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它（理性）承认不认识呈现给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它也相信自己的无知仅在于不知道在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范畴中，哪一个适合于这一新的对象。在准备打开的抽屉中，我们把这一对象放进哪一个呢？在已经制作好的外套中，我们让它穿哪一件呢？是这一件，还是那一件，还是其他的？而“这一件”、“那一件”和“其他的”是早就已被构想好了的，是已经知道了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必须给每一个新的对象都造出一个新的概念来，或许还要给它造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这种观点对我们来说是极其讨厌的。但是哲学史已向我们显示出各种体系之间的永恒的冲突，我们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将现实的东西套入我们现成概念的现成外套中，这也显示了量体裁衣的必要性。
——柏格森：《创造性的进化》
（Creatize Erolution，1944，pp.55-56）
对于心理学的各个领域来说，在没有偏见、期待、意愿、希望、恐惧或焦虑侵扰的情况下，在对具体的、特异的、独特的、单纯的认知的两个类型：陈规化的认知和清新的、谦逊的、接纳的、道家式的认知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同。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大多数的认知行为是对陈规的陈旧的、心不在焉的确认和分类。这种在已经存在了的类型目录之中所进行的懒散的分类，与全神贯注地对独特现象的多面性所进行真实的、具体的感知有着深刻的不同。对任何体验的全面评价和品味，都只能来自于这样的认知。 对于所有经验、行为和个体，心理学家都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他可以研究一种经验或行为本身，把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自具特征的，也就是说，把它们看成是与整个世界上任何其他经验、人或行为迥然不同的。或者，在对经验作出反应的时候，他也可以不将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将它们看成是典型的，亦即将它们看成是这一或那一经验类别、范畴或标题中的一个例证或代表。这就是说，他并不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检查、注意、感受或体验某一事件的。一位档案员只消查看几页档案，便可将它归入甲类或者乙类。上面提到的那种心理学家的反应就与这位档案员的反应相似。我们可以用“标签化”一词来表示这种活动。对那些不喜欢新词的人来说，“BW似的抽象活动”（abstracting BW）一词也许更好一些。写在下方的字母B和W代表柏格森（Bergson）和怀特海（Whitehead）。这两位大思想家对我们理解那种危险的抽象活动贡献最大。
这种区别是随着对作为心理学基础的基本理论进行严肃研究而自然出现的副产品。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理活动都是这样进行的，即现实好像是固定不变而不是发展的（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过程），好像它是分离的、附加的，而不是互相联系、形成格局的。这种对现实的动力学方面和整体论方面的盲目无知造成了学院派心理学的诸多弱点和失败。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必要制造一个相互对立的二分法，或者选择一个制高点来作战。在这里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化，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整体一动力论”也有可能像“原子一静态论”一样片面而不切实际。如果说我们强调一方而牺牲另一方的话，那是因为，要把这幅图画圆，恢复平衡，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在这一章中，我将根据这样一些理论上的考虑来讨论一些认知问题。笔者深信，许多被当做认知的东西实际上只是认知的替代物，都只是一些经过了两道手的戏法。人都是生活在流动变化的现实中的，但人又往往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由此造成的那些生活的迫切需要就使得这样一些戏法成为不可缺少的了。由于现实是动态的，又由于当代西方人只能较好地认知静止不动的东西，这样，我们大量的注意、感觉、学习、记忆和思维所处理的，实际上不过是来自于现实的静态抽象物或者理论建构，而不是现实本身。
也许有人会认为本章旨在反对抽象化和概念。为了防范这种误解，我想明确表示，离开了概念、概括和抽象化，我们将无法生存。但问题在于，它们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不能空洞无物。它们必须植根于具体现实之中，与具体现实联系在一起，它们必须要具备有意义的内容，而不能只是一些词句、标签和单纯的抽象概念。本章所要论述的是那种病态的抽象活动，那种“把具体事物简化归结为抽象概念的活动”，以及抽象活动的各种危险性。
注意的概念与感觉的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相对而言，注意的概念更侧重于那种选择性的、准备性的、具有组织功能和动员性的行动。这些行动不一定是完全由人所注意的现实的本质来决定的，不一定都是纯粹的和新鲜的反应。注意也要由个体机体、人的兴趣、动机、偏见以及过去的经验等来决定，这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下面这一事实更符合我们的论点：在注意反应中，我们可以觉察到新鲜的、独具特色的注意与陈规化的、标签化的注意（通过这种注意，一个人可以在外部世界中辨认出一套业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的范畴）之间的区别。这就是说，注意完全有可能仅仅是为了在世界上辨认出或发现那些我们自己放在那里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经验发生之前预先对它进行判断。换句话说，注意有可能只是对过去的合理化，或只是为了努力保持现状，而不是对变化的、新奇的和流动的东西的真正的识别。我们只要注意那些已知的东西，或者将那些新奇的东西改换成已熟悉的东西的形式。
这种陈规化的注意对机体的好处和坏处都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很明显，如果我们仅仅是要把一种经验贴上标签或者归入某一类，这就可以节省我们的许多精力，我们根本不需要竭尽全力，进行充分的注意。毫无疑问，贴标签没有专心致志的注意那样劳神费心。而且，贴标签并不要求注意力高度集中，不需要机体调动全部资源。注意力高度集中对于感觉或理解一个重要、新奇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极其耗费精神的，因此相对来说没有标签化那么常见。公众一般都比较喜欢流行的读物、简短的小说，文摘杂志、千篇一律的电影和充满陈词滥调的谈话。总的说来，他们都力求避免真正的问题，或者至少是强烈地偏爱那些千篇一律的虚假的解决办法。所有这些也都证明了上述结论。
