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纽约客》专栏作家杰弗里·图宾的说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两类案子：堕胎案是一类，其他全属另一类。对堕胎问题的不同态度，几乎成为划分民主党/共和党、自由派/保守派的重要标准，也主导着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确认程序。大法官候选人必经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确认听证会上，“你怎么看待‘罗伊诉韦德案’？”是个绕不开的问题，如同一道“试金石”候选人若回答支持，共和党人将全力抵制他进入最高法院；候选人若表示反对，民主党人也不会善罢甘休。当然，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其他，也是一种选择，就像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2005年接受质询时的表现。
“罗伊诉韦德案”是最高法院1972年审理的一起案件。在这起案件中，大法官们以7票对2票，宣布德克萨斯州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维护了妇女在堕胎问题上的自由选择权。代表多数方七位大法官主笔此案判决意见的，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哈里·布莱克门——“20世纪最为重要，也最具争议的大法官之一”这是《时代》周刊对他的评价。
四十年来，围绕“罗伊案”的判决结果，以及布莱克门本人的争议，从没有间断过。支持堕胎的“选择派”尤其是被“罗伊案”判决改变命运的年轻女性，将布莱克门奉为救命恩人和“女权斗士”反对堕胎的“生命派”则痛斥他为“婴儿杀手”和“种族屠杀代理人”“罗伊案”宣判后，布莱克门收到过六万多封表示抗议与沮咒的来信，每次外出参会或发表演讲，都要靠大批警察维持秩序、贴身护卫。
其实，布莱克门成为“女性救星”实在有些阴差阳错。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布莱克门撰写“罗伊案”判决意见的初衷，并不是要维护女性权益，替广大女性争取堕胎选择权，而是为强化医生的医疗自主权，令实施堕胎手术的医务人员免遭牢狱之灾。“罗伊案”的判决意见原本也轮不到他写，是他童年时的好友、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力排众议，将这个“烫手山芋”交到他手里。伯格的理由也很充分，布莱克门不仅是“自己人”还曾长期担任梅奥诊所的法律顾问，有丰富的医学知识。结果，“罗伊案”判决不仅将布莱克门推向风口浪尖，也成为他终生无法摆脱的标签。受此影响，布莱克门逐步调整立场，开始侧重从女权主义角度，捍卫“罗伊案”判决。
“现在来看，您觉得自己作为‘罗伊诉韦德案’的主笔者，是好事，还是坏事？”1995年，布莱克门退休之后，耶鲁法学院教授高洪柱为他做过一份详细的口述历史记录，并在临近访谈结束时，直接拋出这一疑问。布莱克门的回答是，多年来，自己曾多次思考这个问题，最终认为，有幸受命撰写此案判决，是一件幸运的事。他说：“我想，人总是在争议中成长。”
布莱克门出生于1908年，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长大，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开始了律师生涯，处理的多数是财税案件，后来又在梅奥诊所担任了9年法律顾问，职业生涯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从律师到法官，他熬过了漫长的岁月。1959年9月，51岁的他出任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时，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思想、观念、立场已基本成型，很难轻易反复。十年后，布莱克门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参议院以94票支持，0票反对，批准了对他的任命。
布莱克门能得到这个任命，是因为他的司法理念相对保守，温和中立，外加首席大法官伯格的幕后运作和大力举荐。尼克松和伯格这么做，当然是想藉此壮大保守派的力量。入院之初，布莱克门在多数案件中，确实能做到与伯格保持一致，没有让总统和首席大法官失望。比如，他在“怀曼诉詹姆斯案”中，认为社工对领取社会救济金者的“强制性”定期家访，算不上“无理搜查”；在“贝尔德诉亚利桑那州律师公会案”中，认为一个人若想取得律师资格，必须如实回答律师公会关于本人政治信仰的提问。1972年6月，最高法院在“弗曼诉佐治亚州案”中，宣布暂时废除死刑时，他也投了反对票。
鉴于布莱克门的上述表现，华盛顿政界不少人讽刺他只会亦步亦趋，“克隆”伯格的司法理念，还有人把他俩比作“明尼苏达双胞胎”是尼克松安插在司法系统的“两个打手”在最高法院内部，雨果·布莱克、威廉·道格拉斯和波特·斯图尔特等人也认为，布莱克门是靠与首席大法官的“裙带关系”才跻身大法官之列。他们不仅对他态度冷淡，偶尔还会出言相讥。就连素来与人为善的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也曾经因为布莱克门反对豁免赤贫者的破产诉讼费用，公开批评他“不知民间疾苦”其实，布莱克门在最高法院的席位，先后属于约瑟夫·斯托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本杰明·卡多佐和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等赫赫有名的大法官，这些人的能力、威望与成就，早译者序已被举世公认。布莱克门后来也承认，自己刚坐上审判席时，内心惶恐，忐忑不安，感受到“莫大的压力和挑战”生怕配不上这个有着显赫渊源的席位。对布莱克门来说，外界的冷遇、内心的压力，意味着一个无比艰难的起点。
