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世良（1907－1942），福建人，家境富裕，入教会创办的杭州之江大学，转学苏州东吴大学毕业，英语流利，后到南京供职于励志社。励志社系专为接待中外高官贵宾而设，林得识中枢若干权要，更获孔祥熙青睐。励志社升林为南京社总干事，由孔引荐进中央银行，累升央行总务处长。林常到孔府为孔家效劳，孔夫人宋霭龄出出入入时叫林随侍身边。1942年时，林世良官封中央信托局运输部经理（运输处处长）。
其时，中国沿海被日军封锁，加上苏德战火正炽，大西北苏俄运入量骤减。而法兰西维希政权受日本压力，切断了越南海防港通云南铁路，只有滇缅线成为运送战略物资到大后方的唯一通道。国外海运抵缅甸港口，国民党军委任命俞飞鹏为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常驻仰光督运。有铁路经曼德勒至腊戍终点，自腊戍至昆明公路，虽然路况不佳，但汽油、军械、五金、橡胶、医药品等战略物资可保源源输入。林世良主管水陆空运输，且中信局有道奇卡车数百辆，与各方周旋八面玲珑，但他利令智昏，遂勾结奸商走私获取暴利。
道奇卡车
抗战吃紧，大后方物资匮乏，而若干高官富贾“紧吃”，歌舞通宵，重庆市上舶来品、奢侈品、高档衣料化妆品等，琳琅满目。其时，由国民党军统掌管全国水陆空交通稽查，并组编有交通巡察总队特务武装，戴笠兼任缉私署署长。起初，军统认为可能系美军军方抛售，经调查证明不确。因美军物资除军用外品种有限，无非如骆驼牌香烟及名酒之类，男女上等衣料，玻璃丝袜，密司佛陀唇膏香水，打火机等若干。曾有商人勾结美空军飞行员，由印度偷带贵重西药、金饰玉石，于昆明被查获，美军飞行员送交史迪威驻华美军总部处置，这也只是个案。但戴笠有严密的情报网，终于侦知此案系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利用职权假公为私大量运入。由于戴笠与孔祥熙久有过节，立即亲自往云南布置侦缉。
此时正值日本由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指挥精锐师团大举进攻缅甸，英军溃走印度时期。日军占仰光后，与中国远征军激战，我军积存于腊戍的抗战物资必须日夜抢运。林世良亲往腊戍督运，以中信局道奇卡车150辆抢运物资。军统查知其中私货甚多，戴笠乃偕滇缅公路警务处长李崇诗和交通巡察武装于昆明站口等候，尾随中信局大队卡车驶入仓库。当场拆开封条检查，卡车载带奢侈走私品甚巨，时值法币三千余万元。戴笠在禀报最高当局的同时，马上把事件捅给新闻界大量报道，鼓引公众造舆论压力，更暗示后台是“孔财神”。霎时间斥责发国难财的骂声四起。而此前，驻仰光的俞飞鹏也曾向蒋介石报告过，对中信局运输处在缅作业非常不利。蒋介石就此批示，发交军法执行总监部讯办。
国民政府及中央军委会吸取外国先进经验，统一组编提升军法法制，师旅至团派军法官，成立全国军法执行总监部，1938年6月14日，特任何成浚上将（1882－1961）为总监。中央军宿将何成浚早在1905年由黄兴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入日本士官学校第5期。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后任过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武汉行营主任。资望足以震慑。全国各战区设军法执行监。后又另设川西禁烟军法执行监、滇缅战区军法执行监。军法执行监的任命，需由总监部（常由战区司令长官保荐某人）呈报军委会，由“委员长侍参”代电批准任命。
直接由总监部审理的均属要案、特案，其原因不外乎中信局林世良案是在战争时期。另外，考虑地方司法机关人际关系复杂，相对军法监较为超然，“利于侦讯查明全部案情，勿枉勿纵”。
自军法总监部接手此案后，倒没听说有向总监部贿送重金游说的，只听说“有老友来访，闲谈中似不经意提及林案，意为宜尽早结了案”，“勿去追所谓后台及左右牵连”；再就是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法外施恩免林死罪”。
据何成浚当天日记记载:1942年12月5日，时为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邀何成浚往孔宅午餐，同餐有徐堪、杨啸天、陈希曾诸人。餐毕，“孔先生对林世良舞弊案谈叙其情形甚详，并力为许性初解释（许为中央信托局信托部经理，与林同案在押）。约往午餐之用意，似即在此”。
