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试图系统地阐述一个积极的动机理论。它将满足前一章列举的理论要求，同时又符合已知的、临床的、观察的以及经验的事实。但它最主要是由临床经验直接导出的。我想，这个理论符合詹姆士（James）和杜威（Dewey）的机能主义传统，并且与韦特海默（Wertheimer）、戈尔茨坦（Goldstein）和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论，以及弗洛伊德（Freud）、弗洛姆（Fromm）、霍妮（Horney）、赖希（Reich）、荣格（Jung）和阿德勒（Adler）的心理动力学相融和。这种融和或综合可以称为整体动力理论。
1.生理需要
通常作为动机理论基点的需要是所谓的生理驱力（physiologicaldrives）。但最近的两项研究使我们有必要修正我们对这些需要的看法。
这两项研究是：（1）体内平衡概念的发展；（2）发现口味（在食物中进行的优先选择）相当有效地指明了体内实际的需要或者匮乏。
体内平衡指的是身体维持血液的经常和正常状态的一种无意识的努力。坎农（Cannon，1932）描述了这一过程。其内容有：（1）血液的水含量，（2）盐含量，（3）糖含量，（4）蛋白质含量，（5）脂肪含量，（6）钙含量，（7）氧含量，（8）恒定的氢离子标准（酸碱平衡），（9）血液的常温。很明显，其内容还可以包括其他无机物，以及荷尔蒙、维生素等。
杨（Young，1941，1948）对口味与身体需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作了如下概括：如果身体缺乏某种化学物质，人就会趋向于（以一种不完善的方式）发展出针对那种缺少的食物成分的专门口味或癖好。
那么，似乎不可能也没必要罗列出基本的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 needs）。因为，只要我们愿意，它们的数字可以任意地增大或缩小，完全取决于描述的专门性程度。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所有的生理需要都是满足体内平衡的需要。现在尚未证实性欲、困倦、单纯的活动或运动（sheer activity）以及动物身上的母性行为是不是体内平衡的。而且，这种罗列将不会包括各种感觉上的快意（例如味觉、嗅觉、搔痒、抚摩等），这些快意很可能是生理性的，并可能成为动机行为的目标。我们也不知道应如何解释这一事实：机体在趋向于呆滞、懒惰和懈怠的同时，还有对活动刺激和兴奋的需要。
前一章已指出，这些生理驱力或需要应看成是独特的而不是典型的，因为它们是可孤立的，在身体上是可定域的。这就是说，它们既彼此相对孤立，又相对独立于其他层次的动机，也相对独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机体。其次，在许多情况下都可能为这种驱力找到一个局部的、潜藏的躯体基础。这不如料想的那样普遍准确（疲劳、困倦、母性反应例外），但对于饥饿、性欲以及渴望的情况却是确切的。
应当再次指出的是，任何生理需要同时起着疏导其他种种需要的作用。例如，一个认为自己饿了的人也许实际上更多的是正在寻求安慰或依赖，而不是在寻求蛋白质或维生素。反之，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活动，如喝水、抽烟等来部分地解除饥饿感。也就是说，这些生理需要是相对独立的，但并非彻底独立。
毋庸置疑，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绝对优势。具体说，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是生理需要而不是其他需要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于食物的渴望可能最为强烈。
如果所有的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并且机体因此而受生理需要的主宰，那么，其他需要可能变得似乎全然消失，或者退居幕后。这时就可以公正地说，整个机体的特点就是饥饿，因为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所控制。此时，全部能力都被投入到解决饥饿的活动中去。这些能力的状态几乎完全为解决饥饿这一目的所决定。感受器、效应器、智力、记忆、习惯，这一切现在可能仅限于是解决饥饿的工具。那些对于达到这一目的没有用处的能力则处于休眠状态或者隐蔽起来。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写诗的冲动、买汽车的欲望、对美国历史的兴趣、对一双新鞋的需求等，都被忘记，或者变得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对于一个饥饿已经达到危险程度的人。除了食物，其他任何兴趣都不存在了。他的梦境里是食物，记忆里是食物，思想活动的中心是食物，感情的对象是食物。他只感知到食物，只想获得食物。在组织平稳地进食、饮水或性行为的过程中，通常与生理驱力融合在一起的更为微妙的决定因素现在可以被吞没得如此干净彻底，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此时（但仅仅是在此时）带着解除痛苦这一绝对目的来谈论纯粹的饥饿驱力和行为。
当人的机体被某种需要主宰时，还会显示出另一个奇异的特性：人关于未来的人生观也有变化的趋势。对于一个长期极度饥饿的人来说，乌托邦就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他往往会这样想，假如确保他余生的食物来源，他就会感到绝对幸福并且不再有任何其他奢望。对他来说，生活本身的意义就是吃，其他任何东西都不重要。自由、爱、公众感情、尊重、哲学，都被当作无用的奢侈品放在一旁，因为它们不能填饱肚子。可以说，这种人此时仅仅是为了面包而活着。
不能否认这类情况的真实性，但可以否认它们的普遍性。危急情况在正常运行的和平社会里几乎可以肯定是罕见的。这个明显的道理之所以会被忘记，主要应归咎于两个原因：其一，老鼠除生理动机外，很少有其他什么动机，既然在这些动物身上做了这么多有关于动机的研究，那么就很容易将老鼠的情况转用于人。其二，人们总是认识不到文化本身也是一种适应性的工具，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使生理上的危急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少。在大多数已知的社会里，经常处于危急状态中的极度饥饿是罕见的，而不是普遍的。至少这在美国是事实。当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说“我饿了”之时，他是在感受食欲而不是饥饿。他最多只可能偶然遭遇生死攸关的饥饿，一生中不过只有几次。
显然，遮掩高级动机，对人的能力和本性持片面观点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使机体长期处于极度饥饿和干渴状态。如果有人试图使危急情形典型化，使用人在极度的生理匮乏时期的行为来衡量人的全部目标和欲望，那么他一定对许多事实视而不见。“人只靠面包活着”并不是谬论——但这只有在没有面包时才是事实，那么当面包充足，并且人们腹中长期有食物时，欲望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2.需要层次的动力学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更高级的）的需要会立即出现，这些需要（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开始控制机体。当这些需要得到满足后，又有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出现了，依此类推。我们说人类的基本需要组成一个相对优势（prepotency）的层次，就是指这个意思。
