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越洲际的旅行到幽默风趣的谈吐，魅力让困难的事情变得容易。高跟鞋从来都不会挤脚；跑车永远不会遭遇堵车；明星永远不会感冒流鼻涕，永远不会发型凌乱，也不会有口红留在牙齿上。雨天不会破坏假期。电线不会毁掉景色。自然不会暗淡，没有人会花光金钱。魅力看起来似乎“毫不费力”。
当人们谈起魅力时，这个词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们读到布莱克·莱弗利或者凯瑟琳·泽塔-琼斯的“轻松魅力”时，在我们看到加里·格兰特穿西装时感受到的“轻松时尚”，或者乔治·克鲁尼的“潇洒自如”时。时尚设计师瑞秋·罗伊在形容凯特·米德尔顿时用了“轻松从容，安静，自信的魅力”这样的词语。杂志Lucky在推荐“圣托贝的轻松、奢华休闲风”时认为，“要在潮流中发现魅力”。《卫报》文化艺术版通讯员凡妮莎·索普在阿马尔菲海岸寻找那种“毫不费力的魅力”，那种感觉她在祖父母度假的幻灯片中看到过，让她记忆犹新。
“那些魅力四射的人会让艰难的任务变得轻松简单，”时尚评论家罗宾·吉芙汉写道，“他们似乎可以对那些困难一笑置之，他们的生活似乎一帆风顺。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工作，在他们脸上你永远看不到疲惫。”从费雷德·阿斯泰尔和李连杰，到詹姆斯·邦德和丹尼·欧申，这些魅力四射的英雄都是名副其实的步履稳健。他们不仅优雅地做出各种动作，似乎还知道自己应该穿什么，知道怎么做，他们永远可以找到合适的言辞，从来不会忘记给行李员小费。他们可以用幽默和巧妙的即兴创作来面对危机。无论是伪装成搬运工还是从医院的窗户逃走，调戏绑架犯还是引诱伊娃·玛丽·圣，《西北偏北》中的加里·格兰特所扮演的广告人在经历危难时，处理危机的娴熟程度毫不亚于邦德，只是没有007的工具也没有经历特工训练而已。
这种看似毫不费力的魅力，在巴尔德泽·卡斯蒂廖内16世纪初期的作品中，被称之为“潇洒”：真正的艺术并非是令人一眼看穿的匠气工艺，而是需创作者尽全力隐藏的内敛风格。同时，无论你付出了多少努力，看起来一定是浑然天成或者如有神助的。潇洒的感觉会让这种气质的拥有者看起来无比优越，观察者则会感到一种转变，被自信和能力的光环所笼罩。正如克莱斯勒大厦的魅力流线型外观，潇洒是一种更为表面的东西——一种需要精心创建并维护的艺术形式。精简的架构，这就是魅力的第二个基本要素表现：优雅，表现为掩饰或消除缺陷、心烦、弱点、付出的代价、支撑结构或摩擦。
如果向往逃离或转型是魅力的情感核心，那么优雅则是其中核心的幻想，正是这种特性才给我们带来了美化和魅力转变的基础。优雅是让魅力变得危险又诱人的原因。通过隐藏任何可能打破魅力的事物，让他们的愿望变得明确而可及。工业设计师迭戈·罗德里格斯写道：“魅力，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熵这种东西存在。”它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完美的世界，肤色无瑕、体态轻盈；在那里，敞篷车沿着蜿蜒的小路滑行，通过质朴的窗户可以俯瞰蔚蓝的大海；在那里，衣服都完美地贴合身材，飞机是准时的，高脚杯闪闪发光，爱情真实，青春常驻。“优雅，就是没有任何带来痛楚或困难的事情，从来没有犹豫，没有不和谐因素。”19世纪早期散文家威廉·黑兹利特写道。优雅划清了与欲望的界限，隐藏了我们欲望中消极的方面。
对优雅的需求解释了为什么魅力与戏剧之间具有如此强烈的关联。甚至当它并不产生于舞台或荧幕时，魅力仍需要一种文艺性的呈现：一种魅力对象与受众之间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对现实的操作可以被理解，但是必须被隐藏。当文学的魅力可能通过纯粹的方式进行操控时，隐喻的魅力必须通过观众的移情效应和想象空间发生说服效力。正如1978年电影《超人》的宣传广告上所宣称的：“你会相信人可以飞。”而正如超人的空中冒险经历一样，魅力也是一种特殊的效果。
乔治·赫里尔为珍·哈露拍摄的照片：摄影师通过模特的姿态和照明完成了这幅照片，而在暗室中，摄影师则需要挥起沉重的修饰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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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魅力需要涉及两个相互分离却又相互补充的方式，来隐藏疼痛、困难、瑕疵和混乱。首先，优雅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即使只是一瞬间，但实现它的成本是看不到的。这种准备和支持要么隐藏在幕后，要么在这优雅瞬间之前或之后。“我参与了一个看似轻松的魅力创作，需要承认的是，这种完美的幻觉不是天生的。”洛杉矶著名时尚复古女装品牌设计师卡梅隆·希尔沃说道。这种暂时的真实依然是一种幻觉，这种形式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戏剧化优雅”。
其次，这种优雅并不是真实的。它是通过直接操控和编辑制作而成的，例如摄影师从一组照片中挑选、剪辑并修饰某一张。“找出最好的，隐藏起最坏的，并留下一些想象”，著名的好莱坞片场时期摄影师乔治·赫里尔在讲述他是如何创造了魅力四射的好莱坞明星肖像时如是说。只存在于静态图像或观众的选择性想象中，这种形式的优雅我们称之为“暗室优雅”。这种类型的优雅所发挥的作用，带来的结果是一种徘徊在脑中的魅力时刻，余音袅袅。
金格尔·罗杰斯与弗雷德·阿斯泰尔在《柳暗花明》（1934年）中，结合了戏剧和暗室中的优雅，他们按照排练好的套路在光滑的胶木地板上翩翩起舞，由于移除了鞋与地板的刮擦声，他们的脚似乎从未接触地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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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戏剧的魅力，观众们一定不知道，或者宁愿忽略那些隐藏在背后的艰辛努力。潇洒是一种幻想。即使你有天赋，也需要后天的培养。当亨弗莱·鲍嘉谈起奥黛丽·赫本时，说道：“她非常自律，就像那些芭蕾舞者一样。”为了将肖恩·康纳利的自然形态变得与詹姆斯·邦德一样圆滑，导演特伦斯·杨带着这位年轻的演员出入高档餐馆，教他鉴赏葡萄酒，为他定制西装和衬衫，并要求康纳利穿着新衣服睡觉，这样邦德的衣服他穿起来就会非常自然。而格蕾丝·凯利则通过严格的训练才获得了优美流畅的声音，让她的声调变得更加婉转，并彻底改掉了她带有鼻音的费城口音。加里·格兰特从小就被当作杂技演员培养，从而才让自己的动作表演变得自在自如。他所呈现出的“毫不费力”的魅力在背后付出了很多，如果他发现自己的衬衫领子和定制西装的翻领有那么一点儿不合适，就会仔细测量之后送回给裁缝修改。“想要给别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这需要500个细节的加总。”格兰特表示。
