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奇的是，实验心理学家们迄今仍未转向心理治疗研究这一未被开采的金矿。作为成功的心理治疗的结果，当事人的感知、思维、理解不再与过去相同，他们的情感和动机也发生了变化。要揭示与人的表层人格恰成对照的人的最深刻的本质，最好的技术莫过于心理治疗。当事人的人际关系及他们对待社会的态度被改造了。他们的性格（characters）或人格（personalities）无论在表面上或者在深层次上都有所变化。甚至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外貌变了，身体更健康了。在某些病例中，甚至连智商也提高了。然而，甚至于就是在有关学习、感知、思维、动机、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之类的大部分书籍的索引中，竟然也不包含“心理治疗”这一名词。
简单举一个例子，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学习理论至少会从对婚姻、友谊、自由交往、阻抗分析、职业成功这类心理治疗力量的学习效果的研究中获得裨益，这还没有涉及悲剧、创伤、冲突和痛苦。把心理治疗关系仅仅作为社会或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具体个案（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会使另一个未得到解决的同等重要的问题浮现出来。现在，我们可以给出至少三种患者和心理治疗师间的互动关系：独裁型、民主型、放任型的互动关系，每一种在适当的时候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不过，准确一点说，这三种类型的关系是被发现于儿童俱乐部催眠式的社会氛围中、在种种的政治理论中、在母子关系中（Maslow，1957），以及在类人猿的一些社会组织中（Maslow，1940a）。
对于治疗目标与目的的任何彻底的研究一定会很快暴露出当今人格理论发展的不充分性，对科学中没有价值席位的基本正统科学信条产生疑问，暴露出医学中有关健康、疾病、治疗和治愈的观念的局限性，清晰地揭示出我们的文化依然缺少一个适用的价值体系。难怪人们对此问题心怀恐惧。还可以援引许多其他的例子来证明心理治疗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我们可以说心理治疗的进行有七种主要方式：（1）通过表达（动作的完成、释放、宣泄）；（2）通过基本需要的满足（给予支持、担保、保护、爱、尊重）；（3）通过去除威胁（保护、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4）通过洞察力、知识和理解的改善；（5）通过建议或权威（authority）；（6）通过直接攻其病症，像在不同的行为治疗中那样；
（7）通过积极的自我实现、个性化或成长。在人格理论更一般的意图层面上，这也是人格沿着文化和精神病学允许的方向变化的一系列可能的方式。
在这里，我们特别有兴趣去追踪一下在治疗记录和本书中已给出的动机理论之间的一些相互关系。我们将会看到，基本需要的满足是在通向全部治疗的最终正面目标，即自我实现之路上的重要一步（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还应该指出，只有通过他人，这些基本需要的大部分才可以得到满足，大部分的治疗都必须在一种人际基础上进行。安全、归属、爱和尊重等一系列基本需要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满足。基本需要的满足构成了基本的治疗手段。
我本人的经验几乎全部局限于较为简单的治疗方面。那些经验主要在心理分析（深层次）疗法方面的人更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重要的治疗是顿悟而不是需要满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重病患者在他们放弃对于自我以及他人的幼稚可笑的解释、能够按其真相感知和接受个人与人际间的现实之前，他们没有能力接受或同化基本需要的满足。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指出顿悟疗法的目的，就是使得接受良好人际关系以及与之相随的需要满足成为可能。我们知道，只有当这些动机的变化付诸实施之时，顿悟才是富于成效的。然而，现在先把简单、快速的需要满足疗法和深层次、更加艰难的顿悟疗法之间大体的分歧接受下来，会有很大的启发性价值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诸如婚姻、友谊、协作、教育这些众多的非技术性情境之中，需要的满足是可能的。这向所有类型的业余治疗师们打开了一条通向更广阔的治疗技术的理论通路。在目前，顿悟疗法确实需要技术，掌握它需要进行大量的训练。对非专业治疗和技术性治疗两分法所导致的理论上的后果的不懈追寻将显示其多种多样的有用性。
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也可能有些冒险：尽管比较深奥的顿悟治疗含有若干附加的原则，但我们如果把对抑制或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后果的研究选择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的话，它们还是可以被人透彻理解的。这与现有的、从一种或另一种心理分析（或其他顿悟疗法）的研究中推导出对于短期治疗的解释这一实际情况直接对立。后一种方法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在心理学理论中把心理治疗及人格成长的研究画地为牢，使其或多或少自给自足，为特定的或原生的只适用于这一领域的法则所支配。本章明确摒弃这一推断，一开始就坚信心理治疗中绝没有特定法则。在我们开始的时候仿佛的确存在着这些法则，这种情况不仅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职业治疗师所接受的是医学训练而不是心理学训练，还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验心理学家们对于影响其描述人的本质这一心理治疗现象的东西莫名其妙地漠视。简而言之，我们不仅可以主张心理治疗最终必须坚实地立足于健全的普通心理学理论之上，而且还可以主张心理学理论必须拓展自身以适应这一任务。据此，我们将首先接触较为简单的治疗现象，在本章的后部分再来涉及顿悟的问题。
