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诚与毁灭
然而，现实却与冠华的愿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解释，也没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陈述时，竟也被拒绝了。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到只剩下两只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判了！”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像过去
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他困惑为什么他一生的虔诚换来了如此无情的毁灭？！
后来整整两年半内发生的事不堪回首。那是一段惨烈的回顾，那些出于不同目的都想消灭冠华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无比残忍。在那乱世年月，冠华没有学会四面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他永远是个不设防的人，处处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窥伺机会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内。既然连听一听他的陈述的机会都不愿意给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设定罪名，再去寻找材料，上纲上线；更有甚者是编织罪名。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所谓将“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
还在冠华从访问欧洲回到北京之前，从上面已经抛出了所谓“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炮制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当写着这个内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潮水般涌来时，我不懂怎么会是这样的。事实的经过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后，从9月16日起，《人民日报》以及一切宣传工具都连篇累牍地宣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在8月份的一次计划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了这句话。但是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9月26日，冠华第一次发生心绞痛紧急住院。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冠华从医院请假去大会堂参加会议。将近午夜，冠华散会后匆匆回家，要我帮他立即通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到家里来。他们很快到了。冠华说政治局刚开完会，对报告提了些意见。医院在他30日出发前不准他在外面过夜，他必须赶回医院，不能和他们一起改稿。冠华说他传达一下会上各人的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反对别人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也只好每条意见都写进去，免得添麻烦。于是冠华逐条讲了会上的意见，总共大约十多条，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讲完他就急匆匆回医院了。
第二天，9月29日，国际司的同志把连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华病房。冠华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张给那位主要领导人的便条说：报告根据28日晚政治局会议意见修改了，现呈上。因他30日启程，可能来不及等中央批复。他随身带走一份修改稿。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为他的发言定于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无回音，大家以为就这样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运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他似乎顺口似地告诉我凌晨时，当时的主要领导打电话指示说联大报告删去“按既定方针办”一句。