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报告的研究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异乎寻常的。它最初不是按照常规的研究安排的。它不是一项社会性的研究，而是一次旨在解决各种个人的道德的、审美的以及科学问题的私人性质的冒险，并被我自己的好奇心所激励。我只是力图使自己信服并且从中获得教益（这对于个人探索非常合适），而不是想证明或向别人显示些什么。（马斯洛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是一项非正式的个人探索，他一生都在做着这一件事——第三版编者）
然而，很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研究对我如此具有启发作用，充满着如此令人兴奋的东西，以至于，尽管有方法上的缺点，让别人也知道这些研究结果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
另外，我认为，心理健康是如此迫切的一个问题，以至于任何意见、任何材料，不管怎样的还有待于讨论，都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这种探索原则上是如此的困难——有点像是在根据自己的标准提升自己——以至于，假如我们要坐等常规的可靠材料，我们将不得不永远等待下去。这样，似乎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害怕错误，投身进去，尽力而为，并希望能在错误中学习，逐渐地纠正错误。否则的话，目前对这个问题就只能是弃之不理了。相应地，无论这个报告能起什么作用，我把它在下面呈献了出来，并向那些坚持要求传统的信度、效度以及取样等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歉意。
1.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选自我本人认识的一些人和朋友，以及一些公众人士和历史人物。另外，在一次对年轻人的研究中，对三千名大学生进行了筛选，但只选出了一名大学生可直接作为研究对象，和一二十名也许将来可作为研究对象（“成长良好的”）。
我不得不断定，我在更年长的研究对象那里发现的自我实现的类型，在我们的社会中可能是不存在于年轻的、正在成长中的人身上的。
相应地，与艾维林·巴斯金博士和丹·里德曼合作，我们开始对一组相对健康的大学生进行研究。我们任意地决定在大学生中选出最健康的1%。虽然继续了两年之久的这次探索性研究，在完成之前被迫中断，但它在临床水平上还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也曾希望把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所塑造的那些人物用于示范性研究，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是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和文化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发现）。
淘汰或选择研究对象所依据的第一个临床的定义除了有一个消极的方面外，还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反面的选择标准使被选对象中没有神经症、精神变态性格、精神病或这些方面的强烈倾向。也许身心疾病要求更仔细的研究和甄别。在可能的情况下，就给予罗夏测验，但结果证明，这些测验在揭示被隐藏的精神变态方面比在选择健康的人上更有用。正面的选择标准是自我实现的正面证据，而这仍还是一系列难以被确切地描述的现象或者征候。为服务于我们讨论的目的，自我实现也许可以大致地被描述为充分利用和开发天资、能力、潜能等。这样的人似乎是在实现他们自己、最淋漓尽致地从事着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使我们想到尼采的告诫“成为你自己！”他们是一些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的人。他们的潜能或者是特有的，或者是人类共有的。
这一标准还意味着研究对象在过去或现在对安全、归属、爱、尊重和自尊的基本的需要的满足，以及对于知识和理解的认知需要的满足，或者在少数事例里，对这些需要的征服。这就是说，所有研究对象都感到安全和无忧无虑，感到被承认，感到爱和被爱，感到自身的价值并且被尊重。他们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哲学、宗教或者价值取向。至于基本的满足是自我实现的充分条件或者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许，自我实现意味着基本满足再加上最起码的天才、能力或者（人性的）丰富。
我们采用的选择技术大体上是属于迭代法和重复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在对自尊和安全感的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使用过。在本书的第十八章中对此有描述。这种技术简单来说就是：以个人或文化的非技术性的信仰作为开始，对自我实现症候群的各种现存的用法和定义进行比较，然后再更仔细地给它下定义，——在下定义时，仍然采用现实的用法（可称为词典学层次的用法），但是，同时排除在通俗定义中常见的逻辑和事实的自相矛盾。
基于修正过的通俗定义，第一批研究对象小组选出来了，其中一组质量高，一组质量低。以临床类型对这些人进行尽可能仔细的研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最初修正过的通俗定义又根据现在手中的材料得到进一步的修改。这样就得出了第一个临床的定义。按照这一新的定义，对最初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筛选，一些人保留、一些人淘汰、一些新的成员补充进来。然后，又继续对第二种水平的研究对象小组进行临床研究，如果可能，进行实验和统计研究。这又导致了对第一个临床定义的修改、订正和补充。然后，又根据这一个新的定义进行再筛选。经过这样不断重复，一个最初模糊、不科学的通俗概念就能变得越来越精确，在特性上越来越便于操作，因而也越来越科学。
当然，一些外在的、理论的和实际的考虑会干扰这一自我调整的螺旋上升过程。例如，在研究的早期发现，由于通俗用法不切合实际的苛求，以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能符合这一定义。我们不得不停止仅仅因为有一个小缺点、错误或者荒谬就排除一个可能的研究对象的操作。换言之，既然没有完美的人，我们就不能用完美来作为选择的标准。另一种难题是属于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在所有的情况中都获得临床工作通常要求的那种丰富而令人满意的资料。研究对象候选人在得知研究的目的后，变得注意自己，变得呆板，对全部努力一笑置之，或者断绝合作关系。结果是，从早期实验开始，对于年龄较大的研究对象一直是进行间接研究，实际上几乎是偷偷摸摸的。只有较年轻的研究对象才可能被直接地进行研究。
由于研究对象中有真实姓名无法公开的现实中的人，所以两个迫切的要求，或者甚至于可说是普遍性的科学研究的要求，就变得不可能得到满足了，即研究的可重复性与作为结论来源的资料的公开性。对公众人士和历史人物的研究、对可以公开的年轻人和儿童所做的补充研究，部分地克服了这些困难。研究对象可分成以下各类：
实例：
7名非常理想和2名很有希望的当代人（会谈形式）
2名非常理想的历史入物（晚年的林肯和托马斯·杰斐逊）
7名很有希望的公众人物和历史人物（爱因斯坦、埃莉诺·罗斯福、简·亚当斯、威廉·詹姆士、史怀泽、A.赫胥黎和斯宾诺莎）部分性的实例：
5名相当肯定地有某些不足，但仍然可用于研究的当代人。
2.材料的搜集和表述
这里的材料与其说是来自于对特殊的、分散的事实的一般性收集，不如说是来自于笼统或整体印象的缓慢的发展，就像我们熟悉朋友的过程以及相识人的过程。很难造成一种情境，以便在其中能向我的老年研究对象们提问，或者对他们进行测验（尽管这对于年轻的研究对象可以做到）。与老年研究对象的联系是依靠运气、以一般的交往形式进行的。而一旦有可能，也向他们的朋友以及亲戚们进行调查。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研究对象数量太少，以及许多研究对象的资料不完全，任何定量描述都是不可能的，只能提供一个复合印象，而无法顾及它们是否会有什么价值了。
对这些总体印象作整体分析，可得出以下对自我实现的人的最重要和最有用的总体印象，据此，可进行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对现实的感知、接受、自发性、以问题为中心、超然独处、自主、清新的鉴赏力、高峰体验、人类同族感、谦逊与尊重、人际关系、道德规范、手段与目的、幽默感、创造性、对文化同化的抵制、不完美、价值、二分法的消解。
1.对现实的感知
