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独木桥，为了督促孩子通过这一独木桥，很多家长喜欢高压政策，也喜欢只用成绩上的得失评价孩子。高压政策的结果就是，孩子面对挫折时非常脆弱。尤其是那些成绩一贯出色的孩子，他们无法独自承受高考失败的打击。
每年，我都会听到一些例子，因为无法化解高考发挥失常，一些孩子最终患上严重的心理障碍。
每年高考成绩公布之后，相信都会有一些孩子要遭遇他们无法面对的事实——高考落榜或考不上中意的学校。因此，我想通过讲一个过去的故事，让这些孩子和家长懂得该如何去面对这个挫折。
这个方法并不难，概括为一句话是：父母真诚地和孩子一起承担挫折。孩子脆弱的承受能力是果，父母的高压政策是因，所以，孩子难以承受也不应该独自承受这个挫折。在中国，高考不只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虽然我很期望父母们能这样看），而是全家的事情。所以，失败了，父母要学会与孩子一起承担。
当然，对那些从不干涉孩子并尊重孩子独立空间的父母，我认为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的孩子有足够的承受能力，能独自处理这一挫折并从中获益。
“从高考结束到现在，我已接到五名毕业生的求助电话，”咨询师袁荣亲说，“他们预料自己的分数会比较糟糕，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事实。”
表面上，这个事实是分数低，难以考上中意的大学。实际上，这个事实是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
也就是说，他们怕的其实不是失败，而是怕被人否定。所以，他们最经常采取的措施就是，封闭自己，不和人打交道。
广州市某重点高中的毕业生小丁在电话中对袁荣亲说，他每天一早会逃出家门，很晚才回来，就是因为担心父母老问他：你考得怎么样呢？“我觉得这次肯定考得不好。”小丁说。照他平时的成绩，他应该能考上中山大学这一档次的重点大学，但他仔细预算了分数后，认为自己只能考上一般的本科。
“父母对我期望很高，我不知道怎么对他们说。”他说。
并且，逃出家门后，他也不敢去找同学，而是尽可能躲在能避开一切熟人的地方。偶尔，当父母要去亲戚家串门时，他也是找各种借口不去，因为他有一个表弟和他同时高考，表弟估分很高。他说，一想到亲戚会拿他和表弟作比较，就觉得很难受。
“其他四个毕业生的情况大同小异，”袁荣亲说，“让他们作评估时，他们最害怕的，都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被人看不起。”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多年的教育中，就是这样做的。当孩子成绩好时，他们非常看得起孩子，夸奖他们，并给他们各种奖励；当孩子成绩糟糕时，他们非常看不起孩子，指责他们，惩罚他们。
这样做的父母们会说，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但是，这种极端的教育方式会让孩子认为，高考——这个最关键一步的失败，意味着对自己的终极否定。
没有人愿意面对这种终极否定，为了逃避这种终极的否定，他们会发展出一些病态的行为方式。
阿兰在家里自闭了两年后，苏太太才意识到自己女儿问题的严重性。直到高中毕业前，阿兰一直都是被同龄人艳羡的对象。她聪明、漂亮、性格活泼，有领导才能，而且一直是一所重点中学的尖子生，每个人都认为，她起码会考上复旦大学那一档次的重点大学，如果超常发挥，说不定可以考上北大清华。并且，大学毕业后，她的人生也一定会是一条康庄大道。
但是，一帆风顺的她恰恰就在高考中考砸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在高考中失去了感觉。她一点都不紧张，也一点都不兴奋。结果，最后她的成绩只能上一所再普通不过的本科学校。
阿兰希望复读，但苏太太反对。她常用高压方式教育女儿，譬如，如果女儿考不了全班前三名，就罚女儿跪半个小时面壁思过。但是，她对袁荣亲说，这些高压方式其实只是一个策略，她希望能通过严厉的奖惩方法，督促女儿考上如意的大学。但是，如果女儿发挥失常，只能上一所普通大学，她也能接受。并且，她看到太多复读的例子，整体上并没有什么更好的结果，所以她不想让女儿冒这个险。
阿兰尽管不情愿，但最后还是按照妈妈的安排读了大学。但是，她的性格发生了巨大改变。首先，她不愿意再和高中同学联系，她对妈妈说，她担心别人嘲笑她，更讨厌别人的同情。她也拒绝和大学同学交往，其理由是“他们根本不配和我做好朋友”！她也瞧不起自己所上的大学，因为“学校小得可怜，老师也是一群没有素质的人”。
同学们意识到了她的态度，于是联合起来孤立了她。最后，她连课都不愿意上了，成绩越来越糟糕，大二读到一半时，她退学了。
退学后，阿兰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闭门不出。她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也不和父母说话。刚退学时，她还上一上网，在网上和陌生人聊天，但一年后，她干脆连网也不上了，只是整天躺在床上睡觉。