我问给冠华发电报没有。他说已经告诉值班室了。我也就没有再想这事。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几日，外交部的大字报就出现了。当时我无法与冠华联系，也不相信国内电报去了而冠华竟没有删去这句话。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后，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接到电报没有，“按既定方针办”删去没有。冠华说电报是在他发言的头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发言时已经删去。我心上一块石头放下了。冠华乐观地说这种事很容易说清楚。
然而，却没有人愿意让冠华说清楚。上面的领导拒绝见他，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群起攻之，根本不听冠华解释。知情者也都守口如瓶。冠华说电报到代表团时，不少人知道，他还和当时的代表团主要领导议论过这句话不过是套话，不知为何要删掉。这件事如果公正地调查，证人可以有几十个，但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就“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全文中有这句话。而《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时冠华在纽约，又是谁把这未修改的稿子向新华社提供的呢？是故意的陷害还是无意的疏忽？
这天大的冤枉就这样“定性”了。到处都引用这个罪状，甚至那位口口声声是冠华老朋友的著名英籍女作家也在她的书里大讲特讲乔冠华是“秉承四人帮旨意把‘按既定方针办’塞进联大报告”。后来，在我们上百万字的申诉材料中再三呈述也毫无结果。这冤情似石沉大海，无人再去为此费心。
然而，我却总不甘心。1992年夏天我终于有机会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档案库中查对1976年10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的原始自然段发言记录。白纸黑字，那天上午发言的第二十段到第四十二段是冠华的发言，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千真万确没有这句“按既定方针办”。英文翻译也如此。我请联合国工作人员为我复印了这中、英文发言全文，小心地放进我的文件夹，把它紧贴在我的胸口，走出了联合国大门。
夏日的东河之畔阳光灿烂。我望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联合国大厦，那门前飘扬的会员国国旗，不禁无限感慨，无限伤感。二十年前，冠华曾在这国际论坛上叱咤风云，如今景物依旧，人面全非。更难想象的是一桩奇冤竟也和这幢大厦有牵连！我信步走向联合国后院的玫瑰园，这是冠华最喜欢散步的地方。成片的玫瑰花正在盛开，滔滔的东河水依然默默地流向远方。我望着这旧日景象，热泪盈眶。我仰望苍天，我问那蓝天白云，我如今手握着铁证如山，又去哪里找我的冠华，让他亲眼见一见这无可争辩的档案，验证他晚年无数遍抄录的刘禹锡诗句：
莫道谗言如海深，
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
淘尽黄沙始到金。
魂已断、梦相随
我的这篇文章从初春写到深秋，回忆的线索越拉越长，越拉越远。多少事都一件件在脑海里浮现，有生有死，有爱有恨！我的笔似乎应该停下来了，否则它可以永远地写下去，写下去……现实生活越来越淡化而过去却越来越清晰。因为是写冠华，我的精神不自禁地在逝去的岁月中徘徊，我也常常想到在东山之巅的冠华。我曾经说过，时光不可能磨去过去的伤痕，但会使记忆埋得更深。为了活下去，我曾努力把痛苦从心中抹去，用微笑迎接生活的挑战。但我知道那一份思念，那一份不了之情永远时隐时现地在我心中浮沉。前几日，随手翻看闲书，突然翻到冠华喜爱的苏东坡的词，见到他的一首《江城子》，那是记录下的一个相爱至深，但已是天上人间的一对情人的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短松岗。
我那埋得深深的情感闸门突然间被这曲东坡词冲开，很久没有这般激动了，我不禁伏案痛哭。我知道即使冠华已不常在梦中出现，但那十年的生死之恋，以及随后的十年天上人间将永远魂牵梦萦陪伴我终生。我突然间失去了往日的平衡，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自己十年的艰辛。我那两鬓的白发也许更透露了我能活过来是多么不易。于是那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又一次震撼了我自己的心灵。
