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此对话的意思是，鲁定公问：君主使用臣下，臣下服事君主，该怎样做？孔子回答说：君主按照礼来使用臣下，臣下用忠心来服事君主。上有礼，下有忠，这是一种以心换心，投桃报李的领导艺术。相反，在上者如果对部下无礼，呼来唤去，部下也就很难对他的上级尽忠了。
礼与忠，慈与孝，这些都是儒家政治中对立而又统一的范畴。君礼臣忠，父慈子孝，相反，就会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礼崩乐坏局面了。
在礼与忠这一对范畴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礼的一方面，也就是领导者的一方面。所以，做领导的人一定要礼待下级，以此来激发下级的忠心，使之不仅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而且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的领导。
我们常说，敬人者，人皆敬之；爱人者，人皆爱之。只要以一颗真诚的心去面对别人，就能够得到对方同样的回报，为自己增加一个可以同甘苦、谋事业的坚强靠山。做大事、成大功的人，也都是以心换心，才得到了无数人的支持，并依靠他们的力量，取得了事业的成功。
正所谓“得其民者得其国”，同仁的力量不可小视。帮助了他们，他们就会对我们感恩，成为我们人生的靠山。
三国时，刘备曾为赵云摔了阿斗，虽然人们对刘备掷阿斗一事历来颇有争议，无论是刘备故意作态给别人看，以笼络周围将士的心，还是他真的爱将胜于爱子，但阿斗的确是赵云从地上抱起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刘备当时是轻父子情，重君臣心的。他对赵云的感激怜爱之心溢于言表，赵云也由此更加坚定了为刘备效力的决心。正是刘备对于将士有着感恩之情，他的周围才聚集了赵云、张飞、关羽、诸葛孔明这些才华横溢的杰出人才，成为他振兴大业的有力依靠。
同时，刘备还懂得安抚民心，实施“仁政”。刘备在与川军的斗争中，树起免死旗，收降川兵，又谕众降兵“愿降者充军，不愿者放回”，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人心向之，川军不战而溃。当军队进入成都时，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正是因为刘备对百姓施行了仁政，才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将士的爱戴，从而顺利地占领了成都。
刘备最终之所以能够三分天下，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以一颗仁义之心换得了别人对他的支持与感恩，使他得以依靠别人的力量而成就自己的事业。
不仅在古代社会如此，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与人相互支撑”也是社会生活以及人与人间关系的法则。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布罗尼克认为，一个人走向成功，必须通过六道关口。在20多岁至30岁是第二道关口——脱颖而出。这期间，多数人投入可观的时间，动脑筋钻研业务，和别人比高低，希望能得到好声誉。然而，有些人为了使自己凸现出来，便会经常地批评别人，贬低别人，对别人不信任；称赞自己，把功劳归于自己。这样，他们就很难得到别人的合作。甚至不得不与其他人处于对抗之中，也就失去了在群体中的地位。这些人往往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和好感，难于与他人合作，因此，得不到上司的赏识、同事的接纳和合作，常常失去晋升的机会，这样的人也难于获得成功。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成功之道，也在于他能够通晓人性，他总是劝说一个企图成功的人“要学会微笑”。只有对别人真心感兴趣，才会得到更多的支持。中国人也常说“和气生财”，只要以一种很诚恳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你才能够紧紧抓住同仁的力量，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与你共同做事，帮助你走向成功。
威廉·詹姆士说过：“人性最深切的禀性，是被人赏识的渴望。”
所以，很多成功者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想做大事的人，或者一个想做群体事业的人，或者一个想做领导的人，他最需要的才华不是他的业务能力，而是他“粘合人”的本领。美国商界年薪超过100万美金的人并不算多，但查尔斯·史考伯是其中之一。他曾被卡耐基聘为总裁，他这样谈过他被器重的秘诀：
“我得到这个位子，主要是因为我跟人相处的本领。我认为，我有能够使员工鼓舞起来的能力，是我拥有的最大资产。而使员工发挥最大能力的办法，就是赞赏和鼓励他们。再也没有比上司的批评更能抹杀一个人的雄心了。我从来不批评任何人，我赞成鼓励别人工作……而讨厌挑错。
“我在世界各地见过很多大人物，不过还没发现任何人——不论他多么伟大，地位多么崇高——不是在被赞许的情况下，是在被批评的情况下工作得更卖力、成绩更佳的。”
要想成功，我们必须在肯定对方能力和品格的前提下，紧紧抓住我们的合作者和下属，尤其是在事业最关键的时刻。这样不表示我们要变得很虚伪，相反地，我们要用我们的正直和仁慈去面对我们的同仁和下属，让他们在对我们感恩的同时，激发自己最大的能量和工作热情，成为我们事业和人生的靠山。
以心换心，只有帮助别人，善于与别人共事，才能得到对方相应的付出，同时也获得了自我人格的提升，得到无数人的信赖与支持，成为我们可以依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