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介绍关于动机的17个命题，任何一个合理的动机理论都应该把它们包括进去。在这些命题中，有一些真实得近乎平庸，但我感到有必要重新强调它们。还有一些也许会被认为不易接受、争议较多。
我们的第一个命题声明：个人是一个一体化的、有组织的整体。一些心理学家常常非常虔诚地同意这个理论上的声明，然后又平静地开始在实际的实验中忽视它。只有认识到它是实验上和理论上的现实，合理的实验和动机理论才会成为可能。在动机理论中，这个命题包含许多具体的要点。例如，受到促动的是一个完整的个人而不是个人的某个部分。在有效的理论中，不存在诸如肚子、嘴或生殖器的需要，而只有这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而不是他的肚子要吃东西。并且，感到满足的是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食物平息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而不是他的肚子的饥饿感。
把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仅仅当作他的肠胃系统的功能来对待，使实验者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当一个人感到饥饿时，他不仅在肠胃功能方面有所变化，而且在许多方面，或许甚至在他所具有的大部分功能方面都有所变化。他的感知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发现食物），他的记忆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回忆起一顿美餐），他的情绪改变了（他比其他时候更紧张、激动），他思想活动的内容改变了（他更倾向于考虑获得食物，而不是解一道代数题）。这些现象可以扩展到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所有其他的官能（faculty）、能力（capacity）和功能（function）。换句话说，当约翰·史密斯感到饥饿时，他被饥饿所主宰，他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时刻的人。
选择饥饿作为所有其他动机状态的典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明智、不合理的。通过更严密的分析可以看到，饥饿驱力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动机的实例。它比其他动机更孤立（以格式塔学派和戈尔茨坦学派的心理学家的方式使用“孤立”这个词）；其他动机比它更常见；最后，它与其他动机的不同还在于它有一个已知的躯体基础，这对于动机状态来说是少有的。那么，更直接、更常见的动机有哪些呢？通过对日常生活过程的反省，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它们。掠过意识的往往是对衣服、汽车、友谊、交际、赞扬、名誉以及类似事物的欲望。习惯上，这些欲望被称为次级的或文化的驱力，并且被视为与那些真正“值得重视的”或原始的驱力（即生理需要）各属不同等级。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更重要，也更常见。因此，用它们其中之一而不是饥饿冲动来做典型才更恰当。
一般的设想一直是：所有驱力都会效仿生理驱力。现在可以公正地断言，这将永远不会成为事实。绝大多数驱力不是孤立的，不能把它们部位化，也不能将其看成是当时机体内所发生的唯一的事情。典型的驱力、需要或欲望不会并且可能永远也不会与一个具体的、孤立的、部位化的躯体基础有关系。典型的欲望更加明显地是整个人的需要。选择这类冲动作为研究的范例会好得多，例如，选择对金钱的欲望，或者选择更基本的，像对爱的欲望；而不是选择单纯的饥饿驱力，或更具体的局部目标。从我们掌握的全部证据来看，也许可以说，不管我们对于饥饿冲动有多么多的知识都不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爱的需要。的确，一个更强有力的断言有可能成立，即透彻研究饥饿冲动与全面了解爱的需要相比，我们能够通过后者更多地了解普遍的人类动机（包括饥饿驱力本身）。
在这一点上我们联想起格式塔心理学家经常对单一性这个概念进行的批判性分析。比爱的驱力似乎要简单的饥饿驱力长远来看其实并不那么简单（Goldstein，1939）。通过选择相对独立于机体整体的孤立的事例活动，可以获得单一性的显现，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一个重要的活动几乎与个人身上所有其他重要的方面都有动力关系。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具有普遍性的活动呢？仅仅是因为用通常的（但不一定是正确的）分离、还原的实验技术更容易对付它，或者它独立于其他活动，我们就选出这种活动并加以特别注意吗？假如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1）解决实验上简单然而价值甚微或者意义不大的问题，（2）解决实验上极为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如果我们仔细审察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欲望，就会发现它们至少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它们通常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我们需要钱，目的是买一辆汽车。