这种能力被注意到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辨别人格中的虚伪、欺骗、不诚实，以及大体正确和有效地判别他人的不寻常的能力。在一次对一组大学生的非正式的实验中，与较少安全感（less secure）的学生相比，在更具安全感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准确地判断自己的教授的倾向，也就是说，在S-I测验中，后者得分更高（Maslow，1952）。
随着研究的进展，可以逐渐明显地看到，这一效率扩大到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实际上是被测试的全部领域。在艺术和音乐方面、在智力方面、在科学方面、在政治和公共事务方面，他们作为一类人，似乎能比其他人更迅速更正确地看到被隐藏和混淆的现实。因此，一个非正式的试验表明，由于较少地受愿望、欲望、焦虑、恐惧的影响或较少地受由性格所决定的乐观或悲观倾向的影响，无论从当时已知的什么样的事实出发，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测的准确率似乎总是比常人要更高。
最初这一点被称作优秀的鉴赏力或优秀的判断力，其含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是，由于许多原因（下面将详述其中的一些），现在有一种倾向越来越明确，即最好把它看成是对某个确实存在的事物（是现实，而非一套观点）的洞察力（不是鉴赏力）。我希望这一结论或者假说有一天会被实验所验证。
如果这一结论被验证，那么无论怎样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会过分。英国的心理分析学家蒙利·凯里（Money Kyrle，1944）指出：他相信，单凭神经症患者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不如健康人那样准确或有效这一情况，就可以断定神经症患者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地无能。神经症患者不仅在感情上是病态的，他们在认知上就是错误的！如果健康和神经症分别是对于现实的正确和不正确的感知，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在这个领域就合二为一了。这样，在原则上，价值命题就不仅仅是喜爱或规劝的问题，而应该是可以根据经验验证的。深入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将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这里可能为一个真正的价值科学，因而也是为一个真正的伦理科学、社会关系科学、政治科学、宗教科学等获得了一个部分的根据。
适应不良或极度的神经症对感觉的干扰完全可能达到能影响光感、触觉或者味觉的程度。但是这种作用可能在远离纯粹生理的感觉领域内得到证实。随之而来可以这样推论：在健康人中愿望、欲望、偏见对于感觉的影响（这体现在最近的许多试验中），应该比在病人中小得多。先前的一系列考虑支持了这一假设：这种在对现实的感觉上的优越性导致一般意义上的推理、感知真理、做出结论、符合逻辑地和高效地认识的优越能力。
在本书第十三章中，还将详细讨论这种与现实的优越关系的一个特别突出和有启发性的方面。过去发现，自我实现者可以比大多数人更为轻而易举地从一般、抽象和各种类型中辨别出新颖的、具体的和独特的东西。其结果是，他们更多地生活在大自然的真实世界中而非生活在一堆人造的概念、抽象物、期望、信仰和陈规当中。大多数人都将这些东西与真实的世界混淆起来。因此，自我实现者更倾向于领悟真实的存在，而不是拘泥于他们自己或他们所属文化群的愿望、希望、恐惧、焦虑以及理论或者信仰中。赫伯特·里德非常透彻地将此称为“明净的眼睛”（the innocent eye）。
作为学院派与临床心理学之间的另一座桥梁，人们与未知事物的关系问题似乎特别具有研究价值。我们的健康的研究对象一般来说不惧怕未知的事物，不受它们的威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通人大不相同。他们接受未知事物，与之关系融洽，并且同已知事物相比，他们甚至往往更为未知所吸引。他们不仅能容忍意义不明、无结构的事物，甚至会喜欢它们（Frekel-Brunswik，1949）。爱因斯坦的话相当有代表性：“我们能够体验的最美的事物是神秘的事物，它是一切艺术和科学的源泉。”
的确，这些人是知识分子、研究者和科学家，因此，在这里，主要的决定因素可能是智慧力。然而，我们都知道，许多智商很高的科学家，由于羞怯、习惯、忧虑或其他性格上的缺点，单调地从事他们所熟悉的工作，反复地琢磨、整理、分类，为此浪费时间，而不是去进行他们所应该做的发现工作。
对于健康人来说，既然未知事物并不可怕，他们就不必劳神去降鬼，吹口哨壮胆走过墓地，或者抵御想象的危险。他们并不忽视或者否认未知事物，不回避它们或自欺欺人地把它们看成是已知的。他们也不急于整理未知的事物、过早地把它们分类和标签化。他们不固守熟悉的事物，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也不是在灾难中对确定性、安全、明确以及秩序的需要，正像我们可以在戈尔茨坦的脑损伤或强迫性神经症的病例中以夸张的形式看到的突出的例子。当整个客观情况要求时，自我实现者可以在杂乱、不整洁、混乱、散漫、含糊、怀疑、不肯定、不明确或者不精确的状态中感到惬意（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切在科学，艺术或一般生活中是完全合乎需要的）。
这样，怀疑、犹豫、不确定，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延迟作出决定的必要虽然对大多数人是个折磨，但对某些人却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刺激性挑战，是生活中的一种高境界而不是低境界。
2.接受性
自我实现者有许多可以在表面上被察觉到的最初似乎是不同的、互不相关的个人品质，但最终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单一的、更为基本的态度的表现形式或派生物。这个态度就是：相对地不受令人难以抬头的罪恶感、使人严重自卑的羞耻心以及极为强烈的焦虑的影响。这与神经症患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描述为是由于罪恶感、羞耻心和焦虑感或者三者之一二而丧失了能力。甚至我们文化中的正常成员也会毫无必要地为许许多多的事情感到内疚或者羞愧，并且在许多无谓的场合中产生焦虑。我们的健康人发现，接受自己以及自己的本质同时并无懊恼、抱怨，甚至对此并不过多考虑都是可能的。
尽管他们自己的人性有种种缺点，与理想有种种差距，他们可以在根本上以斯多葛的方式接受它们而不感到有真正的忧虑。如果说他们是自满，那会传达出错误的印象。相反，我们必须说：他们能够以一个人在接受大自然的特性时所持的那种毫不怀疑的态度，来接受脆弱、过失、弱点，以及人性的罪恶方面。一个人不会由于水的滑润、岩石的坚硬或者树的翠绿而抱怨它们。儿童是睁大了眼睛，用非批判性、非祈使性和纯真无邪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他们只是注意和观察事实是什么，对它并无争论或者要求，自我实现者也是以同样方式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人性的。当然，这并不等同于东方的出世观念，不过出世观念在我们的研究对象那里，特别是在面对着疾病和死亡的研究对象那里也能观察得到。
可以看到，这等于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观点，即已经自我实现的人对现实看得更清楚：我们的研究对象看见的是人性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他们希望中的人性。他们的眼睛并不为各种眼镜所累，从而歪曲、改变或者粉饰所见事实的真相（Bergson，1944）。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接受层次是所谓动物层次。自我实现者往往都是优秀的、强健的动物，他们的胃口很好、生活得非常快活，没有懊悔、羞耻或者遗憾。他们似乎始终食欲良好，他们似乎睡眠良好，他们似乎不存在不必要的压抑并享受性生活，其他相对来说属于生理性的冲动也都是如此。他们不仅在这些低层次上能够接受自己，而且在各个层次上都能够接受自己，例如爱、安全、归属、荣誉、自尊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疑问地被接受为是值得的。而这又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倾向于接受大自然的作品而无所挑剔。普通人特别是神经症患者常有的反感、厌恶在自我实现者中间是相对少见的，他们较少挑食，较少厌恶身体的产物、气味以及功能等。
与自我接受以及接受他人紧密相关的是：（1）他们没有防御性，没有保护色或者伪装；（2）他们厌恶他人身上的这类做作。假话、诡计、虚伪、装腔作势、面子、玩弄花招、以庸俗手法哗众取宠，这一切在他们身上异常罕见。既然他们甚至于能与自己的缺点和睦相处，那么这些缺点最终（特别是在晚年生活中）会变得令人感觉根本不是缺点，而只是中性的个人特点。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绝对不存在罪恶感、羞耻心、沮丧、焦虑和防御心理，而是指他们很少有不必要的或神经质的罪恶感（因为非现实性）等。动物性的过程（例如性欲、排尿、怀孕、行经、衰老等）是客观事实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接受。