我的一生经历过三次惊涛骇浪，每一次都险遭灭顶。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和中期，我先被打成“黑帮爪牙”遭批斗，后又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派”被半隔离。第二次是1976-1978年，遭遇更加残酷。这两次打击都是毁灭性的，足以使我丧失活下去的信心。我的同窗吴璞就是在我们第一场共同灾难中无法忍受屈辱和绝望，投进了外语学院后面的运河。然而无论在哪一次，我都从未想到过死。第一次是我年少气盛，不甘心步吴璞的后尘，此生就这样完了。实在没有活路时，我给毛主席写了信，求他伸张正义。那一次我不仅活过来了，差不多还是胜利者。第二次痛苦得多，对我的毅力也是无可比拟的艰巨得多的考验。但我仍未屈服于命运。每当我精疲力竭，再不想争斗时，对冠华的思念鼓励了我。终于，我也挺过来了。想置冠华与我于死地的人并未得逞，反倒自己的处境也不妙了。这倒也是应了陈毅同志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
我差一点挺不过来的是1983年冠华的离去。当他的癌症终于不可抑制时，我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了一年多才抗拒住死神对我的诱惑。
1983年夏天，冠华颈部和肺部转移的病灶再次复发，而且来势凶猛。北京医院的会诊表明现代先进的医疗手段已经无法抑制他体内癌细胞的侵蚀。放疗科的刘明远主任曾经在一年多前创造奇迹，在他颈部病灶已穿透咯血的情况下竟然用放射治疗硬是把病灶缩小到一个很小的局部。那时候，我天天推着轮椅送冠华进那间治疗室。他需要我的支持，我懂，因此每次治疗我都陪他进去，帮他脱去外衣，扶他躺在治疗床上。治疗结束，我又立即进去扶他坐进轮椅。好心的护士们劝我只送到治疗室门口，因为那里面有残余的射线，会影响我的健康。可是我那时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我只觉得冠华和我的生命是紧紧系在一起的，他如果随风而去，我的生存将是无尽的空虚。
但终于，这最后的诀别是指日可待了。每当我从台历上翻过一页都禁不住心的战栗，禁不住对自己说：“又少了一天！”于是，我不住地问自己，我今后的路在哪里？最后给自己的回答是：“路已到尽头。”我在世上留下的唯一牵挂是女儿妞妞。但她已在异乡他邦，这一年她该大学毕业了，而且已找到生活伴侣。对她来说，失去我无异是痛苦的，但她毕竟已有了自己的生活，我能给予她的已不多了，她会走自己的路。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如果前面只有无止境的痛苦，这世界对我又有多少意义？于是，我看到了天国，说不定真有那么一个极乐世界任我们翱翔，我又为何不抛弃这苦恼重重的人间呢？
飞飞与陈白露
我想到了曹禺先生的名著《日出》。在我少女时代，我最迷恋的是舞台戏剧。当时离我家很近的兰心大戏院只要有话剧上演，我是必定要看的。每天放学回来，我从不间断的是从收音机里听连续广播剧。即使旁边是母亲的两桌麻将在噼噼啪啪打得热闹，我也能专心致志地听我的广播剧。使我最受感动的是从英国作家勃朗蒂名著《简爱》改写的《水仙花》。记
得当时我反复想到的是《日出》中的陈白露。她最后决定告别人生离开这充满欺诈的人间。我总记得剧的最后，陈白露依在窗前，推开窗子，一缕阳光伴随着晨雾透进屋里。此时陈白露只有一句独白：“天亮了，我也该睡了！”她平静地在长沙发中躺下，她生活的帷幕同舞台的帷幕一起徐徐降落。不知为什么，《日出》的这最后一幕在我一生中总是反复出现。而当我一天天数着冠华留在世上的时间时，陈白露的最后一幕更加频繁地在我眼前晃动。
我开始默默地收集冠华的安眠药，最厉害的，那叫做“速可眠”的那一种。我装着随随便便的样子问护士小殷：“这安眠药吃多少就会死？”她笑着说：“你瓶里那些可够死两次了！”我选择服安眠药是为了使一切都仍完美。记得我的表姊飞飞就是用安眠药结束她年轻的生命的。飞飞长得很美。她自幼在法国长大受教育。抗日战争期间，随父母到了重庆，二十岁刚出头就担任当时重庆国际广播台的英语广播员。由于她的美貌和娴熟的英、法两种外语，飞飞招来了数不清的追求者。此时她的父母为了荣华富贵，却逼迫她嫁给一个有权有势家庭的儿子。西方的教育培育了飞飞自由恋爱的反叛性格。她离家出走，与一位大她十多岁的教授私奔了。悲剧在于这一仓促的婚姻并未给她带来幸福。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天津，住在一幢极漂亮舒适的花园洋房里。但不幸的是，飞飞发现她的丈夫在去美国留学之前在家乡已有结发妻子和一个儿子。由于大后方与沦陷区音讯不通，他得以把实情瞒过了飞飞。表姐夫确实是深深地爱着飞飞的，因而嫉妒心也特别重，他受不了飞飞在天津社交圈中的活跃和男人们对飞飞的殷勤。他们那时已有两个女儿，但飞飞表姐生活得很不幸福，总是和丈夫吵架。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像她这样开通的人竟没有提出离婚。