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芝加哥大学之约到他们那里去写我那本Earthbound China。到了这大学之后，一位书记小姐把我带到社会科学大楼五层楼的502号，很客气地说：“若你觉得还可以将就的话，这就是你的书房。”我在门上一看，一小方的铜格里写着Robert Park字样。这位机警的书记立刻补充了一句：“我还没有把你的大名写上去，要等你来决定。”
“不要换，我喜欢这名字。”我说了句她不容易了解的话。
原来派克先生是我的老师。他曾在我在大学里念书时到过燕京来。我那时虽则还是个莫名其妙的学生，在他班上，除了怨恨这老头偏偏喜欢在清早7点钟上课，既不缺课，又不迟到，弄得我早点都吃不成外，我对他可以说是十分崇拜的。就在他的课上，我决定了此后十多年的运命，苦的甜的都不能不归功或归罪于这老头。他是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始祖，他主张社会学的主题是在了解人。我喜欢他的理由也许是在他不要我多读社会学大纲而多读一些小说，小说不够，得自己去实地体验各色各样的生活。我总是记着他的这些话，奉行了10年。这次到美国去就想再去听听他的课。可是各地的奔波，一直到半年后才到芝加哥。这位老先生受不住芝加哥的寒冷，已经到南方去了。我就安置在他的办公室里。
在我，这件有意或无意的安排是深有意义的。我在派克老师班上是一个未受青眼的小学生。这自是一件憾事。经了这十多年，虽则依旧没有什么成就，可是总是还希望老师能说我一句好话。私心窃喜，在他常坐的椅子上，一定会得到一点他余下的灵感，希望写出一本能自偿以前辜负他起早起、谆谆教导我们的苦心。这里似乎有一种历史的因缘。目前的情境因过去的纪念而发生了超出于现有一切之上的意义。我坚持着不要把门上的名牌取下，我需要具体，生动，活着的历史。我感觉到这门牌，这些围在墙壁上的旧书架和架上的书，甚至这屋内的空气，都动不得，在这一切活着的过去里，我看到了在几个月之后，在桌上可能有的那本Earthbound China的稿纸。动一动，一切可能都会完了。
这其实就是我在上一章所提到的“传统”，传统并不一定是阻遏新生的。它有它的坏处，若是年老的，以及过去的种种为他的尊严和特权，维持着不准变动的已成局面，那就发挥了传统坏的一方面，可是，事实上，一切新的都是从旧的里面诞生出来的。这种亲属关系也绝不应该抹煞。在认取这关系时，我们给予新旧之间一种承续和绵延的意义。若是我们能发生那种历史的感情，我相信这个世界，这个人生可以丰富得多。我们若去游山玩水，我们可以只在当前现象的美中欣赏这景色。若是我们曾经在这山水中留下过一段人生中值得纪念的往事，当前的景色可以更加上一层使人留恋的亲切之感。若这是一个故迹，我们更能因别人曾在这地方发抒过的情意，加重我们当时的心境。人并不是活于当前当时的，生命不是片刻的串联。我们需要历史，历史是灵感的泉源。我们若在这方面去接受传统，我们所得的是传统的积极的一方面。
有时，我觉得世界是很奇怪的。我们东方承认传统，可是我们接受的却是传统坏的一方面。西洋似乎有意地漠视传统，结果连好的方面也丧失了。
当然，我说西洋似乎有意地漠视传统，并不完全是事实。从大处讲，他们每个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知识比我多得多。每一个孩子到纽约总是要去瞻仰自由女神的巨像，回来就必然会寻访那华盛顿常到的教堂。在华府，有着高矗百尺的华盛顿纪念塔，有林肯的纪念堂，现在，还有杰斐逊的纪念堂。凡是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建筑，甚至会加上古迹之名来加以保存。从小处讲，他们会记日记，他们会写自传。我已提起过前年过感恩节时，我的主人还抱出一大叠他父亲的日记来。我在雷德斐教授的家里，派克太太也特地要我去看在客厅的角里所有雷氏祖先的照片。乌格朋教授的楼梯壁上一代一代的祖先遗像排列得整整齐齐。也许是因为我在某一次夜会里发挥了一篇美国人缺乏历史感情的谈话，我所接触的朋友似乎有意地要矫正我的错觉，每每特别要我注意他们对于祖先的关切。这都是事实，可这我总觉得他们的认取传统，多少是出于有意的，理智的，和做出来的。这和我们不同。我所以这样感觉的理由，因为我发觉美国人是没有鬼的。传统成为具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神圣，成为可怕可爱的时候，它变成了鬼。这等于Darkhiem所说社会团结力的表现是上帝。