因为邻居有汽车而我们又不愿意感到低人一等，所以我们也需要一辆，这样我们就可以维护自尊心并且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当分析一个人有意识的欲望时，我们往往发现可以追溯其根源，即追溯该人其他更基本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面临一个与心理病理学中的症状的作用十分相似的状况，这些症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最终意味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于它们最终的目标或结果是什么，在于它们要干什么，或者，在于它们的作用可能是什么。研究症状本身价值不大，但是研究症状的动力意义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做成效甚多。例如，它使心理治疗成为可能。至于一天中数十次地在我们的意识中闪过的特定的欲望，比它们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它们所导致的后果，以及我们通过更深入的分析所了解到的它们的最终意义。
这种更深入的分析有个特点，它最终总是会导致一些我们不能再追究的目标或者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似乎本身就是目的，不必再进一步地证明或者辨析。在一般人身上，这些需要有个特点：通常不能直接看到，但通常是繁杂的有意识的特定欲望的一种概念的引申。也就是说，动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人类的终极目的、欲望或需要的研究。
这些事实意味着合理的动机理论的又一个必要性。既然这些目的在意识中不易直接见到，我们就不得不立即解决无意识动机的问题。仅仅仔细研究有意识动机的生活常常会遗漏许多与意识中看到的东西同等重要或更重要的方面。心理分析学反复论证过，一个有意识的欲望与它下面潜藏的最终的无意识目标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必是直接的。的确，就像在反应形成（reaction formations）中所表现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可能是否定的（negative）。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合理的动机理论不能够忽视无意识生活。
现在，充足的人类学证据表明，全人类的基本或最终欲望并不完全像他们有意识的日常欲望那样各不相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可能提供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满足某一特定的欲望。让我们以自尊心为例。在一个社会里，一个人靠成为好猎手来满足自尊心，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却要靠当一个伟大的医生、勇猛的武士或者一个十足铁石心肠的人等来满足。因此，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考虑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个人想要成为好猎手的欲望与那个人想要成为好医生的欲望有着同样的原动力和根本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把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有意识欲望归于同一范畴而不是以单纯的行为为根据将它们分为不同的范畴将会有益于心理学家。很明显，目标本身远比通向这些目标的条条道路更具有普遍性，因为这些道路是由特定的局部性文化所决定的。
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或者一个有动机的行为（motivated behavior）具有与我们刚才讨论的特性同出一源的另一个特性，即这个欲望或行为可能起到一种渠道的作用，通过这个渠道，其他意欲（purpose）得以表现自己。可以从几个方面证明这一点。例如，众所周知，性行为与有意识的性欲所暗含的无意识的目的可能是极为复杂的。甲的性欲可能实际上是确立自己男子自信的欲望的表现，而其他人的性欲则可能根本上代表了吸引注意力的欲望，或者对于亲密感、友谊、安全、爱的欲望，或者这些欲望的任何一种组合。在意识里，所有这些人的性欲可能有着相同的内容，而且他们可能都会错误地认为自己追求的仅仅是性满足。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并不正确。我们也懂得，认真对待这个性欲和性行为从根本上所代表的东西、而不是该人在意识中认为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对于理解这些人是有益的（这既适用于预备性的行为也适用于完成性的行为）。