标签化或类型化是一种部分的、象征性的、有名无实的反应，而不是一种完整的反应。它使得行为的自动化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同时做几件事情），而这又意味着，低级活动以一种类似于反射反应的方式进行下去的同时，会使高级活动成为可能。总而言之，我们没有必要去注意经验中那些我们业已熟知的因素。
这里涉及一个悖论，因为以下两种情况都同样是真实的：（1）我们倾向于不去注意那些不能贴上我们已经准备好的标签的东西（即某些陌生的东西）；（2）正是那些异乎寻常的、陌生的、危险的和咄咄逼人的东西最容易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一个新奇陌生的刺激有可能是危险的（例如黑暗中的声响），也有可能是不危险的（例如窗户上挂起的新窗帘）。我们将最充分的注意力给予那些陌生而危险的事物，而对那些熟悉和安全的事物，我们所给予的注意力则十分微弱；此外，对那些新奇而安全的事物，我们往往给予不多不少的注意力，否则它就会转化为熟悉而安全的事物，即会被贴上标签。
有一种有趣的思考是从这样一个奇怪的倾向出发的，即新奇陌生的东西要么根本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要么就势不可挡地夺走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那么健康的人）似乎都只对那些威胁性的体验做出反应。好像必须把注意看成是对危险做出的反应，似乎是在警告我们必须采取某种应急反应。这些人将那些非威胁性、没有危险的体验置于一旁，不予理睬，这些体验似乎根本就不值得注意，人们也没有必要对它们做出任何其他认知上或情感上的反应。对他们来说，生活要么是遭遇一场危险，要么就是解除危险。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事情却并非如此。这些人并不仅仅对危险的情况做出反应。或许是因为感到更安全和更自信，他们有闲心去对那些不但没有危险、相反地还使人愉快激动的体验做出反应，能够去注意这些体验，甚至为此而如醉如狂。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积极的反应，不管是柔和的还是强烈的，不管是一种轻微的愉快还是一种势不可挡的狂喜，都与紧急反应毫无二致，都是自主神经系统以及机体的五脏六腑的总动员。这两种经验的主要差异就是，人们从内省中感到一种经验是令人愉快的，而另一种经验则是令人不快的。这一观察使我们看到，人不仅被动地适应世界，而且还积极地从世界中获得享受，甚至还主动地将自己强加到世界上去。大多数这类差异都可以用精神健康（姑且这样称呼）这一因素的变化来加以解释。对于那些相对说来焦虑不安的人来说，注意都毫无例外是一种应急机制，世界或多或少被简单地划分为危险的和安全的两种类型。
这种注意与标签化注意之间的真正差异是由弗洛伊德关于“自由浮动注意”因为，每当一个人刚刚有意识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一定程度，他就立刻开始对他面前的材料进行选择。在他头脑中有一点会固定住、特别的清晰，而其余则随之被忽略。他在这种选择活动中会遵循他对自己喜好的东西的各种期待。但这却是万万要不得的；如果一个人在这种选择活动中完全遵循自己的期待，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即他除了能够发现那些已知的东西之外，别的什么也发现不了。如果一个人遵循着自己的各种倾向性的话，那么任何必须感知的东西就肯定会被弄得虚假不实。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人所听到的事情的意义无论如何，有很大一部分只有在以后才能被认识到。 医生都要求病人不带评价和选择地将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如实报告出来。我们将会看到，平均分配注意力的原则是这种要求的必然结果。病人服从“心理分析的基本规则”，会给医生的治疗工作带来很大方便，但如果医生自己不遵循“平均分配注意力”的原则的话，他就会失去这诸多方便。对于医生来说，这一规则应该这样来表述：一切有意识的努力都必须排除在注意力之外，一个人的“无意识的记忆”应该充分发挥作用。或者，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技术术语来表述这一规则：一个人必须单纯地倾听，而不能费力记住特殊的事情。（Freud，1924，p.139，pp.324-325）\">这一概念所提出来的。弗洛伊德之所以向人们推荐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注意，这是因为主动的注意总是将人的一系列期待强加给世界。这样一些期待会淹没现实的声音，如果现实的声音过于微弱的话。弗洛伊德要我们屈从、谦卑和被动，只去关心现实要对我们说什么，使我们所感觉到的一切都由物质的内在结构来决定。这等于是说，我们必须把体验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看成是与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完全不同的，我们需要做出的唯一努力就是去把握体验的自身性质，而不是去试图发现它是如何适应我们的理论、方案和概念的。这毫无疑问是在鼓励“以问题为中心”，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想要把握我们面前的某一体验的自身的和内在的本质的话，我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抛开自我及其经验、预想、希望和恐惧。
在此，把科学家、艺术家研究体验的各自不同的方法做一番我们业已熟悉的（甚至是千篇一律的）对比，这对我们也许不无帮助。如果我们容许自己去构想“真正的科学家”和“真正的艺术家”这样的抽象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科学家基本上是力求把体验加以分类，将某一体验与其他体验联系起来，将它置于其在关于世界的一元哲学中应有的位置上，探寻这一体验在哪些方面与所有其他体验相同或相异。科学家倾向于赋予这一体验一个名称，为它贴上一个标签，把它放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一言以蔽之，把它进行分类。而一个艺术家最感兴趣的就是他的体验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他必须把体验视为一个个别的对象。每一个苹果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与别的苹果毫无共同之处，每一位模特、每一株树、每一个脑袋都是独特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与别的东西完全相同的。有一位批评家在评论一位艺术家时说道：“他看见了别人视而不见的东西。”他对于把体验加以分类，或把它们归入到头脑中的卡片目录中去的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他的任务是要看到经验的新鲜之处，然后，如果他有这种才能的话，再采取某种方式把这种经验凝固起来，让那些不那么善于感觉的人也能看到经验的新鲜之处。齐美尔（Simmel）说得好：“科学家看见某物是因为他了解它，而艺术家了解某物则是因为他看见了它。”