我写到这里，我又衷心觉得中国文化骨子里是相当美的。能在有鬼的世界中生活是幸福的。让我在这里说一些自己的经验。
我在幼年时，因为家道中衰，已经不住在那种四五进厅厦的大宅里面，可是所住的那一大落楼房，至少有一半是常常锁着留给不常光顾的什么伯伯叔叔们回家来住的；还有一小半是太阳光从来就没有到过的黑房，日常起居所到的其实没有几间，至于柴间背后的大厨房、花园后落的小屋等，更是有如神话中的去处，想起了都会使孩子发抖。在这种冷落暗淡的房屋中，人的世界比鬼的世界小得多。譬如从书房去卧室，一定得经过一间“纱窗间”，才能上楼。这间纱窗间（我一生也忘不了），即使在正午也黑得辨不清墙角里堆着的东西，也许是我从来没有敢好好睁开过眼睛从这里走过，可是无论如何，这是我每天不得不冒险的航程——这里，我至今还不敢否认，是鬼世界的中心。恐惧是我年幼的日常经验，连我睡的床背后就有一间被认为无时无刻不能保得住没有鬼伸手出来的套房。
这环境，本来已够发生恐惧的感觉了，加上了没有一天没有人不用鬼来恐吓，或是娱乐我们这批孩子。在床上哭得不肯停，大人们就一撒手：“让套房里的鬼伸手来捉你去。”发脾气顽皮时，耳边就有“关他到纱窗间里让鬼去捉他”的恐吓声。夏天在院子里乘凉，拉着人要讲故事，哪一个故事里没有半打鬼？我对于草木鸟兽之名识得不多，可是要我来写一本《续何典》，或者很可以胜任，背出一大串鬼名来一点不觉得困难。
我绝不夸大，像我这种小市镇里长大的人，幼年时节，人和鬼是一样的具体，真实。人事忘得了，鬼事却磨灭不了。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哥哥怎样在楼上看见了我们的丫头关了房门，可是下楼来看见那个丫头明明白白在楼下，从没上过楼——现在想起来还是亲切得好像是我自己的经历一般。
正因为从小一半在鬼世界里长大，我对于鬼也特别有兴趣。慢慢地从恐惧变成好奇，由好奇变成爱慕，甚至有一点为生长在没有鬼的世界里的人可惜。这次在美国住了快一年，最觉得生疏的，就是没有人和我讲鬼故事。我绝不愿意恭维这个世界，虽则我承认在他们这种世界里生长的孩子是比我们舒服些，不会整天在提心吊胆中过活。可是也许他们为此得付一笔很大的代价，这代价我是不愿意付的。
我对于鬼的态度逐渐改变是开始在祖母死的那年。祖母死后不久，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庭前，向祖母的卧房里望去。这是近午的时刻。在平时，祖母总是在此刻下厨房看午饭预备得怎样。她到厨房看了以后就快开饭，这是我那时熟悉的情景。祖母死后一切日常起居程序还没有变。一几一椅一床一席都没有改变位置。每天有近午的时刻，这时刻我也照例会感觉到饥饿。潜意识里这整个情景中缺不了祖母日常有规律的动作，于是那天我似乎看见祖母的影子又从卧房中出来到厨房中去。若说是我见了鬼，那是我平生的第一次。当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异样，因为这情景是这样合理和熟悉。过了一会儿，想起了祖母已死，才有一些怅惘，决不是恐惧，而是逢到一种不该发生的缺憾竟其发生时所有的感伤。同时好像又领悟了一种美的情景既已有了就不会无的认识。目前的遗失好像只是在时间上错隔了一些。这个错隔，我又觉得，好像是可以消除似的。永恒不灭的启示袭上心来，宇宙展开了另一种格局。在这格局里我们的生命并不只是在时间里穿行，过一刻，丢一刻；过一站，失一站。生命在创造中改变了时间的绝对性：它把过去变成现在，不，是在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成为一串不灭的，层层推出的情景——三度一体，这就是鬼，就是我不但不怕，而且开始渴求的对象。