另一类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是，人们发现，一个单一的精神病理学症状可以同时代表几种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欲望。一只患癔症麻痹的胳膊（a hysterically paralyzed arm）可能象征着同时存在的报复、怜悯、爱和尊重等愿望的满足。单纯根据行为方式来考虑第一例中的有意识愿望或第二例中的表面症状，意味着我们武断地拒绝了完整地理解个人行为和动机状态的可能性。让我们这样强调：如果一个行动或者有意识的愿望只有一个动机，那么它就是不同寻常的，而不是普遍性的。
在一定意义上，几乎机体的任何一个事态（state of affairs）本身都是一个促动状态。动机现在的定义似乎是在假设促动状态是一种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状态，显著地有别于其他机体事件。与此相反，好的动机理论应该假设动机是持续的、永不终结的、变动的、复杂的，并且，它几乎实际上就是各种机体事件状态的普遍性特征。
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失恋了（feel rejected），这是指什么呢？静态心理学会满足于在这句话后面加个句号。但动力心理学会以丰富的经验论证，通过这句话来表达多得多的含义。这种感情会在整个机体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都引起反应。例如，它还意味着紧张、疲惫和不愉快。而且，除了当时与机体其余部分的关系之外，这样的状态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其他情况的发生：重新赢得感情的强烈欲望，各种形式的自卫努力，以及故意的增长等。那么很明显，我们要想解释“此人失恋了”这句话所暗含的状态，就必须加上许许多多的描述来说明此人由于失恋而遭遇了什么事情。换句话说，失恋的感情本身是一个促动状态。目前流行的关于动机的概念一般是或至少似乎是出自于这样的假设：动机状态是一个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状态，与机体内发生的其他情况界线分明。相反，合理的动机理论应该这样设想：动机是连续不断的、无休止的、起伏的和复杂的。实际上这几乎是一切机体状态的普遍特点。
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当这个被满足了，又会有一个站到突出位置上来。人总是在希望着什么，这是贯穿他整个一生的特点。这样，我们就有必要研究所有动机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时，如果我们要使研究取得广泛的成果，就必须放弃孤立的动机单位。内驱力或欲望的出现、它激起的行动以及因目的物的获得而引起的满足，统统加在一起，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撷自动机构成单位的总体复合物的人为的、孤立的、单一的例子。这种动机的出现实际上总是取决于整个机体所可能具有的其他所有动机的满足或非满足状态，即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优势欲望已经达到相对满足的状态。对于某种东西的需求本身就意味着已经有其他需要的满足。假如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饥肠辘辘，假如我们不断地为干渴所困扰，假如我们连续地受到一个始终迫在眉睫的灾难的威胁，或者，假如所有人都恨我们，我们就不会有去作曲、发明数学方法、装饰房间或者打扮自己的欲望。动机理论的创立者们对于以下两个事实从未给予过适当的尊重：第一，人类只能以相对或者递进（one-step-along-the-path-fashion）的方式得到满足；第二，需求似乎按某种优势等级、层次自动排列。
我们应该彻底放弃为内驱力或需要制作分解式表格的企图。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这样的表格在理论上是不合理的。
第一，它们意味着表内各种内驱力的均等，即在力量的强度以及出现的可能性上的均等。然而这并不正确，因为，任何一种欲望浮现于意识中的或然性，取决于其他更具优势的欲望的满足或者不满足状态。各种特定的内驱力出现的或然性有极大的区别。
第二，这样的列表意味着这些内驱力中的每一种都与其余的内驱力不相干。而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以任何一种这类的形式相互孤立的。第三，既然这样的一览表通常是以行为为基础制定的，它就完全忽视了我们所了解的内驱力的全部动力性质。例如，它们的意识和无意识两方面可能是不同的；一种特定的内驱力实际上可能是其他几种欲望表达自己的途径，等等。这样列表的荒谬还在于，表中内驱力并非以孤立分散的数字的算术之和这样的形式排列的，相反，它们是按具体特征排列的。这就是说，一个人在表内列上多少个内驱力完全取决于他对这些内驱力进行分析的具体性程度。实际的图景并非很多木棒依次排列，而犹如一套木箱，一个大木箱内装3个小木箱，这3个木箱子又各自装有10个木箱，这10箱子又分别装有50个更小的木箱，如此类推。或者可以再作一个比喻，仿佛是对一块组织的剖面进行各种倍数的放大。这样我们可以谈到某种要求满足或平衡的需要，可以明确地说，它是吃的需要，再具体些，填满肚子的需要，直至对蛋白质的需要，以致对某种特定蛋白质的需要，等等。我们现在掌握的一览表，大都不加区别地包括进了在不同放大倍数上的需要。由于这种混淆，可以理解，一些一览表可能包括三种或四种需要，另一些则包括数百种需要。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内驱力一览表，它包括从1到1000000的任何一个数量的内驱力，其多少完全取决于分析的具体性程度。应当认识到，如果我们试图讨论基本的欲望，就应该将它们清楚地理解为分属不同系列、不同的基本类型或者基本范畴。换言之，这样一种基本目标的列举应是抽象的分类而不是编成目录的一览表（Angyal，1965）。