像所有的陈规一样，这样一些陈规也是危险的。这一章所隐含的一个观点就是，科学家的直觉和艺术气质也完全可以变得更强，他也可以更加欣赏和尊重未经加工的、直接的经验。同样，在科学家眼中的对现实的研究和理解中，除了要使艺术家的反应更加合理和成熟之外，还应该加深这种反应。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必须执行同一道命令：“必须认识整个现实”。
陈规化的概念不仅适用于对偏见的社会心理学分析，而且还适用于感知这一基本心理过程。感知也许并不是对真实事件的内在本质的吸收和记录。对经验进行分类，为它贴上标签，而不是对它进行检查。这种活动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感知。我们在这种千篇一律的感知中所做的一切，恰好类似于我们在言谈中不断地使用陈词滥调。例如，当我们被介绍给另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对他感到新鲜，并且力求把他当作一个与生活中其他人不甚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来加以理解和感觉。但是，我们却往往给他贴上标签，或者把他归到某一类型的人当中去。我们将他置于某一范畴中，而不是把他看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往往把他看成是某一概念中的一个例证，或者某一范畴中的一个代表。换言之，一个进行陈规化感知的人应当更类似于档案管理员而不是照相机。
在标签化感知的许多例证中，我们可以列举人们对以下各种东西进行感知时的那种倾向：
（1）那些熟悉、陈旧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陌生、新鲜的东西；
（2）那些系统化和抽象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实际的东西；
（3）那些有组织、有结构和单一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混乱的、没有组织的和模棱两可的东西；
（4）那些已经命名的或可以命名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没有命名的和不能命名的东西；
（5）那些有意义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无意义的东西；
（6）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异乎寻常的东西；
（7）那些人们期待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出乎意外的东西。
而且，每当某一事件是陌生的、具体的、模棱两可的、没有命名的、没有意义的、异乎寻常的或者出乎意料的时候，我们还强烈地倾向于把这一事件加以扭曲，削足适履地将它塑造成一个更为常见、更为抽象、更有组织的形式。我们往往把事件当作某些范畴的代表，而不是根据这些事件本身将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和独具特色的。
在罗夏测验中，在格式塔心理学、投射测验和艺术理论的文献中，关于所有这些倾向我们都可以找到不计其数的描述。早川（Hayakawa，1949，p.103）曾经举出一个艺术教师作例子：“这位教师经常告诉他的学生说，他们画不出一只个别的手臂来，这是因为他们将这只个别的手臂看成是一只一般的手臂，而且，由于他们这样来看待个别的手臂，他们往往就以为他们知道这只手臂应该是什么样子了。”沙赫特尔的那本书也充满了这类有趣例子（Schachtel，1959）。显然，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将某一刺激物归类到一个业已构造起来的范畴系统中去，那么他对这一刺激物就无须了解很多；但是，如果他是想去理解和正确评价这一刺激物，那就没有这么容易了。真正的感知应将刺激物当成独一无二的，必须整个包容它，完全吸收它、理解它，因而也就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相比之下贴标签、编目录是转瞬之间即可完成的。
很有可能，标签化远远没有新鲜的感知那样有效，这主要是因为它具有这一转瞬之间即可完成的特点。在标签化感知中，只有那些最为突出的特征才能用来决定反应，而这些特征很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因此标签化往往使人犯错误。
这些错误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性，因为标签化感知同样也使得人们不大可能去改正原先的错误。一个被纳入标签中的人强烈地倾向于保持原来的状态，任何与陈规老套不相符合的行为都只能算作例外，无须认真对待。例如，假如我们出于某种缘故确信某人不诚实，然后我们想在某一次玩纸牌时捉住他，不幸却未能捉住，我们通常还是仍旧把他唤作贼，认为他之所以变得老实，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缘故，或者是为了掩人耳目，或者是出于偷懒，诸如此类。如果我们对他的不诚实深信不疑的话，那么即使我们从未发现他做什么不诚实的事情，这也无关紧要。我们尽可以将他视为一个恰巧不敢在我们面前玩弄戏法的贼。或者我们可以将他这一与平常不一致的行为视为是有趣的，认为它并不代表这个人的本性，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关于标签化或陈规化的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回答下面这一古老的问题，即人们怎么会在真理已经昭然若揭的时候还要顽固地坚信谬误。我知道，对这种拒绝接受证据的态度，人们通常认为完全用压抑或一般来说用动机力量就可以加以解释。毫无疑问，这种看法也是对的。但问题是，这一看法是否揭示了全部真理，是否本身就是一个完满充足的解释。我们的讨论表明，人们看不到证据，还有别的原因。如果我们自己处于接受这种陈规化态度的那一端，我们就可以略微地体会到那强加于对象身上的不公正的待遇。如果我们被随意地与许多其他一些人相提并论，而我们感到自己在许多方面与这些人有所不同，我们就会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感到自己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关于这一点，再没有人比威廉·詹姆斯表述得更好的了。他说：“理智在处理对象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它同别的东西一并归类。但是任何对我们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能够唤起我们的献身精神的对象都使我们感觉到它好像必定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假如一只螃蟹知道我们如此干脆利落、毫无歉意地将它归到甲壳纲动物中去，并以此对它进行处置的话，它也许会怒不可遏的。它会说，‘我不是这样的东西，我是我自己，仅仅是我自己’。”（William James，1958，p.10）