我们知道许多事实，把它们集合起来会使任何一种纯粹认知的心理治疗理论或一种纯粹的非人格心理治疗理论成为不可能，但是，它们却与需要满足理论，与治疗和成长的人际方法十分相容。
1.巫术治疗
只要有社会存在的地方就永远有心理治疗的存在。巫师、术士、巫婆、社区中的老年智慧女性、僧侣、宗教导师以及较近代出现于西方文明中的医生，他们在一些情况下总是能够完成我们今天所谓的心理治疗。的确，一些伟大的宗教领袖和组织已经认可了总体性、戏剧性的心理病理的治愈，以及更为微妙的性格和价值紊乱的治愈。这些人为这些成就提供的解释彼此千差万别，不必认真考虑。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尽管这些奇迹能够被付诸实践，但是实践者并不知道他们完成它们的原因与方式。
2.理论与结果的脱节
这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今天依然存在。不同的心理治疗的流派各执己见，有时分歧颇为激烈。然而，在从事临床工作足够长的一段时期以后，一位心理学家会遇到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接受过这些不同思想流派的继承者的治疗而得到了痊愈。这样，这些病人就将成为一种或另一种理论的感激涕零的忠实支持者。但收集每一思想流派失败的例子也易如反掌。使这一问题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我见到过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是由医生（physicians）或者精神病学家治愈的，而就我所知，这些医生（更不要提学校教师、教堂牧师，以及护士、牙医和社会工作者等了）从未受到过任何可以恰如其分地被称为心理治疗方面的训练。
的确，我们可以基于经验与科学诘难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并且依照相对有效性的大致等级排列它们。而且我们可以期待将来我们能够收集到合适的统计资料，以表明一种理论上的训练比另一种产生的治愈或成长的百分比更高，虽然没有一种理论上的训练会完全失败或全部成功。
然而在此刻，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治疗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出现，就此而言，它们还可以在完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出现。
3.技术多样化所获得的好结果
众所周知，即使是在一个思想流派的领域之内，例如古典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心理分析师们也普遍承认心理分析师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通常意义上的能力方面，还表现在治疗的纯粹效能上。有些天才的心理分析师们在教学与著述方面贡献卓著，他们渊博的学识有口皆碑，作为教师或讲课人他们深受人们的欢迎，被视为训练有素的心理分析师，可他们就是常常无法治愈他们的病人。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从不撰写什么东西，即便有所发现也屈指可数，可他们几乎总是能治愈他们的病人。当然十分清楚的是，在成为才华横溢之士与治愈病人的这些能力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确定的相互联系，然而那些例外也有待于解释。
4.心理治疗师的人格
在历史上，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实例，在这些实例中，某一疗法思想流派的大师尽管自己是当之无愧的治疗师，但在向其学生传授这一能力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是失败的。如果这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个内容问题、一个知识问题，如果治疗师的人格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如果学生与老师同样聪明、同样勤奋的话，最终学生们应会干得和老师一样出色或者超过他们的老师。
5.无须“治疗”的好转
对任何类型的治疗师来说，这一经历是很常见的：第一次见到病人，同他谈论一些表面的细节，如步骤、治疗时间等，第二次接触的时候叫他汇报或说明一下进展情况。从公开的言行这一角度看，这一结果是绝对不可思议的。有时用不着治疗师开口治疗，结果便会出现。在一个例子中，一位女大学生希望得到有关个人问题的指导。在这一个小时之中，她喋喋不休地说话，我则保持沉默，一个小时之后，她感到已经心满意足地解决了问题，对我的指导深表谢意然后离去。
6.生活体验的治疗作用
对于足够年轻的人或是并不太严重的病例，普通的主要生活体验就会起治疗作用，而且是在完全意义上的治疗。良好的婚姻、工作的舒心成功、培养良好的友情、有了孩子、面对紧急情况克服困难——我曾经偶然发现，所有这一切在没有职业治疗师帮助的情况下竟产生了深刻的性格变化，根除了病症等。事实上，有理由这样认为：基本的治疗力量中包括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专业心理治疗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使个体能够利用它们。许多心理分析师注意到，他们的病人在他们分析的间歇以及分析完成之后都有所进展。
7.未经培训的治疗师们的成功治疗也许最富于挑战意味的倒是今天存在着的特殊情形，即绝大多数的病例是由那些从未受到过治疗师专门训练或是训练不足的人实施或引导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里，从事心理学研究的研究生们绝大部分所受的训练十分有限（现略有好转），有时甚至十分贫乏。这些学生完全是由于热爱人类、希望理解并帮助人们才步入心理学界的，他们发现自己被带进了一个特定的近乎盲目的氛围之中，在这种氛围里，他们的大量时间都花在了感觉现象、条件反射的细枝末节、无谓的音节、白鼠走迷津的游戏之上。不过与此相伴，也带来了一些比较有用但从哲学角度讲依然有限的实验方法与统计方法朴素的训练。
然而对于外行人来讲，心理学家毕竟是心理学家，他们可以解决生活中所有的重大问题，是知道离婚为什么发生，仇恨为什么滋长，人们为什么变成精神病人的专家，他常常需要全力以赴地回答提问。这一点对于那些从未见到过精神病学家并且从未听到过心理分析法的小城镇居民说来尤为真实。唯一可以取代一位心理学家的是一个受人景仰的姑妈、家庭医生或牧师。这样也就有可能安抚一下未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不安的良心。他也就能够在必要的训练方面下一些功夫了。