1951年，飞飞来北京休息，住在我家。那年她才二十九岁，非常美丽，非常潇洒。我家当时住在东四八条，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大院住的是两航起义时从香港回归的一批原中央航空公司的英俊飞行员。每当飞飞出门都会引来这些青年向她投来爱慕的眼光和几句问好的话。不几天，他们给飞飞起了一个雅号：“八条之花”。记得当时我跟她开玩笑说：“飞飞一来我们家，这胡同里没有人再看我一眼了。”她说：“你还小，过两年你才是真正的‘八条之花’呢！”记得也就在那次，飞飞有一天又和丈夫在我家西房争吵起来。后来她很忧郁，对我母亲说：“在重庆时，我曾经算过一次命。那瞎子说我三十岁时有一道坎，很可能过不去。今年我二十九了，谁晓得明年是否过得去？”母亲安慰她说算命的话不可真信。谁知第二年正当她三十岁生日刚过，飞飞就自杀了！那时她在津沽大学教书，学校批判她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学生。生活中她有一个十分关心她的男性朋友，表姐夫为此整日与她吵架。飞飞一定觉得生活已没有任何值得留恋了，才抛下两个年幼的女儿去寻找极乐世界。
后来，表姐夫痛不欲生，用汉白玉为飞飞修了墓碑。落葬时，他几乎精神失常，跳进墓穴要同妻子同赴九泉。他泣不成声地告诉我父亲和母亲，在飞飞自杀前的晚上，她异常平静，比平常更早就上床休息了。表姐夫竟什么变化也没有觉察到。第二天早晨，表姐夫要去上班，见飞飞仍睡得很熟，他想让她好好休息，于是关照家中女佣不要惊动太太。待他中午回来，飞飞仍未起床，卧室门紧闭着，他才发现不对。但一切都晚了。美丽的飞飞已脱离尘世的种种烦恼，飞向她的自由天地。
整个1983年的夏天，陈白露和飞飞表姐不断在我眼前晃动，召唤着我。我认定那是最完美的告别人世的方法。既然表姐夫上班前都以为飞飞在熟睡，想必她留下的最后形象仍旧是很美的。于是，我紧紧地握住我那两瓶“速可眠”。心倒反而平静了，相信冠华先走一步，会在天堂等我的。
最后的日子
1983年的8月已尽，暑热渐退，但冠华的身体已日益明显地衰弱下去。他的坚强是难以置信的。天天去北京医院接受放射治疗，还坚持天天要散步。病灶发展很快，刘明远主任想尽办法也难以控制。冠华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要求医生一点都不要向他隐瞒病情。如果那时有人在治疗室见到他，亲耳听他与刘大夫和护士谈笑风生，谁也无法猜到他是个身患绝症只剩下五十多天生命的人。8月19日，老朋友杜修贤、唐理奎带了照相机来访，为我们照了最后一次合影。其中的一张后来制成瓷版，放在客厅里，没有人相信那是距他逝世三十四天前的留影。
只有我深知他内心隐藏的痛苦和他与癌症顽强战斗的毅力。他因为肺部的病灶经常咳嗽，他因为前列腺的苦恼，夜间睡不好觉。我每晚至少起来两次照顾他。而到了白天，我们都想显得轻松，显得乐观。我知道我们在互相欺骗，我们都想把最大的痛苦留给自己，把最大的希望留给对方。但有时候，我们又难以把自己的真情完全隐藏。有一天深夜，冠华咳得厉害。我给他倒温开水，又扶他坐起来。他喘息稍停，要我坐到他身边。他抚摸着我的手说：“我觉得对不住你，这样地苦了你。”我心里很酸，却假作镇静说：“不要这样想。我们既然走到一起，就要一起奋斗，把病治好。”冠华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把我的生命看得比你自己的还重。我心里都明白，不知如何对你说。我有时自责，是否当初和你结婚是太自私了。你还那么年轻。现在为了你，我也要治这病。”我的泪水终于禁不住了，我抽泣着说：“还记得吗？我们结婚那天晚上，对着月亮，我说过我喜欢教堂的婚礼，因为那是一种最神圣的诺言：要与另一个人终生相伴，‘不论富贵或贫贱，不论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安慰你，照顾你，忠贞不渝。’”冠华替我抹去泪水，深深地叹息，他说：“没有你，这几年不知是否能过得来。我只是常内疚你为我牺牲太多！”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冠华之间，一直到他临终，我们都从未说过“死”这个字。我们只想谈“生”，谈生的希望，生的欢乐。因此我们也从不谈死前的遗嘱或身后的遗愿。即便到他弥留之际的那个心碎的中秋夜，在他短暂的清醒时，他也许终于想说点嘱咐的话，我却阻止了他，仍然想给他以中秋夜的温馨，让他带着对生的希冀离开人世。最终的日子终于来临了！9月2日的晚饭后，我在院子里忙碌完后，回到书房时，看见冠华神色不对。他正在凝视自己咳在瓷杯中的痰。见我进来，他马上装着若无其事地拿着瓷杯进了洗手间。我意识到出了什么事，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事，我上厕所。”我听见他把瓷杯倒了，换了清水出来，回到沙发里坐下。我不放心，他却再三说没事，不要紧张。过了一会儿，他又咳起来，咳得很猛。他往瓷杯中吐痰，吐一口就捂住盖子，说什么也不让我看。但最后，他已无力，我接过杯子，杯中是一口口带鲜血的痰！我顿时感到全身血液往头上冲，瘫在他面前的沙发凳上，禁不住全身发抖。冠华反而安慰我说以前也吐血，大概是肺结核犯了。我知道不是，我说马上去医院。他不肯，一定要到第二天早上。这一夜，他没有怎么睡，咳出了许多血痰。他要我到他大床上陪他靠在身后垫着的枕头上，他一直握着我的手。我后来一直在想，那个9月2日的晚上，我真是慌乱极了，可是冠华一定是很清醒的。他一定清楚地知道这一次一旦进了医院恐怕再也回不到他这个万般眷恋的家了，所以这一夜他是无论如何要在家里和我相依相伴度过的。自从他病重之后，我在卧室大床边上搭了一个小床，以便照顾他。但这天夜里，冠华要我回到大床上，陪伴他坐了大半夜。