健康人确实为之感到内疚（羞耻、焦虑、忧伤或者遗憾）的是：
（1）可以改进的缺点（如懒惰、漫不经心、发脾气、伤害他人）；（2）不健康心理的顽固的残迹（如偏见、妒忌、猜疑）；（3）虽然相对独立于性格结构，然而可能又是根深蒂固的一些习惯；（4）他们所认同的种族、文化或群体的缺点。一般情况可能是这样：如果在事实与最好成为什么或应当成为什么之间存在着差异，这就会使健康人感到不满意（Alder，1939；Fromm，1947；Horney，1950）。
3.自发性
自我实现者都可被描述为在行为中是相对自发的，而且远比内在的生活（包括思想、冲动等）更有自发性。他们行为的特征是坦率、自然、很少做作或努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贯不遵从习俗。如果我们实际数一下自我实现者不遵从惯例的次数，就会发现记录并不高。他们对惯例的不遵从不是表面性的，而是根本性的或内在的，是由于他们的冲动、思想和意识如此地非传统、自发和自然。由于深知周围的人在这一点上不可能理解或者接受他们，也由于他们无意伤害他人或为每一件琐事与别人大动干戈，因此面对种种俗套的仪式和礼节，他们会表达出善意的无可奈何和容忍，尽可能地通情达理。例如，我曾见过一个人接受了别人对他表示的敬意。虽然他曾私下嘲笑甚至鄙视这类敬意，但他并未因此而小题大做，伤害那些自认为是在使他高兴的人们的感情。
其实，自我实现者的这种遵从习俗的行为就像轻松地披在肩上的一件斗篷，可以轻而易举地甩掉。自我实现者实际上从不允许习俗惯例妨碍或阻止他们做他们认为是非常重要或者根本性的事情。在这种时刻，他们独立于惯例习俗的灵魂便显露出来，然而他们并不同于普通的豪放不羁的艺术家或者反抗权威者，这些人将区区小事小题大做，把反对无关紧要的规章制度当作天大的事。
当自我实现者热切地沉迷于某个近乎他的主要兴趣的事物时，他的这种内在态度也会表现出来。这时，他会毫无顾忌地抛开平时遵守的各种行为准则。在遵从惯例上他仿佛需要有意识地做出努力，他对习俗的遵从仿佛是有意的、存心的。
最后，当自我实现者与那些并不要求或期待俗套行为的人们相处时，他们就会乐意抛弃这种外在行为习惯。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可以看到，他们愿意与那些允许他们更自由、更自然、更有自发性的人们共处，这使他们能够摆脱那些在他们看来有时是费劲的行为。因此，像上面那样在一定程度上对行为进行控制对他们来说是个负担。
从这个特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或推论：这些人有相对自主的、独特的、不遵从惯例的道德准则。没有思想、不动脑子的人有时可能认为他们不道德，因为当情况似乎要求如此时，他们不仅会违反常规，还会违反法律。然而事实恰好相反，他们是最有道德的人，尽管他们的道德准则与周围的人不尽相同。正是这种观察使我们坚信，普通人的一般的道德行为主要是遵从习俗的行为（例如，是以基本上被公认的原则为根据的行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由于与一般习俗以及被普遍接受的虚伪、谎言疏远，由于与社会生活不协调，他们有时感到自己像是异国土地上的间谋或移民，有时的确也是这样做事。
但愿我没有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仿佛他们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他们有时也出于对僵化刻板的惯例和对盲目短浅的习俗的恼怒而故意放任自己。例如，他们可能会试图教训一个人，或者试图保护一个人的感情以及利益免受不公平的伤害。有时，他们可能会感到热情高涨，而这些感情如此令人愉快甚至狂迷，以至于压抑它们似乎就是亵渎神明。据我观察，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并不为自己所给予旁观者的印象而感到焦虑、内疚或者羞愧。他们自己声称，他们之所以按惯例行事，只是因为这样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或者只是因为其他方式会伤害人们，使人们感到难堪。
他们洞察了现实以后的轻松，他们更接近于动物或儿童的接受性和自发性，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冲动、欲望、见解以及主观反应的一种总体来说是更高级的知觉（Fromm，1947；Rand，1943；Reik，1948），对这种能力的临床研究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弗洛姆的这样一种看法：一般正常的、适应得很好的人，往往根本没有想到他是什么、他要什么以及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等问题（Fromm，1941）。
正是这样一些调查结果最终使得自我实现者与其他人之间一个最深刻的差异被发现，这个差异就是：自我实现者的动机生活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都与普通人不同。我们很可能必须为自我实现者另外创立一种具有深刻不同的动机心理学，例如，一种研究表达性动机、成长性动机，而不是匮乏性动机的动机心理学。也许把生活与为生活做准备作个区分是会有益处的：也许普通的动机概念应该只被应用于非自我实现者。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再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奋斗，而是在发展。他们试图成长得日臻完善，努力以自己的风格发展得日益全面。普通人的动机是为了使他们所缺乏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奋斗。但自我实现者并不缺乏任何一种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他们仍然有冲动。他们实干、他们尝试、他们雄心勃勃，虽然是在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上。对他们来说，动机就是个性发展、个性表达、成熟、发展；一句话，就是自我实现。这些自我实现者能够比常人更具有人类性吗？他们是否更能揭示人种的原始天性？他们在分类学的意义上更接近人类吗？要评判一个生物物种，是根据它的残缺、不正常、发展不完全的成员，还是根据它的完全归化、受到限制的以及被训练好的成员来进行？
4.以问题为中心
我们的研究对象通常都强烈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身以外的问题上。用流行术语来说，他们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自身对自己来说一般不是问题，他们一般也不太关切他们自己，例如，与在有不安全感的人身上发现的一般性内省形成对照。这些自我实现的人通常有一些人生的使命、一些有待完成的任务、一些他们自身以外的问题，这些占用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Massarlk，1968；Frankl，1969）。
这些任务未必是他们喜欢或自己选择的，这些可能是他们所感到的职责、义务或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采用“他们必须做的工作”，而不采用“他们想要做的工作”的说法的原因。一般来说，这些任务是非个人或非自私性的，更确切地说，它们与人类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或家庭的少数几个人有关。
除了几个例外，可以说，研究对象通常关心那些我们称之为哲学或伦理学问题的永恒话题和基本原理。这些人习惯于生活在可能的最宽广的参照系中，他们似乎永远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活动于其中的价值体系宽宏而不狭隘，是宇宙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是以世纪为尺度的而不是权宜之计。总之，无论多么朴实，这些人都是在某一意义上的哲学家。
当然，这种态度对于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具有意义。例如，我们最初研究的主要显著特点（如宽宏，脱离渺小、浅薄和褊狭）就可以归入这种更一般的态度的名下。他们超越琐事，视野和心胸开阔，生活在最开放的参照系里，笼罩着永恒的氛围，这些印象具有最大的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它仿佛传播了一种宁静感，摆脱了对紧迫事务的焦虑，而这使生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并且对于那些与他们有联系的人都变得轻松了。
5.超然独处
的确，我的所有研究对象都可以离群独处而不会伤害自己或者感到不适。而且，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比一般人更喜欢独处与隐居。内倾和外倾的两分法几乎完全不适合于这些人，我们在这里也不采用这种两分法；最有用的术语似乎就是“超然独处”（solitude）。