我们要汇报的是，这些探索性的努力常常奏效，完全令年轻的心理学家们大吃一惊。他对失败早已做好了足够充分的准备，失败自然常常难免，但是对于那些未曾期望过的成功的结果又该做何解释呢？诸如此类的现象非专业人员比专业治疗师见得更多。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有些精神病学者并没有准备好去相信有关于这类事情的报道。然而这很容易核查，很容易证实，因为在心理学家中，在社会工作者中这类经验十分普遍，更不用提牧师、教师与医生了。
8.总结
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在我看来，只有求助于关于动机的、人际关系的理论，我们才能理解它们。显然，有必要强调一下无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领悟，而不是强调有意识的言行。列举的所有病例中，治疗师的兴趣集中于患者，他关心他，试图帮助他，由此向他证明至少在一个人的心中他自己是有价值的。由于在所有病例中，治疗师都被理解成一个更聪明、更年长、更强壮或者更健康的人，病人也就能感到更安全，感到有所保护，从而也就变得不那么脆弱、焦虑了。乐于倾听，减少（免于）训斥，鼓励坦率，甚至在罪恶披露后接受与认可，温柔慈祥，使病人感觉到身边有人可依，所有这些再加上上面列举的因素，有助于在患者内心产生一种被人关爱、被人保护、被人尊重的无意识认识。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都是基本需要的满足。
看来很显然，如果我们让基本需要的满足充当更重要的角色从而对人所熟知的治疗的决定因素（建议、宣泄、顿悟以及近来的行为疗法等）有所补充的话，那么，比起单单借助于这些已知过程进行解释，我们还能够解释得更多。有些治疗现象的出现以这些满足为唯一的解释——这也许是较轻的病例。另一些较重的病例仅仅通过更为复杂的治疗技术就可得到充分的解释，如果再加上自然而然地出自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需要满足这一决定因素，那么它也就会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了。
对于友谊、婚姻等的人际关系的最终分析都将表明：（1）基本需要只能在人际关系之中得到满足，（2）这些需要的满足物准确地说就是那些我们已经称作基本的治疗医术的东西，即给予安全、爱、归属关系、价值感与自尊。
在分析人的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会无法避免地发现，我们自己面临着区分良好关系与不良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可以根据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基本需要满足的程度富有成果地达到区分的目的。一种关系，例如友谊、婚姻、亲子关系，只要它扶持或增进了归属、安全、自尊乃至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就按照十分有限的方式被界定为心理学意义上的良好关系。如果这些关系不能够扶持或增进归属、安全、自尊乃至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则将被界定为不良关系。
这些是树林、山水或者爱犬所无法满足的。只有从他人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令人满意的尊敬、保护与爱。也只有面对他人，我们才能毫无保留地奉献这一切。我们发现，这一切恰恰是好朋友、好情侣、好父母与子女、好师生之间所彼此给予的。这些正是我们从任何类型的良好人类关系中所追求的满足。恰恰是这些需要的满足成为产生优秀人类的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而它反过来又是全部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如果不是短期的目标的话）。
那么，我们的定义系统的全面性的结论将会是：（1）在其根本上，心理治疗不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关系，因为它的一些基本特质也被发现于所有“良好”的人类关系之中；（2）如果以上说法成立，那么从它作为一个好的或坏的人类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说，心理治疗的这一方面必须受到比它通常所接受的更彻底的评判。正像一个良好关系的主要价值可能完全没有被意识到，而这又没有怎么削弱它们的价值，心理治疗关系中的同样的特质也可以是无意识的，而这也不会取消它们的影响。当然，这并不与下面无可怀疑的情况矛盾：充分地觉察这些特质以及有意识地、自愿地应用它们，会极大地提升它们的价值。
1.友谊：爱与被爱
把良好的友谊（无论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作为我们良好人际关系的范例，对其稍加仔细的剖析，会发现它们比起我们所说的那些东西能够提供更多的满足。相互间的坦率、信任、诚实、友善都可以看成是在其表面价值之外，还有附带的表达性、宣泄性的释放价值（详见第六章）。一种健全的友谊也允许表现出适当程度的服从、松懈、幼稚和愚蠢，因为如果不存在任何危险，并且他人所爱所尊敬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面具与角色，我们就能返还我们的本来面目，感到软弱时就是软弱，感到迷惘时就想得到保护，希望卸下成人义务时变得天真幼稚。此外，即便是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意义上，一种真正良好的关系也能促进顿悟，因为一位好友或者配偶会十分慷慨地为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提供分析解释。