冠华最后一次在北京医院住了20天，9月22日，他终于走了，永远走了！他是在明媚的秋日阳光中走的。这天清晨，天气特别晴朗。九点多钟，冠华突然异常清醒，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吧。他睁开眼睛，竟同平时无大差异，只是讲话吃力。他指指窗外的阳光，微笑着轻轻对我说：“好！”我一时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我真以为奇迹又出现了，慌慌张张地说：“你今天真好！你要好了！”他也笑！这时，何英同志和朱端绶大姐进来看他。他都听清了他们对他的慰问，还带着往常的笑容举起手打招呼，说：“谢谢你们！”这可真
是难以想象啊！他们走后，我说：“你累了吧！喝点白蛋白好吗？”他说：“好！”我去冲了一小壶白蛋白，小心地扶起他的头，把它枕在我的左臂上，我用右手喂他喝蛋白水。他非常安详、平和，微带笑意一口口从我手中喝蛋白水。我问他觉得怎样，他说：“好！”但就在他喝了六七口之后，他无声无息地和和平平地突然停止了，他闭上双眼像突然睡着了，只是没有呼吸！我慌忙抽出左臂去打紧急铃。护士小段马上来了。我急得声音发颤，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小段是冠华最信赖的护士，此时她丰富的经验已告诉她最后时刻的来临。后来的事，我怎么也想不清了，只记得马上来了一大批医护人员，又运来了仪器，只记得我趴在冠华身上大哭，只记得我被架出了病房……
再后来，是谁出来通知我，冠华走了，永远地走了！他们扶我进病房，我似乎在腾云驾雾，木木地看着祥和的冠华，多想和他再说几句话啊！但他像熟睡一般……
他们没有让我送冠华去太平间。我不记得谁把我送回家的。但进了家门，我就意识到冠华再也回不来了。那真是悲痛欲绝，我连一眼都不能看我们的卧室，就躺倒在东边空屋的床上，呆呆地抱着我的两瓶“速可眠”，脑子里空空地问自己：“什么时候吃呢？”现在回想当时，我还是一直很感谢老杜（杜修贤），因为他是第一个闻讯赶来看我以及把我从死神那里往回拉的真正朋友。他看我神情痴呆，躺在床上默默流泪，他没有说多少劝慰的话却声色俱厉地对我说：“你不要这样躺着，你要起来！你是不是想死？你不能死，也不能这样不振！陈老总不幸过早死了，张茜一定是没有挺过那一关不到两年也去世了。她如果不死，一定有许多话要替老总说。可惜她那么快死了！”我一惊，但仍说：“老杜，我没有力气了，活不下去了！”他却说：“没有什么活不下去的，你要为老乔活下去！”我泪如雨下，但我却下床站起来了。
世上还有真情在
我想凡是绝望已极，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大概都是想到死的念头就即刻去拥抱死神的。因为只要是在生与死之间犹豫不决，生的呼唤总会战胜死的诱惑。我在冠华逝世后的一年中踉踉跄跄在一条冷峻的生活道路上跋涉，很少温暖，很少关怀，几乎全凭着自己的理智和毅力挣扎着活下去。但我对生的希望逐渐地增加，我想到了我未尽之责，冠华有多少话要我来讲，我曾经对他作过许诺；我想到女儿妞妞，她仍是我生活的亲情所在。我也从朋友们的关怀中得到宽慰，尽管真正的朋友极少，但世上毕竟还有真情在！在这极少数的朋友中，我首先想到了李颢。当我在凄风苦雨中徘徊在黄浦江边时，冠华的老友李颢夫妇多次来信邀我去苏州。我去了，那是我绝望的转机。李颢夫妇的热情和照顾在我冰冷的心田里洒进一丝温暖。他们鼓励我在风景秀丽的东山之巅为冠华找一块安息之地。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想把我的骨灰与冠华的合在一起，但我说，我想把他的骨灰盒留在北京的卧室里陪伴我。李颢和慰情坚决反对，他们说我应当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在东山安葬冠华，他会喜欢因为那里山明水秀。我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于是去吴县寻找墓地。我所找到的远远超过一块冠华的安息之地，而是人们对冠华和我的理解和尊敬。吴县当时的书记管正同志以及东山乡的杨其林等许多同志听说我要在东山为冠华修墓都热情相助，使我不止一次感动得流泪。东山乡的同志陪我跑遍公墓上上下下，最后选中一块山顶十六平米的墓地。我当时经济上也拮据。冠华病中，我靠早起晚睡为百科全书翻译条款，得到一些稿费来为冠华购买营养品。那时，北京医院北楼一层的护士们都会看到清晨和深夜，我借用护士会议室埋头翻译，中午冠华午睡时，我把小藤桌搬到过道还在拚命工作。也就靠了我这些艰辛的劳动换取的稿酬，冠华才得以保证一切营养需要，使生命延续五年之久。此时要修墓，我小心地问大约需要多少费用。而东山乡的领导竟回答说：“你能选择东山安葬乔冠华同志，这是我们的光荣！乔部长活在人民心里，他的墓将来肯定会是使东山扬名的一个景点。至于费用，你是自己出钱修，我们决定只收材料费和人工费。这块地就算是我们东山人民对他的一点贡献，感谢他为国增光。”我感动极了，冠华临终念念不忘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快就得到验证。