这句话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在动机理论中，满足成为与匮乏同样重要的概念。因为它将机体从一个相对来说更强的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而允许更加社会化的目标出现。生理需要以及它们的局部目的，在长期得到满足时，就不再是行为的活跃的决定因素和组织者了。它们只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即如果遭受挫折，它们会再次出现，并控制机体。然而，已得到满足的要求（want）就不再是要求。机体的控制者和行为的组织者只能是未满足的需要。如果饥饿得到满足，它在人们目前的原动力中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这种说法可以表述为一个在后面要加以更详细讨论的假设：正是那些某种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的人最能忍受将来这种需要的匮乏，而过去一直被剥夺了这种对需要的满足的人对于目前需要的满足情况的反应则将与他们不同。
3.安全需要
如果生理需要相对充分地得到了满足，接着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需要，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纳为安全类型的需要（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的需要、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对界限的需要以及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上面谈到的生理需要的所有特点同样适合这些欲望，不过程度稍弱。它们同样可能完全控制机体，几乎可能成为行为的唯一的组织者，调动机体的全部能力来为其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机体描述为一个寻求安全的机制，感受器、效应器、智力以及其他能力则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正如在饥饿者那里表现的一样，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不仅对于个人目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对其未来的人生观都是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它们由于被满足，现在不受重视了）。假如这种状态表现得足够严重，持续得足够长久，那么，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仅仅为了安全而活着。
这一章我们的兴趣主要是在成年人。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幼儿和儿童来更有效地获得对成年人的安全需要的理解。因为，在他们身上，这些安全需要要简单、明显得多。幼儿对于威胁或者危险的反应更为明显，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根本不抑制这个反应。而我们社会中的成年人却学会不惜任何代价压抑它。因此，当成年人真正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时，我们可能在表面上看不出这一点。假如幼儿突然受到干扰，或者跌倒，或者受到高声喧闹、闪电以及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威吓，或者受到粗鲁地对待，或者在母亲怀中失去支持，或者感到食物不足，等等，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地做出反应，仿佛遭遇了危险。
我们在幼儿身上还能看到他们对各式各样的身体不适的更直接的反应。有时，这些不适似乎立即具有本质上的威胁，使幼儿感觉不安全。例如，呕吐、腹痛或者其他剧烈的疼痛会使孩子用不同方式看待整个世界。可以假设，这类痛苦的时刻，在孩子看来，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得暗无天日，仿佛变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在这里，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稳定了。这样一个因为吃不好的食物致病的孩子有一两天会感到害怕，夜里做噩梦，并且还有一种他病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就是要求保护和一再的保证。最近，一些论述外科手术对儿童心理上的影响的著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儿童的安全需要还表现在他喜欢一种安稳的程序或节奏。他似乎需要一个可以预见的有秩序的世界。例如，父母方面的非正义、不公正或相互矛盾似乎使孩子感到焦虑和不安全。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来源于不公正本身，或者由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痛苦，不如说这样的待遇是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不可预见的凶兆。在一种至少有一种框架轮廓的系统里面，儿童似乎能更健壮地成长，在这种系统里，不仅对于现在，而且对于将来，都有某种程序和常规、某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教师和心理治疗师发现，有限度的许可，而不是不受限制的许可，更为儿童欢迎和需要。也许可以这样更精确地来表达这一意思：儿童需要一种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不是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父母在正常家庭结构的中心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家庭内部的争吵、动手打架、分居、离婚或死亡往往是特别可怕的。同样，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吓唬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粗声粗气地对他讲话，粗暴地对待他，或者对他实行体罚，这一切有时竟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惶恐万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这里面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皮肉之苦。的确，在某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同时也是害怕失去父爱或者母爱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依附于仇视他们的父母似乎不是出于对爱的希望，而纯粹是为了求得安全和保护。