他们常常可以超然于物外，泰然自若地保持平静，而不受那些在其他人那里会引起骚动的事情的影响。他们发现远离尘嚣，沉默寡言，并且平静而安详是容易做到的。这样，他们对待个人的不幸也就不像一般人那样反应强烈。甚至在不庄重的环境与情境中，他们似乎也能保持尊严。也许，这部分地来自于他们的这样一种趋势：坚守自己对情境的诠释，而不依赖于别人的感觉或看法。他们的这种沉默也许会渐渐地转变为严峻和冷漠。
这一超然独处的特性可能也与其他某些品质有联系。首先，可以认为，我的研究对象比一般人更客观（在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是更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甚至当问题涉及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愿望、动机、希望或抱负时也是如此。结果是，他们有能力把注意力集中到常人不易达到的程度。他们强烈的专心致志又带来心不在焉这种副产品，这也就是轻视以及不在乎外在环境的能力。例如，他们具有熟睡的能力、不受干扰的食欲，在面对难题、焦虑、责任时，仍然能够谈笑风生。
在大多数的社会关系中，超然独处招来了一定的麻烦和难题。它很容易被“正常的”人们解释为冷漠、势利、缺乏感情、不友好甚至敌意。相比之下。一般的友谊关系更具依附性，更有所求，更欲求忠诚、赞赏、支持、温暖，更具排他性。的确，自我实现者并非在一般意义上需要他人。然而，既然被需要和被想念通常是友谊和诚挚的表现，那么显然，超然独处就不会轻易为普通人所接受。
自主的另一个含义是自我决定、自我管理、积极、负责、自我约束、有主见，而不是人云亦云、为他人左右，是成为强者而不是弱者。我的研究对象们自己下决心、自主拿主意，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这是一种微妙的素质，难以用言语描述，但它却十分重要。这些人使我懂得了我以前理所当然地视为正常的现象，即许多人不用自己的头脑作决定，而是让推销员、广告商、父母、宣传者、电视、报纸等替他们作决定。这实际上是十分反常、病态、软弱的表现。这些人是供他人指挥的兵卒，而不是自己作决定、自己行动的人。结果他们动辄感到无助、软弱，由他人摆布。他们是强权的牺牲品、软弱的哀怨者，不是自我决定、对自己负责的人。对民主政治和经济来说，这种不负责的态度无疑是灾难性的。民主、自治的社会必须由自我行动、自我决定、自我选择的成员组成，他们具有自己的观点，是自己的主人，具有自由意志。
根据阿希（Asch，1956）和麦克里兰德（McClelland，1961，1964；McClelland and Winter，1969）做的大量实验，我们推测自我决定者约占人口的5%～30%，其比例的大小由不同的环境决定。在我自己的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中，100%的人是自我行动者。
最后，我要下一个结论，尽管它必将使许多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感到不安：自我实现者较一般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意志”，更少宿命论。不管“自由意志”和“宿命论”这两个名词在实际应用中如何被定义，在这项调查中，它们是经验事实。进一步说，它们是程度性的概念，其内涵是可变的，它们不是总括一切的。
6.自主性
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独立性，是贯穿于我们已描述过的大部分内容的自我实现者的特点之一。既然自我实现者是由成长性动机而不是由匮乏性动机推进的，那么，他们主要的满足就不依赖于现实世界、他人、文化或达到目的的手段，总之，是不依赖于外界来实现的。可以这样说，他们自己的发展和持续成长依赖于自己的潜力以及潜在的资源。正像树木需要阳光、水分和养料一样，大多数人也需要爱、安全以及其他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只能够来自外界。但是，一旦获得了这些外在的满足物，一旦人们内在的缺乏由外在的满足物所填补，个体的真正发展就开始了，这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问题。
这种相对于环境的独立性意味着面临厄运、打击、剥夺、挫折等时的相对稳定。在可能促使他人去自杀的环境中，这些人也能保持一种相对的安详。由于这种情况，他们也可被称为“有自制力的”人。受匮乏性动机促动的人一定要有其他人，因为他们的主要需要的满足的大部分（爱、安全、尊重、威信、归属）只能来源于他人。但是，由成长性动机推进的人实际上却有可能被他人妨碍。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满足和美好生活的决定物是个体内在的，而不是社会性的。他们已变得足够坚强，能够不受他人的赞扬甚至自己情感的影响。荣誉、地位、奖赏、威信以及人们所能给予的爱，比起自我发展以及内在成长来说，都变得不够重要了。我们必须记住，要达到这种超然于爱和尊重的境界，最好的方法（即使并非唯一的方法），是在过去就被给予了同样的爱和尊重。
7.清新的鉴赏力
自我实现者具有奇妙的反复欣赏的能力，他们带着敬畏、兴奋、好奇甚至狂喜、清新而又天真无邪地体验生命的基本内涵，而对于其他人，这些体验也许已经变得陈旧——威尔逊（C.Wilson，1969）称之为“新奇”的东西。对于自我实现者，每一次日落都像第一次看见那样美妙，每一朵花都温馨馥郁，令人喜爱不已，甚至在他见过许多花以后也是这样。他所见到的第一千个婴儿，也像他所见到的第一个那样令他惊叹不已。在结婚30年以后，他仍然相信他的婚姻的幸运；当他的妻子60岁时，他仍然像40年前那样，为她的美感到吃惊。对于这种人，甚至惯常的平淡生活中的琐事也会使他们激动、兴奋和入迷。这些强烈的感受并不常出现，它们只是偶然有之，但是在最难以预料的时刻到来。这个人可能已经是第十次摆渡过河，在他第十一次渡河时，又产生了第一次渡河时的强烈的感受，一种美感与激动（Eastman，1928）。
研究对象们在选择美的目标方面存在着一些区别。一些人主要是向往大自然，另一些人主要是爱孩子，还有几个人则一直是主要热爱伟大的音乐。但确实可以这样说：他们从生活的基本体验中得到了喜悦、鼓舞和力量。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参加夜总会、得到一大笔钱或一次愉快的宴会中获得上述同样感受。
此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种特殊体验，对于我的几个研究对象来说，他们的性快乐，特别是性高潮提供的不仅是一时的快乐，而且还有某些基本力量的增强和复苏，有人从音乐或大自然中得到这种增强和复苏。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章的“神秘体验”一节中做更多的说明。很有可能，这种主观体验的浓烈是我们上面所讨论的、与新鲜具体的现实的紧密关系的一个方面。或许，我们所谓的体验中的乏味，只不过是一种结果，是由于把一个丰富的感知归类划分到一个或另一个类型或者框架中去的结果，而之所以把它归类，是因为已有证据表明，它不再具有优势、不再有用、不再有威胁性或与自我不再有关。色彩是与我们上面讨论的本质上新鲜具体的现实相连的一个方面。也许我们所说的陈腐的体验是停止以丰富的感觉去洞察这个或那个领域的结果，因为这些领域现在表明已不再具有优点、益处或者威胁性，要不然就是不能再把自我放入其中了（Bergson，1944）。
我越来越相信，对自身幸福的熟视无睹是人类罪恶、痛苦以及悲剧的最重要的非邪恶起因之一。我们轻视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往往用身边的无价之宝去换取一文不值的东西，留下无尽的懊恼、悔恨和自暴自弃。不幸的是，妻子、丈夫、孩子、朋友在死后比生前更容易博得爱和赞赏。其他现象，如身体健康、政治自由、经济富足等也是如此。它们的真正价值只有在丧失后才被认识到。
赫兹伯格（Herzberg）对工业中“保健”（hygiene）因素的研究（1966）、威尔逊（Wilson）对圣·尼奥兹“边际”（margin）的观察（1967，1969）、我对“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的研究（Maslow，1965b）都表明，如果我们能像自我实现者那样对待身边的幸事，如果我们能保持他们那种对好运气的常新的感受和感激，我们的生活将得到极大的改进。
8.高峰体验
对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来说，这些被称为神秘体验的主观体验，是相当普遍的体验。威廉·詹姆斯对此有过很好的描述（1958）。前一节谈到的那种强烈感情，有时变得强烈、骚动、弥漫开来，成为一种神秘体验。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和注意，首先是由我的几个研究对象引起的。他们用含糊而又通俗的措辞描述了他们的性高潮。我后来想起来，这些措辞曾被各类作者用来描述他们称为神秘体验的东西。有一些相同的感受：无限宽广的地平线在眼前展开、同时出现未曾有过的更有力和更无助的感受、极度的狂喜、迷茫、敬畏感、失落于时间与空间之中的感受，最后，意识到发生了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事情的感受。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研究对象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被这种体验所改变和提升。