只有将反复的练习和编排变成一种自然呈现的行为，魅力才会成为一种理想化的感受，并引发受众的同感，让他们觉得自然。“每次当弗雷德·阿斯泰尔通过旋转、跳起和切分音时间步一点一点获得金格尔·罗杰斯的认可时，观众们就忘记了（因为影片中从来不曾提起）在工作室里究竟有多少双舞鞋沾上了他们的血，才能有这种天衣无缝的配合。”舞蹈学者朱丽叶·麦克梅恩斯写道。
这些影片并不是邀请我们将自己想象成一位现实世界的舞者，奋力克服艰难的排练去达成一场完美的演出呈现。相反，我们会将自己置于一种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的关系和爱情之中。阿斯泰尔和罗杰斯努力地去编排这些舞蹈，但是他们饰演的角色看起来却轻而易举地便实现了。同理，苹果的首席设计师乔纳森·伊夫表示，如今最具魅力的产品背后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努力地去解决那些复杂的问题，而用户却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究竟有多么复杂”。虽然这个创作的过程非常辛苦，而最终呈现的形态无疑是美好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实验和失败都真实地隐藏在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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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不同于浪漫，在这些背后的努力中，通常会反映出一些困难。让我们想一想武打电影中的训练场景，《星球大战》或者《指环王》中的战争场面，都是艺术家们在阁楼上苦苦挣扎多年的成果，是创作者多年睡办公室、吃泡面所换来的成果。那些真人秀节目例如《天桥风云》或者《瑞秋·佐伊计划》基本上都是浪漫的故事，创造魅力的时刻，戏剧化呈现了秀场或红地毯上那看似轻松的外表背后的努力。浪漫主义会让现实变得理想化——它省略了那些烦琐、无意义又枯燥的东西——但它通过呈现过程中的困难来强化成果的光环。魅力很少叙事，它捕捉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场景：舞蹈，而不是彩排；静态的照片，而不是电影。魅力和浪漫是紧密关联的，但是魅力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变化。我们从中体验的是结果，而非过程。
而对于主体和受众之间的关系，浪漫和魅力也不尽相同。在浪漫中，受众会随着人物感受到一系列的情感变化：兴奋、恐惧、气愤、爱、悲伤、喜悦。而魅力却恰恰相反，保持着一种局外人的姿态，带着神秘和距离感。在经典的角色版本中，我们并不会居住在詹姆斯·邦德的精神宇宙中。我们将自己投映在他的角色设置和智慧之中。他是“正义使者”。我们并不能感其所感，但是他的想法却让我们深有感触。这种带有强烈距离感的认同，正解释了为何不知名的模特甚至是无生命的物体都可以变得魅力无穷。我们不需要真正认识他们，我们会用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来填满他们的形象。
魅力也不等同于奇观，正如弗雷德和金格尔之间的亲密不同于巴斯比·伯克利与千变万化的舞女，碧昂斯不同于Lady Gaga，或者说被疯狂转载的奥运体操运动员加布里埃尔·道格拉斯在平衡木上高高腾空的照片，跟她完成这个动作的感觉也是不同的。魅力和奇观都会吸引别人的注意，但是两者的目的却是不同的：魅力会让我们去想象自己置身其中或者发生变化，而奇观却是以一种非凡的成就、更为纯粹的形式来压倒观众（虽然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奇观当作一种娱乐，在像朝鲜这样的独裁政权下，也会构成一种独特形式的美好，这种审美通过传统的君主和征服者彰显权力来呈现）。虽然，魅力和奇观有时会同时出现，它们却有着不同的情感影响。魅力激发了人们的自我投射和向往，而奇观则会产生惊奇和敬畏。
奇观会加剧困难和危险系数，诸如魔术中的电锯和骑摩托车冒死飞跃峡谷或长车队，这些技艺让观众们带着惊恐，悬着一颗心。相比之下，魅力则保持了潇洒的本色。斗牛士或者F1车手的魅力源自他们让那些生死之战变得轻松自在，让观众们也可以感受到他们轻松的平静。在其他情况下，奇观是昂贵且罕见的，其所强调的是如何不寻常。而魅力展现的那些奢侈却是一些正常的经验，让人们觉得是容易实现的，从而这就会成为一种合理的愿望。这更容易引发受众的向往，因为所有的障碍都被隐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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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戏剧性的魅力掩盖了那些时间和空间里的不如意时，暗室魅力则直接创造了魅力形象。为了塑造那些魅力的形象，赫里尔利用高超的构图艺术和灯光来打造精致的面孔。在暗室创作中，他挥舞着沉重的修饰工具。他消除了照片上的雀斑、皱纹和黑眼圈；将睫毛拉长到不可思议的长度；放大了明星眼睛中的光彩。在他鬼斧神工的美化之下，可以将性感但矮胖又不洋气的珍·哈露变成一个精致脱俗的女神。
相比之下，豪威尔·柯南特1955年创作的格蕾丝·凯利在牙买加度假的照片，则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年轻女演员的“天然魅力”，她高贵、优雅的性感中没有赫里尔作品中的修饰痕迹。在这些照片中，批判家凯和迪格比·迪尔写道：“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坦率、毫无防备的最‘日常化’的格蕾丝，完全没有发型师或者化妆师帮她做任何修饰。这个25岁女子身上的魅力是永恒而诱人的。”然而正如赫里尔工作室出品的那些经过特意处理的照片，这些人物肖像看起来并不是那么自然。凯利那张著名的从海里浮出的照片，柯南特其实特意操控了光线——他要求凯利的妹妹拿着反光板，并且，柯南特并没有从正面拍摄凯利，以此来掩饰她的方下巴。凯利还使用了当时刚刚发明出来的防水化妆品。她解掉了泳衣上的肩带，以表现肩部的优美线条，而在水下，她小心翼翼地踮起脚尖站着，以避免踩到覆盖在海底的多刺海胆。而最重要的是，这张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不是柯南特抓拍到的，这是8张相同姿势的照片中选出的最好的一张。即使是“天然的”魅力也需要选择和编辑。它从时间的流动中捕捉到了最美的瞬间，从周围的细节中呈现了最令人回味的影像。