让一个普通的孩子来面临新的、陌生的、奇特的、无法对付的刺激或者情况，常常会引起威胁或者恐惧的反应，例如从父母身边走失，甚至在短时期内同父母分离，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新的情况或者新的任务，看到奇特的、不熟悉的或者应对不了的物体，面对疾病、死亡等。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发疯似的依附于父母，这雄辩地证明了父母作为保护人的作用（且不说他们作为食物提供者和爱的提供者的作用）。
从这些观察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我们社会中的普通儿童以及成年人（在后者身上不甚明显）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无论遇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免于受难。
在儿童身上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这些反应，这从某个方面来说，证明了我们社会中的儿童不安全的感觉极强（或者一句话：他们没被抚养好）。在一个没有威胁的、洋溢着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通常不会有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反应。在这类孩子身上，大部分威胁反应往往起因于连成年人也觉得有危险的事物或情况。
在我们的文化中，健康或者幸运的成年人在安全需要方面享有很大程度的满足。安全、运转顺利、稳定、健全的社会通常都会使自己的成员感到不受野兽、严寒酷暑、非法攻击、谋杀、动乱、暴政等的威胁。因此，从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看，不会再有什么安全需要能成为他的有效（active）动机。正如一位吃饱了的人不再感到饥饿，一个身处安全之中的人不会感到危险。如果我们想直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需要，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神经质的或者接近神经质的人，转向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穷困潦倒之辈，或者转向社会动乱、革命或者权威的崩溃。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只能在下列现象中观察到安全需要的表现：例如人们一般都愿意找有保障的、可以终身任职的工作，渴望有一个银行户头和各种类型的保险（医药、牙医、失业、残疾、老年保险等）。在世界上寻求安全和稳定的努力还有一些范围更广的方面，这些方面见于一种极为常见的偏爱：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不熟悉的事物（Maslow，1937）；或者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的、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寻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将一般科学或者哲学列为部分地是由安全需要所促成的（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科学、哲学或者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时还有别的促动因素）。
不然的话，只有在真正的危机状态中，才能将安全需要看做是调动机体潜能的活跃和支配因素，这些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解体、神经症（neurosis）、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些患神经症的成年人在对于安全的渴望上，有很多方面都与感到不安全的儿童一样，只是这种现象在成年人身上表现得更特殊罢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胁所引起的，这些威胁存在于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着威胁的世界之中。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像每时每刻都会有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好像是在对危急情况作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一位保护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可以极为有用地将神经症患者描述为保留着童年时式世界观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一个患神经症的成年人，其一举一动都仿佛是真的害怕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亲不高兴，或者被父母抛弃，或者被夺走食物。仿佛他的孩子气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已经转入了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成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可以被一些会让儿童感到担惊受怕、威胁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在这方面，特别是霍妮（Horney，1937）写了一些有关基本焦虑的很好的文章。