对于可以被宽泛地称作良好人类关系的教育价值的东西，我们所谈的还远远不够。我们的欲望不仅在于求得安全、被人所爱，还在于不断地求知，满足好奇心，解开一个个的谜，发现每一种可能性。此外，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世界，使世界具有意义的基本哲学冲动，我们也不得不认真对待。良好的友谊或者亲子关系应当在这方面提供出相当多的东西，这些满足也必须或应该在某种特定程度上在良好的治疗关系中实现。最后，我们可以就这一明显事实说几句，即爱与被爱都是巨大的快乐。在我们的文化中，公开的爱的冲动就像性冲动、敌意冲动一样是被严厉禁止的（Suttie，1935）。我们被允许只在极少数的几种关系中公开表达感情，也许只有三种——父母与子女间、祖父母与孙子孙女之间、婚姻及情人关系中——我们知道，即便是在这些关系中，它们也会轻易地变得令人窒息，并且混杂进尴尬、罪恶、防御、角色扮演、对支配权的争夺等。
强调在治疗关系中允许甚至鼓励爱与情感冲动的公开语言表露还远远不够。只有在这里（也在各种“人格成长”小组中）它们才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人们所期待的东西，也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被有意识地清除了不健康的杂质，得到了净化，发挥出最好的作用。这类事实准确无误地说明有必要重新评估弗洛伊德关于移情（transference）与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的观点。这些观点来自于对于疾病的研究，在涉及健康时就过于局限了。它们必须被加以扩充，把健全的与不健全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统统包括进去。
2.关系：心理治疗的前提条件
至少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性质的人类关系：支配一从属、平等相待、淡漠或放任（laissez-faire）。这些关系已在不同的场合中（包括治疗者一患者关系）得到了展示。
治疗师可以把自己看成是患者主动的、决定性的、掌管一切的上司，他也可以作为一项共同任务的参与者与患者联系在一起，或者他把自己变为患者面前的一面冷静的、毫无感情的镜子，永不卷入，永不主动地接近，永远保持分离。
如果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患者必须获得的治疗媒介——正如水是鱼类在其中寻找到其所需之物的媒介一样——那么就必须从什么样的媒介最适用于什么样的患者这一角度而不是从性质上对它加以考虑。我们必须防止仅仅选择一种媒介作为忠实的后盾，而排斥其他媒介的做法。在优秀治疗师的治疗方法中要说发现不了所有这三类媒介以及其他尚未发现的媒介，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得到以下推断：虽然一般的患者会在一种温暖、友爱、民主的伙伴关系中最好地成长，但是，对于太多的患者而言，它并非最佳的气氛，因而不允许我们把它变为规则。对于较为严重的慢性的稳定的神经症来说，这一点尤为真实。
某些有较多权威主义的性格将仁慈看成是弱点，绝不允许对治疗师的轻视任意滋长。严格地控制、明确地限制随意性对于患者最终的获益，也许是有必要的。兰克派（Rankeans）在讨论治疗关系的局限性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另一些人将情感看成是圈套和陷阱，他们会退缩，会离群索居，对一切都感到焦虑。其深藏的罪恶感“要求”惩罚。轻率、自我破坏的东西需要正面的命令以使其免遭无法弥补的自我伤害。
但是，治疗师应对他与患者之间形成的关系保持尽可能清醒的认识，对于这一法则，是不可能有任何例外的。当然，由于治疗师自己的性格的缘故，他会自然地倾向于一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不过考虑到患者的利益，他应该能够控制自己。
在任何病例中，无论是从总体看还是从个别病人的角度看，如果这种关系是糟糕的话，那么也就很令人怀疑心理治疗的其他任何资源是否还会产生什么效力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样一种关系易于永远无法进入或很快被破坏掉。即使患者与他（她）内心里不喜欢、憎恨或对其感到不安的人呆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里也很容易产生自我防御、挑战心理，患者试图把使心理治疗师不高兴当成主要目的。
总之，虽然形成一种令人满意的人类关系本身也许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它仍然必须被看做是心理治疗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因为它通常就是酝酿所有人类所需的终极心理治疗药方的最佳媒介。
3.治疗：人际关系的培训
这一观点尚有另外一些有趣的含义。如果心理治疗就其最终本质而言是由这一内容构成的，即为病人提供那些他本来应该是从其他的良好人类关系中得到的特质，那么这也就等于把心理学上的病人界定为一个与他人从未建立起过足够良好的关系的人。这与我们前面把病人界定为一个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尊敬等的人的定义并不相悖，因为他只能从他人那里得到这一切。这么一来，尽管这些定义似乎成了同义反复，但是每一个定义都把我们向不同的方向引导开去，使我们得以领略治疗的不同侧面。
心理疾患的第二个定义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它为心理治疗关系提供了另一个解释。心理治疗关系被大部分人看成是令人绝望的措施、最后的援兵，因为大体说来，只有病人才进入这种关系之中。心理治疗也就逐渐被人（甚至包括治疗师）认为，它不过是像外科手术那样诡秘的、变态的、令人厌恶的、反常的、一种不幸的必需之物。
这确实不是人们进入诸如婚姻、友谊或伙伴关系等其他有益关系之中的时候所持的态度。但至少从理论上讲，心理治疗类似于友谊，正如它类似于外科手术一样。那么心理治疗就应当被看做是一种健康的、值得向往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以及某些方面上，它应当被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理想的关系。从理论上说，人们应当期盼它，急切地进入它。这就是从前面的考虑中应该得到的推断。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常情。当然，这一矛盾被很好地意识到了，但是，神经症患者执著于病患的需要，并不能全面地解释它的存在。还必须从对心理治疗关系的根本性实质的误解（不仅是患者的，还有许多治疗师的误解）这一方面来理解这个矛盾。我们发现，当像上面那样，而不是按更常见的方式向即将进入心理治疗过程的患者进行解释时，患者更容易进入治疗状态之中。
