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创建力行社 陵园别墅会议

“筹备处”在二月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一天晚上的7点召开的,共有25人参加。会议地点设在距明孝陵一里以外,位于中山陵右下坡松林中蒋的小别墅里。除了滕杰以外,还有黄埔一期班的贺衷寒、潘佑强、酆悌、孙常钧、杜心如、桂永清、邓文仪和萧赞育;二期班的葛武启和蔡烃军;三期班的周复、康泽、韩文焕、李一民、黄仲翔、邱开基和骆德荣;四期班的娄绍恺;五期班的干国勋、彭孟辑和易德明;及六期班的戴笠、刘诚之和陈祺。三名筹备处的人员:一期班的胡宗南和曾扩情及四期班的叶维,因为其他任务而没有出席会议。

这些人在一个宽大的长方形的屋子聚会,里面散放着各种沙发和木椅。蒋介石坐在屋子西头的一张中型书桌后面靠墙的一把藤椅上。邓文仪坐在领袖右面茶几边上的一张小沙发里,准备作会议记录。在滕杰将所有人,包括那三个不能出席的人点名之后,蒋介石抬起了眼睛,逐一看着每一个人。停了一会儿,他说:“党国现处于非常危难中,特约你们来谈谈,听取你们各个人的意见,故不采正式会议形式,重在听取你们每个人发表的意见,说话不限时间。”

虽然蒋并没有规定会议程序或发言人顺序,但按照黄埔校友的聚会习惯,通常是班次早和年长的成员先发言。于是,一期班最年长的贺衷寒领头,然后依次是孙常钧、潘佑强、桂永清、杜心如、酆悌和萧赞育。每个人讲了20分钟至半小时的话。在讨论过程中门外没有设警卫,而这是非常罕见的。带枪的戴笠会不时地起身在室内和楼外检查。他显得警惕、认真而镇定。据干国勋回忆,蒋介石坐在那里沉默不语,非常仔细地听着,还不时地用一支蓝铅笔记笔记。偶尔没有听清楚,便会轻声地问一两个问题,好像尽量避免打断发言人的讲话。他显得冷静而耐心,这与他通常对他们的严厉、生硬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差不多是请他们发表意见,让每个人把话说完。

讲话从晚上7点进行到11点。桂永清讲得最长。他刚从德国途经苏联,穿过张家口和北平回到南京。他汇报了欧洲和中国北方对“一·二八”事变和“九·一八”事变的反映。11点时,蒋站起身说,那些还没有机会发言的人将在次日晚上同一个时间和地点继续发言,便与邓文仪一起离开了。其他人乘来时的原车回南京。在返回的路上,没什么人说话,但每个人都带着“兴奋”的神情。

次日晚上6点,这组人在二廊庙街“筹备处”外面集合坐车去蒋的别墅。戴笠和滕杰坐第一辆车,到达之后,先仔细地检查了房子周围和会议室内部。等蒋介石和邓文仪一到,会议便按程序进行,发言也接着开始。那天晚上邓文仪第一个发言,接着是葛武启、蔡烃军、周复、康泽、李一民和韩文焕。桂永清作了简短的插话,他想把何应钦的一个弟子介绍进来,接着邱开基讲了话。他们第二次会议的发言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

第三天晚上娄绍恺第一个发言,然后是干国勋、彭孟辑、易德明和戴笠。据干国勋回忆:

戴笠在那三个晚上工作得很辛苦。而其他人除了发言以外都能够静静地坐着休息。他是唯一负责警卫的人。他一刻也没有歇过。他只是在轮到他发言前坐了两分钟。这是他唯一的休息时间。他已经三十出头了,双眉浓重,两眼很大,有一张方嘴。他穿一件灰白色中山装。他站在屋子中间发表他的意见。他的讲话简练而有力。他讲完后谦虚地请领袖和他所有的“老大哥”给予“指教”。

时近午夜,虽然外面一片寂静,装束整洁、戴着眼镜的滕杰站到屋子中间,声音响亮地宣布,在他看来,他们应当加强自己的组织,在领袖的指引下重振革命精神,用从内部消灭异己、在外部抵抗日寇的方式来“死里求生”。他坚信,“我们若能掌握形势,那我们必将成功。”滕杰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他们不可战胜。在广东,他们仅以几千人马,便能够联合同盟,消灭比他们多达10倍的敌人。他们一不怕向敌人输送大量武器和钱财的英帝国主义者,二不怕在他们中间充当“苏联傀儡”的共产党人,统一了广东,完成了北伐。如今凭着30万人大军,占着几个省份的要地,他们何不能联合盟国、动员友善力量来“剿共”抗日呢?滕杰在对他们的事业表示了极大的信心后宣布,他们一定能够继续孙中山总理未竟的事业,完成革命,建设国家,气壮山河。这是惟一能够安抚孙中山和革命烈士们的亡灵,实现整个民族希望的道路。

在滕杰召唤祖国精神和革命烈士亡灵的慷慨激昂的言词后面,存在着一个简单的信息:中国人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能够在粉碎内部敌人共产党的同时,赶走日本侵略者。但蒋介石并不想听这个信息。内政已经开始转向对他有利,而且在汪精卫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后,蒋即将成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从这个制高点出发,蒋认为他能够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甚至不惜暂时对日本人让步。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政策:安定在先,抵抗在次。而对蒋来说,“戡乱”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确保他最亲近的随从彻底同意执行“安内”政策。

此刻,针对滕杰热情洋溢的讲话,蒋介石先强调了日本人对中华民族带来的极大危险。他言简意赅,直接针对听众,毫无夸夸其谈。他说:

日本军阀准备侵略中国已五十年了,其陆、海、空均已现代化了。一旦战起,我们官兵在前线,几不能抬头瞄准射击,只有挨打牺牲。牺牲完了,只有后退,退到最后再无可退之地,亦无可用之兵时,便只有订城下之盟。城下之盟一订,便是亡国灭种。

蒋介石继续说,在满人统治中国的268年期间,犯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类暴行,又大兴文字狱,颁布了虐待汉人的各种法律。而日本人在过去的50年里在朝鲜和台湾的暴政比满清王朝有过之无不及。不幸自孙中山去世后,“革命的责任落到了我的肩上。据我对我们自己和敌人的了解,我必须不负我们的总理和烈士们、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蒋介石强调,日本人凭着现代化的军队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中国人则完全缺乏防御能力。所以,那些成千上万反对他的退让政策、颂扬第十九路军的英雄们在上海的自杀性抗战的中国人,完全是陶醉在个人英雄主义的状态中。其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人自愿去前线。而中国此刻正需要“无名英雄”来“实干,硬干,快干,苦干”。

蒋介石对他的弟子们说,他的确有三十万人的军队。假如他惟一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受人仰慕的“民族英雄”,而不顾民族危机的更大的历史性后果,那么他很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他个人的荣誉比起革命的成功和人民的安全来微不足道。为了自己的声誉而牺牲国家,那便是背叛总理和革命烈士们的英魂,是将危机转嫁给后代。蒋宣称:“我所能做的是忍辱负重。”

(我)决不轻言作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争取准备时间,所谓最后关头与和平绝望时间:就是敌人不顾一切进攻,非逼我们订城下之盟亡国不可的时期。

凭着这一席话,蒋介石似乎完全赢得了听众们的心。这些黄埔毕业生被他的真心实意深深感动,他们全都站了起来,表示对这番教导的敬服。那时已是次日凌晨,蒋让他们在早上8点到南京黄埔路的立志社办公室再来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