在一种类型的神经症中，对安全的寻求表现得最为明晰。这就是不由自主的、如痴如醉型的神经症。这类神经症的患者发疯似的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便确保绝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无法预料或者不熟悉的危险情况。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清规戒律和程式将自己围护起来，这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偶然事变都能应付得了，这样，也可以使新的偶然事变不再发生。这类病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例如通过避免接触所有奇特、陌生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整理得有板有眼、井井有条，使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事情都出不了格。他们试图将世界安排得使任何出人意料的事情（危险）都不可能发生。如果竟然发生了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而且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所致，那他们就会有一种惊惶失措的反应，似乎这个出人意料的事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在健康人身上所看到的不算过分的偏爱，例如对熟悉的事情的偏爱，到了不正常的人身上，就成了一种生死攸关的反常需要。对新奇和未知事物健康的趣味，在一般神经症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者只是在最低的限度上存在。
在存在着对法律、秩序、社会权威的真实威胁的社会环境中，对安全的需要可能会变得非常急迫。混乱或极端的威胁会导致大部分人出现退化现象：从高级需要向更加急迫的安全需要退化。一个常见、几乎是预料之中的反应，是更容易接受独裁或军事统治。这一点对所有的人都是成立的，包括健康的人，因为他们在对危险做出反应时，也倾向于现实主义地向安全需要的层次退化，以备防御。但这似乎最有可能发生在生存在安全线附近的人身上。对权威、合法性、法律的象征的威胁特别能使他们感到不安。
4.归属和爱的需要
如果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并且以此为中心，重复着已描述过的整个环节。对爱的需要包括感情的付出和接受。如果这不能得到满足，个人会空前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心爱的人、配偶或孩子。这样的一个人会渴望同人们建立一种关系，渴望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作出努力。他将希望获得一个位置，胜过希望获得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他甚至可以忘记：当他感到饥饿的时候，他把爱看得不现实、不必需和不重要了。此时，他强烈地感到孤独，感到在遭受抛弃、遭受拒绝，举目无亲，尝到浪迹人间的痛苦。
关于归属需要我们掌握的科学资料很少，尽管在小说、自传、诗歌、戏剧以及新兴起的社会问题文学中，它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借助文学作品我们大致了解了工业化社会引起的频繁迁徙、漫无目标、流动性过大给儿童身心带来的损害；儿童们变得没有根基或蔑视自己的根基，蔑视自己的出身及自己所在的团体，他们被迫同自己的亲朋好友分离、同父母姐弟分离，体会到作为一名过客、一名新来乍到者而不是作为一名本地人的滋味。我们还低估了邻里、乡土、族系、同类、同阶层、同伙、熟人、同事等种种关系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我们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忘记了我们要结群、加入集体、要有所归属的动物本能。
我相信，训练小组（T-groups）、个人成长组织、专门性社群的大规模和迅速的增加，也许部分地是由于受到了这种没有得到满足的对接触、亲密、归属的需要的推动。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可能是为了抵消广泛存在的疏离感、陌生感、孤独感等，这些感受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强、传统社群的瓦解、家庭活动的分散化、代沟和持续的城市化而变得更加恶化。我还强烈地感到，一部分的青年反叛组织——我不知道有多少或在什么程度上——是起因于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对群体感、对接触、对真实的归属感的深刻渴望。无论这种共同的敌人是什么，它仅仅通过设置一个外来的威胁，就能够形成一个亲善的组织。类似的情形曾发生在士兵之间，他们被共同的外来危险推入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的兄弟关系，结果往往是整个一生他们都会紧密相依。如果一个好的社会要发展、要健全，它就必须满足人们的这一渴望。
在我们的社会中，从适应不良和更严格的病理学的案例来看，这些需要的挫折是这类案例的最普遍的、基本的核心。爱和情感，以及它们在性方面的表达，一般是被暧昧看待的，并且习惯性地受到许多限制和禁忌。实际上，所有精神病理学家都强调，对于爱的需要的阻挠是造成适应不良情况的根本性所在。因此，在临床研究方面，有许多关于爱的研究，除了生理需要外，我们对于它的了解也许比对其他需要的了解更多。苏蒂（Suttie，1935）对我们的“温柔禁忌”有非常精彩的分析。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爱和性并不是同义的。性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一般的性行为是由多方面决定的，也就是不仅由性需要决定，也由其他需要决定，其中主要是爱和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既包括给予别人的爱，也包括接受别人的爱。
生理需要来研究。一般的性行为是由多方面决定的，也就是不仅由性需要决定，也由其他需要决定，其中主要是爱和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既包括给予别人的爱，也包括接受别人的爱。
5.自尊需要
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获得对自己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即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对实力、成就、权能、优势、胜任以及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的欲望。第二，对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地位、声望、荣誉、支配、公认、注意、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等的欲望。这些需要相对来说更被阿德勒（Alfred Adler）及其拥护者们强调，而被弗洛伊德所忽视。然而，今天在心理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之中，对于它们的突出的重要性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注意。