从苏州回到上海不久，又接到冠华另一位老友冯亦代的电报，要我速回北京商量去深圳蛇口工作的事。无论是李颢，还是亦代、徐迟这些老友，在冠华辉煌年月，从未来锦上添花，因此我那时竟与他们从不相识。但是当冠华处于逆境时，他们都回到他生活中，在他去世之后又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关怀和鼓励，我对他们永志不忘。
３月底我回到北京，急忙找到亦代。他立即把我介绍给黄宗英同志。我和宗英过去并不
相识，但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四五个小时，她的坚强深深感染了我。是她，听了亦代的介绍建议我去蛇口工作一段时间医治心头的创伤。当时她正在蛇口干一番事业，她和袁庚同志谈了，同样是素不相识的袁庚同志向我伸出了热情的手，欢迎我去蛇口。他还专程派了一位年轻干部来北京陪伴我去那里。虽然，后来由于意想不到的干预，第一次去蛇口我仅停留了一周就被叫回了北京。但那短短七天中，从袁庚到宗英，到许许多多其他蛇口工业区的朋友都由衷地欢迎我参加特区建设者的行列。我在南海之滨感受到了一种冲破长期压抑的解脱。那里的人们以新的眼光去理解人的价值。我当时并不想扎根蛇口，我只是想在那里工作半年左右，以使我恢复平静，找到重新生活的起点。在蛇口时，我的情绪也仍然很不稳定，冠华的影子魂牵梦萦地无处不在。记得有一天晚上，几位朋友邀我去“海上世界”玩玩。我在酒吧里呆了一会儿，总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于是就到甲板上散步。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没有月光，也很少星光。我遥望黑沉沉的大海，一股深刻的忧伤重又涌向心头。命运使我飘落到这南海之滨，前面的路就像这黑漆漆的大海一般看不见亮光，望不见尽头。我记得我站在横杆边，任泪水往下流，直到朋友们出来找我。那一夜我难以入睡，后来睡着时，冠华在梦中时隐时现。
一周后我被莫名其妙地从蛇口叫回北京，我气愤至极，也绝望之极。在冠华逝世半年中，我艰难地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朋友们要我坚强地活下去，却也有人不仅为冠华的死高兴，也不喜欢我活得好些。他们酒足饭饱之后还在注视着我，不是为了帮助，而是为了堵截我重新生活的道路。遗憾的是，在这些人中不乏昔日与冠华称兄道弟的“战友”！我不由得想起曹植的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冠华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怎能料到在晚年时遇到如此坎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他死后连他的妻子他也无法庇护。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自己的革命行列中！那是我第二次被压得精疲力竭，第二次视死如归。我锁上卧室的门，抱着冠华的骨灰盒，旁边放着我的那两瓶“速可眠”和一瓶冠华喜爱的茅台酒，听说酒可以助长药力。我在这世界孤独跋涉已经太累，太累了，我该休息了……
这一次拯救我闯过死亡关的大概首先是我那不甘失败的性格。我把自己关在我们过去的卧室（当时的冠华灵堂）中足足八个多小时。当我从绝望中冷静下来时，我想到东山的墓还未修成，但我更想到有人一定会举杯庆幸我的死，因为从此之后，人们将无法得知冠华和我的悲剧。历史将永远被扭曲，公正将永远被掩埋。我不能死！
我终于打开了房门，又走进了生活，开始了新的搏斗。这一次，我得到了黄镇、宋之光等这些冠华老友的同情和帮助。最后，胡耀邦同志在我的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中组部的有关负责同志终于妥善处理了矛盾。当这场风波平息之后，已是1984年的秋天，冠华逝世的周年之际了。我的情绪经历了这一年的生生死死考验，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不论前面的路多么充满荆棘，我决心走下去，为了冠华，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们所爱的大好江山和人民！那时候，女儿妞妞已长大成人，开始工作了。她担心我一人孤独无援，邀我去美国探亲。也有朋友劝我索性一走了之，不要再为过去的痛苦付出更多的代价。然而我却坚持留在了这一块土地上。