中间有一次，她跟着重点大学毕业的表姐去北京玩了一趟，并参加了表姐的一次聚会。但从此以后，她连重点大学的学生也瞧不起了。“你的那些同学，怎么都那么俗呢？聚到一起，除了谈吃，就是谈穿，要不就是谈嫁人，你们怎么就没一点追求？”她对表姐说。
对这个案例作了一些了解后，袁荣亲分析说，阿兰已到了精神分裂症的前期，这不在他的诊所治疗的范围之内，于是他将阿兰转介给其他医生。
“阿兰的问题难以治疗，但却不难理解，”袁荣亲说，“她把自己关起来，不和任何人打交道，甚至不和父母说话，这种极端自闭的状态，其实都是为了逃避来自他人的否定。”
他认为，现代教育的一个悲剧是，许多家庭为了让孩子集中精力学习，不让孩子参与任何其他事，只是一门心思学习，于是许多孩子就只培养出了一个心理支柱——好成绩。一旦这个支柱垮了，孩子的精神世界就崩溃了。
苏太太认为，她的高压方式只是一种策略，她可以拿得起，放得下。但殊不知，女儿已把她的高压内化成自己人格的一部分，已经很难从身上剥离。
譬如，如果阿兰考不到全班前三名，苏太太就罚跪。一开始，苏太太要监督女儿这样做。但后来，即便没有她的监督，女儿会自动地跪半个小时思过，并认为这完全是理所应当的，“考不好当然要自我惩罚”。
这一切的高压方式都是为了争取最后一个终极结果：高考的成功。而这个终极结果的失败，对于阿兰这样的女孩而言，无疑意味着终极否定。
这种终极否定的压力太沉重了，所以，阿兰要逃。她不和高中同学来往，是因为怕被高中同学瞧不起。
更重要的是，她自己内心深处瞧不起自己。“你怎样看自己，你就会怎样看别人，”袁荣亲说，“阿兰在大学期间，瞧不起学校，也瞧不起老师，实际上是她自卑心理的外移。非常自卑或自责的人，会在挑剔别人或责备别人的时候宣泄掉一些积压的不良情绪。”
高中毕业后，阿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逃避内心深处的自我否定。但这种自我否定来自她自己，不会因为她挑剔否定别人而消失。最后，她只有逃到彻底封闭的状态下，不和任何人交往，那样就绝对不会再被别人瞧不起了。
然而，她的自我否定，却不会因为她的彻底自闭而消失，却反而会因为彻底自闭而更强烈。毕竟，这个状态下，她再也找不到别人可以指责，从而宣泄掉自己的一部分不良情绪了。
大约自闭了两年之后，苏太太才决定给女儿找心理医生，这已经太晚了。袁荣亲说，如果能够早一点让心理医生介入，阿兰的问题就不会发展到彻底自闭的状态。
如果能够早期介入，袁荣亲说，他会建议苏太太向女儿道歉。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阿兰和许多孩子一样，认为高考失败是她一个人的责任，毕竟是她在考试而不是母亲在考试。
但是，独自承担这个终极的否定，实在太痛苦了。所以，阿兰拒绝直面这个事实，从而不断地逃避。
这个时候，如果苏太太对女儿真诚地道歉，告诉女儿说：“我错了，我不该用那些错误的方式给你制造压力，我要为这一切向你表达深深的歉意。”
那么，这样一来，阿兰就会感觉到，她不是独自在承担这个压力，也就不会那么痛苦，从而就能直面高考失败这个事实。
做到这一点后，他还会建议苏太太对女儿说：“你爱我，但我利用了这一点来控制你，我不应该这样做。现在，我想对你说，你是我的女儿，我爱你，无论你怎么样，我都会无条件地爱你。”
当然，道歉只是开始。如果道歉足够真诚，做妈妈的接下来一定会遭遇新的挑战：女儿会指责她，一开始可能只是零星的指责，但接下来会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
这个时候，做妈妈的不要做任何自我辩解，而只是倾听，让孩子倾诉，并且告诉孩子：“我很难过，我很抱歉，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过去一直忽视你的感受，一直不理解你。”
指责达到高峰时，孩子可能会有失公允，会有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父母的倾向。这个时候，做父母的仍然不要去辩解，他们最后会发现，这只是一时的，孩子到了最后经常会号啕大哭一场，然后对父母表示谅解。“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袁荣亲说，“真诚地承担错误教育方式的责任，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如果想把孩子从高考失败中拯救出来，他们一定要走出这一步，毕竟，他们的高压教育方式的确给孩子制造了太多的痛苦，他们要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当父母做出这一点后，那些觉得受到了终极否定的孩子才会有勇气面对高考失败这个事实。
接下来，袁荣亲说，他会帮助孩子们重建自己的价值感。他会帮助孩子们理解，高考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个环节，它虽然很重要，但这一个环节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整个人生的失败。相反，如果你坦然接受了高考失败这个事实，就可以真正理性地选择新的道路，而不是在懊丧和痛苦中度过未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