而且，所有已公布的内驱力的一览表似乎都显示出各种内驱力之间的相互排斥。然而事实上不但没有相互的排斥，它们的相互重叠甚至使我们几乎不可能完全清楚和严格地把一种内驱力同其他内驱力分开。在对内驱力理论的任何评论中也都应指出，内驱力概念本身多半出自对生理需要的过分关注。在对待这些需要时，区别刺激物（instigation）、有动机的行为和目的物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当我们谈到爱的欲望时，要区分内驱力和目的物却不容易。在这里，内驱力、欲望、目的、主动性似乎都是一回事。
现在已有的证据似乎大都表明，任何动机生活分类所能依据的唯一可靠和根本性的基础是基本的目标或需要，而不是任何一般的刺激物意义上的内驱力罗列（是“吸引”而不是“推动”）。动力原则在心理学的理论建设中强调不断变化，而只有基本的目的才在这种不断变化中保持不变。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有动机的行为可以表示很多东西，它自然就不是分类的一个良好基础。同理，特殊的目的物也不是分类的良好基础。一个对食物有欲望的人，以适当方式来获取食物，然后吃和咀嚼食物，这实际上可能是在寻求安全而不是食物。一个正在经历性欲、求爱、完成性行为的全部过程的人，也许实际上是在寻求尊重，而不是性的满足。内省地出现在意识中的内驱力，动机行为，甚至被明确追求的目的物或结果，它们没有一个可作为人类动机生活的动力分类的坚实基础。仅靠逻辑的排除过程，最后就给我们留下主要为无意识的基本目的或需要，以作为动机理论分类的坚实基础。
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在动机领域的研究里主要依靠动物实验。不言而喻，白鼠不是人，然而，不幸还需将此再强调一遍，因为动物实验的结果经常被我们作为人性的理论研究所必须依据的基本材料。动物资料当然是可以大有用处的，但必须要用得谨慎和明智。
我的论点主张动机理论必须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动物为中心。下面一些进一步的考虑与这个论点相关联。首先让我们讨论本能的概念。本能可以确定地解释为一个动机单位，在这个动机单位里，内驱力、有动机的行为以及目的物、目标效果，都明显地由遗传所决定。当我们沿种系的阶梯上升，我们所解释的本能有一种逐步消失的倾向。例如，对于白鼠，按照我们的定义，可以公正地说，它们有饥饿本能、性本能、母性本能。至于猴子，性本能已肯定消失，饥饿本能明显地在各方面已减弱，仅有母性本能还肯定存在。在人类那里，按照我们的定义，这三种本能都已消失，在它们的位置上只留下遗传反射、遗传内驱力、自发学习（autogenous learning）、有动机行为中的文化学习以及目的物选择中的文化学习等的混合物（见本书第四章）。因此，如果我们细察人类的性生活，就会发现，纯粹的内驱力本身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对象的选择以及行为的选择却一定是在生活的历史过程中获得或通过学习取得的。
当我们沿着种系阶梯上升时，口味变得越来越重要，饥饿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例如，对于食物的选择，在白鼠那里的变异性比在猴子那里的变异性小得多，而在猴子那里又比在人那里小得多（Maslow，1935）。
最后，当我们沿种系的阶梯上升，本能逐渐减退，对作为适应工具的文化的依赖将越来越大。那么，假如我们不得不使用动物资料，让我们认清这些事实。例如，抛开别的原因不谈，仅仅由于我们人类更像猴子而不是白鼠，就让我们宁愿选择猴子而不是白鼠作为动机实验的对象，就像哈洛（Harlow，1952）和许多其他灵长目研究者（Howells and Vine，1940）所做的那样。依赖动物资料会使我们从动机理论中武断地排除掉目的或者目标概念（Young，1941）。因为我们无法问白鼠有什么目的，还有必要指出我们可以问人的目的是什么吗？但是，与其因为无法问白鼠就排除目标和目的的概念，还不如排除用白鼠来做实验。
至今，我们只说到机体本身的性质。现在有必要至少简单讨论一下机体所处的情境或环境。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任何动机理论当然必须重视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它不仅包括机体本身，而且应包括环境，包括文化的决定作用。