断绝这些体验与任何神学的或超自然现象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它们间的关联已有上千年之久。因为这是一种自然体验，很属于科学的势力范围，我把它称为高峰体验。
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研究对象那里了解到，这种体验能够以较弱的强度出现。神学作品一般地假定，在神秘体验与所有其他体验之间，有一种绝对的性质上的差异。一旦把它从超自然的背景中分离出来，作为自然现象来加以研究，就有可能把神秘体验看做在数量上是连续的，从强烈到温和。从而，我们可以发现，微弱的神秘体验在许多人那里，甚至可能在大多数人那里都会发生，并且，在它所钟情的人们那里，发生得更频繁，也许每天都会发生。
显然，强烈的神秘体验是一些巨大强度的体验，在其中有自我消失或自我超越，这些体验包括：以问题为中心、高度集中精力，献身行为，强烈的感官体验，对音乐或艺术的忘我、投入的欣赏，等等。这一研究开始于1935年，自从那时以来，我已逐渐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高峰者（peakers）与非高峰者（non-peakers）的区别上。很可能，两者之间只是程度与数量的差别，但这却是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它的一些后果在《Z理论》一文中我已作了详细的陈述。如果需要简单的总结，非高峰型的自我实现者似乎是讲究实际、追求实效的人，是成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中间变体（mesomorphs）。而高峰者除了上述情况外，似乎也生活在存在的王国中，生活在诗歌、审美、象征、超越的境界里，生活在神秘的、个人的、非机构性的“宗教”之中，生活在终极体验（end experiences）中。我预言这将是关键性的性格学上的“种类差别”（class differences）之一。这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那些“健康的”非高峰型的自我实现者似乎更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改革者，成为政治家、社会工作者、改良者、领导者；而那些超凡脱俗的高峰者，则更可能去写诗、作曲、研究哲学、献身于宗教。
9.人类亲情
总的来说，自我实现者对人类怀有一种很深的认同、同情和爱的感情。他们感受到亲情和关联，正因为如此，他们具有帮助人类的真诚愿望，就好像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一个人对于兄弟的感情总体上是爱的感情，即使这些兄弟愚蠢、软弱或有时卑鄙，他们仍然比陌生人更容易得到宽恕。正因为如此，自我实现者有帮助人类的真诚愿望。
如果一个人的视野不够宽广深邃，那么他就可能体会不到这种与人类的认同感。自我实现者在思想、冲动、行为、情感上与其他人毕竟大不相同。在这些方面，在某些基本方式上，自我实现的人就像一个异乡中的异客，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他，不管人们可能多么喜欢他。他经常为普通人的缺点而沮丧、气愤，甚至被激怒，虽然通常来说，这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但有时也会变成痛苦的不幸。有时，不管他们相距多远，他总是感到与这些人有一种内在的亲缘关系，并且，如果不是优越感，至少也会认为，他们能在许多事情上比别人做得更好，他们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他们明了不为别人所知的真理。
10.谦逊与尊重
我的研究对象无一例外地都可称为在最深刻意义上的民主的人。以前对于民主的和集权主义的性格结构的分析是这个观点的根据（Maslow，1943）。但这种分析过于复杂，这里不便重复，我们只可能简单地描述一下这种表现的某几个方面。这些人都具有显著或显现出来的民主特点。他们能够、也的确与任何性格相投的人友好相处，而无论其阶级、教育、政治信仰、种族或肤色情况如何。实际上，常常好像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区别，而这些区别对于普通人来说却是如此的明显和重要。
他们不仅具有这个最明显的品质，他们的民主感受也更为深厚。例如，他们觉得不管一个人有什么其他特点，只要某一方面比自己有所长，就可以向他学习。在这种学习关系中，他们并不试图维护任何外在的尊贵或者保持地位、年龄之类的优越感。甚至应该说，我的研究对象都具有某种谦逊的品质。他们都相当清楚，与可能了解的以及他人已经了解的相比，自己懂的太少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能毫不装腔作势地向那些可以向其学习的、在某方面较自己有所长的人们表示真诚的尊重甚至谦逊。只要一位木匠是位好木匠，只要某人是自己行业中的行家里手，他们就会向他表示这种真诚的尊重。
必须把这种民主感情同缺乏对各种趣味的鉴别力、同不加分辨地把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的做法做出细致的区分。这些研究对象本身就是杰出人物，他们选择的朋友也是杰出人物，但他们是性格、能力、天赋上的杰出人物，而不是出身、种族、血统、家族、家庭、寿命、青春、声誉或权力方面的杰出人物。
自我实现者有一种难以琢磨的最深奥也最模糊的倾向：只要是一个人，就给他一定程度的尊重，甚至对于恶棍，他们似乎也不愿超越某种最低限度去降低、贬损或侮辱其人格。然而这一点与他们强烈的是非、善恶观是共存的。他们更可能，而不是更不可能挺身抗击邪恶的人和行为。对于邪恶引起的愤怒，他们不会像一般人那样表现得模棱两可、不知所措或者软弱无力。
11.人际关系
自我实现者比其他成年人（虽然不一定比儿童的更深刻）具有更深刻和深厚的人际关系。他们比一般人具有更多的交融、更崇高的爱、更完美的认同、更多消除自我界限的能力。然而，他们的这些人际关系有一些特殊的特点。首先，我观察到，这些关系的另一方倾向于比一般人更健康，更接近（常常是非常接近）自我实现者。考虑到在全体人群中这种人所占的比例之小，这里有着很高的选择标准。
这种现象，以及其他一些现象的结果就是：自我实现者与少数一些人有着这种特别深刻的联系。他们的朋友圈相当小，他们深爱的人在数量上是很少的，其原因部分在于，以这种自我实现风格去亲密接触别人似乎需要占用很多时间。忠诚不是一时的事情。一位研究对象对此这样说：“我没有时间交许多朋友，也就是说，如果要交真正的朋友，是不可能同时交很多的。”这种排他主义的忠诚的确能够与普遍的人类温情、仁慈、爱和友谊（正如上面所描述）共存。这些人倾向于对几乎所有人和蔼，或至少对他们都有耐心。他们对儿童有一种特别温柔的爱，并且易为他们而有所感触。在一种非常真实的、特殊的意义上，他们爱或者更确切地说同情整个人类。
这种爱并不意味着缺乏鉴别能力。事实上，他们的确也能够以现实而严厉的口吻谈及那些相应的人，特别是那些伪善、狂妄自大、自命不凡或自吹自擂的人。然而，这种实际的低评价甚至在与这类人面对面地接触时也并非总是表现出来。有段话大致可以对此现象做出解释，“大多数人毕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们本来有可能很了不起。他们犯各种愚蠢的错误，以致感到极为痛苦，但仍不明白他们本意是好的但为何会落得这个结果。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人往往付出深深的痛苦的代价。他们应该受到怜悯而不是攻击。”
也许，可能最简捷的描述是，他们对别人的敌意反应是：（1）他们活该如此，（2）这是为被攻击者或另一个人好。按照弗洛姆的意思，他们的敌意的基础并不是源于性格，而是反应性或情境性的。
我已掌握其材料的那些研究对象还一致表现出另一个特点，在此也不妨一提，这就是，他们至少吸引一些钦佩者、朋友甚至信徒、崇拜者。自我实现者与他的钦佩者们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相情愿的。钦佩者们要求的总是多于被钦佩者愿意给予的。而且钦佩者们的热心常常使被钦佩者为难、苦恼甚至厌恶，因为他们常常超越通常的界限。情况总是这样：当被迫建立这种关系时，我们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好心和愉快的，但是，一般都会尽可能有礼貌地回避那些钦佩者。
12.道德
在我的研究对象中，没有发现谁在区分自己实际生活中的是非时会长期没有把握。不管他们能否用言词将这种状态表达清楚，他们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混乱、疑惑、自相矛盾或者冲突，而这些在普通人处理道德问题时是很常见的。可以这样说，这些人的道德力量很强，有明确的道德标准，他们只做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事。不用说，他们的是非概念往往是不合习俗的。