自尊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会使人丧失基本的信心，使人要求补偿或者产生神经症倾向。
从神学研究者关于骄傲和傲慢的讨论，从弗洛姆关于一个人对自己天性的虚假的自我知觉的理论，从罗杰斯关于自我的研究，从像兰德（Ayn Rand，1943）这样的随笔作者以及其他来源那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基于他人的看法而不是基于自己真实的能力、潜力和对工作的胜任的自尊的危险性。最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的来自于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无根据的奉承之上。即使在这里，将基于单纯的意志力量、决心和责任感所取得的实际的胜任情况和成就，与凭借人的真正的内在天性、素质、遗传基因或者天分（或者如霍妮所说，依靠人的真实自我而不是理想化的虚假自我）非常自然、轻松地取得的成就区分开是很有帮助的（Horney，1950）。
6.自我实现的需要
即使所有这些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们仍然可以（如果并非总是）预期：新的不满足和不安往往又将迅速地发展起来，除非个人正在从事着自己所适合干的事情。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需要。关于自我实现的更充分的描述请看本书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
“自我实现”这一术语是戈尔茨坦首创的（Goldstein，1939），本书在一种更加特殊和有限的意义上予以采用。它指的是人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self-fulfillment）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人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那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在满足这一需要所采取的方式上，人与人是大不相同的。有的人可能想成为一位理想的母亲，有的人可能想在体育上大显身手，还有的人可能想通过绘画或创造发明。在这一层次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自我实现需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明显的出现，通常要依赖于前面所说的生理、安全、爱和自尊需要的满足。
7.满足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
基本需要的满足有一些直接的先决条件，包括在无损于他人的前提下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表达自由、调查研究的自由、寻求信息的自由、防御自由以及集体中的正义、公平、诚实、秩序等。这些条件不是目的本身，但它们接近目的，因为它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太密切，而基本需要显然本身就是唯一的目的。对它们的威胁会导致应激反应，似乎存在着对基本需要的直接威胁。之所以要捍卫这些条件，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是很不可能的，至少也会是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假如我们没有忘记，认知能力（感性和理性学习）是一整套适应性工具，它们除了其他功能之外，还有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的作用。很明显，它们所遭遇的任何威胁，对其自由运用的任何剥夺或阻碍，一定也会直接地威胁基本需要本身。这个观点部分地解决了这样一些普遍的问题：好奇心，对于知识、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以及解释宇宙之谜的顽强的欲望。保密、新闻审查、不诚实、对交流的阻碍威胁着所有这些基本需要。
1.认识和理解的欲望
我们对于认知冲动，对于它们的动力或病态了解甚少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临床上并不重要，在由医疗传统（即旨在消除疾病）主宰的诊所里当然也是如此。在这里，没有传统神经症病例中纷繁的、使人激动的谜一样的病状。认知心理病理学苍白无力，容易被忽略，认知的心理病态往往被解释为正常，并不迫切地需要治疗。结果，我们在心理治疗和心理动力理论的伟大创立者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等的著作中全然找不到论述这个主题的内容。
希勒（Schilder）是我所知道的在其著作中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谈好奇心和认识的唯一心理分析学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附带地提到过认识的需要。获取知识，使宇宙系统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另外，探究和表达的自由也被作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得到了详细论述。尽管这些论述有它们的作用，但它们并非对于好奇、学习、推究哲理、实验等的促动角色作用等问题的最终答案，它们至多只是不完全的答案。
我们知道，获取知识有一些消极的决定因素（例如焦虑、恐惧等），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合理的理由假设一些根本上是积极的冲动：满足好奇心、了解、解释、理解（Maslow，1968）。
（1）类似人类好奇心的东西很容易在高级动物身上观察到。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指头捅进窟窿，在各种情境中进行探索，在这些情境中，不大可能有饥饿、害怕、性欲、安抚等需要的存在。哈洛的实验（Harlow，1950）以一种可接受的实验方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2）人类面对特大危险时也会追根寻源并做出解释，甚至对于危及生命的情况也不例外。对此，人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实例。无名的“伽利略”一直层出不穷。
（3）对于心理健康者进行的研究表明，作为这一类人的一个特征，他们着迷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绪的或未得到解释的事物。这些特点似乎正是引人入胜之处，这些领域本身就非常有趣味。相比之下，他们对人所共知（the well-known）的事情则往往感到索然无味。