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机体或性格结构。情境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属物，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这些障碍物和对象必须部分地由情境中的机体所规定的方式来界定。我不曾领略过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在泛泛地确定或者描述一个情境时抛开在其中活动的特定的机体。事实是，当一个孩子试图得到于他有价值的对象但却受到某种阻力时，他不仅决定了这个对象有价值，而且决定了这个障碍成其为障碍。在心理学中没有障碍这种东西，只有试图达到某种目的的具体的人的障碍。
一个强调恒定的基本需要的理论证明，这些需要是相对长久的，并且独立于机体所处的特殊情境。因为，以最有效的可行的方式并且带有极大的变动性，需要不仅组织自己的活动前景，而且组织甚至创造外界现实。换言之，理解一个地理环境怎样变成一个心理环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就是：去理解这个心理环境的组织原则就是处于这个特殊环境中的机体的现有目标。
因此，合理的动机理论必须考虑情境，但绝不可成为纯粹的情境理论。除非我们为了理解机体所生活的世界，明确愿意放弃探索机体恒常的性质。为了避免无谓的争执，我要强调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动机理论，而不是行为理论。行为由几类因素决定，动机是其中一种，环境力量是另一种。动机的研究并不取消或否定对情境决定因素的研究，相反，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它们各有自己的位置。
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考虑到：机体通常表现为一个整体，但有时则不然。这是因为，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殊的孤立的条件作用和习惯，以及各种局部的反应、我们所了解的分裂和欠整合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正如我们有时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机体甚至也可能以非一元化的方式做出反应。
很明显，当机体成功地面临一次极大的欢乐、一个创造性的时刻或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威胁或一个紧急情况时，它在整合作用方面是最为步调一致的。但是，当威胁具有压倒优势而机体太虚弱或孤立无助、不能控制这个威胁时，机体就会趋于分裂。总的说来，当生活轻松顺利时，机体可以同时做许多事情，向许多方向发展。
我相信，相当一部分看来特殊、孤立的现象，实际上并非如此。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往往有可能证实，这些现象在整个结构中占据一个有意义的位置，转变性歇斯底里症就是一例。我们眼中的表面的欠整合，有时也许仅仅反映了我们对此并不了解。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可以肯定孤立的、局部的、分裂的反应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并且，我们越来越清楚，这类现象不一定是虚弱的、病态的或者不好的，相反，它们经常被看作是机体的一个最重要的能力的证明，即机体是以部分的、特定的或者分散的方式对付不重要的、熟悉的事情或易于解决的问题，这样，机体的主要能力就可以用于解决更重要或者更具挑战性的问题（Goldstein，1939）。
并非所有行为或者反应都是有动机的，至少并非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需要满足的追求，即寻求需要的东西或匮乏的东西。成熟、表现、成长以及自我实现等现象都违背了普遍的动机理论的法则。最好将这些现象看成是表达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我们将在后面，特别是第六章中详细讨论这些现象。
另外，N.迈尔（Maier，1949）强有力地唤起了人们对一种差别的注意。弗洛伊德派经常提及这个差别，但从未能使其清晰明白。大多数神经症或倾向都是基本需要满足的扭曲。这些冲动不知因何缘故，或受到阻碍，或找错了出口，或用错了手段，或与其他需要混淆。其他的症状则相反，它们不再寻求满足，而仅仅是保护性的或防御性的。它们的目的就是防止进一步的伤害、威胁或者挫折。两类症状的区别犹如两个斗士，其中一个仍旧希望获得最后胜利，另一个不抱丝毫获胜的希望，只是尽可能使自己不至于失败得太惨。
由于认输和绝望肯定与治疗中的预后、学习的前景甚至可能与长寿有相当的联系，任何明确的动机理论都必须讨论这种区分。
杜威（Dewey，1939）和桑代克（Thorndike，1940）强调了动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可能性。大多数心理学家完全忽视了这个方面。总的说来，我们有意识地渴望一切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后，他发现自己的希望活跃起来，并且积极地为获得几年前从未梦想过的东西而奋斗。一般的美国人希望有汽车、冰箱、电视机，因为获得这些东西的确是可能的事情，他们暂时没有获得快艇或飞机的奢望，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距普通的美国人还较远，而且很可能他们在无意识中也不存在有这样的希望。