习惯的意思往往是企图通过使用以前某一成功的解决办法来解决眼前的某一问题。这意味着：（1）必须把眼前的问题置入某一问题范畴中去；（2）必须选择对这一特殊范畴中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这里就必然要牵涉到归类亦即标签化。
习惯现象再好不过地描述了一个同样适用于标签化注意、感知、思维、表达等的现象，即一切标签化的结果都是“要把世界冻结起来”。但实际上，世界在永恒地流动变化着，宇宙万物都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之中。从理论上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不动的（虽然对于实际的目的而言，许多东西确是静止不动的）。如果我们必须十分严肃地看待理论的话，那么，每一经验、每一事件、每一行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有别于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或者将来还要再发生的一切别的经验、行为，等等。
这样一来，把我们有关科学与常识的各种理论和哲学都建筑在这一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基础之上，似乎就是合情合理的了。怀特海也曾反复指出这一点。但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并不是这样做的。以前曾经有人认为存在着虚无的空间，那些处于时间延续中的事物被推动着漫无目的地漫游于其中。虽然现在我们那些最老练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摒弃了这样一些陈旧的观念，但这些口头上遭到摒弃的观念作为我们所有那些较低级的思维反应的基础却仍然继续存在着。虽然我们已经而且必须接受一个变化发展的世界，但我们却很少是怀着情感与热情这么做的。我们都仍然是牛顿的信徒。
这样，对所有可列为标签化的反应，都可以做这样一个重新界定，它们都企图冻结或阻止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世界（process world）的运动，使之静止不动，以便能够处理这个世界，我们好像只有在这个世界不动时才能处理它。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些静态的原子论数学家们为了以一种静态的方式来对待运动和变化，而发明了一个天才的戏法，这就是微积分。但是为了本章的目的起见，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例子也许更加切题。那些头脑静止的人都倾向于把一个过程世界凝固起来，使之暂时静止不动，因为他们不能处理和对付一个处于流变中的世界。我认为，所有习惯，当然还有各种复制性学习，都无一不是这种倾向的例证。
这种倾向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归类是对结论的过早的固化，因为这个人害怕未知，减弱和避免焦虑的期望促成了固化。因而，泰然自若于未知事物或与此类似的事物的人，能够容忍模糊，在他们的感知中较少地受到促动（Frenkel-Brunswik，1949）。最好是把动机和感知间的密切关系认作是心理病态现象，而非健康的表现。非常坦率地说，这个关系是一个稍有病态的机体的征兆。在自我实现者身上它很少存在；在神经质和精神病的人身上它大量存在，正如在妄想和幻觉中所体现的。描述这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是说，认知在健康人那里相对来说是非动机性的；在病态人那里相对来说是动机性的。
正如詹姆斯很久以前指出的，习惯是保守性的机制（1890）。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因为任何习得性的反应，仅仅由于其存在便足以阻止对同一问题的其他习得性反应的形成。但是另外还有一重要原因，虽然也同样重要，通常却被学习理论家们忽视了，这就是，学习不仅仅事关肌肉反应，还事关情感偏爱。我们不仅仅学说英语，我们还学习去喜爱和偏向于它（Maslow，1937）。这样一来，学习就不完全是一个中立的过程了。我们不能说，“如果这一反应是错误的话，我们就把它抛弃掉，或者用一个正确的反应来代替它，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通过学习，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束缚住了自己，献上了自己的忠诚。因此，如果我们愿意把法语学好的话，那么当我们所能找到的唯一的教师口音不好时，我们最好干脆不学，等我们找到一个好老师时学习起来会更为有效。基于这同样的原因，我们不能同意科学领域中那些不切实际地对待假设和理论的人的观点。他们说：“即便是错误的理论也好于没有理论。”如果我们前面的考虑还有某些道理的话，那么真正的情况绝没有这么简单。正如一句西班牙谚语所说的：“习惯起初如蛛丝，最后如钢缆。”
这些批评绝不适用于一切学习，它们只适用于原子式的和复制性的学习，亦即对彼此孤立的特定反应的识别和回忆。许多心理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把这种复制性学习看成好像是过去对现在发生影响的唯一方式，看成好像是过去的经验教训能够有效地被用于解决现在的问题的唯一方式。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习得的许多东西（亦即过去那些最为重要的影响）都既不是原子式的，也不是复制性的。过去最为重要的影响、最有影响的学习类型，是我们所谓的特征或内在学习（Maslow，1968a），即对我们所有经验在性质上的一切影响。因而经验并不像拣硬币一样是机体一个一个地习得的；如果这些经验有某些深刻影响的话，它们就会改变整个人。这样，某一悲剧性的经验就会使他由一个不成热的人变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人，能够使他变得更加明智、更加宽容、更加谦卑，使他能够更好地解决成年人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与此相反的理论则会认为，这样一个人只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获得了处理或解决如此这般的一个特殊问题（例如他母亲的死）的技巧。他除了在这方面有所变化而外，并无任何别的变化。这样一个例子实际上比通常那些把一个错误的音节同另一错误音节胡乱联系起来的例子远为重要、远为有用，更可以用来作为典范，而后者在我看来除了与其他错误音节有关系外，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无关。
