很爱他。这一次我看着他沉沦，很想救他。我真的在尽一切力量来救他。”他以一句体己的话来作结束：“这些就是我所感受到的，我特别写出来给思成、徽因和思忠。”
在此后两年中又有关于徐志摩生活的什么消息传到费城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看来他的创造力仍是方兴未艾。他的第一部诗集于1925年出版。两年后又有第二部，还有四本散文集。1927年他离开北京去上海教书，在那里他组织了新月图书公司并开始出版新月月刊。通过他的出版物、他的教学活动、以及如同他一向有的广泛的交游，他继续对其他作家施行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已经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缩小了。
1928年夏天，当梁氏夫妇在长期离开以后从西方回到北京时，徐志摩正独自在英国和欧洲旅行。当他们北上定居于沈阳时，他回来了，情绪很低落，他回到他的生活基地上海，他的教学生活、他的出版公司和他的新月月刊都要求他回来。他那受尊敬的恩人梁启超的逝世，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年胡适邀请徐志摩到北大教书。于是他得以就近不时到沈阳去看望他的朋友们。当徽因的肺病犯了的时候，大家商议的时候他赞成她搬到北京来，以便得到较好的医疗条件和较温和的气候。
北总布胡同的房子成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家。每当他的工作需要他去北京时，他就住在那儿。他既是徽因的，也是思成的受宠爱的客人。在他们的陪伴下，他才会才华横溢，而他也乐意同他们一起和仍然聚集在他周围的那些气味相投的人物交往。
有一个梁家的亲戚，在1931年作为十几岁的年轻人曾经在梁家见到过他好几次，她是这佯描述她对他的印象的：“他的出现是戏剧性的。他穿着一身缎子的长袍，脖子上又围着一条英国制的精细的马海毛围巾。真是奇怪的组合！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他的外表多少有些女性化却富有刺激性。他的出现使全体都充满活力。徽因是活泼愉快的，而思成总是那么热情好客。”
无疑地，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是引见金岳霖——他最亲爱的朋友之一。金岳霖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老金”，熟识的人都这么叫他，是深奥的形式逻辑方面的中国头号专家。丝毫不像他的专业所提示的洋怪物，他是高大瘦削、爱打网球的知识分子，很矜持但又能说会道。他比梁氏夫妇大几岁。他们就爱回忆他从老家湖南初到北京时的情景，那是清朝末年，他还把他的头发束成清政府所要求的发辫。
金岳霖在北京学习进步很快，获得赴美留学的奖学金。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尔顿学院，一个经济和商业的预备班。但是随着时间的前进，他那趋于分析的自然倾向和抽象思维，使他转向了哲学的各学科。他在国外留学的期限延长了好几年，最后他又在英国和欧洲学习。他对牛津英语的掌握是惊人的。他回中国后被安排到清华大学教哲学。
有谣言说，他的私生活中包括几桩同西方姑娘的恋爱关系。其中一个还短时间地跟他到了北京，但他从未结过婚。相反地，他就按照现在这样的方式生活直到最后。他是把自己从属于梁家的。当然徽因是吸引他的主要力量。她那众人都感知的吸引力，向他提供了在他那深奥的精神领域内所缺乏的人性的旋涡。在她这方面，他的广泛的人生经历和他天生的智慧使他成为她的创造性的完美的接受者和可心的鼓舞者。
他当然是爱她的，但是无私地和坦诚地爱她。他没有把她从她的家庭拉走的想法。思成和孩子们也都爱他、信任他，他实际上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
1931年11月19日，三十五岁的徐志摩从上海飞往北京，以便第二天到北大上课。那天晚上他本应出席徽因为一些外国客人举行的艺术和建筑讲座的。她到机场去接他。飞机过时还不到，她等了又等。实际上飞机已在大雾中坠毁在山东的一座大山上，造成乘客和机组人员死亡。当时还没有立即把消息送到北京机场的办法。徽因后来是怎样知道徐志摩的死讯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心疼的话，徐志摩用他的诗歌里仍然栩翎如生的字句交付给他的朋友们了。他对爱和生活的依恋只有对飞翔和对死亡的向往才能比拟。
拥抱我直到我逝去
直到我闭上眼睛
直到我飞、飞、飞向太空
变成沙、变成光、变成风。
啊！苦痛！苦痛是短的
暂时的。快乐是长久的
而爱情是永恒的
我、我要睡了……
他的许多朋友和崇拜者聚集在一起相互安慰。以后他们每年11月19日都集会来纪念他。在他逝世四周年忌日，徽因发表一篇悼词。它最后说：“我们的作品会不会再长存下去，就看它们会不会活在那些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心里……。”
“朋友，你不要过于看轻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增加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兴趣相同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注1.）”
注1. 摘自《大公报》1935年1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