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改变的一种执著和追求。不论这片黄土地如何把我青年时代的梦、中年时代的追求揉得粉碎，不论它溶进了我多少痛苦的泪水，我却总是难以割舍！记得1981年的时候，当时的年轻人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叫“信仰危机”。有一次，一群年轻人来访，其中一位问冠华：“乔伯伯，你一生廉洁，忠心耿耿，却被整得这么惨，你不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吗？”冠华激动起来，认真地说：“我不是工农出身，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受压迫，而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十六岁离家，寻求真理，在清华园里，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后来在德国，我研究康德、黑格尔，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我现在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岂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
冠华当时那种虔诚的信念给我的印象极深。他由此而相信一切的不公正都可以在自我的调整中解决。我不愿与他争执，因此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过我对理想破灭的感受。我相信我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是永存的，那就是对这方土地和生息于此的人民的挚爱。至于对不公正的纠正，1984年蛇口风波之后，我有了自己的想法。这年底，我拜访亦代、安娜。他们是我在北京最可信赖的朋友。我告诉他们，在冠华逝世之时，我曾经下过决心，也在他遗体告别时向他默许过：假若我决定活下去，容我两年时间求得心灵的平衡，然后我将为求得公正而奋
斗。一年后的此时，我却对亦代说，我想改变这当初所许的愿。作为冠华生前老友，我想听听他的意见。我说我不想为求得一纸公正去耗费我未来几年的精力，因为即使求得一纸又有何用？冠华1958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后来当他驰骋在国际风云的舞台上，为中国的外交史增添精彩的一笔时，有谁还会记得这当年的“严重警告”？而当1980年冠华忍受着一生最大的屈辱时，外交部却发来一纸“改正”通知，说1958年的处分是错误的，予以撤销。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冠华如果还在世，也许争取这一纸公正还有用，因为他渴求有机会施展他的才华。然而，他人已去，一切已成遗恨，这一张纸已不再是他和我所需要的了。冠华一生，无愧无憾，我应当相信历史和人民。我问亦代，我这样对不对，有没有辜负冠华对我的寄托？亦代和安娜对我表示了极深的理解。
回归大地
自此，我的心平静下来，专心为冠华修东山的墓。我在《故乡行》里提到过，这墓的每个细节都是我亲自设计的。那平放在地，呈三十度角倾斜的墓碑象征着回归大地与人民，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仰望长空和锦绣河山。那黑色的大理石墓碑是我1972年访问斯里兰卡时，参谒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墓时受到的启发。那个墓身是一块巨大的不规则的黑色大理石，周围五根巍然屹立的柱子象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时我很受震动，觉得有一种浩然正气在空中回荡。我在冠华的墓上用黑色大理石的用意是体现他一生的坚定和刚直。墓身周围的鹅卵石是在见到他在盐城上小学时的那条天天踩过的鹅卵石小巷后想到的，象征着他从这铺满鹅卵石的小巷走向世界。墓后的塔松是冠华告诉我他两次陪同总理、陈老总出席日内瓦会议时最最喜爱的是日内瓦的塔松，他说陈老总也很喜欢。墓前台阶旁的两棵桂花也是他生前钟爱的。他特别赞美桂花那不起眼的小花朵能散发出如此沁人心脾的幽香。他一直希望在我们的院子里栽几枝桂花和一方清竹。可惜那都是江南植物，耐不住北方的严寒。现在我在他墓前栽下了一棵金桂、一棵银桂。每年入秋，冠华在塔松的婆娑声中可以闻到阵阵的桂花的芬芳！
1985年秋，冠华的墓修好了。11月15日我带着他的骨灰启程去苏州安葬。行前，我已逐渐平静的心里又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遗骨陪伴了我两年，如今要离我而去，留在那清冷的东山之巅。我突然后悔不该修那墓，不该让冠华离我而去。我也突然意识到这两年的时间中，冠华无形的存在依然是我赖以生存的一个梦！如今，魂已去，难道梦就从此断了？我久久抚摸着黑色大理石的骨灰盒，难以割舍。最后我断然决定留下一小份骨灰伴我身边。如果我今后飘零到天涯海角，也有他在身边，这个梦将随我远行，给我祝福。