狗仔队拍摄的照片“风中的杰姬”，表明了暗室的技巧在抓拍时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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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掉多余的背景，阿尔贝托·柯达的这张著名的人像就诞生了，这幅照片经过进一步抽象之后，变成了在T恤和海报上最常见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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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尔重度修饰的人像和柯南特看似未经处理的图片都体现了暗室的魅力，掩饰瑕疵，消除干扰。“忽略瑕疵——它们不是你想要的好照片的一部分。”安迪·沃霍尔建议道。即使是那些经典的偷拍照片，例如罗恩·加莱拉的“风中的杰姬”或者阿尔贝托·柯达的著名的切·格瓦拉的肖像——“英勇的游击队员”，都是通过剪裁掉多余的背景之后才成就了其艺术魅力。1971年，加莱拉关于杰姬的照片全貌曝光了，杰姬正走在曼哈顿的一条街道上，照片的前方还有一根丑陋的电线杆，一大片空荡荡的人行道，杰姬还穿了一条皱巴巴的裤子。
同样，在柯达1960年原版的照片上，格瓦拉的右边是一个男子的侧面像，左边有几片棕榈叶。而那张通过T恤、横幅和海报让人们熟识的照片，格瓦拉的脸被进一步抽象成了正负空间波普艺术的图标。“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简化，为从充满复杂性和多义性的现实生活中抽离图像提供了工具……格瓦拉作为一个理想的抽象形象生活在这个图像之中。”摄影策展人乔纳森·格林表示。
无论是通过误导还是编辑、故意操控还是选择性呈现，暗室魅力是一种人们通常用来表达欺骗含义的用语，尤其是当只“美化”某物或某人时，其实是创造了一个看似精确的图像，而这个图像本身抛开了其他方面，仅留存了最具魅力的方面。
在著名的建筑摄影师朱利叶斯·舒尔曼的镜头下，我们了解到了很多标志性的现代建筑，尤其是南加州的建筑，在本文中我们称之为“‘变身’——理想化、美化和戏剧化的过程”。通过红外胶片和鲜明的黑白来强化对比度，舒尔曼的作品所突出的是真实的建筑师纯粹的愿景而非建筑本身。在他的照片里，那些建筑看起来比现实中的更加宏伟而生动。白色的更加洁白，阴影处的色彩更深，表面更加洁净，居民的生活也更加诱人。“被美化的房子”这个标题出自《生活》在1949年刊登的一篇讲述舒尔曼作品的文章中。
近年来，Photoshop（图像处理软件）的出现让这种操作变得更加简单，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不适当的润饰也引发了大众的嘲讽，在某些情况下明显的修饰痕迹更是引发了反对派的呼声，例如政府的活动等。网站Jezebel的讨伐文章中，网站的首席编辑杰西卡·科恩表示，“那该死的PS图片一再地并且持续性地抹杀我们对美的理解和向往的标准”（而俗气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反面信号；坦诚的作家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当杂志封面用Photoshop修饰掉了明星毛糙的头发、皱纹、雀斑和皮肤瑕疵，以免“你看到这些之后对这本杂志幻灭”时，科恩表示，公众被“残酷地愚弄”。那些容易受到影响的年轻女性，尤其容易被“强迫灌输谎言”，导致她们渴望那种遥不可及的美丽。科恩一直站在反对沃霍尔的立场上：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瑕疵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些瑕疵，你就是不诚实的。
朱利叶斯·舒尔曼的这幅“变形”所刻画的图像要比结构本身更接近建筑师最纯粹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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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授权使用：Julius Shulman Photography Archive, Research Library at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04. R.10)
但是我们需要透过这种戏剧化的魅力，去发现那些处于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的虚伪行为。像科恩这样的批评家很少会去抨击芭蕾舞或碧昂斯的影片中展现的同样的人造魅力。一幅单一的静态画像——是一种选择性的表达方式，就本质而言，其实是一种欺骗行为。观众们认为这样的肖像与真人之间存在了很大的差异。正如科恩所说的，如果年轻女性没有意识到“大多数人在弯腰的时候都会有一圈肉”，或者“一个40岁的女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皱纹”，那是因为她们已经将这种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缺陷抛诸脑后了。在动态的生活中，人的思想会忽略那些出现在静态图像中明显的缺陷。因此，对图像进行修饰之后可能会出现一种更接近脑海中印象的图像。而且，当然，光线（更不用说化妆）可以像Photoshop或赫里尔的铅笔一样有效地操控受众的感官。
与很多当代批评家对于这种修饰图片的批判正相反，这种精心算计而虚幻的魅力并不是起源于Photoshop这一图像处理软件或者现代化媒体的盛行。人们对于理想化美的向往历史悠远，而表达这种向往的是艺术。在电影剧照或者时尚摄影出现前的数百年，画家就会在描画人像和风俗画时进行美化处理。“你笔下的她比任何时候的她都要美，”17世纪初，曼图亚公爵在称赞其妻子的肖像画家时说道，“因为你做出了改善，修饰了她的容颜但并没有削弱相似度。”不同于古典主义完美的神话或者宗教人物，要通过淡化个性创造原型，这种美化的方式让原型个体备感兴奋。类似当今的时尚摄影，这种画像同样也提升了人们对于自己能够在外表或者姿态上变得像画中人的渴望，其看似逼真的图像为受众呈现了一种不切实际的魅力标准。对于魅力化的画像，艺术和时尚历史学家安妮·霍兰德认为，这有助于解释那种毫不实用又不舒服的蕾丝花边领口的长久流行。