治疗的人际关系定义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它使把治疗的某一个方面看成是技巧训练成为可能。例如，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慢性神经症患者在没有特殊帮助的情况下做不到这一点）的训练，可以尝试去证明这是可能的、尝试发现它是多么的令人享受和富有成果。这样，也就可以期待通过一种训练转化，患者能够与他人形成深厚的友谊。可以推测，他（她）就会像我们大家一样，从我们的友谊、孩子、配偶以及同事中得到所有必要的心理理疗。从这一观点看，心理治疗还可以以另一方式来界定，即它帮助患者准备好，以便独自建立人们所向往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相对健康的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的许多心理治疗。
从前述观点得出的另一推论是，患者与心理治疗师最好应当双向选择，进一步讲，这一选择不应仅仅建立在名誉、金钱、技巧训练、技能等之上，还应建立在普遍的人类好感之上。这一点很容易在逻辑上得到阐明：它至少会缩短治疗的必要时间，使它对患者和治疗师来说更为容易，更有可能达到理想的治愈，使整个体验对双方更有裨益。这一结论的其他必然的结果将是，从理想上说，两者的背景、智力水平、经验、宗教、政治、价值观等应当较为接近。
现在更加清楚了，心理治疗师的人格或性格结构即使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也至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治疗师必须是这样一个人：他能够轻松地进入到心理治疗的理想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之中；而且，他必须能够与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甚至与所有的人做到这一点；他必须热情，充满同情心，他必须能够自信地给予他人以尊敬；就心理学意义而言，他应该在本质上是一个平等待人的人，即他之所以用尊敬的态度看待他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一句话，他在感情上应该是可靠的，他应当具有健康的自尊。此外，他的生活状况应理想地足够好，这样他可以不为自己的问题所累。他应当婚姻幸福、手头宽裕、广交良友、热爱生活，一般说来能够过得舒畅。
最后，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可以很好地揭示出这样一个被（心理分析师）过早地结束了的课题，以待做进一步的研究。这个课题就是：正式治疗结束后（甚至在治疗进行中时）治疗师和患者之间的社会接触。
4.起治疗作用的日常生活
我们已经拓展并概括地描述了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以及产生这些最终效果的特定药方，因而从逻辑上讲我们已经承诺要拆除那些把心理治疗与其他人类关系、生活事件隔离开的樊篱了。存在于普通个人的生活之中、帮助他向着技术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前进的那些事件与关系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作是心理治疗，即使它们发生在治疗师的办公室以外，而且并不是受益于职业治疗师。可见心理治疗所研究的一个完全正当的部分是探究良好的婚姻、友情、父母、工作、教师等所带来的日常奇迹。从这种看法中可以直接产生出一些原则，例如，当患者能够稳定地接受治疗关系时，技术疗法应该比它迄今所做的多得多地依赖引导患者进入这些关系。
确实，作为专业工作者，我们无须担心把保护、爱与对他人的尊敬这样一些重要的治疗工具交到业余者手中。虽然它们确实是强大的工具，但并不因此是危险的工具。我们可以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对某人的爱和尊敬不可能伤害他（除非偶遇的神经症患者，其本身情况已很糟糕了）。如此期待是正当的：关心、爱与尊敬这些力量几乎永远只会带来好处，而不会带来害处。
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明确地确信，不仅每一个正常的人是潜在的不自觉的治疗者，而且我们还必须接受这一推论，即我们应该认可它、鼓励它、普及它。至少这些可以被我们称为业余心理治疗的基本要素的东西是任何人都能掌握的。大众心理治疗（类似于公共医疗与私人诊治之间的对比）的一个清楚的任务就是传授这些事实，将其广为传布，让每一位教师、每一位父母、理想中最好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理解它们、运用它们。人们总是到他们所尊敬、所爱的人那里寻求忠告与帮助。心理学家们、宗教家们也就没有理由不使这一历史现象程式化、诉诸语言，并弘扬到普遍性的程度。让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每当他们没有必要地恫吓他人或侮辱伤害他人或者摆布、排斥他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心理疾患的制造者，即使他们微不足道。希望人们也都意识到每一个善良、有益、正派、心理学意义上的民主、慈爱以及温和的人都是心理治疗的力量，即使它们是微不足道的。
5.自我治疗
这里所描述的理论的一个含义是，自我治疗同时具有比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更大的可行性和更大的局限性。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理解自己缺少了什么，知道自己的基本欲望是什么，大体了解缺少这些基本欲望的满足的症状，那么他就可以有意识地着手尝试着补偿这些匮乏。我们完全可以说，按照这一理论，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比起他们所意识到的更有可能自我治愈在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轻微失调。爱、安全、归属关系、尊重他人几乎成了对付情境紊乱甚至是对付某些轻微性格紊乱的灵丹妙药。如果一个人明白他应该拥有爱、尊敬、自尊等，他就能够有意识地把它们寻觅到。确实，谁都会同意：有意识地寻觅到它们会比试图无意识地补偿它们的匮乏来得更好、更富于成效。
