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戴笠自己陷入了麻烦。一系列的事件使宋子文和蒋夫人对总司令的“间谍王”疏远起来，包括在国民党秘密警察机构里发现了康生的潜伏人员，在中国取消了特别行动执行队，以及华盛顿对军统采用盖世太保模式不断增长的抱怨，等等。结果，当邓诺文（美国战略局长）于1943年12月2日到达重庆时，他发现戴笠的地位已非坚不可摧。
尽管如此，邓诺文仍受到隆重欢迎，包括在重庆警察协会舞厅里举办的满场英语流利、舞姿娴熟女士的招待会。紧接着招待会的是在戴笠公馆里的宴会。邓诺文竭力保持清醒，但他完全低估了自己的对手，认为对方不过是一个“具有中世纪情报工作概念的平庸的警察”而已。
邓诺文以他典型的直率告诉中国的这位秘密警察头子：假如美国战略情报局得不到戴笠合作的保证，那他们将会独自在中国开展工作。戴笠听了勃然大怒，说：他将处死任何一个在中国领土上、在中美合作所以外活动的战略情报局特工。对此，邓诺文拍着桌子叫道：“你每杀一个我们的特工，我们就会杀死你们的一个将军！”
“你不能这么对我说话。”戴笠吼着。
“我就这么对你说话。”
然而，邓诺文有口无心，一旦他把心里话说出来，戴笠倒镇静了下来，两个人旋即又握手言欢。
宴会的次日，邓诺文将军见了蒋介石。对他们的谈话，没有太多的记录，但梅乐斯从担任邓诺文翻译的刘镇芳那里收集了谈话的要点。据肖说，委员长告诉战略情报局主任：
你是一个友好国家的高级代表，在这场盟国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你在一个既是异国又是友邦的国家里运作。我们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希望你承认这一点。美国人要求盟国怎么在你们的国家里活动，我们也要求美国人怎么在我们国家里活动。你们不会让另一个国家的特务进入美国并开始活动。你们会坚决反对。同样，我们中国人也反对一个外国特务或情报机关进入中国并背着中国人工作。请记住，这是一个主权国家，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请注意到这一点。
到了这一步，邓诺文除了同意把战略情报局的正式事务暂时交到梅乐斯手中外，别无选择。
然而，与此同时，这位情报局主任开始探索在中国越过梅乐斯和戴笠以外建立独立的情报业务的其他可能性。在中美合作所内部，战略情报局的常规人员的十来个人归约翰·考林（John Couglin）上校领导，而梅乐斯则继续指挥海军人员（他因此在战争结束时晋升为准将）。在中美合作所之外，邓诺文和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战略情报局研究部主任）与陈纳德将军于1943年12月会见，探讨建立一支特别的第十四飞行队来收集战术情报，以确定敌方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