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孩子高中上了十二年，也就是说，高三读了十年。这是我们应试教育病态之处的极端展现。
不过，就高中的这些知识，需要重复学十年才能掌握吗？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郑日昌的回答是，不需要！他认为，对于许多复读的孩子而言，他们在复读中需要解决的不是知识水平问题，而是心理问题。
这个心理问题，就是压力问题！
“我高七了，你高几？”这是百度“高考吧”一篇网文的题目。
本来，高中是三年，但我们流行复读，复读一年是高四，这名高中生已复读三年，但当年高考仍未考上理想大学，他决定再复读一年，是高七。
在“高考吧”，他并不孤独，旁边就有一个帖子是《一名高八生的自白书》，说自己复读到高八，终于考上大专了。
然而，这个帖子不过是“抛砖引玉”，引出了许多复读的神话。一个回帖说，他同学的哥哥复读读到高十二，但人家后来读到了清华的博士后。也有惨的，一个回帖说，他同学的一个亲戚也是为了要考理想的大学而复读到高十二，最后累了就不再坚持了，而上的这所大学，他在高三时就能考上。
网络上的故事，不太可靠，但也有可靠的。
郑日昌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知道一个高十二的例子，还知道一个高九的例子。高十二的学生目标不高，只是为了考上本科，但那个高九的孩子就心比天高，每次都是上了大学后觉得那所大学不好，于是退学复读，结果复读六年，最终如愿以偿考上了一所一流的重点大学。
只是，郑教授认为，这些孩子，复读这么多年，主要的工夫并不是花在学知识上，而是花在解决心理问题上。
郑教授说：“他们的知识水平，其实在高三或高四，最多高五就已打好了，后来的复读，并非是知识的查漏补缺，而是心理上的努力，主要是减压。”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没见过高七、高九甚至高十二的例子，但我读初中时有过一个初九的女同学。
我是在河北农村长大的，那时，我们那里流行从初中考中专或师范，以尽快实现“鲤鱼跳龙门”，从农业户口转到城镇户口。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我这个女同学学习一直非常努力，初三时只以几分之差没考上中专。她复读，但初四初五仍然以几分、十几分的差距没上中专线。这时，她对自己的整个知识基础产生了怀疑，居然选择从初一开始复读，但在“初八”仍然以几分之差没有考上中专。
她再次复读，到了我们班。
和她一起复读的，仅我们学校就有两百余人，一共八个毕业班，平均每个班有20～30名复读生插班进来。
说到这里，就要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初二毕业考试，我考了全年级55名（这时全是应届生）。初三第一次考试，我仍然考了全年级55名，但已是应届生中第一名。
当时，我对这一现象百思不得其解，我没觉得自己超常发挥，也没觉得同班的优秀应届生对知识的掌握水平不如我，但为什么这一次忽然不如我了呢？想了半天，最后忽然明白，肯定是以前比我成绩好的那54名应届生，都被这两百余名复读生给吓坏了！
这也有道理，复读生比我们多学一年、两年甚至六年，基础知识应该比我们牢固，成绩应该比我们好……估计那些优秀的应届生，就是在作这种思考时被吓坏了。
但我是那种对别人的存在不太在乎的人，而且父母从不给我施加压力，所以麻木帮了我一个大忙，让我成了前55名应届生中唯一没有被吓倒的学生。
成功的秘诀只有两个字：减压！
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后来每逢考试，我都睡得比别人多，吃得比别人香，玩得比别人爽……结果，我的成绩每逢大的考试都能向前蹦10～20名，等最后中考时，我仍然是应届生第一名，总成绩也是全年级第一名。不过，扣除掉不计入录取分数的历史、地理和生物这三门课的成绩，我就只是全年级前五名左右，但仍可以考上我中意的重点高中。
我那个女同学，也考上了她如意的中专，并且高出了中专线几十分。
她的初九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她的成绩出现如此大幅度的增长呢？
答案只有两个字：减压！
这要归功于我们的班主任，他特别会做减压的工夫。全年级八个班中，只有我们一个班有三四名应届生考上了中专师范和重点高中，而其他七个班一个都没有。这不是因为学生的素质和努力程度，而是因为我们的班主任经常对我们说：“应届生怎么了？你们别小看自己高看复读生，好学生上初中三年足够了，别怕他们！”
所以，我们应届生没有感觉到太多压力。
同时，他也对复读生说：“整天像老黄牛一样学习，你们累不累。学了一遍又一遍，你们烦不烦。你们不是知识没掌握好，是太把考试当回事了。”
所以，我们班的复读生在中考时发挥得也特别好。最后，我们一个班考上中专、师范和重点高中的，居然和其他七个班的总和差不多。
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但这么简单的真理，却好像只有少数人才懂得。
高三还没开始，就有一些即将进入毕业班的学生给我来信说，现在父母整天都盯着他们，要他们为了“人生最关键的战役”而好好学习，他们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很听话地一天连着一天地刻苦学习，但心里老想着：“万一明年考砸了怎么办？岂不是太对不起父母？”考试焦虑就这样提前开始了。
通常父母这样做并非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一种随大流或没有主见的做法。
“教育部给各地教育部门施加压力，各地教育部门给校长施加压力，校长给老师施加压力，而老师给孩子施加压力的同时，也给家长施加压力，而家长再给孩子施加压力。结果，孩子还没考试就被压垮了，”郑教授说，“此外，媒体凑热闹，交通部门凑热闹，警察也凑热闹……全社会都极度关注高考，这种压力最后全转化到孩子身上，你说他们能没有压力吗？”
随大流的父母，或者人云亦云的父母，会顺从这种压力流，和全社会一起给孩子施加压力。但聪明的父母，会用一些方法帮孩子分担一些，从而减少孩子的压力。
郑教授就这样做过，他有两个儿子，老大不爱学习老二爱学习。“但不管老大还是老二，都有老师时常找到我，要我督促孩子学习，”他说，“我理解他们，因为他们有教学任务，所以我会对他们说，放心吧，我会督促孩子。但他们一走，我就把这事扔到脑后去了。干什么呀，孩子们够累了，再说督促只能好心办坏事，真要为孩子考虑，就要学会为孩子减压，而不是加压。”
用这种方法，郑教授成功地给两个儿子减了压。后来，他的小儿子去了美国留学并留在美国工作，而大儿子只有高中文凭，但“他挣钱比我多多了，最重要的是，他活得很快乐，这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