（4）尝试从心理病态出发进行外推或许是可行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临床观察上）都显示出强硬而急切地固守熟悉的事物，害怕不熟悉的、无规则的意外的事物，害怕无秩序状态的倾向。另一方面，有些现象也许又会显示相反的可能性。这些现象包括不自然的违抗习俗，顽固地反对任何权威，行为狂放不羁，渴望使人震惊等。这些都可能在一些神经症患者以及处于反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人身上发现。
（5）当认知需要受到挫折时，很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心理病态的结果（Maslow，1967，1968c）。下面的临床印象也是的确存在的：我见过几个实例，它们清楚地告诉我，一些变态现象（兴味索然、对生活失去热情、自我厌恶、压抑身体的功能、逐步破坏理性生活和各种趣味等）产生于那些感到生活乏味、工作枯燥的智者中间。我这里至少有一个实例显示了适当的认知治疗有消除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这种治疗包括恢复业余学习，寻找一个需要更多脑力的工作，以及进行观察、顿悟。我见过许多聪明的、富裕的（prosperous）、无所事事的妇女逐渐发展了这些智力营养缺乏（intellectual inanition）的症状；常常有些人按照我的劝告埋头做一些与他们相称的事情，结果他们自身的症状有所好转或者痊愈了，这足以使我清楚地感觉到认知需要的存在。在那些新闻、消息、事实的来源被切断的国家，在那些官方的理论与明显的现实极相矛盾的国家，至少一部分人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不相信任何价值，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怀疑不言而喻的东西，丧失道德，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发生深刻的瓦解，等等。另一部分人似乎采取了更消极的方式：沉闷、顺从、丧失主动性、丧失能力和与世隔绝（coarctation）。
（6）了解和理解的需要在幼年晚期和童年期就表现出来，并且可能比成年期更强烈。不仅如此，无论怎样解释，这似乎是成熟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学习的结果。孩子没有必要让人去教他好奇，却可能被收容教养机构教导不要去好奇，例如戈德法布（Goldfarb）的研究所显示的。
（7）最后，满足认知冲动能够使人主观上有满意感，并且产生终极体验（end-experience）。虽然人们注重所得的成果、收获等，忽视洞察（insight）和理解的这一方面，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任何人的生活中，洞察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欢快、幸福、激动的时刻，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中的一个高峰时刻。对障碍的克服、遭受挫折时反常状态的出现、广泛发生的事件（跨物种、跨文化的），那种永不消失（虽然微弱）的持续的压力，满足这些需要的必要性（作为人类潜能的最充分发展的一个前提），在个人早期历史中自然出现的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基本的认知需要。
但是，这种假设并不全面，即使在我们认识到了之后，我们仍在不断地受到激励，一方面要使认识越来越细致入微，另一方面又朝着某种宇宙哲学、神学等方向发展而使认识越来越广阔博大。我们获得的事实如果是孤立的或者原子式的，它们终究要被理论化，不是被组织就是被分析，或是两者兼有。这个过程被一些人称为寻求意义的过程。那么我们再来假设一些欲望：理解的欲望、系统化的欲望、组织的欲望、分析的欲望、寻找联系的欲望、寻找意义的欲望、创立价值系统的欲望。
一旦允许讨论这些欲望，我们会发现它们也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层次系列，其中了解的欲望（the desire to know）优先于理解的欲望（the desire to understand）。我们曾描述过的优势层次集团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似乎也适用于这个小集团。
我们必须提防那种极易发生的将这些欲望与前面论及的基本需要分离的倾向，即在认知需要和意动需要之间采取绝对的两分法。了解和理解的欲望本身就是意动的，即它们具有力争（striving）的特点，并且如同基本需要一样，也属于人格需要（personality needs）。再者，正如我们所知，这两个集团是相互关联而不是截然分离的，并且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它们是彼此协作而又相互对抗的。有关这一部分中的论点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我的另一部著作《存在心理学探索》（Maslow，1968c）。
2.审美需要
我们对审美需要的了解比其他需要少，但历史、人性和美学的证据不允许我们回避这个（对于科学家来说）似乎令人不快的领域。我曾以经过选择的人为对象，在临床一人格学的基础上努力尝试研究这种现象并且至少使我自己确信，在某些人身上，确有真正的基本的审美需要。丑会使他们表现出某种病态，美会使他们痊愈。他们积极地热望着，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热望。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健康儿童身上都有体现。关于这种冲动的证据在任何文化的所有时期都可以找到，甚至可追溯到洞穴人时代。
审美需要与意动、认知需要的重叠之大使我们不可能将它们截然分离。秩序的需要、对称性的需要、闭合性（closure）的需要、行动完美的需要、规律性的需要以及结构的需要，可以统统归因于认知的需要、意动的需要或者审美的需要，甚至可归于神经症的需要。
1.需要层次中的例外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这个层次集团说成仿佛是一个固定的等级集团，然而实际上它并不完全像我们可能已描述的那样刻板。的确，我们研究的大多数人的这些基本需要似乎都是按照已经说明过的等级次序排列的，但也一直有许多例外。
例如：
（1）对于有些人来说，自尊似乎就比爱更重要。层次序列中的这种最普通的等级颠倒通常起因于这样一种观念的发展：最有可能获得爱的人是一些意志坚定的人或者有权威的人，他们令人尊敬或者敬畏，他们充满自信或者敢作敢为。因此，缺乏爱并且寻求爱的人可能竭力表现得具有进攻性和自信心。然而实质上，他们寻求高度的自尊以及自尊在行为上的表现方式，与其说是为了自尊本身，不如说是将它作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他们的自我表现（self-assertion）是为了爱，而不是自尊本身。
（2）另有一些显然是天生具有创造性的人，他们的创造驱力似乎比其他任何一种反向决定因素（counter-determinant）都重要。他们的创造性的出现不是作为由于基本需要的满足释放出的自我实现，而是作为不顾基本需要满足的匮乏的自我实现。
（3）有一些人的志向水平可能永远处于压低或者压抑状态，也就是说，在层次序列中占劣势的目标可能干脆被丢失，并且可能永远消失，结果，这个在一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度日（如长期失业）的人，可能在余生中继续仅仅满足于获取足够的食物。