但当这一希望被提供给了许多个人，他们比起一般所认为的被给予了更大的自我治疗的可能性的同时，对他们来说，还有若干问题非常有必要求助于专业人员。首先，在严重的性格紊乱或存在性神经症方面，清晰地理解产生、诱发或维持这一紊乱的动力力量是绝对必要的，此后对于病人的治疗才能不仅仅具有改善的效果。正是在这里，造成有意识顿悟所必需的全部工具必须得到运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换这些工具，而且目前，只有受到过职业训练的心理治疗师才能运用它们。就永远治愈而言，一旦一个病例被认为是严重的了，那么来自于外行、来自于老年女巫的帮助十之八九会变得毫无用处。这是自我疗法的基本局限性所在。
6.小组治疗
我们的心理治疗方法最终意味着更加尊重团体治疗以及训练小组等。我们十分强调这一事实，即心理治疗与人格完善是一种人际关系。基于前面的原因，我们应当感觉到把两个人扩充为一个更大的组群可能会是有益的，如果普通疗法可以被理解成二人理想社会的缩影，那么团体治疗就可以被想象成十人理想社会的缩影。我们已经有强烈的动机去尝试团体治疗，既可以节省金钱与时间，也使得更多的患者获得心理治疗。除此以外，我们目前的经验材料表明团体治疗与训练小组可以做到个体心理治疗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当患者发现团体的其他成员也有这些疾患时，发现他的目标、他的冲突、他的满足与不满、他的潜在冲动与思想在社会中可能几乎是十分普遍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抛弃单一感、孤独感、犯罪感或者罪恶感。这就削弱了这些潜在的冲突与冲动具有的精神疾患诱导性。
对于治疗的另一个期待也诞生于实际实践中。在个体心理治疗中，患者学会同至少一个人——治疗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人们希望他能够将这一能力移植到他的一般社会生活中去。他常常可以做到，但有时也不能。在团体治疗中，他不仅学习如何同至少一个人建立这种良好关系，而且在治疗师的监督下，开始同整整一组其他的人一起实践这一能力。总的来说，已有的实验结果虽然不会令人吃惊，却也确实是令人鼓舞的。
正是由于这种经验材料以及来自于理论的推理，我们应当鼓励更多的小组心理治疗的研究，这不仅仅因为它是技术心理治疗颇有前途的先导者，而且还因为它无疑会教给我们许多普通心理学理论方面的知识，甚至是有关广义社会理论方面的知识。
训练小组、会心小组、敏感训练小组以及那些可以划入个人成长小组或有效教育研究班、学习班的其他所有小组也是这样。尽管操作过程不同，但可以认为它们都具有所有心理治疗师相同的远景目标，即自我实现、完满人性、种属与个人潜力的更充分地发挥等。像任何一种心理治疗一样，在称职者手里，它们就会创造出奇迹来。然而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知道，在处理不当时，它们会无济于事，或者带来危害。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这一结论自然不是令人惊奇的，因为完全同样的结论对于外科医生以及其他所有的职业者说来同样真实。我们尚未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外行或非职业者如何能够选择颇具能力的治疗者（或内科医生、牙医、宗教师、启蒙者、教师），避免选择能力平庸的人。
1.什么是良好社会？
与前面讨论过的良好人际关系的定义相并行，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良好社会的定义。这种社会是把成为健全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最大可能性提供给社会成员。反过来，这就意味着，良好社会是依照如下方式建立起制度上的契约安排的一个社会：它扶植、鼓励、奖励、产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类关系以及最小限度的不良人类关系。从前面的定义与说明导出的必然结论是，良好社会与心理学上的健康社会是同义的，而不良社会与心理学上的病态社会是同义的，反过来也就分别意味着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基本需求满足的阻挠（即不充分的爱、情感、保护、尊敬、信任、真实与过多的敌意、侮辱、恐惧、轻蔑与驾驭）。
应当强调的是社会和制度的压力促进的治疗的或者致病的后果（使其更加容易、更加有利、更可能赋予其更多基本的以及次要的收益）。它们并非绝对地“决定其命运”，或者使其绝对地不可避免。我们对于简单的与复杂的社会中的人格范围了解得够多了，从而一方面尊重人性的可塑性与弹性，另一方面尊重少有的个人中业已成型的性格结构的顽固性，这使得他们有可能抵抗甚至蔑视社会压力（见第十一章）。人类学家似乎总是能够在严酷的社会中发现善良之人，在太平的社会中发现好战之徒。我们已懂得足够多，不会像卢梭那样依据社会契约来责难全部人类的罪恶，我们不敢期望全人类仅仅靠社会改良就能够变得幸福、健康与聪慧。
就我们的社会而言，我们能够以不同的观点审视它，而它对不同的意图均是有用的。例如，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或者任何其他社会找到一个标准，把它称作十分病态的、极其病态的等。然而，对我们来说更为有用的将是测量与平衡病态促进力量与健康促进力量。随着控制时而转向一种力量，时而又转向另一种力量，我们的社会明显地在不稳定平衡中摇摆不定。对这些力量不进行测度与实验是没有道理可言的。离开这种一般看法，转向个体心理学的问题，我们首先就会碰到对文化的主观解释这一事实。按照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说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社会是病态的，因为他们在其中领略了占压倒优势的危险、恐怖、攻击、自私、侮辱与冷漠。当然也可以理解当他的邻居审视同一种文化、同一个人群时，也许发现社会是健康的。从心理学上讲，这些结论在心理学上并不彼此矛盾。它们可以在心理学层面上同时并存。由此可以得出，每一个病情颇重的人都是主观地生活在一个病态社会之中的。把这一论述与我们前面关于心理治疗关系的讨论结合起来，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心理治疗可以被描述成一种建立小规模良好社会的企图。即使在社会的多数成员看来这个社会是病态的时候，同一描述也是适用的。我们必须当心不要太主观化。对病态的患者来说病态的社会在更客观的意义上（甚至对健康人而言）也是不良的，这可以仅仅是因为它能够产生神经症的人。
