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让我们远远地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做一番乌瞰，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浪费惊人的世纪：浪费掉了机遇，浪费掉了资源，也浪费掉了生命。在外侮入侵和占领的苦难与内政如此的无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目标明确的国家建设？在大众的贫敝被某些时期里市侩的贪婪无度与另一些时期里国家的极端集权主义变得日益深重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平衡的经济增长？在一个长期动荡不安和审查制度严酷得令人难以想象的社会里，个人的创造活动和心智的探索怎么可能会得到普遍的展开？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大概就是上述悲观的看法的证明。大量来自不同层面的社会浪费不仅打破了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吞噬了他们的生命。有多少次，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了他们的容身之地。然而，当我们细细地品味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从费慰梅向我们展现的那些感人而亲切的细节里，我们就会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这对坚强而又压抑的夫妻所迸发出的生命之光。我们听见，他们那高朋满堂的起居室里夹杂着杯盘之声的欢笑，我们看到，他们那坚韧不拔的学术研究所逐渐破译的古代建筑典籍的含义，我们欣赏到，他们灵巧的手指驾驭着绘图笔游刃于同样优雅的中英两种文字的每一细节之间，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建筑重新在国人的意识之中获得他们恰当的位置，我们感受到，即使在羸病缠身的痛苦之中，他们那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
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都降生在二十世纪初期希望与彷徨并存，传统与现代冲突同在的中国。林徽因的父亲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政治幻想家和新事物的探求者。由于他的原配夫人未能给他生下子嗣，他娶了两位妾，林徽困就是第一位妾所生的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她受到了虽非正规但却很好的教育。1920年，她父亲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国国际联盟的主任。他带去16岁的徽因做为他的陪伴和家务帮手。但是当诗人徐志摩热烈地爱上她后，父亲就把她带回了中国使她可以再次与梁思成相处。梁思成是梁启超之子，徽因早已许配给他。
梁思成1901年出生在东京，当时他的父亲正受没落的清王朝通缉被迫逃亡日本。1911年清王朝倒台后，梁启超一家回到了中国。在共和初期的迷惘年代，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和政治热情。思成被送进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同时又受到父亲在国学方面的严格教导，梁启超还要求他把H·G·Wells的《世界史纲》翻译成了中文。1923年，他在骑那辆崭新的戴维逊牌摩托车时不幸遭遇车祸，由于治疗不当，给他的腿留下了一点残疾，并迫使他穿上了固定脊背的钢马甲。徽因此时已经正式与思成订了婚，徐志摩也已经回国，并已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诗人，但徽因并没有改变他们过去的朋友关系。他们一起接待Fritz欢聚一堂的起居室里。她那盈盈的笑脸。书桌上放着未完的诗稿。脑海里跳动着在将来的几个月中去未知的古老庙宇考察的计划。我还看到，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车、坐卡车、甚至驾骡车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泥泞之中，直至最终我们一同攀缘在中国历史大厦的梁架之间，感受着我们手指间那精巧的木工和触手既得的奇迹，以及一种可能已经永远不可复得的艺术的精微。
1993年11月8日于耶鲁大学
（赖德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