D.列维博士曾提出一个表达我所描述的这个品质的方法，他指出，若在几个世纪之前，这些人会被称为是与上帝同道或神圣的人。他们中的一些说他们信仰一个上帝，但他们把上帝描绘成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有形的人物。如果仅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解释宗教，那么这些人，包括无神论者，都属于宗教信仰者。但如果我们更为保守地使用“宗教”这个术语，来强调超自然的因素和传统的宗教观念（这当然是更为普遍的用法），那么我们的答案就是截然相反的——他们当中几乎无人信仰宗教。
13.手段与目的
自我实现者的行为几乎总是表现得手段与目的的界线泾渭分明。一般地说，他们关注于目的，手段则相当明确地从属于目的。然而，这种说法过于简单。我们的研究对象经常将对其他人说来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的经历和活动视为目的本身，这就使情况复杂得多了。他们较常人更有可能纯粹地欣赏“做”本身；他们常常既能够享受“到达”的乐趣，又能够欣赏“前往”本身的愉快。他们有时还可能将平时最为不起眼的活动变成一场具有内在欢乐的游戏、舞蹈或者戏剧。韦特海默曾指出，大多数孩子非常富有创造性，他们具有将某种老套的程序、机械呆板的过程（例如，在他的一个实验中，把书从一个书架搬到另一个书架上去）转变成某种有序、有趣的游戏的能力，他们通过遵循一定的系统方法或韵律来达到这种效果。
14.幽默感
一个相当早的发现表明，自我实现者的幽默感不同于一般类型。由于这一特点为我的研究对象所共有，当时很容易就被发现了。对于一般人感到滑稽的事情，他们并不感到如此。因而，恶意的幽默（以伤害某人来逗笑大家）、体现优越感的幽默（嘲笑他人的弱点）、反禁忌性的幽默（硬充滑稽的猥亵的笑话）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开心。他们的幽默的特点在于：常常是更紧密地与哲理而不是与其他东西相联系。这种幽默也可以称为真正的人的幽默，因为它主要是笼统地取笑人类的愚蠢、得意忘形或者妄自尊大。这种幽默有时以自嘲的形式出现，但自嘲者不会表现得像个受虐狂或者小丑。林肯的幽默就是一个范例。林肯很可能从来没有开过伤害他人的玩笑，他的许多甚至绝大部分玩笑都有某种意味，远不止仅仅引人发笑。类似于寓言，它们似乎是一种更有趣味的教育形式。
如果简单地以开玩笑的数量为根据，我们的研究对象可以说不如普通人那样幽默。在他们当中，富有思想性、哲理性的幽默比普通的双关语、笑话、妙语、揶揄和开心的巧辩更为常见。前者所引起的往往是会心的微笑而不是捧腹大笑。它内在于当时的具体情境而不是强加于这个情境，它是自发的而不是事前策划的，并且往往无法重复。由于一般人习惯于笑话故事和逗人发笑的材料，因此，他们也就很自然地认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严肃庄重。
这类幽默会有很强的感染力。人的境遇、人的骄傲、严肃、奔波、忙碌、野心、努力、规划都可以被看成是有趣、诙谐甚至可笑的。我是一度置身于一间摆满“活动艺术”作品的房间中之后才对这种幽默感恍然大悟的。在我看来，“活动艺术”作品以它的喧嚣、动荡、混乱、奔忙、劳碌以及这一切的茫无目的对人生幽默地进行了讽刺。这种幽默感也影响到专业性工作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工作也是一种游戏，在严肃对待的同时，也可以有一些轻松。
15.创造性
这是我们研究或观察的所有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特点，无一例外（详见本书第十三章“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显示出具有某些独特的创造力或独创性。本章后半部分的讨论可以使这些独到之处得到较为完整的理解。但有一点要强调，自我实现型的创造力与莫扎特型的特殊天赋的创造力是不同的。我们不妨承认这个事实：所谓的天才们显示出我们难以理解的能力。总之，他们似乎被专门赋予了一种冲动和能力，而这些冲动和能力与该人人格的其余部分关系甚微，从全部证据来看，是该人生来就有的。我们在这里不考虑这种天赋，因为它不取决于心理健康或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自我实现的创造力似乎与未失童贞的孩子们的天真的、普遍的创造力一脉相承。它似乎是普遍人性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潜力。大多数人随着对社会的适应而逐渐丧失了它，但是有少数人似乎保持了这种以新鲜、纯真、率直的眼光看待生活的方式，或者先是像大多数人那样丧失了它，而后在生活中又失而复得。桑塔亚那（Santayana）把这称作“第二次纯真”，这是很恰当的说法。
这种创造力在我们的一些研究对象身上并不是以著书、作曲、创造艺术作品这些通常形式体现出来的，相反，它可能要普通得多。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力作为健康人格的一种表现，仿佛是映射在世界上的投影，或者，又仿佛为这个人的活动涂上了一层色彩。从这个意义看，可以有富有创造力的鞋匠、木匠或职员。一个人会以源于自己的性格天性的某种态度、精神来做任何一件事。一个人甚至能像儿童一样富有创造性地观照世界。
在这里，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将这个特性单独提出，仿佛它与那些在它之前或之后的特性是彼此分离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我们现在讨论创造力时，只是在从结果的角度来描述我们前面称之为更加新颖、更具洞察力和更有效的感知。这些人似乎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本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相对于那些更狭隘的人更具有创造力。并且，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人更少拘谨、更少受束缚、更少受限，一句话，更少为文化所同化。用积极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他们更自然、更具自发性和人性。别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创造力也是这一点引出的结果之一。如果我们能像在儿童研究中那样，假设所有的人都曾经是自发的，并且在他们的最深层本质上仍然如此，但他们除了这种内在的自发性外还有一整套表层的但强大的约束，那么这种自发性肯定会受到控制，不会出现得过于频繁。假如没有扼杀力量，我们也许就能够认为每个人都会显示出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性（Anderson，1959；Maslow，1958）。
16.对文化适应性的抵抗
从对文化的认可和文化认同这个单纯的意义上说，自我实现者都属于适应不良。虽然他们在多种方面与文化和睦相处，但可以说他们全都在某种深刻的、意味深长的意义上抵制文化适应，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地疏远于他们沉浸于其中的文化。由于在关于文化与人格的文献中极少谈及抵制文化整合的问题，由于像里斯曼（Riesman）已明确指出的那样，拯救残留文化对于美国社会十分重要，这样，甚至于我们并不充足的资料也显得比较重要了。
总的看来，这些健康人与远不如他们健康的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其中至少可归纳出以下一些成分：
（1）在我们的文化中，所有这些人在选择服装、语言、食品以及做事的方式时，都同样圃于显然的习俗的限制。然而他们并不真正传统，当然更非赶时髦。表现出来的内在态度通常是这样的：一般来说，社会上流行哪些习俗对于他们并没有多大妨碍，换一套规则也未尝不可。虽然它们使生活舒适了些，但不值得小题大做。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这些人的一个普遍倾向：接受大部分他们认为不重要、不可改变或对他们个人没有根本性关系的事情。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对鞋子和发型的选择，或对在晚会上的礼貌、举止不太关注，别人往往会对他们无可奈何。这不是道德上的问题。但是，既然这种勉强的接受并不是热情的认同，他们对于习俗的服从就往往是草率敷衍的，或者简捷行事以求干脆、坦率、节省精力，等等。在必要的时候，当遵从习俗变得过于恼人或代价过于昂贵、表面的习俗暴露出了它那浅薄的面目之时，就像抛开肩上的斗篷一样轻易地抛开它。
