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对动机概念的要点进行了阐述。这一概念包含着理解心理病理以及挫折、冲突、威胁等的实质的重要启示。
几乎所有旨在解释心理病理是如何起源、持续的理论，都极为依赖我们现在将要讨论的挫折和冲突两个概念。某些挫折的确导致病态，另一些却并非如此。某些冲突也导致病态，另一些也并非如此。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要想解开这个谜，必须求助于基本需要理论。
在讨论挫折（frustration）时，很容易犯将人分割开的错误。也就是说，现在仍然有谈论一张受挫折的嘴、一个受挫折的胃或者一种受挫折的需要的倾向。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人的一个部分。
记住这一点，便会明显地看到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剥夺（deprivation）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区别。挫折的通常定义只不过是得不到所渴望的东西，一个愿望或一种满足受到妨碍等。这样一个定义未能区分开两种不同的剥夺：一种对于机体并不重要（很容易被替换，极少导致严重的后果），另一种则同时也是对人格，也就是说，是对这个个体的生活目标、防御系统、自尊心、自我实现以及基本需要的一种威胁。我们的论点是：只有威胁性的剥夺才具有通常归因于一般性挫折的许多后果（通常是令人不快的后果）。
一个目标物对于个体来说可以有两种意义。首先，它有着内在的意义；其次，它也可以有一种间接的、象征性的价值。这样，某个被剥夺了他想要的冰淇淋卷的孩子可能只是失去了一个冰淇淋卷。另一个被剥夺了冰淇淋卷的孩子，就可能不光是丧失了一次感官上的满足，而且还会觉得被剥夺了母亲的爱，因为她拒绝给他买冰淇淋卷。对于第二个孩子来说，冰淇淋卷不光有着内在的价值，而且还是心理价值的承载物。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只是被剥夺了作为冰淇淋的冰淇淋，很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这种情况甚至连是否可以用“挫折”来称呼它都值得怀疑，“挫折”是对具有更大威胁性的剥夺的描述。只有当目标物代表着爱、名望、尊重或其他基本需要时，对它的剥夺通常才会产生一般称为挫折的不好的效果。
在某些种类的动物群体中，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很清楚地证实一个物体的这种双重意义。例如，已经得到证明，当两只猴子处于一种支配一从属的关系时，一块食物既是充饥物，也是支配地位的一种象征。这样，如果处于从属地位的动物试图捡起食物，它立刻就会受到处于支配地位的动物的攻击。然而，如果它能解除食物的象征性的支配价值，那么，它的支配者就会允许它食用。这一点，它通过一个顺从的姿势就可以很容易地办到，即在接近食物时做出性服务的姿势。这仿佛是说，“我只是想要这块食物以便充饥，我不想向您的主宰地位挑战。我乐意服从您的支配”。同样，我们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朋友的批评。通常，一般人的反应都是觉得受到了攻击和威胁（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批评常常都是一种攻击）。于是，他的反应便是怒火中烧，勃然大怒。但如果他确信这只是批评而不是一种攻击或者排斥，那他就不仅会倾听批评，甚至可能会感激。这样，如果他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的朋友爱他、尊重他，批评便只代表批评，并不会同时代表着一种攻击或威胁（Maslow，1936，1940b）。
对于这一区别的忽略，在精神病学界里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混乱。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挫折的许多后果，如寻衅和理想化等，全都是，或者有些是由性剥夺所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吗？现在大家都知道，在许多情形中，独身生活并没有精神病理上的后果。然而，在另外的许多情形中，它却有不少恶果。什么因素来决定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对精神正常者的临床检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性剥夺只有在被个体认为是代表着异性的拒绝、低贱、缺乏价值、缺乏尊敬、孤立或者其他对基本需要的阻挠时，才会在一个很严重的意义上成为病因。对于那些并不认为它有这种含义的人来说，则可以比较轻松地承受性剥夺。
孩提时期不可避免的剥夺通常也被认为是具有挫折性的。断奶、大小便控制、学走路——实际上，每一个新的调整层次，都被认为是通过对孩子的强制而实现的。在这里，单纯的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区分再一次要求我们谨慎从事。对那些完全信赖父母的爱和关注的孩子进行观察，证明他们有时可以令人惊异地对各种剥夺、纪律和惩罚泰然处之。如果一个孩子并不把这些剥夺看成是对他的基本人格、主要生活目标和需要的威胁，那么它们就会很少产生挫折效果。
从这个观点出发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威胁性挫折这个现象同其他威胁性情况的联系，要比同单纯剥夺的联系紧密得多。也可以看到，挫折的典型后果经常是由其他类型的威胁所引起的——创伤、冲突、大脑皮质损伤、严重疾病、现实的人身威胁、死亡的临近、屈辱或巨大的痛苦。
这将我们引向了我们的最终假设：也许挫折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不如将它剖析开的那两个概念有用：（1）对于非基本需要的剥夺，和（2）对于人格，即对于基本需要或同这些需要有关的各种应对系统的威胁。剥夺的含义比挫折这一概念的通常含义要少得多，威胁的意味则多得多。剥夺并不是精神病病因，威胁则是。