重视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个因素，对于理解我们文化中各个阶级等级之间的动机差别，理解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在动机上的不同是至关重要的。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现实对于无意识冲动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看来，一个本我冲动（id impulse）是一种分离的存在，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都没有内在的联系，甚至与其他本我冲动也没有联系。
我们可以用意象来近似地说明本我，我们称它为一种混乱的状况，就像一口充满了沸腾着兴奋物（excitations）的大锅……这些本能给本我以能量。但本我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意志，只有遵循快乐原则的追求本能需要的满足的冲动。逻辑规律——首先是矛盾律——不适合本我的进程。相互矛盾的冲动并列存在，并不相互抵消或者分离，最多它们只是在强大的经济法则下折中地联合起来，释放它们的能量。绝不能将本我比作虚无，并且我们惊异地发现，本我还违背了哲学家们的断言，即，时间和空间是我们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
很自然，本我不懂得价值、善恶、道德。与快乐原则非常紧密相连的经济或数量的因素控制了本我的全部进程。本能的精力投入寻求发泄——按我们的观点，这就是本我的全部内涵。（弗洛伊德：《新心理分析引论》，1933，103～105页）
只要现实条件控制、减弱了这些冲动，或者阻止了它们的发泄，它们就成为自我（ego）而不是本我的一部分了。
可以说，自我是本我的某一部分，它由于接近外部世界并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减弱。它接纳外界刺激并保护机体不受其伤害，犹如包住微小的生命物质的外皮层。与外界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本我。它担负着为本我传达外部世界，从而保护本我的作用。因为只有这样，全然不顾外界的强大力量而盲目追求本能满足的本我，才可能逃避毁灭的命运。在执行这一职能的过程中，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并在感知所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留一幅外界的真实图画，它必须通过现实检验来排除这幅外界图画中来自兴奋的内部源泉的因素。
作为本我的代表，自我为本我控制了通向自动力（motility）的道路，它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插入了思考这个延迟因素，在思考过程中，自我利用了储存在记忆中的点滴经验。就这样，自我废除了对本我的进程有着无可置疑的影响的快乐原则，并且代之以现实原则。现实原则提供了更大的保障和成功的可能性。（弗洛伊德：《新心理分析引论》，1933，106页）
然而杜威的论点是，成年人的所有冲动，至少是特有的冲动，是与现实结合，并且受现实影响的。一句话，这就等于主张根本没有本我冲动。言外之意就是，假如有本我冲动，那么它们在本质上是病态的，而不是健康的。
尽管没有经验上的解决方法，我在这里仍然特别提到这个矛盾，因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针锋相对的矛盾。
我们看到，问题不在于弗洛伊德描述的本我冲动是否存在。任何一个心理分析学家都会证明，不顾现实、常识、逻辑，甚至不顾个人利益的幻想冲动都可能出现。问题在于，这些幻想冲动究竟是疾病或退化的证据，还是健康人最内在的精髓的显现？在生命的历程中，初期的幻想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对现实的感知所塑造？这个时间对于神经症患者和健康人是否都一样？功能健全的人是否能完全避免这种影响而保持其动机生活的某一个隐秘的角落？或者假如大家的确都具有这类完全源于机体内部的冲动，那么我们就必须问：它们何时出现？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它们一定会像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制造麻烦吗？它们一定与现实对立吗？
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大部分知识并非来自心理学家，而是来自治疗病人的心理治疗师。这些病人既是有用资料的来源也是引起误解的来源，因为他们显然代表了人口中质量较低的部分。甚至在原则上，也应该拒绝让神经症患者的动机生活成为健康动机的范例。健康并不仅仅是没有疾病。任何值得关注的动机理论，除讨论有缺陷者的防御手段外，还必须讨论健康、强健的人的最高能力。同时，还必须解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人物全部最重要的考虑。
仅仅从患者那里我们永远不会取得这种认识。我们还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健康人。动机理论必须具有更积极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