如果世界是处于一个过程之中的，那么每个瞬间就都是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从理论上说，所有问题都必然是新的。根据过程理论，任何一个典型的问题都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都是根本不同于任何其他问题的。根据这一理论，一个与过去的问题十分相似的问题必须被理解成一种特殊的情况而不是一种典型的情况。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凭借过去以寻找一个特定的解决办法就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也有可能是危险的了。我相信，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是真实的，而且在实际上也是真实的。无论如何，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理论偏见，都会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少有些生活问题是新的，因而必须有新的解决办法。
从生物学观点来看，习惯在人的适应方面起着双重的作用，因为它们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它们必然意味着存在某种不真实的东西，即一个固定不变、静止不动的世界。但它们通常又被当做人最有效的适应工具之一，而这又意味着有一个变化的、动态的世界。习惯是一种业已形成的对某一情况的反应或对某一问题的解答。因为它是已经形成了的，它就会发展成一种惰性，抗拒变化。但是当某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对它的反应就也应该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者做好迅速变化的准备。因此，习惯的存在有可能比毫无反应更加糟糕，因为习惯阻止我们并使我们不能及时对某一新的情况做出必要的新的反应。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观点来描述这一悖论，也许有助于使这一点更清楚一些。可以说，我们建立起习惯是为了在处理反复出现的情况时节省时间、努力和思考。如果一个问题以同样的形式一再出现，而我们有着会自动出现的某种习惯性的应答方案，我们当然能够节省大量的思考，不管这一问题何时出现，我们都能自如地处理。这样看来，习惯无非就是对某一反复出现的、不变的和熟悉的问题的反应。之所以可以说习惯是一种“好像”反应（as-if reaction）——“好像世界是静止的，常住不变的”，原因就在于此。许多心理学家都注意到作为适应性机制的习惯的基本的重要性，因而都一致强调重复现象。上面那种解释毫无疑问就是由此而出现的。
在许多时候，这种情况都是按它应该的那个样子出现的，因为毫无疑问，我们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重复性的、熟悉的，相对说来是不变的。一个从事所谓比较高级的活动、思想、发明和创造的人会发现，作为先决条件，这些活动需要无数精细的习惯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以便创造者能够自由地把他的精力投入到所谓更高级的问题中去。但这里却又牵涉到一个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实际上，世界并不是静止的、熟悉的和重复不变的，相反，它常常处在一个流变的过程中，是常新的，总是要发展成为某一别的东西，变化不居、流变不止。我们用不着讨论这一点是否合理地概括了世界所有方面的特征；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认为世界的某些方面是恒常不变的，而另一些方面则不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形而上学的辩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不管习惯对于处理世界的那些恒常不变的方面是多么地有用，当机体必须处理世界上那些变化不居、起伏不定的方面时，当机体必须解决那些独一无二的、新的、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时，习惯却肯定会起某种阻碍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悖论，习惯同时既是必要的又是危险的，既是有用的又是有害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思维，但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们是适应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但它们却又对适应起着阻碍的作用。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归根结底却又与新的非标签化思维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它们对新问题是束手无策的。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世界的时候习惯尽管有用，但它们却常常阻碍我们的发明能力和创造性，也就是说，它们常常阻碍着我们去使世界适应我们自己。最后，它们常常以一种懒惰的方式代替了真实的和新鲜的注意、感知、学习和思维。
在这个领域内，标签化包含以下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含义：（1）人们仅有陈规化的问题，以及/或者（2）人们仅仅使用那些陈规化的和机械的习惯和技巧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或者（3）在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出现之前，人们已经有了一系列现成的、简捷的和枯燥乏味的解决办法与答案。这三种倾向加在一起，就几乎完全可以窒息人的创造性。
1.陈规化的问题
首先，一个强烈地倾向于进行贴标签的人做出的第一项努力通常就是要避免或忽视任何种类的问题。那些患有强迫症（compulsive-obsessive）的病人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极有系统地管理和安排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因为他们不敢面对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任何一个没有现成答案而需要有自信、勇气和安全作为保证才能加以处理的问题都会给这样的人造成严重的威胁。
如果这种人必须去感知问题的话，那么他首先做出的努力也不过是把这一问题纳入某一范畴中去，把它看成是一个熟悉的范畴中的一个代表（因为熟悉的东西不会使人感到焦虑）。他们试图去发现，“这一特殊问题能够放入以前曾经经历过的哪一类问题中去吗？”或者“这一问题适合于哪一个问题范畴呢？它能够被塞进去吗？”这样一种“置入”反应当然只有在人们感知到相似性时才有可能。我们不想去讨论相似性这一复杂问题，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这种对相似性的感知并不一定就是对被感知的现实的内在本质所进行的谦逊的、被动的记录。不同的人是根据不同的、适合他们个人癖好的标签来进行分类的，但他们却都能成功地把经验标签化。这一事实也证明了上述结论。这样的人不愿意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中去，他们要把所有不能忽视的经验统统加以分类，即使他们感到有必要把这种经验加以裁剪、挤压甚至扭曲。
2.陈规化技巧