（4）所谓心理变态人格是永久丧失爱的需要的另一个例证。根据掌握的很多材料来看，这些人从生命的头几个月开始就缺乏爱的哺育，现在已经永远丧失了爱的需要和给予爱的能力以及接受感情的能力（就像动物因出生后并未立即锻炼而丧失了吸吮或者啄食的反应能力一样）。
（5）等级颠倒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一种需要长期得到满足后，这种需要的价值就可能被低估。从未体验过长期饥饿的人很容易低估饥饿的影响，将食物看成无足轻重的东西。如果他们为高级需要所控制，这个高级需要的重要性似乎压倒一切，那么很有可能，并且确有其事，他们可能为了这个高级需要而使自己陷入不能满足某种更基本的需要的困境。我们可以预料，在这种更基本的需要长期匮乏之后，会出现重新估价这两种需要的倾向，这样，优势需要将会在曾经将它轻易放弃的人的意识中真正占据优势地位。例如，一个为保其自尊而宁愿失去工作的人，在经历了六个月左右的饥饿后，可能愿意找回工作，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
（6）对于表面的等级颠倒还有一个不完整的解释：我们一直是从意识中感觉到的需要或欲望的角度而不是从行为的角度来讨论层次优势的。观看行为本身可能给我们带来错误的印象。我们的观点是，当一个人同时缺乏两种需要时，他会想满足其中更基本的一个，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让我们再次强调，除了需要和欲望，行为还有许多的决定因素。
（7）也许比这些例外都重要的是那些涉及理想的高尚的（high）社会准则、价值观等的例外。具有这类价值观的人会成为殉道者，他们为追求某个理想或价值可以放弃一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基本概念（或者假设）来理解这些人。这个概念可以称为由于早期的满足而增强的“挫折承受力”（frustration-tolerance）。在生活中基本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特别是在早年得到满足的人似乎发展了一种经受这些需要在目前或将来遭到挫折的罕有力量，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具有作为基本满足的结果的坚固健康的性格结构。他们是坚强的人，对于不同意见或者对立观点能够泰然处之，他们能够抗拒公众舆论的潮流，能够为坚持真理而付出个人的巨大代价，正是那些给予了爱并且获得了充分的爱、与许多人有着深厚友谊的人能够面对仇恨、孤立、迫害而岿然不动。
以上所述抽掉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所有关于挫折容忍力的全面讨论中还包括一定数量的习惯问题。例如，那些习惯于长期忍受某种程度饥饿的人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忍受食物的匮乏。在忍耐缺乏产生的适应力和以往的满足产生的挫折承受力之间，必须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平衡？这仍旧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我们可以假设两种倾向都在起作用，二者并行不悖，因为它们并不互相冲突。说到增强的挫折容忍力这种现象，最重要的满足似乎很有可能是在生命的头两年中提供的。这就是说，在早年就被培养成坚强的有信心的人往往后来面对任何威胁仍旧能保持这样的性格特征。
2.满足的不同程度
到此为止，我们的理论上的讨论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即这五个层次的需要似乎是按下面的关系排列的：如果一个需要得到满足，则另一个需要相继产生。这个说法可能会造成这样的虚假印象：一个需要必须100%地得到满足，下面的需要才会出现。事实上，对于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未得到满足。要想更加真实地描述这个层次序列，就应该在这个优势层次序列中逐级减小满足的百分比。例如，为了说明情况，我可以任意假定一些数字，也许一般公民大概满足了85%的生理需要、70%的安全需要、50%的爱的需要、40%的自尊需要、10%的自我实现需要。
至于说到一个新的需要在优势需要（prepotent need）满足后出现这一观念，这种出现并不是一种突然的、跳跃的现象，而是缓慢地从无逐渐到有。例如，如果优势需要A仅满足了10%，那么需要B可能还杳无踪影。然而，当需要A得到25%的满足时，需要B可能显露出5%，当需要A满足了75%时，需要B也许显露出50%，等等。
3.无意识的需要
这些需要既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也不一定是无意识的。然而从整体来看，在一般人身上，它们通常是无意识的。在这一点上，没有必要查找一大堆证据来表明无意识动机的绝对重要性。我们称之为基本需要的东西，通常大部分是无意识的，虽然对于某些富有经验的人（sophisticated），借助于恰当的方法，它们可能变为有意识的。
4.需要的文化特性
基本需要的分类还试图重视具体的欲望在不同文化中的表面差异背后的相对统一性。当然，任何具体文化中的某个人的有意识动机的内容通常会与另一个社会中某个人的有意识动机的内容极为不同。然而，人类学家的共同经验是，在人与人之间，甚至是不同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相近程度远比我们首次与他们接触时产生的印象要大得多，并且随着我们对他们了解的加深，我们似乎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于是我们认识到，最惊人的差异不过是表面的，而不是根本的，例如，发型和衣服款式的差异，食物喜好的差异等。我们对基本需要的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解释文化与文化之间表面的多样性后面的这种统一性。但是，我们并不想强调这种统一性对于所有文化都是绝对的。我们的观点仅仅是，它比表面的有意识的欲望相对来说更加重要、更普遍、更根本，并且更加接近人类共同的特性。基本需要比表面的欲望或行为更为人类所共有。
5.行为的多种动机
这些需要绝不能被理解为某种行为的唯一的或者单一的决定者。例如，任何看来是由生理需要促动的行为都可能有多种动机，如吃东西、性享乐（sexual play）等。很久以来，临床心理学家发现，任何行为都可能是多种冲动发泄的渠道。或者换句话说，大多数行为都是由多种动机促成的。在动机决定因素（motivational determinant）的范围内，任何行为都往往由几个或者全部基本需要同时决定，而不是只由其中的一个决定。由一种动机决定的情况往往是例外。吃东西可以部分地是为了填饱肚子，而部分地是为了安抚（comfort）其他需要，改善其他需要的状况。一个人进行性行为，可能不仅出于性欲发泄的目的，而且还要确立自己男性的自信，或者是为了一次征服，获得强者的感觉，或者是为了赢得更基本的感情。作为说明，我想指出，如果不是在实践上，也至少是在理论上，对某人的一个单一的行为也可以进行分析，从中发现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表达。这一点与特质心理学（trait psychology）中更幼稚的一派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用一种品质或者一个动机来解释一种行为，即一个进攻性行为的根源仅仅是一种进攻性的特质。