在画家的世界里，构建了形形色色的高贵人士，这些人被置身于一个充满理想和尊严的状态中；这便成了后人眼中完美外形的标准，他们会觉得美丽被他们所掌握而不是自己被美丽的事物所迷惑。因此，蕾丝花边领口的服装，甚至是更厚重的丝绸裙子都可能继续盛行，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代。因为鲁本斯和凡·戴克以及他们的同事努力让这些材质的衣服变得更加华丽，更加具有吸引力，同时穿起来也会变得更加轻松。
图片中女孩的发型有一部分是波提切利少女复杂的辫子，有一部分是披散的，这样一来就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美感。
在大型的、无处不在的全身试衣镜出现之前，这样的肖像画可能会形成一种渴望和自我形象。身穿名牌服装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的性格随和，外形笔挺，他们不会想到现实中的自己有多么不尽如人意，脸上有多少皱纹。
过度修饰图片的摄影师和批判家们都错误理解了暗室的魅力所在。这不是“完美”而是情感效应。太过完美的外表可能会给人带来诡异和不安的感觉，从而会分散注意力，或者在观众眼中会觉得这样的作品毫无生气。过度的抛光还可能会唤起观众对这些“努力”的注意，从而破坏了潇洒之感。“你必须找到一种自然的平衡。”得州内饰设计师亚当·福特纳说道。更具诱惑力而不是进行完美的修饰，文学学者萨拉·斯奎尔称之为“睡衣——看似精心却又不经意，看似灵巧却又略显笨拙，带着完美的精巧凌乱之感”，而这一切是“关于联想、含蓄、细微差别和细节”的关键。正如波提切利少女的秀发一样，编起来一些，放下来一些，让整个人显得既雅致又活泼，这种平衡的把握恰到好处。
通过隐匿劳累、不协调和成本，魅力的图像将其对象通过一种超乎现实的状态呈现，以达成一种流离失所的境界，而这样的图片已经无法代表其自身。虽然这样的图片不是可以代表现实情况的未经剪裁的快照，它们却依然揭示了一种道理。
在消除多余细节的过程中，其虚幻的魅力就如同历史科学家洛林·达斯汀和彼得·盖里森所称的“自然的真理”，那是他们在科学图谱运用的启蒙自然主义标准。一份图谱并不会准确地揭示单一的、特定标本。相反，科学家们会试图描绘一种典型的或者理想化的标本，但是不会有喧宾夺主的变化。例如，糖枫叶子本应该有5个叶瓣，而现实中有些叶子可能只有3个，这片叶子自然无法显示来自气候或昆虫所造成的破坏迹象，但这种常见的缺陷在现实中发生的可能性很大。同样，18世纪解剖学家伯恩哈德·齐格弗里德·阿尔比努斯揭示了他是如何塑造人的骨骼的：
我可能会选择一个既有力量又很敏捷的个体作为标准；它的整体优雅，并且不会太过纤细；不会局限于一位少年或者女性化的圆润和苗条，或者粗糙和笨拙的样子；简而言之，每一部分都要有魅力，给人带来视觉上的美感。我希望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个最自然的例子，但是我会以一种最佳的形式来呈现。
描绘植物标本或者解剖器官，这些科学家们对真实的植物、动物进行了实际的优化，来向大众揭示他们认为的自然的真谛。
让-巴蒂斯特-西蒙·夏尔丹的这幅《勤劳的母亲》描绘了“一位母亲正在与女儿一起检查刺绣，她的脚上穿着高跟鞋，双脚交叉，身上穿着蓬帕杜式的裙子”。
图片来源：Superstock/Everett Collection
无论是通过戏剧还是通过暗室，或者两者之间的结合来对事物进行魅力化处理，通过一种“最佳模式”以呈现一种不同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情绪、心理真相，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称之为“真理的欲望”。不同于捕捉典型，“真理的欲望”让主观理想变得更加清晰而真实，从而加剧了受众的向往。安妮·霍兰德指出，让-巴蒂斯特-西蒙·夏尔丹18世纪的关于生活场景描绘的作品备受追捧的原因是，这些图片中红润的脸颊表现了“尚未得到确认”的真理——那时的法国人“总是会精心打扮”。
夏尔丹笔下的每一个人，都有着笔直的后背，以及当时流行的完美身材和具有魅力的发型头饰，完美合身的服装（即使是谦卑的女子和孩子也是如此），还有超长的腿。画面中的人物全都年轻而有魅力，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是洗衣女佣还是女主人抑或是孩子，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所有的优雅仪态都成为画面中无一例外的魅力之处，不仅仅是体面和周到：那些女子带着女儿仔细检查刺绣，她们的脚上穿着高跟鞋，刺绣放在膝上，带着蓬帕杜（Pompadour）侯爵夫人的沉着。
这些绘画的技巧和乐趣，以及那些源于他们的流行印刷品，霍兰德认为，都同电影的艺术相似。这些画作，犹如好莱坞的电影作品一样，为受众们提供了一次情感上的唤起设置，在一瞬间得到具象化和理想化呈现。
品牌顾问汤姆·帕雷特认为，类似于这种具象化和理想化的呈现组合构建了电视剧《广告狂人》这样的热潮。他对比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曼哈顿的真实照片——戴着老式围巾、穿着“慵懒的运动外套”的“一群不张扬也毫无魅力可言的人”，创造了“一些不完善的尴尬人物”——剧中的演员有着“无可挑剔的打扮，超现实的服装”。这些人物并不只是创造了广告，他表示，他们还代表了广告。“唐、贝蒂、琼、佩吉和皮特就是广告牌，让我们记住了那个时代。”帕雷特写道。正如一个品牌建设项目，这部电视剧设置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对于情感满足需求的释放”。
正如魔法会让生活中的阻碍消失，魅力既是诱惑的一个强大工具，同时本身也是一种诱惑。芭蕾舞女演员或篮球明星一记轻松的跳跃，划船运动员或者电影抢劫中一次完美的配合，模特脸上或者兰博基尼的涂料发出的光亮，这些在我们看来，会产生对于品质的向往，对于美丽或名誉的渴望。我们渴望美好，渴望自己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逃离冲突、挣扎、沮丧和腐朽。作为魅力的组成部分，美好也可以成为让人们渴慕的对象。
对于美好的向往创造了魅力的两个分支，即逃离和改变。自由描绘了生活无所依赖，而和谐则汲取了完美配合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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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包括了魅力的“生活在束缚之外”，走在宽广的道路上，或者航行到日落，没有责任，没有纠葛也没有加油的负担。它激发了人们购买越野车的欲望，很多人会开着越野车上班或者去超市。它同样也唤醒了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幻想。在一个长期的广告活动中，科罗娜啤酒就运用了魅力的这种“自由”来呈现诱人的宁静，以此对比其他品牌啤酒喧嚣的促销活动。虽然带着幽默的气氛，但这则广告表现了科罗娜关于逃离和独立的梦想。它告诉你，你所需要的，是一片海滩、一把椅子和一瓶科罗娜啤酒。在一个商业广告中，一位正在度假的商人跃过礁石纵身入海，在他身后的是嗡嗡作响的手机。在现实世界里，这样的漠视可能会意味着丢掉工作，但也让假期（和啤酒）成为可能。