11月17日我在李颢夫妇的陪同下把冠华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墓地。吴县和东山的领导亲自照料一切，使我感激涕零。我把带去的一张放大的我和冠华的最后合影放入他的墓穴，紧靠着他的骨灰盒。在他墓穴的旁边是个空穴，那里将是我最终的归宿……一切仪式结束后，我谢谢大家，请大家先下山，我想独自最后同冠华在一起呆一会儿。那是江南的深秋，中午时分，阳光和煦，我静静地坐在冠华的墓石旁。一切都已消逝，墓穴已被填平，多少昔日的荣耀，多少难平的冤屈都随着一锹锹的泥土埋入了地下。又是那种无边无际的空虚充满了我全部的身心。眼前似乎又出现了十四年前我们的初识，出现了拉瓦尔品第淡蓝色的夜晚和纽约深秋之夜的肖邦钢琴旋律。这本应是人间一段多么美好的爱情，但命运却使它以悲剧告终！
从苏州回来，我在忧伤之中夹带着对新的生活的期望。经过了两年痛苦的徘徊，我终于知道我该怎样活下去了。那年我整五十，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很好的里程碑。我不会忘记过去，但正因为这过去，我要再度证实我可以是生活的强者。我需要更换环境。那时我虽然有一个单位，但仍在原来的系统。那里的许多年轻人对我也不无同情，但在权势与偏见的压制下，我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这时我得到了另一位我永不忘记的长者的帮助。那就是杜老，杜润生同志。和袁庚同志一样，我与杜老素不相识。但他们这两位老共产党员同样地珍惜人的
才华，同样地对党内发生的许多事情用历史的、唯物辩证的眼光看待，同样地宽厚待人。在我一生最艰难的时期，他们两位都曾慷慨地给予我宝贵的理解和真切的帮助。当杜老的夫人马素芳大姐介绍我认识杜老，我对他说我想换个单位做点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地欢迎我到他领导的国务院农研中心去协助国际交往工作。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正在改革的初期，干部的流动还主要是组织分配和调动。因此，杜润生同志的帮助使我脱离困境，开始了并不轻易的新的探索。
冠华的墓修成之后，每年的清明，我都去扫墓。为了能安安静静陪伴冠华，我都避开清明的正日，避开蜂拥而至的扫墓人流。每年我去时，公墓的负责人都告诉我，清明节时，来扫墓的人中很多人都要打听“乔冠华的墓在哪里”，许多人上去默哀，还有一次一位上海的文艺界人士在冠华的墓前落泪。我的朋友们逢上去苏州，也有不少专程去东山看冠华。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是冠华数十年的挚友良医。1987 年他在清明之后去苏州开会也抽空去了东山。回京后他给我寄来两张照片，一张是吴院长在墓前默哀，另一张是照的墓前三束已经枯萎的野花。蔚然同志贴了张条说“哪位来探视冠华，留下野花三束？”
时光又过了几年。1991年春我照例去东山。公墓已换了新的负责人，他陪我上山，就如他的上一位负责人一样，还是告诉我那些动人的故事。使我十分感动的是他还告诉我很多人为了对冠华表示怀念之情，决定也在东山为他们的亲人仿照我设计的冠华墓地修了墓。仅在那一面山坡就总共有二十八个一模一样的墓了。他领我去看了其中三个。同去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应当申请专利了。我却无限感慨，热泪盈眶。我说：“不，这不是我的专利。老乔的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感谢人民记得他。”那天我实在很激动，我请大家下去在公墓办公室等我。我一人长久长久地坐在冠华墓前的台阶上。上午刚下过雨，此时的午后阳光从云层后透出万道柔和的光束照耀在满山碧绿的桔树叶上，照耀在山脚下一望无际波光涟漪的太湖上。微风拂来，周围寂无一人，只有我陪伴着冠华。我坐在那里，一切感觉似乎都已凝固。大自然似乎也停在了永恒点上。我望着开始西斜的太阳，想着那太阳几个小时后将从西方地平线上沉没，但再过几个小时，它却又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就这样，周而复始，人的生命有限，而大自然是永恒的。庸庸碌碌的人生也许随着西沉的太阳从此了无踪迹，但壮丽的人生会化成阳光的光束循环不止永存于宇宙之间。我慢慢地回头看冠华的墓碑，我刚刚为之上过蜡的金字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我似乎有一种大彻大悟，冠华早已不在那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之下了。他的英魂已融化在这伟大的宇宙间，化作清风，化作细雨，化作阳光。他就这样永恒地存在，无所不在，与我在一起直至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