冲突这一个概念可以像我们对挫折所做的那样，用威胁的概念剖析。我们将要考虑几种冲突。
单纯的选择是在最简单意义上的冲突。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充满着无数这样的选择。我想，这种选择和将要讨论的下一种选择之间的区别会是如下所述的。第一种涉及在通向同一个目标的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这一目标相对来说对机体并不重要。对于这样一种选择情况的心理反应几乎从来也不是病理性的。事实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主观上根本就没有冲突的感觉。
另一种选择是这样一种情况：目标本身是重要的，但有两种到达这一目标的途径可供选择。目标本身并没有受到威胁。当然，目标重要与否取决于具体每一个机体的情况。对一个机体来说是重要的，对另一个就可能不重要。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位妇女试图决定是穿这双鞋还是那双鞋、是穿这件衣服还是那件衣服到一个社交场合去，这一社交场合恰好对她来说是重要的，所以她希望能留下一个好印象。在做出决定后，明显的冲突感觉通常就会消失。然而，当目的非常重要时，在通向它的两个或更多道路之间的选择冲突就可能变得非常激烈。当一位妇女不是在两件衣服中进行选择进，而是在两个可能成为丈夫的人之中进行选择时，这种冲突就确实可能变得极其激烈。这使我们再一次想起了罗森茨威格对需要的坚持性效应和自我的防御性效应之间所作的区分。
威胁性的冲突同前面描述过的两种类型的冲突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它仍然是一个选择的情形，但现在却是在两个不同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两个目标都是至关紧要的。在这里，做出一个选择的反应通常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这种决定意味着放弃某些几乎是同被选中者一样必需的东西。放弃一个必需的目标或对需要的满足使人感到一种威胁，即使在做出选择之后，威胁性后果也依然存在。总之，这种选择最终只会导致对于一种基本需要的长期妨碍。这是致病的。
灾难性冲突最好是被称为没有抉择或没有选择可能性的纯威胁。就其后果来说，所有的选择都同样是灾难性或威胁性的，不然的话，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灾难性的威胁。这样一种情况是广义上的冲突。如果举两个例子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一个例子是一位在几分钟内就要被处决的人；另一个是被迫作出明知对它有惩罚性的决定的动物，在作决定时，所有逃避、进攻或替代性行为的可能性都被杜绝一这正是许多动物神经症实验中的情况（Maier，1939）。
就精神病理学的观点来说，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同我们分析了挫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一般说来，有两种冲突的情况或冲突的反应，一种是无威胁性的，另一种是有威胁性的。无威胁性的冲突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通常是不致病的；带有威胁性的类型的冲突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往往是致病的。同样，如果我们将一种冲突的感觉作为病症的来源来谈论，我们似乎最好还是来谈一下威胁或威胁性冲突，因为某些种类的冲突并不能引起症状。有一些实际上还会强化机体。
然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对精神病病因这一综合领域的各种概念进行重新分类。我们可以首先讨论剥夺，其次则是选择；可以认为这两者都是不致病的，因此对精神病理学的研究者来说是不重要的概念。重要的那个概念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而是两者的基本致病特征，即对机体的基本需要和自我实现加以阻碍的威胁，或实际存在的阻碍。
一般动力学理论以及各种具体的实验结果都表明，有必要个别地界定威胁。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界定一种情况或威胁时，不仅要着眼于整个种类都有的基本需要，还要着眼于面临着自己的独特问题的个别机体。这样，挫折和冲突二者的定义常常都是只依据外部的情况，而不是依照机体对这些外部情况的内在反应和感知而下的。又一次必须指出，心理创伤的境况不同于对创伤的感受；一个创伤性的境况可以具有心理威胁性，但不一定非要如此。如果处理得当，它的确可能具有教育和强化功能。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某一特定情况是被机体理解成了一种威胁呢？ 对于人类来说，这可以很容易地由足以描述整体人格的方法做出判断，如心理分析法。这些方法可以使我们知道一个人需要什么，缺乏什么，什么在威胁他。与普通大众或神经质的成人相比，健康的成人总体来说更少受外在境遇的威胁。我们仍必须记住，虽然这种成年人的健康是幼年时代的免受威胁或成功地克服威胁所带来的，随着年月的推移，它变得对威胁越来越有免疫力。例如，实际上，不可能去威胁一个非常自信的人的男子汉气概。对于一个在一生中充分地被人所爱、感受到自己值得被爱的人来说，失去了爱并不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必须又一次借助于机能自主原则来理解这一点。