（2）从青春期或狂热的意义上说，这些人几乎无一可称为权威的反叛者。虽然他们不断地因不公正而爆发出愤怒，但他们对于文化并不显出主动的不耐烦或者不时出现的、长期不断的不满，他们并不急于改变它。我的一个研究对象年轻时是个狂热的反叛者，他组织了一个工会，而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现在他已厌恶而绝望地放弃了这一切。由于他变得习惯于（这个文化和时代中）社会变革的缓慢，他最终转向了对青年的教育。其余的人表现了某种对文化进步的冷静、长期的关心。这在我看来意味着承认变革的缓慢以及这种变革的毋庸置疑的益处和必要性。他们的这种情况绝非缺乏斗争性。当急速的变革成为可能时，这些人可以立即表现出果断和勇气。虽然他们在一般意义上并不属于激进派，但是我认为他们具有转向激进派的很大可能。首先，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别忘了是谁选择了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已有了自己的使命，并且认为自己在为改良社会进行真正重要的工作。其次，他们是现实的，似乎不愿去做巨大的、但无谓的牺牲。在真正斗争激烈的情况下，他们十有八九要放弃自己的工作而参加激烈的社会活动（例如，德国和法国的反纳粹地下活动）。我觉得，他们反对的不是斗争而是无效的斗争。在讨论中经常出现的另一点是关于享受生活、过得愉快的希望。这一点与全力以赴的狂热的反抗几乎是不相容的。而且，在他们看来，后者牺牲过大，为获得预期的微小的成果而付出的牺牲太大。他们大多数人在青年时期都有斗争的经历，都有急躁、热情的插曲，现在大都懂得，对于急速变革持乐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他们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致力于以一种能被认可的、冷静的态度、愉快的日常努力从内部去改良文化，而不是排斥它、从外部去反对它、与之较量。
（3）与文化相分离的内在感受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是几乎出现在所有研究对象身上，尤其在讨论作为整体的美国文化时，在同其他文化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时更是如此。实际上，他们似乎经常疏远它，仿佛他们不属于这种文化。钟爱和敌意、赞同和批评的不同比例的混合，表明了他们依靠自己的眼光从美国文化中选择好的东西、拒斥坏的东西的情况。总之，他们对文化进行权衡、分析、辨别，然后做出自己的决定。这种态度的确与一般的消极顺从于文化塑造大不相同，后者可在许多有关集权主义人格的研究中，在具有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对象身上发现。它也不同于对一个毕竟是相对来说较好的文化的完全排斥，较好是相对于实际存在的其他文化而言，而不是相对于幻想中的理想天国而言。我们的研究对象疏离于他人，喜欢独处（前面对此已有描述），对熟悉的和习惯的事物的需要及偏爱不像一般人那样强烈，这些情况或许都体现了他们独立于文化的特点。
（4）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可以称为有自主性的人，即他们受自己的个性原则而不是受社会原则的支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或不单纯是美国人，而且广义地说，他们比其他人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人类的成员。假如刻板地去理解，说这些人高于或超越了美国文化就会引起误会，因为他们毕竟讲美国话、有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等。如果我们把他们同过分社会化（oversocialized）、行为机器化（robotized）或者种族中心主义相比较，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假定：这个研究对象群体不仅仅是另一个亚文化群体，它更少文化适应、更少平均化（less flattened out）、更少模式化。这里有个程度问题，他们处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之中，这个连续统一体是按照从对文化的相对接受到与文化的相对分离的顺序排列的。如果这个假定可以站得住脚，我们至少能够从它再推出一个假设：在不同文化中较他人在更大程度上独立于自己文化的人们，不仅其民族性应该较弱，而且彼此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程度应该高于本社会中发展不充分的同胞。
总而言之，观察结果表明，相对健康的人有可能在美国文化中产生。这就回答了“在有缺陷的文化中做一个健康人或好人是否可能？”这样一个老问题。这些相对健康的人们凭借内在的自主与外在的认可之间的复杂结合得以生存，当然，其前提必须是，这种文化能够容忍拒绝完全文化认同的独立性。
这当然不是理想的健康。显然，我们不完美的社会一直把约束和限制强加于我们的研究对象。这些约束和限制，使他们不得不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越是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的自发性就越是减少，他们的某些潜能就越是不能实现。既然在我们的文化中（或许在任何文化中）只有很少人能够达到健康，那么这些达到健康的人就会具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孤独感，从而较少自发性，较少潜能的实现。
17.不完美性
小说家、诗人和散文作家们常犯的错误，是把一个好人写得过分好，以至于把他漫画化了，结果使大家都不愿意做这种人。人们把自己对完美的希望以及对自己缺点的罪恶感和羞愧，投射在各种各样的人物身上，普通人对他们的要求远比对自己的要求更多。因此，教师和牧师通常被认为是没有欢乐、没有世俗的欲望和弱点。我认为大多数试图描写好人（健康人）的小说家把这些好人塑造成自命不凡的讨厌鬼、提线木偶或者不真实理想的虚假投影，而不是还他们以本来面目：身体强健、精神饱满、充满活力的个体。我们的研究对象会表现出人类的许多小缺点。他们也有愚蠢的、挥霍的或粗心的习惯。他们会显得乏味、固执、令人气愤。他们并没有摆脱浅薄的虚荣心和骄傲感，特别是涉及他们自己的作品、家庭或孩子时更是如此。他们发脾气也并不罕见。
我们的研究对象偶尔会表现出异常的、出乎意料的无情。必须记住，他们是非常坚强的人，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能以超乎常人的能力表现出一种外科医生式的冷静。假如发现自己长期信任的人不诚实，他们就会毫不惋惜地中断这种友谊，而并不感到痛苦。一个与自己并不爱的人结婚的妇女，在决定离婚时表现出的果断几乎近于残忍。他们中的一些人能从哀悼亲友死亡的情绪中如此迅速地恢复过来，以致显得有些无情。
这些人不仅坚强，而且不为大众舆论所左右。有一次，当一位妇女在一次聚会上被介绍给他人时，她因对方乏味的俗套而非常愤怒，因而有意让自己的言行使对方感到震惊。也许有人会说，她这样做未尝不可，但人们不仅会对她本人而且会对主持聚会的主人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虽然我们这位研究对象想要对这些人疏远，但男女主人却并不想这样做。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主要是源于研究对象专注于非个人世界的例子。当他们全神贯注或者陶醉于自己的兴趣时，当他们高度专注于某个现象或问题时，他们可能变得对周围事情心不在焉、毫无幽默感，忘记了他们一般的社交礼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喜欢聊天、逗乐、聚会等的特点往往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们的言行可能使人感到很痛苦、震惊、羞辱或者感情受到伤害。其他令人不快的（至少在别人看来）后果上面已经列举过。
甚至他们的仁慈也能使他们犯错误，例如，出于怜悯心而与某人结婚，在与神经症患者、不幸的人和大家讨厌的人的相处中陷得太深而事后又感到后悔，有时为无赖行骗开了方便之门，由于给出的东西超出了应有的范围从而间或鼓励了寄生虫和精神变态者，等等。
最后，前面已指出，这些人也有罪恶感、焦虑、沮丧、自责、内心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现象并非源于神经症，然而，今天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大多数心理学家）却无视这一事实，往往只根据以上现象就认为这些人不健康。
我想，这种情况给我们的教诲是，我们大家都应明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实，好人、非常好的人，乃至伟人都是可以找到的。事实上确实存在着创造者、先知、哲人、圣人、巨人和实干家。即使这些人十分罕见、凤毛麟角，也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了希望。然而，就是他们也会不时流露出易怒、暴躁、乏味、自私或沮丧等弱点。为了避免对人性失望，我们必须首先放弃对人性的幻想。
18.价值
自我实现者以哲人的态度接受他的自我、接受人性、接受大部分社会生活、接受自然和客观现实，这自然而然地为他的价值系统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些接受性价值，在整个日常的个人价值判断中占很大一个比例。他所赞成或不赞成的、他所忠于的、他所反对的或建议的、他所高兴的或不高兴的，往往都可以被理解为是这种接受性的潜源特质的表面衍生物。
自我实现者的内在动力不仅自然地无一例外地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基础（因此至少从这个意义上看，充分发展的人性可能是普遍性、跨文化的）；同样的动力也提供了其他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包括：（1）他们与现实的特别适意的关系；（2）他们的人类亲情感；（3）他们的基本上得到满足的状态，并最终从中产生了各种富余、富足、充溢的结果；