“当你任命一个大法官的时候，就是把一枝箭射向了遥远的未来，他根本不可能告诉你，自己在面对问题时，到底将如何思考。”美国宪法学者亚历山大·比克尔曾如此评价总统与大法官的关系，布莱克门后来的转变，也证明了这一点。认真审视布莱克门履任之初的司法意见，人们会发现，与其说他观念保守，不如说他注重务实，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赞成社工“定期家访”是怕社会福利被人滥用；他反对律师候选人隐瞒政治信仰，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结社自由并不会因此受到侵犯。他在哈佛读书时，曾师从于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教授，信奉后者倡导的司法克制理念，即：司法机关应恪守本分，不动辄僭越立法、行政部门的权限。他本人并不赞成死刑，但认为法官的职责是公正司法，至于死刑废立，应交由国会，以立法形式决定。所以，他才反对最高法院越俎代庖，仓促宣布废除死刑。但是，一旦诸多冤错案件令他意识到，现实的司法环境，已无法避免杀错人的危险时，他也会顺应时势，转变立场。在1994年的“卡林斯诉柯林斯案”中，布莱克门正式宣布，由于死刑的适用充满了“专断、歧视、随性和失误”自己将“不再对死刑机制做任何修补”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死刑反对者。
“罗伊案”之后，布莱克门逐步摆脱伯格的影响，致力于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平等权和言论自由杈，自由化倾向日益严重。在“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中，他坚决反对多数方大法官将同性恋性行为定罪的做法，并发出了“容忍多元价值观存在”的呼吁。在“达登诉温莱特案”中，他宁愿与伯格撕破脸，也要维护死刑犯的申诉权。他格外注重弱者权益，时常在判决意见中流露个人情感。在著名的虐童案“德谢尼诉温尼贝格郡社会服务局案”中，他对受害儿童的悲惨遭遇痛心疾首，一句“可怜的约书亚！”成为传颂至今的经典判词。许多早先对他存有偏见的大法官，日后都成为他的亲密盟友。马歇尔大法官还专门递给他一张纸条，称赞他“非常了不起”20世纪90年代，随着布伦南、马歇尔陆续退休，当年被视为保守派“打手”的哈里·布莱克门，俨然成为最高法院自由派的领军人物。但他始终能够就事论事，与人为善，不因政见之争与人交恶。任何同僚遇到生活或工作上的困难，他都会施以援手。就连他在意识形态上的“政敌”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也承认，布莱克门“在践行法治的热忱与恪尽职守的勤勉方面，几乎无人能及，……他是一个好人，一位好大法官，应当受到全体美国人尊敬。”可奇怪的是，他与自己的人生“引路人”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却嫌隙渐生，渐行渐远，最终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
虽然公众对布莱克门的人生经历充满好奇，可他生前很少接受记者釆访，即使在私下场合，对个人隐私、同僚关系也常常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为这样一位深居简出、寡言少语的大法官作传，似乎是一项异常艰巨、困难的任务。幸运的是，布莱克门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宝藏”他自幼就有勤写日记、收存文献的习惯，并一直保持到退休以后。1999年，他在去世之前，将私人收藏全部捐给了国会图书馆。
分装在1585个纸箱里的这50万份文献，成为后人研究布莱克门的司法生涯，以及最高法院诸多判决内幕的宝贵资源。这些文献中，既有布莱克门的日记、书信，也有各种内部会议记录、判决意见初稿、大法官们相互传阅的备忘录，其种类之齐全、分类之细致、整理之严谨，令研究者们叹为观止。比如，奥康纳大法官曾在某次开庭间隙，递给布莱克门一张纸条，抱怨他的助听器杂音太大，干扰了自己听审。布莱克门不仅保存了这张纸条，还将它烫平、归挡，分了类，编了号。
2004年1月，受布莱克门家人委托，《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琳旅达·格林豪斯优先接触到这批文献。她结合自己多年的司法报道经历，完成了这部传记。格林豪斯是美国最优秀的法制报道记者之一，十分熟悉最高法院的内部事务与人事纷争。布局谋篇方面，她拋开传统人物传记的写作套路，只用一章篇幅概述了布莱克门50岁之前的成长经历，余下各章皆围绕这位大法官的司法生涯展开。全书叙事平实、行文简洁、节奏明快，既揭示了“罗伊诉韦德案”等里程碑案件的决策内幕，又穿插了大法官之间的逸闻趣事，对布莱克门与伯格的决裂经过，也有详尽的叙述与分析。由于可读性强、信息量大，本书也受到许多非专业读者的追捧，成为《纽约时报》2005年推荐的畅销书之一。
翻译此书从2010年6月开始，到最终完稿，历时大约一年。由于平日工作繁忙，译事只能在夜晚或周末进行。期间，我面临过事业上的重新选择，也经历了一些意外挫折，时常陷入某种纠结。巧合的是，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也是一位内心纠结的人。职业的抉择、与同僚的关系、对个案的立场，都曾在人生不同阶段，或多或少的困扰过他，但他从不随波逐流，总能够脚踏实地，把握机遇，找准位置，既发出独立之声，又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布莱克门退休仪式上的发言，颇能代表公众对他的看法，克林顿说：“我们这些读法律的人，常常迷失在各种抽象的概念里，那些惯例、程序、法律术语，会把法律人与那些寻求正义的人们分隔开。但是，布莱克门大法官一直坚定、果断地与本国人民站在一起，始终关注人民的利益，他充满人性的观点不仅体现在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中，在异议意见中也比比皆是。大法官不仅是他的头衔，也是指引他行动的光芒。”
作为一名中国法官，布莱克门的人生故事，不仅给了我职业上的启示，也激励我时刻自省。一年的翻译经历，相当于与这位伟大同行的心灵交流，自己无形中想通了许多事情，也明白了这些年孜孜努力的价值何在。
“人的难题不在于他将采取何种行动，而在于他想成为何种人。”这是哲人威廉·詹姆斯说过的话。能在33岁这年解决这个难题，是我与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之间的缘分。
2011年6月21日
于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