但是这种场景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自由的魅力包括了从“赚钱和花钱”中逃离，从仅有工作的生活中逃离，而更重要的是，从选择竞争的欲望中逃离。潇洒没有预算的约束。“魅力应该凌驾于金钱之上，”玛格丽特·索普在1939年的电影研究中写道，“而真正的魅力应该不去看账单。”
自由同样还包括了聚光灯的魅力，受到人们的关注、钦佩和喝彩，成为人群中唯一的焦点。受众们会觉得奥斯卡金像奖的获奖感言如此烦琐是因为它们毁掉了胜利时刻的神奇魅力。奥斯卡金像奖得主的魅力，是无数有志明星在卧室里的镜子前练习的结果，而获奖的这一人正是从这无数明星中挑选出来的。当詹姆斯·卡梅隆在1997年凭借《泰坦尼克号》一举获得最佳导演奖时，四周爆发出了无尽的欢呼。“我是世界之王。”他重现了这一幕。“当然，我们还以为他是个浑蛋，”好莱坞记者沙龙·威克斯曼说道，“但是至少这其实要比听联合制片人乔恩·兰道滔滔不绝地列举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一长串名字来得有趣多了。”幕后英雄中规中矩的礼貌应答破坏了“自由”的幻想，迫使观众们去思考世俗，甚至会想到隐藏在明星背后的官僚主义。
如果自由主义可以成为个性的代表，那么同步性则会成为一种融入感的魅力。这种魅力就如同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和手工采摘队：他们表演的是集体舞而不是独舞，是划船队而不是单人皮艇，是一支忍者队伍而不是一位武术宗师。在这里，行动、目标和个性都会被磨平。同步性包括了社交中机智对话的魅力——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情，而不是在时机过去一个小时之后再做，同样，这也是与自己的同伴在共同的事业中要做的事情。这种品质将会增强友情的魅力，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似乎可以用直觉和心灵感应来解释。这样完美的配合，甚至让那些崇尚自由的独行侠，例如詹姆斯·邦德知道，那个美丽的同伴会在最需要的时刻出现。
然而对邦德来说，那个人并不是同伴，只是出于责任。而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种同步性所带来的是一种从属性的魅力，对另一部分观众来说，则展现了一种权力的幻想：那种魅力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工具“按钮”的图像中，体现在每一个遥控器上，正如《星际迷航》系列电影中，船长皮卡德对自己的船员下“去吧”的命令中。《星际迷航》系列电影体现了通常影片中对控制中心的寓意，在那里，有一个具有决定权威的指挥官和一群充满智慧的队员，指挥官下达命令，队员们不管身在何处都会立刻去完成任务。这种从属性的魅力还出现在了征兵广告中，尤其是美国空军的征兵广告中，这种影像同时捕捉到了友情和权威的魅力所在。队员们自愿而有效地去完成任务；机智聪明的指挥官不需要用权力进行压迫，因而不会打破这种平和的美好。在很多这样的场景中，地图和发光的屏幕都会增加视觉上的神秘感和戏剧性，而控制中心本身也通常会被隐藏起来不被局外人发现——只有同伴们才会知道的秘密基地。
自由性和同步性其实都只是一种幻象，当然，这需要对现实进行戏剧化处理和剪辑。自由性让我们可以摆脱复杂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约束，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电子网络关系”，都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同步性则要省去达成真正协调需要的实验和预演。它隐藏了冲突，伪装了必要的妥协，以此来达成这种显而易见的和谐。它假定的前提是，这个目标不仅是大家所共同认可的，并且是有价值的——在很多著名电影中的控制中心里，尤其是在《奇爱博士》（1964年）的作战室中，那些同步性最终都变成了悲剧。这些美好的愿景之所以可以保持让人向往的愉悦，是因为那些不和谐的因素可以在空间或时间上被掩盖。
工作室时代电影中演员的服装往往都很紧，图片中的女演员珍·哈露与导演乔治·丘克一起对台本时，就没有办法坐下，因此只能在一块倾斜放置的板上倚靠着休息。
图片来源：Photofest
作为一位热衷于撰文探索幻象、理想主义和逃离主题的作家，迈克尔·夏邦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自己童年阶段就读宗教学校时，老师给他讲了一个关于幻想和逃避的故事。那位老师告诉学生们，有一个沉迷于超人故事的男孩，将一条红色的毛巾绑在自己的脖子上，之后从楼顶一跃而下，摔死了。这个故事的寓意便是：不要屈服于魅力。
或者至少说，不要试着去物化魅力。这个故事混淆了人们利用魅力的两种方式：作为一种充满想象的放松方式，和作为一种幻化成现实行动的激励方式。第一种方式很少会造成危险，而往往是对生活产生积极作用的。没有人会因为简单地看超人漫画或时尚杂志而死亡，但是他们大部分的幻想可能会得罪头脑清醒的教育家。当然这也并不会绝对化，夏邦的犹太老师因为安妮·弗兰克在墙上贴了电影明星和公主的照片而指责她，但并没有真正留意到她可能会面临的命运问题。逃避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而危险是在魅力激发了现实世界的行为时才会出现。作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过程，魅力带来了灵感和光明、快乐和逃脱。它可以增强自我认识并对自我价值加以肯定，它侧重于愿望并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然而，魅力理所当然地可以作为一种参考的形式，而不是最终目标。它带来的很多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是无关紧要的。这些魅力的化身让想象变得如此曼妙，而在现实中这样的理想是无法复制的。
如果你希望你的假期是由一系列完美的静态照片组成，没有沉重的行李，没有满是沙子的泳衣，那么你的假期就不会过得开心。如果你希望“幸福快乐地生活”，那么你就不会满足于“小富即安”。如果你不希望你的衣服起皱，那么你就永远不能坐下。在工作室时代，很多好莱坞电影中的服装事实上都非常紧或者非常重，穿着这些衣服的女演员在休息时根本无法坐下来，所以只能靠在“倾斜板”上休息。