2.社会是怎样影响人性的？
那么，从理论上讲，心理治疗从社会层面看也就意味着同病态社会中的基本压力与倾向背道而驰。或更概括地讲，无论一个社会基本的健康或病态的程度如何，治疗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与那个社会中产生病态的力量进行搏斗。可以这么说，在最终的认识论意义上，它试图扭转潮流，从内部进行瓦解，表现出革命性或彻底性。那么，每一个心理治疗师也就是正在或应该在小范围内而不是大范围内与社会中的心理病理的遗传力量作斗争。如果这些力量是举足轻重的话，他实际上是在与他的社会作斗争。
显然，如果心理治疗能够得到极大的推广，如果心理治疗师每年不是处理若干个患者，而是千百万个病人，那么这些与我们社会的性质相抵触的小力量就将变得有目共睹。那么社会将发生变化也就毋庸置疑了。首先，变化将不时地出现在有关热情、慷慨、友好诸如此类特质的人类关系之中。当足够多的人们变得更加大方、更加慷慨、更加善良、更加合群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放心，他们也必将产生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影响（Mumford，1951）。或许训练小组、交友小组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个人成长”小组与流派的迅速推广可以对社会产生可观的影响。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多么良好的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排除病态，如果威胁不是来自于其他人，那它们也总是会来自于自然、来自于死亡、来自于疾病甚至来自于这个单一的事实——群居于社会之中，尽管因而对我们自己大有好处，但也使我们有必要修正满足我们的欲望的形式。我们也不敢忘记人性自身即便不从天生的恶念中也会从无知、愚蠢、恐惧、误传、笨拙中酿出罪恶来（见本书第八章）。
这是一套极其复杂的相互关系并且极易被误解，或者说它极易诱导人们去误解。也许用不着用太多笔墨我就能够防备这一点。我只是提请读者看一下我在论及乌托邦社会的心理学的讨论课时为学生们准备的论文就够了（Maslow，1968b）。它强调了经验的、实际上可以获得的东西（而不是不可企及的幻想的东西），并且它坚持不断深化地表述而不是或此或彼地表述。这一任务被如下问题结构化了：人性所允许的社会的良好状况是怎样的？社会所允许的人性的良好状况是怎样的？考虑到我们已知的内在的人性局限性，我们能够期待的人性的良好状况是如何的？从社会自身的性质所固有的困难处着眼，我们所能奢望的社会的良好状况是如何的？
我个人的判断是，完善的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人类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更大的可以改造的特性。至于完善的社会，在我看来这是无法实现的希望，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这样明显的事实的时候：甚至造成一种美满的婚姻、友谊或长幼关系也几乎没有可能。如果纯洁的爱恋在两人中间、家庭成员间、人群中间都难以得到，那么对于20亿人说来将会多么困难？对于30亿人呢？显然，伴侣、群体和社会尽管无法完善，但它们是可以改进的，有好坏程度之分。此外，对于改进伴侣、群体与社会以抵御变化无常的可能性这方面，我感觉我们已经了解不少了。改进一个单一的个人可以是一种数年的心理治疗工作的问题，即使到那时，“改进”的主要方面也只是允许他从事终身改造自己的任务。短暂的自我实现，这在转变、顿悟或觉醒的伟大瞬间确有发生，但这极其罕见，不能指望。心理分析师早就学会了不去仅仅依赖于顿悟，但现在却强调通过冗长的、缓慢的、痛苦的、重复的努力利用和运用顿悟。在东方，灵性的导师和引导者通常也会持同一论点，即改善自身是一种毕生的努力。现在，训练小组、基础交友小组、个人成长小组、情感教育等领导者中的那些更富于思想和更为清醒的人们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些人现在正置身于放弃自我实现“大爆炸”理论的痛苦历程中。
自然，这一领域中所有的系统阐述必将不断深化，例如：（1）大众社会越是健康，病态的人就越少，个体心理治疗也就越没有必要。（2）大众社会越是健康，患者也就越有可能在没有技术疗法的介入情况下通过良好的生活体验得到帮助或者得以治愈。（3）大众社会越是健康，治疗者也就越是容易治愈他的患者，因为对患者来说简单的满足疗法是更可能被接受的。（4）大众社会越是健康，顿悟疗法也就越是有效，因为有众多支持性的生活体验、良好的友谊等，以及战争、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病理诱发因素的相对消失。显而易见，这是一些易于验证的定理。
这样一些有关个人疾病、个体疗法与社会本质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对于解决这一常常出现的悲观主义的疑问是必须的：“首先，在产生病态健康的病态社会中，健康或健康的改善怎么可能呢？”这个两难推理中所暗含的悲观论调与自我实现者的出现，与心理治疗的存在（心理治疗通过现实的存在说明了它的可能性）是相互矛盾的。即便如此，即使仅仅把这一完整的问题向经验的研究开放，提供一个有关于它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理论，也是有帮助的。
1.技术
随着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从需求满足中获得裨益也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在这个连续体中存在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1）患者不再希冀和追求基本需要的满足，而是把它放弃，以让位于神经症需要的满足；（2）即使它们被提供出来，患者也无法利用它们。为患者提供友爱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害怕它、不相信它、误解它，最终拒绝它。恰是在这一点上，专业技术（顿悟）疗法变得不仅必要而且无可替代。别的疗法都不顶用，建议不行，宣泄不行，症状治疗不行，基本满足也不行。因此，越过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步入了另一个天地，那是一个被其自身法则所统辖的地方，在这里，本章前面所讨论的全部原理如果不经修改或限定便不再适用了。