6.非动机的行为
表达性行为与应对性行为（机能性的努力与目的性的追求）之间具有根本的区别。表达性行为并不试图做什么，它只是人格的反映。愚笨者言行愚笨，并不是他想要或者试图这样愚笨，不是他有这样的动机，而完全是由于他就是那样。同样，我说话时用男低音而不用男高音或女高音也是一个道理。一个健康孩子的漫不经心的动作，一个愉快的人独自一人时脸上露出的笑容，健康者走路时脚步的轻快和他站立时挺直的姿态，这些都是属于表达性的、非机能性的行为。另外，一个人言谈举止的风格，无论有无动机，几乎总是表达性的（Allport and Vernon，1933；Wolff，1943）。
那么，是否所有行为都表现或者反映了性格结构呢？答案是否定的。生搬硬套的、习惯的、机械的或者随波逐流的行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与刺激物相关的行为也大都属于这种情况。
最后有必要强调，行为的表达性和行为的目的性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范畴，一般的行为通常兼容两者（这一问题在本书第六章中有更全面的讨论）。
7.“以动物为中心”与“以人为中心”
这个理论是以人类，而不是以任何低级的、并且可能是更简单的动物为出发点的。在动物身上所获得的很大一部分发现被证明只适于动物而不适于人。研究人的动机要先从研究动物开始是毫无道理的。对于隐藏在这种貌似简单、普遍的谬误后面的逻辑，或更确切地说，对逻辑的背离，哲学家、逻辑学家以及科学家在各自的多种领域内都已给予了足够的揭露。就像研究地质学、心理学或者生理学不必先研究数学一样，研究人也不必先研究动物。
8.动机和病理学
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动机的内容，根据其与基本目的的接近程度，有着各自不同的重要性。一种对冰淇淋的欲望可能实际上是一种对爱的欲望的间接的表达。如果情况是如此，这种对冰淇淋的欲望就成了极为重要的动机。但如果冰淇淋只被当作爽口之物，或它仅仅引起偶然的食欲，这种欲望则相对来说不重要了。日常的有意识的欲望应该被看作是征兆，是更基本的需要的表面指示物，假如我们只承认这些表面的欲望的表面价值，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完全的混乱状态。这种状态永远不可能解除，因为我们忙于认真处理的是征兆而不是潜伏在征兆后面的东西。
挫伤不重要的欲望不会导致心理病理后果，但挫伤根本上重要的需要却肯定会导致这种后果。因此，任何一种心理病理理论都必须以一种合理的动机理论为基础。冲突或者挫折不一定会致病，只有当它们威胁或者伤及基本需要或者与基本需要紧密相关的局部需要（partial needs）时，才会致病。
9.满足的作用
前面已经多次指出，我们的一般需要通常是在优势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出现。因此满足问题在动机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某种需要一旦满足，就不再起积极的决定作用或者组织作用。
这意味着什么呢？举例说明，一个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就不再有对自尊、爱、安全等的需要。如果说他还有这类需要，就好比是打禅语似的说一个人吃饱了仍然饥饿，或者一个瓶子装满了仍然空着。如果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当下存在的动机，而不是过去的、未来的或可能的动机，那么已经满足了的需要就不必计算在内。出于实际考虑，必须把它看成不存在，或者已经消失了。这一点一定要强调，因为在别的动机理论中，它不是被忽视了就是被弄反了。完全健康的、正常的、幸运的人是没有性、饥饿、安全，爱、自尊或特权的需要的，只有在意外出现的具有短暂威胁的时刻，它们才会出现。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有，那么我们也必须肯定人人都有全部的病理反应能力，正如巴宾斯基（Babinski）的研究所示，因为假如人的神经系统遭到破坏，这些反应就会出现。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我才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在任何一种基本需要受到挫折时，很可能表现出病态，或者至少不如健康的人。这相当于我们把缺乏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的人称为病人。谁能说爱的匮乏不如维生素的匮乏重要呢？既然我们了解爱的匮乏有导致病态的作用，谁能说我们求助于价值问题的方式比医生诊断和治疗糙皮病或坏血病的方式不科学、不符合逻辑呢？
如果允许这么做，我干脆说健康人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充分发展和实现自己潜能的需要。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活跃的、长期的意义上具有任何其他的基本需要，那么可以说他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就像一个人突然特别缺盐或者缺钙就一定有病一样。如果我们可以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病态”一词，那么就应该面对人与其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下一个清晰的定义：既然一个基本需要满足匮乏的人应该被看做病人，既然这种基本需要的满足的匮乏是个人之外的力量造成的，那么个人的疾病完全来源于社会。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良好的社会或健康的社会：所谓良好社会或健康社会，就是通过满足其成员的所有基本需要来促使他们最高目的出现的社会。
如果这些论点显得不同寻常或者似是而非，读者可以认为它只是在我们不断变换方式考察人类更深层的动机时所出现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论点之一。当我们探索人究竟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之时，我们就接触到了人的本质。
10.功能自主
高级基本需要（higher basic needs）经过长期的满足后，可能变得既独立于它们的更强有力的先决条件，又独立于它们本身的满足。例如，一个爱的需要在其生命早期得到满足的成年人，在安全、归属以及爱的满足方面，比一般人更加独立。正是那些坚强、健康、自主的人最能经受住爱和声望的损失。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坚强和健康通常是由于安全、爱、归属和自尊的需要在早年长期得到满足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类人的这些方面在功能上已经具有自主性，即独立于曾产生这些方面的满足本身。我倾向于将性格结构看成是心理学中功能自主的重要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