将魅力转化到现实世界的行为，需要重回到那些本源问题上，可能的成本、干扰以及不合逻辑的现象。很多迷人的建筑模型或者城市规划已经变得不合常规，当在现实中真正经受来自磨损和天气的压力时——或者更现实一点，而不是想象中的，来自居住者的行为或偏好所带来的压力，充满戏剧韵味的广场成为海风吹拂的无人地带，考虑到隐私问题，大大的落地窗被窗帘遮蔽，高层住宅项目变成了犯罪猖獗的堡垒，远在郊区的住宅每天都需要开车长途旅行。同样，新的交通项目往往需要大量车辆过往来证明自己的建筑价值，然而它们却是以一种代表了相反假设的美好意象出售给公众：高速公路上、火车上都不会再拥堵，或者，你可以感受到接近天空的体验。其诀窍不是证伪魅力，而是保留魅力带来的灵感和洞察力，同时要时刻铭记什么应该被排除在思想之外。
另外一种就是幻灭，甚至更糟。如果没有后台，优雅将会变成专横，从属于生活的复杂多变而变成单一而人工化的理想主义。在《第二性》中，西蒙·德·波伏娃通过炮轰20世纪中期的优雅，来公开谴责强加到时尚女性身上的约束。这种转型需要通过穿着合适的礼服来实现，波伏娃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魅力将会通过让女人依赖于变化多样的外表和社会的认同，来削弱女人的自信。一个真正的女人不是一个静态图标，一套现实中的礼服也不是童话故事里的神奇魔衣。这两者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禁锢在时间和空间里的悲哀，在那里，所谓的优雅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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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阻止意外的发生：当红酒溅到她的衣服，香烟烧坏了这件衣服，这就意味着那个衣着华丽、带着自信的微笑走进宴会厅的女子消失了……一切就在这一瞬间揭幕了，她的香水不会像烟花一样，绽放出一阵异彩，在一瞬间奢华地照亮天空……斑点、泪水、拙劣的制衣、失败的发型似乎比烧坏东西和打碎花瓶更是一场灾难。时尚计划不仅把女人变成了没有生命的东西，而女人自己也心甘情愿地选择变成没有生命的东西。
更宽容一点来讲，女人可以说选择让自己成为一件艺术品。波伏娃的严厉评判揭示了知识分子对感官愉悦的蔑视，至少是对那些资产阶级的蔑视。然而她却准确地强调了幻象所需要的成本与脆弱性。这种意外将想象变成了现实。在现实世界中，礼服不是专门为摄影师或者电影摄像师的“短暂镜头”而设计的服装道具，拍完之后，明星就可以回到化妆室换下来，现实中的礼服是没有办法换下来的。
个人威严的真实，对于社会而言会更加真实。所有的乌托邦，无论是可恨的还是仁慈的，都带着魅力。作为文学设定，乌托邦提供了一处优雅的环境设置——没有叙事，没有冲突，没有深度的人物设置，没有变化。它们将社交活动中的活力和复杂性剪辑成了理想主义的静态图像。作为哲学思想实验，乌托邦可以成为一种光明的理想。而作为政治纲领，它们是不切实际的。在极端一点的情况下，它们是致命的，因为追求优雅变成了一种对纯粹的要求，没有多余的空间给其他事情或者其他人，这可能会阻碍视野——无论是宗教异见人士，还是少数民族，有竞争力的市场或艺术创新，科学发现或者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完美的优雅无法容忍现实中人们的不可预测性和多样性。
魅力的另一面是恐怖。魅力的原型就像吸血鬼、像骗子、像蛇蝎美人、像双面间谍，这都会让我们意识到，魅力是容易屈从于操控和欲望的。魅力的追随者包法利夫人不仅毁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也悲惨离世。在《弗兰肯斯坦》中，维克多在科学的迷人光环下充满热情地进行着自己的实验。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些尸体和不匹配的身体部位这些血淋淋的细节。而当他成功之后，这种魅力就消失了。
我辛苦工作了近两年的时间，只为了将生命注入无生命体中。为此，我剥夺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毁掉了自己的健康。我曾经疯狂地期待着它的到来；但现在，我完成了，梦想的魅丽却消失了，一种无法呼吸的恐怖和厌恶充斥着我的心。
当弗兰肯斯坦的美丽幻想闯进了一个噩梦般的全新现实中时，欲望摇身一变成了厌恶。
批判家试图揭示隐藏在幕后的丑陋秘密来摧毁某人或某物的魅力。军事行动，他们称，是充满魅力的，因为我们没有目睹过大屠杀；吸烟具有魅力，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过毁掉的肺；夜夜笙歌的人生充满魅力，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宿醉和财政的废墟。“切·格瓦拉是个杀人犯，你的T恤一点也不酷。”这是来自脸谱网群组中，对古巴革命中无处不在的身影所做出的回应。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癌症协会制作了一份海报，标题是“吸烟是非常迷人的”，下面是一个憔悴的可怜的女人，发型糟糕，手中夹着香烟吞云吐雾。在攻击皮草的时尚魅力时，动物保护协会发布的广告中，一位美丽的歌手举着一只被剥了皮的狐狸。“这便是你的皮草大衣的剩料。”他们如此宣传。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魅力掩盖了世俗的不完整，这使得魅力演化成一个喜剧主题，而不是恐怖片主题。在20世纪70年代，喜剧演员吉尔达·拉德纳杜撰了一个魅力的故事，在《周六夜现场》播出。演绎了自恋而又健谈的罗珊娜·罗珊娜达娜，在一个傍晚她独自走进了一家迷人的餐厅，在那里她看到了很多嘴巴上沾着意大利面酱的名人。那一天，她还看到了杰奎琳·肯尼迪的妹妹李·拉齐维尔王妃从洗手间走出来。
她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裙子，就像一个洋娃娃一样。她的手臂非常纤细，手腕上戴着昂贵的珠宝饰品。而接下来，我却注意到王妃的古驰鞋底上粘了一小片卫生纸。她只是四处走着，上上下下跺脚，而这张卫生纸就一直跟着她，并没有掉下来。随着她越走越远，这张卫生纸也变得越来越脏。其他的东西也开始慢慢粘了上去。有一块牛屎菌、一根头发、一块口香糖，还有一只小虫，甚至还粘上了通心面和一块生菜！好吧，让我告诉你，我，罗珊娜·罗珊娜达娜瞬间一点儿胃口都没有了，我喊道：“嘿，王妃！请把你鞋底上的那块卫生纸撕下来好吗！你想做什么？让我恶心吗？”