四天后的12月9日，何成浚接本部交际科电话说:委座召，速到官邸一谈。何“即趋官邸谒见，询问办理林世良案情形甚悉，当一一面报。奉谕诸事可依法裁处，勿顾及其他”。
该案侦讯辨析查明，林世良于仰光战事吃紧时期，擅用职权，与大成企业公司兼利通商行经理章德武勾结，私以中央信托局名义代该商行抢运商品，贪腐舞弊。许性初虽有嫌疑，但未直接经手，其允办押汇之款亦未交付分文，谓许受同僚林世良蒙蔽较近事实。军法执行总监部审慎权衡，签报判处林世良无期徒刑；许性初两年徒刑缓刑三年，呈军委核示。
1942年12月21日深夜，蒋介石批令称:林世良应即枪决，许性初亦应加重刑期。总监部当然遵蒋命令。于12月22日判决林世良死刑，许性初5年徒刑，并于当天16时予林犯执行枪决。
林案结案后，蒋介石免去戴笠的兼缉私署署长，以宣铁吾接任，有人猜测大约为维护孔祥熙面子。
林世良是蒋介石的连襟、一度曾任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机要助理。林开始是通过上海青帮的地下关系与孔祥熙联系上的。
林世良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信托局储运处处长后，负责在国外订购军火并办理经香港的接运业务。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经理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在滇缅公路通车后，他让林世良“管理”那里的运物资输业务。
这个案子实际上涉及了一批与大成公司有关联的投机分子和奸商，该公司委托林世良的助手汪继方，把存在仰光的一批车胎和五金等运到重庆。这笔交易巨款的一部分被林世良转让给孔令侃和其声名狼藉的妹妹、惯于女伴男装的二小姐孔令俊。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和女婿陈继思也有牵涉。这批货分几批装运，其中有两批被缉私署缴获。
戴笠把这一消息电告蒋介石后，委员长怒火万丈，认为林世良是在利用他大姨夫的名义为自己进行走私活动。结果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林被逮捕，并被判10年徒刑关进重庆的土桥监狱。与此同时，那些被缴获的物资，从原价约总共1600万元，暴涨到6000万元。根据规定，缴获走私货物的官员们可得充公物总额的10%作为奖金，用来改善该组织。戴笠的人还收集了林世良吃喝嫖赌等等劣迹。蒋获悉这些腐化行为之后，盛怒之下，在原判上改批“立即枪决”。
林世良不愿替孔家负罪，于是他公开将走私阴谋归罪于孔令侃。孔令侃在父亲的怂勇下把此事整个闹到蒋夫人宋美龄那儿。这样，戴笠发现自己处于整个孔家和宋家的对立面，这两家要求蒋介石替他们解决此案。于是蒋介石面临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家族利益（在公众的眼里，四大家族代表了“官僚资本主义”的私人利益），另一方面是戴将军所称的对军事当局权威的冒犯（该当局现在负责原属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职权范围）。
蒋介石最终站到了家族一边，尤其是当相互疏远的宋家和孔家现在因共同的敌人戴笠而联合起来之时。除了判决林世良以外，委员长还指责戴笠因心怀不满和泄私愤而越权行事。于是，1943年7月戴笠被免除了缉私署署长的职务，并由孔祥熙的人、戴笠“不共戴天”的敌人宣铁吾接替。
与此同时，所有各省缉私处处长一概被撤换，军统的人统统遭到排斥。
戴笠被解除缉私署署长，被中国的盟国美国误解为是对军统过度行为的处理，其含义超过了表面现象。驻重庆的美国使馆向国务院汇报说，人们普遍认为“委员长的秘密警察和宪兵及情报组织声名狼藉的头目戴笠”被解职是由于：1、对高级官员的部下屡次擅自进行绑架、处决等，包括1942年秋天枪决中央信托储运处处长林世良，据信他把装运从缅甸到中国的政府供给品的卡车，用来替高级官员们装运“奢侈”用品；2、该组织本身腐败的“缉私活动”同“高级官员们”的“腐败利益”相冲突；3、国民党秘密警察内部发生的激烈争斗，其主要作用是对付“危险思想”领域；4、因为日本人成功的反间谍活动，戴笠在沦陷区的情报组织遭到破坏；5、对戴笠及其“盖世太保”的抨击；蒋夫人在她的访美旅程中对这些抨击有所耳闻，使她得出印象认为，“美国人相信不是委员长，而是戴笠，通过对纳粹和日本警政制度的残酷应用而在实际上控制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