动力理论所必然得出的最后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必须永远把威胁感看做其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其他反应的动力性刺激。如果我们不同时知道这种威胁感会导致什么，会使个体做什么，机体会如何对威胁做出反应，那么对于任何机体内的威胁，也不可能进行完整的描述。当然，在神经症理论中，绝对是既有必要了解威胁感的实质，又有必要了解机体对这种感觉的反应。
有必要指出，威胁这一概念中包括一些既不属于冲突，也不属于挫折的现象（在这些名词通常的意义上）。某些类型的严重疾病可能会导致心理疾患。一个心脏病非常频繁发作的人，其行为方式是一种受到了威胁者的行为方式。对于小孩来说，生病、去医院的经历除了会对他施加剥夺外，这些经历本身常常就是具有直接威胁性的。
我们还可以把非常基本的和严重的精神创伤加入我们的非冲突、非挫折性威胁影响的名单中。有着非常严重的意外事故经历的人或许会得出结论说他/她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并且死亡永远是近在眼前。面对着如此不可抗拒的强大和威胁性的世界，一些人似乎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甚至对最简单的能力也失去了信心。当然，其他不很严重的精神创伤的威胁性会较小。我还想补充一点：这样一种反应更经常地出现于某一类人身上——他们具有某种特定类型的性格结构而使他们更易受到威胁。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的濒临死亡都可能会（但也不一定）使我们置身于一个受威胁的状态，其原因是，在此，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基本的自信。当我们再也不能控制局面，当我们难以忍受这世界，当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命运的主宰，当我们再也无法控制世界或控制我们自己时，我们当然可能会谈及受威胁的感受。其他“我们无能为力”的境遇有时也会令人感到具有威胁性，或许剧痛应属于此类。对此我们确实是无能为力的。 通常是属于一个不同类别的现象或许也可能被归于这个概念之下。例如，我们可能谈及突然而强烈的刺激，无预感的突然坠落、失足、任何无法解释或不熟悉的事情、生活常规或节奏被打乱，这些对于儿童来说是威胁性的，而不仅仅是产生情感反应。 当然，我们也必须谈到威胁最核心的方面，即直接的剥夺、阻碍，或危及基本需要（羞辱、排斥、孤立、失去威望、失去力量）；这些都是具有直接的威胁性的。另外，对能力的误用或弃用直接地威胁着自我实现。最后，对于非常成熟的人来说，指向超越性需要或存在的价值的危险可能是具有威胁性的。
与戈尔茨坦（Goldstein，1939，1940）的观点相一致的是，我们可以把对威胁的大部分个人体验理解成为是一种境遇，一种抑制或威胁终极自我实现的发展的境遇。这种对未来和对现实破坏的强调有着许多严重的后果。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引入弗洛姆的革命性概念“人本良心”（humanistic conscience）作为对偏离成长或自我实现之路的知觉。这个概念大大地弥补了相对主义和弗洛伊德的“超我”这一概念的不足。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把威胁等同于抑制成长这一做法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现在是主观无威胁性的境遇，在将来却是威胁性的或抑制成长的。孩子们或许现在希望得到满足，这种满足会使他们高兴、平静下来、感激，却也会是抑制成长的。一个例子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纵容，导致孩子恣意妄为。
把神经症的起源等同于最终是有缺陷的发展，由于这种思想的一元化的性质，从中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我们是说，所有的或大部分的疾患来源于单一的源泉；神经症状的病源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那么疾患的不同症候群是来自哪里呢？或许不仅致病原因（pathogenesis）和心理病理学是一元的，或许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医学模式中不同的疾病类型，实际上是肤浅的分类，它们是对一个更深层次的同一疾患的不同的特殊反应，正如霍妮所宣称的那样（Horney，1937）。针对安全感一非安全感的S-I测验（Maslow，1952）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之上的，并且迄今为止，它似乎相当成功，可以分辨出具有一般性心理疾患的大众，而不是仅能分辨歇斯底里、忧郁症或焦虑性神经症。
因为在这里，唯一的目的是要指出，重要的问题和假设是由这种心理病理学理论所产生出来的，所以现在不再进一步地探究这些假设。只需要强调它的统一的、简化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下面的这一些都在我们的感觉中被感受为威胁：对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包括自我实现）以及它们的前提条件的可能或现实的阻碍，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对机体总体完整性的威胁，对机体整合性的威胁，机体对世界的基本把握所受到的威胁，以及对终极价值的威胁。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威胁，确实有一个方面是我们所永远不能忽视的。一个终极的定义，无论它还包括着什么，肯定必须是有关于机体基本的目标、价值或需要的。这意味着，反过来，任何心理病理学理论必须直接地建立在动机理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