一般说来，标签化的一个主要的有利之处就是，只要能够把问题成功地纳入某一范畴之中，随之就会自动出现一套处理这一问题的技巧。这还不是标签化的唯一理由。一位医生在处理一种虽然治不好但是已知的疾病时比在处理疑难病症时常常感到更为轻松一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把问题置入某一范畴中的倾向的背后潜藏着很深的动机。如果一个人以前曾经多次处理过同一问题，那么适当的机制就会运转良好，随时可以发挥作用。当然，这就意味着·个人强烈地倾向于按以前的方式来处理同样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问题的习惯性解决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实施上的轻松自如、节省精力、自动性、情感性选择、无焦虑，等等，是它的一些好处。而主要的坏处则在于失去灵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就是说，习惯通常会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即人们以为这个动态的世界能够被当成静止的世界来加以对待。
3.陈规化结论
这一过程的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大概就是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起见，对这一或类似的过程可以做如下界定，即人们事先就有一个现成的观念或不可逃避的结论，然后再进行大量的思维活动来支持这一结论，或为它找出证据来。（“我不喜欢那个人，我要为此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这种活动其实不过徒有思维的外表而已。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维，因为它不顾问题的本质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凝重的表情、激烈的讨论，对证据的搜寻，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掩人耳目的烟幕，其实思考还没有开始，结论就已经命中注定了。人们还常常连这种思考的外表都不要，他们甚至懒得去做这种好像是在思考的姿态，光是相信就够了。这比合理化还省事。
一个人完全有可能按照在他生命的头十年中所获得的一套完整观念来生活，这套观念也许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哪怕是细微的改变。的确，这样一个人也许智商很高，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思维活动，从这个世界中选取哪怕是零星的证据来支持他的现成观念。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活动偶尔也会对这个世界有些用处，但人们似乎都明显地愿意把生产性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与最熟练的合理化活动在字面上做出区分。合理化活动常常使人对真实世界熟视无睹，对新的证据无动于衷，使人在感知和记忆时发生扭曲，丧失掉对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的适应能力。与这样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现象相比，与思想停止发展的其他一些迹象相比，合理化活动偶尔具有的一些好处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合理化活动并不是我们所能举出的唯一的例子。当一个问题仅仅刺激了我们的各种联想，使我们从中挑选出那些最切合这一特殊场合的联想时，这同样也是标签化。
标签化思维看上去好像与复制性学习有一种特殊的相似性或关系。我们上面所举的三种类型的过程可以十分容易地被当成习惯活动的特殊形式来加以处理。这里明显地牵涉到与过去的某种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不过是从过去经验的角度来对新的问题进行分类和解决的技巧而已。这种类型的思维经常都等于是在漫不经心地处理和重新安排以前获得的复制性习惯和记忆。
整体动力性的思维（holistic-dynamic thinking）更明显地是与感知过程相联系的，而不是与记忆过程相联系。明白了这一点，它与标签化思维之间的区别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了。整体思维所作的主要努力就是尽可能清楚地感知一个人所遇到的问题的内在本质，“在问题中感知其解决办法”（Katona，1940；Wertheimer，1959）。每一问题都是以其自身的情况和形式而被仔细考察的，简直就好像人们以前从未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一样。这种努力是为了搜寻出问题的内在的本质，而在联想思维中却是为了发现这一问题是怎样与人们以前曾经经验过的问题相联系和相类似的。
从一个实际的意义来看，就行为来说，这一原则可以简化成这样一句箴言：“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看。”这就是说，每当一个人面对着一个新的情景，他并不是毫不犹豫地用以前已经明确决定好了的方式来对它进行反应。这一情景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与以前的情景有区别。当一个人说“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看”的时候，他应该对所有这些不同方面抱着一种敏感，并且根据情况随时做出适当的反应来。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整体思维中不利用过去的经验。人们当然要利用过去的经验，关键在于，人们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这些经验的，这一点在上面“学习”一节中关于特征或内在学习的讨论中已经描述过了。毫无疑问，联想思维确实会出现。但我们所讨论的是，究竟哪一种思维应被当作中心、范式或理想的模式。整体动力学家们的论点是，思维活动，如果它具有什么意义的话，应该具有发明创造性、独特性和天才性这样的意义。思维是一种技巧，凭借着它，人类能够创造出某种新的东西，而这又意味着，思维必须不时地与已经得出的结论发生冲突，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革命性的。如果它与一种思维的现状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它就成为习惯、记忆或我们业已习得的东西的对立面了，这不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它从定义上说就必须与我们业已习得的东西发生冲突。如果我们过去习得的东西和我们的习惯运转得很好的话，我们就可以以一种自动的、习惯性的和熟悉的方式来进行反应。那就是说，我们用不着进行思考。从这一观点来看，思维可被看成是学习的对立面，而绝不是一种学习类型。夸张一点说，思维几乎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突破我们的习惯、忽略我们的过去经验的能力。