（4）他所特有的对于手段和目的的区分，等等。
对待世界的这种态度及其实践所产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果就是：在生活的许多领域，冲突、斗争以及选择时的犹豫和矛盾减弱或消失了。很明显，“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不接受或不满意的副现象。在一种异教徒的气氛里，许多问题似乎没有道理，并且淡化了。其实，与其说解决了这些问题，不如说把它们看得更清楚了，它们首先就从来不是一些内在固有的问题，而只是一些“病态的人制造的”问题，例如，打牌、跳舞、穿短裙、（在某些教堂里）接受祝福或（在其他教堂里）不接受祝福、喝酒、只吃某些肉类或只在某些日子里吃肉。对于自我实现者而言，不仅这些琐事变得不重要了，而且整个生命进程在一个更重要的水平上继续发展，例如，两性关系、对身体构造及其功能的态度、对死亡本身的态度等。
对于这种发现的更深层次的探索使笔者想到，被视为道德、伦理和价值的许多其他东西，可能是一般人普遍心理病态的副产品。一般人被迫在许多冲突、挫折和威胁中做出某种选择（价值就在选择中表现出来），而对于自我实现者，这些冲突、挫折和威胁都消失或者解决了，就像关于一个舞蹈的争论会平息一样。他们觉得，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两性斗争不再是斗争，而是愉快的协作，成人与儿童的利益其实根本没有那样强的对抗性。对他们来说，不仅异性间和不同年龄间人的不和是如此，天生的差异、阶级、种性的差异、政治的差异、不同角色间的差异、宗教差异等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些差异都是焦虑、惧怕、敌意、攻击性、防御和嫉妒的肥沃的温床。但现在看来，它们似乎并非必然如此，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对于差异的反应就很少属于这种不值得追求的类型。他们更倾向于享受差异，而不是害怕它们。
师生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范例。我们的研究对象中的教师的行为方式非常健康，这是因为他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不同于一般人。例如，他们将它理解为愉快的合作，而不是意志、权威、尊严等的冲突。他们以自然的坦率代替了做作的尊严，前者很不容易受到威胁，而后者很容易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冒犯；他们并不试图做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样子，也不搞威吓学生的权威主义；他们并不认为学生间、师生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他们也不会摆出教授的架子，而是保持像木匠、管道工一样普通人的本色；所有这一切创造了一种没有猜疑、小心翼翼与防御，没有敌意和担心的课堂气氛；在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其他人际关系中也同样如此，当威胁减弱时，这些类似的对威胁的反应往往也就消失了。
绝望的人和心理健康的人的原则和价值观至少在某几个方面是不相同的。他们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自己隐蔽的心理世界的感知（理解）有着深刻的区别，对这种感知（理解）的组织和有效利用部分地是这个人的价值系统的责任。对于基本需要满足匮乏的人来说，周围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一片丛林、一个敌占区，其中的居民一部分可受他们控制，另一部分是控制他们的。就像任何丛林居民的价值体系，他们的价值体系不可避免地受低级需要、特别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支配和组织。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则不同，由于基本需要的充分满足，他能够把这些需要及其满足看得无所谓，并全力以赴地追求更高级的满足。这就是说，两者的价值体系不同，事实上也必然不相同。
在已经自我实现了的人的价值系统中，其最高部分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它是个人独特的性格结构的体现。这种情况非常清楚、不容置疑，因为自我实现就是实现一个自我，而没有两个自我是完全相同的。只有一个雷诺阿（Renoir），一个勃拉姆斯（Brahms），一个斯宾诺莎。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同时个体化的程度却又更高。他们更加鲜明地成为他们自己，他们也不像任何常人对照组的成员那样容易彼此互相混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同时非常相似但又迥然不同。他们同迄今描述过的任何一类人相比，都有着更加彻底的个体化，同时又有着更加完全的社会化，有着对人类的更深刻的认同。他们同时既更接近于他们的人类族群共性，又更接近于他们的独特的个体性。
19.二分法的消解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允许自己归纳和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可由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在本章以及其他章节中，有好几处断定，过去认为是截然相反、对立或一分为二的东西，其实只对不健康者存在。在健康者看来，这些一分为二的问题已经解决，对立已经消失，许多过去认为是内在对立的东西合并和结合为统一体（参见Chenault，1969）。
例如，在健康者身上，心与灵、理性与本能或认知与意动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消失了，它们的关系由对抗变成协作，它们之间的冲突消失，因为它们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一句话，在健康者身上，欲望与理性相互吻合，天衣无缝。圣奥古斯丁说：“挚爱上帝，为所欲为”，这句话可以恰当地解释为“做健康者，为所欲为”。
在健康人身上，自私与无私的二分法消失了，因为他们每一个行动从根本上看既是利己又是利他。我们的研究对象既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又非常不受约束，喜爱声色口腹之乐，以至于性成为通向精神和“宗教”之路。当责任同时也是快乐、工作等于消遣时，当履行职责并且讲求实效的人同时也在寻求快乐，而且的确非常愉快时，职责与快乐、工作与消遣也就不再相互对立了。假如最社会化的人本身也最个体化，假如最成熟的人同时又不失孩子的天真和诚实，假如最讲道德的人同时生命力又最旺盛、欲望最强，那么继续保持这些区别还有什么意义？关于以下对立我们也有同样发现，这些对立包括：仁慈与冷酷、具体与抽象、接受与反抗、自我与社会、适应与不适应、疏离他人和认同他人、严肃与幽默、认真与随便、庄重与轻浮、酒神与太阳神、内倾与外倾、循规蹈矩与不合习俗、神秘与现实、积极与消极、男性与女性、肉欲与爱情、性爱与基督之爱等。对于这些人，本我、自我和超我是互相协作的，它们之间并不发生冲突，它们的利益也无根本分歧，而神经症患者则恰好相反。他们的认知、意动和情感结合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形成一种非亚里士多德式的互相渗透的状况。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的满足不是相互对立，而是趋向一致，许多个重要的哲学两难推理都被发现有两种以上的解答，或者根本没有答案。假如两性之间的冲突在成熟的人那里根本不存在，而仅仅是成长中的阻碍或缺陷的征兆，那么谁还愿意选择这种冲突呢？谁会慎重地、有意地选择心理病理状态？当我们发现健康的女性同时既好又坏时，我们还有必要在仿佛是相互排斥的、女性的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吗？
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健康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类型上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学。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研究有缺陷、发育不全、不成熟和不健康的人只会产生残缺不全的心理学和哲学，而对于自我实现者的研究，必将为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心理科学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