而其他前往这家满是名人的餐厅就餐的顾客感觉到自己是被排除在人群之外的，对于罗珊娜·罗珊娜达娜而言，她的快乐来自窥视到幕后并揭穿名人的魅力。这类卫生间幽默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卫生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台前准备的安全地带，在那里我们可以隐瞒的不仅仅是丑陋的排泄物，还有香水的秘密。这就是“化妆间”，女士们会去那里补妆以保持自己的优雅气息。而卫生纸则是一种信息熵，因此所有的东西都会粘到上面去，玷污王妃精心打造的形象。就像一块整洁的餐厅地板上，我们也要忍受那些时间的累积。
我们渴望逃离这种混乱的状况，这解释了为什么“永恒的魅力”就如同那个老生常谈的“毫不费力的魅力”一样。作为一句广告标语，这句话的意味可能要比“古典风格”还要多一些，但它却会产生更多共鸣。古典风格带来的仅仅是从瞬息万变的时尚中抽身出来的一个瞬间。永恒的魅力承诺了更重要的东西：从年龄和失去中逃离，从腐烂和死亡中逃离，进入“永恒的世界”。这就是朱利叶斯·舒尔曼洁白的墙壁和葛丽泰·嘉宝那青春永驻的脸所带来的承诺。“明星都是不老神话，是吗？”诺玛·德斯蒙德（凯莱·斯旺森饰）在《日落大道》故事的高潮时问道。这样的故事线，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是好莱坞魅力中最具讽刺意味的结构。而自由和同步性时刻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它们只是：片刻。“暂时的镜头”让魅力通过隐藏前后的那些故事得以彰显。嘉宝从36岁那年开始，就从大众视野中消失了，而十几年后再来看舒尔曼的照片，就变成了单调的混凝土。其实，从亚历山大大帝到肯尼迪，那些最具有魅力的人物往往是英年早逝的。
神秘的嘉宝在人们心中一直保持着青春的永恒形象，因为她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时候，年仅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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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表现的是简约还是和谐，自由抑或同步性，优雅让魅力对象超越了时间的现实，创建出了完美的时刻。然而即使时间停滞，魅力通常也会邀请受众来将这些影像投射到过去或未来，在异域国度里，这种理想被安全地留置。在魅力的世界里，正如在爱因斯坦的宇宙里，时间是另一个维度的东西，是逃离和转变的另一面，是为缺憾打造的一处藏身之所。它带来了魅力必不可少的要素：唤起欲望的神秘感和距离感。
在20世纪中期，设计师雷蒙德·洛伊旗下的产品线非常丰富，从火车头到自动削铅笔器，从包装复杂的齿轮、泵到现代流线型内燃机，以及一切推动力工具等。他同样为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创造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名字“工业设计”。
洛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34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他的办公室实体模型中。为了拍摄这张照片，设计者将他的汽车设计摆在办公桌上、椅子上甚至是墙壁的弧形处，搭配黑色的金属管，营造动感。这种经过美化的工作区自然没有垃圾桶，两盏灯也没有电线或插座。办公室处处体现着流线型的自主感。
工业设计师雷蒙德·洛伊在展会上模拟自己办公室的区域拍摄了这张照片，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电线和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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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工业设计博物馆的展出，汇集了同样美好的幻想。1994年，当宝拉·安东内利作为策展人来到博物馆时，她发现有人刻意破坏了展出的灯具和电器。它们的电线都被切断了，取而代之的是能够照亮整个房间或烤熟一块奶酥的照明神器，每一盏灯、每一个电器都变成了一种充满了惰性的雕塑。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甚至是曾经重新定义现代化的设计已经不能再接通电源投入工作。安东内利无法追究这究竟是谁的责任，但是她可以想象人们的理由一定会是：“那些电线会破坏美感！”
翻阅一本家具产品目录或室内设计的杂志，你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设计师会在拍照的时候把电线藏起来，把这些电线藏在沙发后面或者窗台上。但如果没法隐藏，那么在后期照片处理的时候也会用Photoshop修掉。“一盏灯的电源线不应该毁掉设计师办公桌的线条，那就如同一个手指挡住了公司的商标一样，”悉尼摄影师罗宾·福特表示，“在‘时尚的殿堂’里，电线必须被切掉，没有电线的出现才是圣洁的象征。”
图片来源：Marc Prpich Photography,www.prpichphotography.com
去掉电线无疑增强了环境的魅力。正如内饰设计师亚当·福特纳所指出的，电线是一种倾向于自我扭曲而不守规矩的象征，完全破坏了精心设计的线条构图。“它们太随机，无法进行管理。”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通常会忽略它们的存在，但电线在静态的照片中还是很容易引起注意的。为了吸引受众进入想象的房间或者展现这样的一盏灯就可以实现他们梦想的生活方式，那么那些电线就必须要消失，然而却没有人会注意这些电线的凭空消失。移除这些电线其实意味着的是暗室的优雅，是一种魅力的工具，但并不会为人们带来真正的美好生活。
很多时候，无线本身就是一种欲望的目标。从电台到iPad，无线设备早已跻身于最富有魅力的新技术行列之中。它们承诺削弱我们与桌子、家和世俗生存的关系。无线技术赋予我们这些凡人仅仅在空气中就可以听到前所未闻的声音、看到图像的能力，创造了一种接近性、即时性甚至亲密性的幻象。它将我们从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体现了人们对于逃离的渴望。
“第一款吸引人的无线产品应该是微型晶体管收音机。”59计划——19世纪中叶广告图像的线上博物馆负责人大卫·霍尔表示。20世纪60年代，小小的收音机带来了象征着青春的自由自在。1964年上映的经典电影《无尽之夏》讲述了一对冲浪者带着自己的冲浪板周游世界的故事，这种象征还有伴随着他们的晶体管收音机。