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成就所代表的那种真正的创造性思维还牵涉到另外一个动力学方面。这就是它那特征性的冒险精神和勇气。如果这些词语在这里不是十分贴切的话，那么，当我们想到一个胆怯的小孩与一个勇敢的小孩之间的差异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胆怯的小孩必须紧紧地倚靠着他的母亲，因为母亲代表着安全、熟悉和保护，而较为大胆的小孩则不然，他们往往更加自由地去冒险，能够远远地走出家门。那种与胆怯地紧抱着母亲相似的思维过程就是胆怯地抱住习惯不放。一个大胆的思想家——这种说法几乎是多余的，就像说“一个思想着的思想家”一样——在冒险离开安全熟悉的港口时必须能够摆脱过去，摆脱习惯、期待、学识、惯例和习俗，摆脱焦虑不安的情绪。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人的观点是通过模仿或依靠权威人士的建议而形成的。这类实例提供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陈规化结论。它们一般都被看成是健康人性中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是体现了某种轻微的心理病症，或者某种与之非常接近的东西，这也许更为确切一些。当牵涉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一类观点主要表现为一些过分焦虑不安、过分传统化的和过于懒惰的人（一些没有主见的、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的人，不相信自己观点的人）对一种没有组织结构的情景的反应，而这种情景没有固定的参照系。
在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中，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多半都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也注意看别人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以便我们自己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显而易见，这样的结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说，这种结论并不是由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而是一些从别人那里拣来的陈规化结论，我们相信别人胜过了相信自己。
这样一种认识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国家的传统教育何以远远不能达到其预定目的。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几乎从不努力去让人学会直接观察现实。相反，却让人戴上一副预先造好的完整的眼镜，借此去观察世界的每一个方面，如应该相信什么，应该喜欢什么，应该赞同什么，应该感到什么有罪。一个人的个性很少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很少有人鼓励他鼓起勇气，以自己的方式去看待现实，破除迷信，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高等教育中，各种陈规化倾向也触目皆是，我们可以在大学的课程表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在这些课程表中，不管一门课涉及怎样变化不定、难以言说和神秘莫测的现实，都被一视同仁地安排为3个学分，而且，更为蹊跷的是，这些课都不多不少正好上15周。它们就像橘子一样被整齐地划分为彼此不同、互相排斥的门类。这类标签不是从现实中得来的，相反，它们是被强加到现实上去的。
所有这些都再明显不过了，但对此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不那么清楚了。许多人在考察了标签化思维之后都极力推荐这样一个措施，即让学生逐渐摆脱标签的束缚，学会去关心那些新鲜的经验和那些特殊具体的现实，在这点上，怀特海说得很对：
我个人对传统的教育方法的批评就是，它们过分关心思维的分析活动以及公式化信息的获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本应去加强那种对个别事实进行具体评价的习惯，但我们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完全注意不到这些个别事实中出现的各种价值之间充分的相互作用，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各种抽象的陈述，而这些抽象的陈述却忽略了不同价值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
目前我们的教育把以下两者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对少数几个抽象概念进行透彻的研究，另一方面对其余大量的抽象概念的研究则相对减少了一些。我们的教育程序过于迂腐了。学校的普通训练应该以引导年轻人对事物进行具体把握为目的，应该满足他们活动的热望。在这里当然也离不开分析，但这种分析只要描述出各个不同领域中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就足够了。在伊甸园里，亚当是先看见动物，然后再给它们命名的，而在我们的传统制度中却与此相反，儿童先给动物命名，然后才看见它们。
这样的专业训练只能触及教育的一个方面，而这一方面的重心在智力上，其主要工具是书籍。但专业训练显然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一方面的重心应该落在直觉上，应该避免与整体环境的分离，其目标是尽可能少地对整体进行分割，而去对整体进行直接把握。现在我们最需要的那种一般性，就是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进行直接评价。（Whitehead，1938，pp.284-286）
语言主要是一种体验和传达普遍规律性信息的绝好手段，亦即一种标签化的手段。当然，语言也企图界定和传达那些特殊具体的东西，但常常因其最终的理论目标而告失败。它在处理某一特殊事物时最多就是赋予它一个名称，但名称毕竟不能描述或传达出这一事物，不过是给它贴上一个标签罢了。一个人要认识特殊事物就必须充分地体验它，而且必须亲身体验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是给体验命名也会给它罩上一层屏障，使人不能进一步对它进行直接评价。
例如，一天，有一位教授与他的艺术家妻子漫步在一条乡间小道上。当他第一次看见一朵可爱的花时，他就问他的妻子这朵花的名称是什么，谁知刚一出口，就遭到他妻子的一顿斥责：“知道这朵花的名称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一旦知道了它的名称就会感到心满意足，就不会再去欣赏这朵花了。”