专业技术疗法与业余疗法之间的区别是巨大和重要的。从弗洛伊德、阿德勒等人的革命性发现开始，本世纪的心理学发展正将心理治疗从一种无意识的技巧转变为一种有意为之的应用科学。现在存在着一些适用的心理治疗工具，但它们并不是自动地适用于良好的个人，它们仅仅适用于那些智力超群再加上接受过如何使用这些新技巧的严格训练的人。它们是人为的技巧，不是天然的或无意识的技巧。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于心理治疗师的性格结构而被传授。
这里，我们想只谈一谈这些技巧当中最为重要、最具革命性的，即，使患者产生顿悟，也就是说，使他的无意识的欲望、冲动、禁锢、思想对他说来成为可以有意识地利用的（基因分析、性格分析、阻抗分析、移情分析）。主要是这一工具使得具备良好人格的职业心理治疗师比只具备良好人格却没有职业技术的人具有更大的优势。
这一顿悟是如何造成的呢？迄今为止，造成顿悟的技巧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并没有太多地逾越弗洛伊德详加阐发过的东西。自由联想、梦境解析、日常行为意义阐释是治疗师帮助患者获得对自己的有意识顿悟的主要途径。还可以举一些其他可能的方法作为例子，但它们不太重要。导致某种形式的分离并利用这一分离的放松技巧以及其他各种技巧并不比所谓的弗洛伊德技巧更加重要，虽然它们在今天比后者更好地得到了运用。
在一定范围之内，任何一个智力不错的人只要他愿意经受精神病学与心理分析学院以及临床心理学研究生院所提供的适当训练课程，他就会获得这些技巧。不错，正像我们预料到的那样，在使用它们的功效方面存在着个人的差异。从事顿悟疗法的一些学者比起另一些学者具有更好的直觉。我们似乎感觉到，被我们归为具备良好人格的那类人，比起不具备这类人格的人，将会更为有效地运用它们，所有的心理分析学院都包括对学生的人格要求。
弗洛伊德给予我们的另一个伟大的新发现是，他意识到了心理治疗师自我理解的必要性。当治疗师的这种顿悟的必要性被心理分析家承认的时候，持另一种见解的心理治疗师尚未正式承认它。这是一个错误。从这里描述的理论中得出：使得治疗师的人格变得更好的任何力量因而也会把他变成一个更好的治疗师。心理分析或治疗师其他深刻的疗法能够有助于这点。如果有时它没能完全治愈，那它至少可以使治疗者意识到那些可能会威胁他们的东西，意识到他们内部冲突与挫折的主要场合。结果，当他与患者打交道的时候，他就能够忽略自己的这些力量，并且调整它们。由于总是意识到它们，他就能够使得它们屈从于他的理智。
正如我们已经谈及，在过去，治疗师的性格结构比起他所持有的任何理论观点都更重要，甚至比他所运用的意识技巧都来得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小，因为技术疗法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好的心理治疗师的完整形象中，性格结构的重要性渐渐减弱，未来还会继续减弱，而他的训练、才智、技巧、理论已经逐步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直到有一天它们会变得举足轻重，我们可以确信这一点。我们曾称赞智慧年长的女性的心理治疗技巧，这是出于这些简单的原因：过去这些技巧只有心理治疗师可以获得，其次是因为现在以至将来，在我们称之为非职业心理治疗的领域里它们始终是重要的。但是靠抛掷硬币来决定是去找牧师还是找心理分析师不再是理智的和正当的了。高明的专业心理治疗师把直觉手段远远抛在了后面。
我们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特别是如果社会状况改善了，职业心理治疗师将不会被利用来服务于消除担忧、给予支持及其他需求满足的意图，因为我们将从非职业的业余治疗师中得到这一切。一个人将为了治疗那些为简单满足疗法或宣泄疗法所力不能及的疾病而来，而对于这些疾病，只有那些未被外行所掌握的职业技巧才能处理。
自相矛盾的是，从前述理论中也可能演绎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相对健康的人们更容易受到心理治疗的影响，那么很有可能，更多的技术疗法时间将专门留给最健康的人而不是最不健康的人，其明显理由在于，一年之内改善十个人比只改善一个人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当少数的人处于关键的非职业治疗地位时（如教师、社会工作者、医生）。这已经在很可观的程度上发生了，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者以及存在分析者们的大部分时间被占用来训练、教育以及分析年轻的治疗者。现在，心理治疗师向医生、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护士、牧师和教师开堂授课的情况也是极为普遍的。
2.顿悟和需要满足
在离开顿悟疗法这一主题之前，我认为处理一下顿悟与需要满足之间迄今暗示的二分法是恰当的，纯粹的认知或理性主义的顿悟（冷静的、不带情感的认识）是一回事，机体的顿悟是另一回事。弗洛伊德学派有时谈到的彻悟（full insight）就是承认这一事实：仅仅对于病症的认识，甚至再加上对于病源以及它们在当今心理秩序中动力角色的认识，常常是不具疗效的。同时还应该有情感的体验、体验的真实重现、宣泄以及反作用。也就是说，彻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验，也是一种情感体验。
更微妙的争论是：这种顿悟常常是意动的、需求满足的或者受挫的体验，是确实感觉到被人所爱，或者被人遗弃，或者被人鄙夷，或者被人排斥，或者受人保护。那么，心理分析师们所谈到的情感，可以更好地被看做是对豁然开朗的意识的反应，例如这样的意识：一个人由于生动地重温一个20年前（并且迄今为止一直是被压抑和误解）的体验，意识到父亲毕竟是真正爱他的；或者这样一个意识：通过实际体验到适当的情感，她突然意识到，她恨她的母亲，虽然过去一直是以为自己爱她。
这种同时是认知的、情感的和意动上的丰富体验，我们可以称之为机体顿悟（organismic insight）。但我们不是主要地致力于研究情感体验吗？我们还应该必须不断地扩展这一体验以便容纳意动的成分。我们最终应当发现，我们是在谈论机体的或者整体论的情感等。对于认知体验来说也是如此，它也将拓展到整个机体的非机能体验。最后一步将是意识到，除了研究方法的角度不同外，机体顿悟、机体情感和机体意动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并且最初的二分法显然会被看做是处理这一主题时所用的过分的原子论方法所导致的人为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