30年后，另一个魅力形象也塑造了类似的梦：带着笔记本来到沙滩度假。在20世纪90年代，一幅非常流行的图片包括逃离现实和生产力的诱人形象。这张图暗示了借助于正确的技术，你可以将你的工作融入到你的休闲之中。随着笔记本电脑变得无处不在，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种幻想。人们发现，在海滩工作也依然是工作——而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只会让这种逃离变得更加困难。而这样的海报现在依然非常受欢迎，它们被用作为假期如何减压的文章配图，来让人们继续梦想移动的创业生活方式。
不过，还是有自由的权利选择去哪里工作，更不用说传播信息与完美的方法的权利，或者从云端下载成千上万的电影。自由的梦想对于新技术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带动了无线网络和云计算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苹果可以庆祝iPad成为一种“魔力”，因为该设备能够在无线或者没有可见链接的情况下运行很长一段时间。
这时，无线依然是一种可以成为幻想的事物。“魔术师可以在表演时用到电线而不让观众看到，但这并不意味着电线就不存在。”科技专栏作家克里斯·泰勒在苹果发布iPad 2之后写道，“至于iPad 2，电线同样也是老旧的白色，你不得不在第一天使用的时候，用这条电线来同步你的iPad到你的笔记本电脑上或者你的Mac上。”这就是说，对于“一款希望为用户带来便捷连接模式的设备”也仍然必须带有“笨重返祖”的模式。同步完成的时候就应该抛弃这条电线，但是目前的电流依然需要连接电线。虽然我们身边的电线已经变少了，但是它们并没有完全消失。
“Up, up, and away!”（“飞起来吧！”）这是超人最脍炙人口的口号，20世纪40年代，在广播剧中第一次出现此口号，就成为超级英雄最具有魅力的一句话。谁都梦想着不用任何交通工具飞越大都市，张开双臂穿越纽约的峡谷，带着使命元素，或者可以随意隐身。即使是没有穿上装备的蝙蝠侠，也有着现实生活中富家天才所不具备的敏捷性和工具。
漫画鉴赏家可能会因为其中复杂的情节和重塑的修正主义而感到兴奋，但是超级英雄这种经久不衰的魅力却拥有更为广泛且更多的元素。不仅那些黄金时代最负盛名的电影明星身上会带有逃离和改变的影子，带着优雅和神秘的魅力，这些卡通人物身上也带有这些元素——他们最初的故事、离奇的能力、神秘的身份还有独特的伪装。除了在故事里出现，你还会在其他地方看到超级英雄的影子，从孩子的生日蛋糕到M·A·C化妆箱，吸引我们进入一个正常的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法律和官僚主义都不再适用的世界。“如果你觉得没有安全感，那么就去照照镜子，把自己想象成神奇女侠。”时装设计师黛安·冯·芙丝汀宝在2008年新款发布会上说道，她表示那一季的灵感源自亚马逊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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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超级英雄源自平凡而变得不平凡，或者好像表面是一件事情，而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儿。克拉克·肯特是一位真正的超人，而克拉克·肯特可是像我们一样最普通的人——在某个想象的瞬间，我们也可以变成超人。这仿佛是定制了观众们属于自己的梦，当书呆子、疾病缠身的彼得·帕克化身蜘蛛侠时，实现了他自己的梦想。面对这位英雄，心理学家罗伯特·比斯瓦斯-迪纳写道：“他是彼得所有失败的对立面：蜘蛛侠强大而善于运动，外向而诙谐，富有冒险精神而敢于承担风险。这也就并不意外帕克愿意夜复一夜地执行自己的使命。”虽然彼得·帕克的生活依然一团糟，但蜘蛛侠却成了优雅的化身。大多数人在看到超级英雄的时候，并不会想到他另一个充满自我压力的个人生活。他们想到的只会是超级英雄们飞檐走壁的激情。
当然，这是一个幻象，同所有的魅力化身一样，但是它却带着一种对于幻象难以割舍的忠实感。你可能会想象一个间谍的生活就如同詹姆斯·邦德一样，或者一双克里斯提·鲁布托高跟鞋会带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性感。即使是那些最敏感的观众也希望自己能有超能力，然而虽然这种感觉仿佛是真实的，幻象却总是假的。这也就是超级英雄会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
“像那些能够穿墙遁甲或者可以隐身的超级英雄，我们发现，漫画所带给我们的是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地来来去去，我们看到的是幻觉，”散文家杰弗里·奥布莱恩在回忆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自己的童年趣事时写道，“我们可以让这些成为真实，因为我们希望它们是真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随时让这些幻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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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让英雄幻想消失的常用溶剂便是幽默。漫威公司会将那些幽默的俏皮话附加到蜘蛛侠和神奇四侠身上，创造出奥布莱恩所谓的“乌托邦式的滑稽”，在保留了原始的热切理想主义的同时，也让笑料不断。
一方面，漫威的英雄们并没有开玩笑：神奇四侠之一的里德·查理兹说道：“我不知道人们知道世界末日到来会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理解的命运。”另一方面，他们依然在互相嘲弄：石头人回答道：“别担心！总会有些像你这样的大嘴巴走漏消息的！”
漫画历史学家杰勒德·琼斯认为，这种双面的表现方式可以追溯到最原始的超级英雄。“超人的幽默和超能力，”他写道：“让我们可以同他们的创造者一道放声大笑，同时依然保留着对于超能力的想象。你可以幻想刀枪不入，可以想象超能力。但是你又不得不放声大笑免得让人们看到你有多么迫切地想得到这种能力。”
这种广为人知的幽默并不会破坏超级英雄阵营之间的默契，但具有更为深刻而更难以达到的讽刺意义。正如沃霍尔笔下的玛丽莲·梦露，证实了荒诞的技巧并不会牺牲本身的魅力。它拥有至上的魅力，而不会带来破坏性——通过不要求梦想100%完美实现，从而保留了想象的魅力。
安迪·沃霍尔的作品《超人》（Superman,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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