语言强行把经验塞进标签中，就这一点来看，它无疑是横亘在现实与人之间的一道屏蔽。一句话，语言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代价。
语言给人的理论思维带来很大的好处，但即便如此，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们完全放弃了语言所能勉强达到的那一点特殊性，只是一味地使用各种千篇一律的老套、平凡陈腐的话语、箴言、标语、口号和形容词的话，那么情况比这还要坏得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语言就地地道道地变成了一种消除思维的手段，就会使人感觉迟钝，阻碍人的精神的发展，把人弄成一钱不值的废物。这样，“语言的功用实际上与其说是传达思想，不如说是隐藏思想”。
因此，虽然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语言，但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却必须时刻意识到它的缺点。我们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科学家应该学着尊敬诗人。科学家通常都认为他自己的语言是精确的，而所有其他语言则都是不精确的。但是诗人的语言如果说不是更精确一些的话，起码也是更真实一些。有时候这种语言甚至比科学家的语言还更精确一些。例如，一个人如果具有足够的才能，他就能够在很短的篇幅内说出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教授需要十页纸的篇幅才能说出的东西。下面这一来自林肯·斯蒂芬（lincoln Steffens，in Baker，1945，p.222）的故事就描绘出这一点。
蒂梯芬说：“有一天我和萨坦正漫步在第五大道上，就在此刻，我们看见一个人突然停下，从空气中抓下一片真理来。他确确实实是从空气中取下了一片活生生的真理。”
我问萨坦：“你看见了吗？”
“你难道不为它感到担忧？你难道不知道它足以毁灭你吗？”
“我当然知道，但我并不担忧。我来告诉你这是为什么。这片真理现在还是一个美丽的活生生的东西，但这个人将会首先给它命名，然后再把它加以组织，到那时它就死掉了。如果他让它活着并且去体验它的话，它就会把我毁灭。但我并不担忧。”
语言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同样也给我们带来麻烦。这一特征就是，语言是超乎时空之外的，至少有些特殊词汇是这样的。“英格兰”一词历经千年而未见任何成长、发展、演变和变化，但它所指代的那个民族却早已今非昔比了。但是我们手中只有这样的词汇去描述处于时空变化中的事件。如果我们说，“永远都有一个英格兰”，这是什么意思呢？正如约翰逊所说：“现实飞舞的手指书写起来比舌头的预见要快。语言的结构不如现实的结构更流畅。正如我们正听到的雷鸣实际上是业已消逝的雷电的回响，我们正在谈论的现实已不复存在。”（Johnson，1946，p.119）
建立在标签化基础上的理论几乎向来都是吸引人的，因为它强调了现象的某些性质，认为这些性质比别的性质更为重要，或者至少是更值得注意。这样，所有这类理论，以及其他一些抽象概念都容易去除掉或忽略掉现象的某些性质，也就是说，容易遗漏掉部分真理。由于有这样一些拒斥和选择的原则，所有理论就难免对世界仅仅持一种部分的、独断的和偏颇的看法。这一切理论即使都结合在一起，也不能使我们对现象和世界得出一个完整的认识。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些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体会不到一种经验的全部主观丰富性，相反，那些在艺术和情感方面十分敏感的人则常常能够体会到。很有可能我们所谓的神秘经验正是这种对特殊现象的所有特征进行充分掌握的绝好的和极端的表现。
通过对比，我们上面的这些考虑就揭示出了特殊化的个别经验的另外一个特点，这就是它的非抽象的特点。但这与戈尔茨坦所说的“具体”并不是一回事。当一个大脑受损的人具体地行事的时候，他实际上并不能看到对象或经验的全部感官特征。他所看到的只是由这一特殊情景所决定的某一特征，而且他也只能看到这一特征，例如一瓶酒就是一瓶酒，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不可能是一种武器、装饰，不可能用来镇纸或者灭火。如果我们把抽象活动定义为一种选择性注意，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注意到某一事件的无数特征中的一些而不及其余，那么，戈尔茨坦的病人可以说都在进行抽象活动。
如此看来，把体验进行归类与具体评价体验，利用体验与欣赏体验，以一种方式对它们进行认知与以另一种方式对它们进行认知，在所有这些活动之间显然都存在着某种差异。在那些专业心理学家中间，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相反，那些研究神秘体验与宗教体验的学者们都众口一词地强调了这一点。例如，阿尔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的认识在形式上日益发展成概念性的，日益变得有系统起来，认识中那些与事实相关的功利的内容也骤然大增。但是人们原来的那种对事物进行直接把握的能力却会出现某种退化，人的直觉能力也会变得迟钝起来，甚至会荡然无存。这样一来，他所取得的那些收获就被抵消了。”（1944，Ⅶ）①
但是，直接的欣赏评价并不是我们同自然的唯一关系，事实上，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它在我们与自然的所有关系中是最不紧迫的，因此我们不要因为理论和抽象概念有危险就对它们进行百般非难，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理论和抽象概念所提供的好处是巨大的、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从交流、从对世界的实际控制方面来看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有责任向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出规劝的话，我们或许要这样来提出我们的规劝：知识分子、科学家等人通常进行的认知活动并不是他们的武器库中的唯一武器，如果他们牢牢记住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的认知活动无疑就会变得更加有力。的确，研究工作者的武器库中还有别的武器。如果说这些武器通常都被交给了诗人和艺术家的话，那是因为人们不懂得，这些遭到忽视的认知形式能够通向另一部分真实世界，而这一部分世界是那些一味地进行抽象活动的知识分子所看不到的。
而且，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十八章中所看到的，整体论的理论活动也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理论活动中，事物并不是互相分离、彼此独立的。它们是完整的，都作为整体的一些方面而彼此关联，无一例外地包容在同一整体之中，如同大地上的影子，或处于不同的放大级别上，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展现出一幅壮丽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