我不太看得惯现在那种只知道此时此刻的人。把此时此刻当作存在是虚幻的感觉。我们的一举一动中本身就累积着从宇宙原始时起一直进化到现在的整个历史，而且这一举一动又就在决定我们无穷继起者的运命。在此时此刻，片断地、抽象地、虚假地来估计生活，这生活也必然是单薄，卑劣，至少也是空虚的——此时此刻既不能留，纵情也好，狂欢也好，刹那已逝，还有什么？
美国的孩子们已听不到鬼的故事了。他们花一毛钱到Drug store里去买Super man看。“超人”是个足智多谋的万能博士，他能克服一切困难。我们且不论“超人”教育出来的会成什么样的儿童，有一点值得我们在这里注意的，“超人”并不是鬼。“超人”代表现实的能力，或是未来的可能，而鬼却象征了对于过去累积的服膺和敬畏。派克老太太尽管为了要减少东西的距离，特地领我去看客厅角里褪了色的相片，可是雷家的小弟弟却告诉了我美国文化重心，这重心是在“超人”不在鬼。
鬼怎能在美国这种都市里立足？人像潮水一般地流动，不要提人和人，就是人和地，也不会发生死不了的联系。两代之间的隔离我在上章里已提到过。孩子们长大了不需要父母的荫庇是一件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这事实反映在家庭里的是孩子们的要求独立。有一次我在一位朋友家里闲谈，他的女儿陪着我们坐，接连不断地抽烟。父亲偶然说了一句，这样抽法是没有意思的。可是这位女儿毫不在意。后来，她和我说她已经18岁，老头子管不着，她抽她自己的烟。18岁是女孩子的重要年限，过了这年限，父母可以不供养她，可是也不能再管她了。
我还知道一位年老的教授，儿子在同一大学里教书，可是分开住，分开住还犹可说，连望也不常去望。在战时家里已用不着佣人，那位教授的太太，龙钟老态，两只抖动的手，捧着咖啡出来飨客，使我们心里发酸。
我在哈佛宾馆里住的时候，每天早上总有一位白发老翁同桌。他一个人住在楼上，看上去已经不久人世，我每次见他，总为他抱不平。他一定是个有名的教授，教育了多少人，为社会尽了这许多力。年老力衰，就被世界抛在这楼上，没有亲人扶持，更说不到承欢，简直是等死。有一天，他轻轻地对侍女说：“明天我不知能不能下楼了。”我后来问她：“这位教授的家在哪里？”她不知怎样作答，只摇了一摇头。在他们，儿女长大了有自己的家，在他们的家里父母只是客人。
家庭之外，社会的接触固然是极多，可是，每个人都在约会里来往。在我办公桌上有一本案头日历，每15分钟一格，每一格是预备填一个人名的。公事之外，各色各样的会名目就不少，可是你若到这种会里去，你就会明白，这不过是交际；和这人谈几句，和那人谈几句，连名字都不容易记得。我并不敢说美国人都是这样过日子的。有一次我曾问过一位比较熟的朋友，问他有多少朋友可以随时到他家去而不必预先约定的。他屈指一数，不到一手。事实上，没有事，没有会，他们在家的时候多，在家里他们是不大愿意客人去打扰的，这至少是我朋友劝我不要老是去串门的话。
在这种人和人的联系中，死后还会见鬼的自然很少了。而且，他们行动这样方便，接触的人数量上这样多，很少会像我和祖母的关系一般在同一情境中久常地和反复地相互生活，使这些情境成为似乎是不可变的自然秩序。流动，流动把人和人的联系冲淡了，鬼也消灭了。
以住的联系说罢，那又是我在美国不舒服的地方。我的不舒服并不是床褥设备所引起的；这些我相信没有比美国更舒服的了。我的不舒服是我这一年东跑西走，足迹所到的地方不算少，可是我坐定想一想，好像一个地方都没有到过，因为我从没有对一个地方留恋过，到处是一般的，所差的不过是房子高低一些。每个大城市差不多是一个样子的，至少对于旅客是没有多大分别：你下了车，有戴着到处相同帽子的黑人帮你搬行李（你可以碰不着这种人，可是决碰不着别种人），你坐入到处相同的汽车里，送你到到处相同的旅馆里，不论什么旅馆，你只要在任何地方曾住过一次，你绝不会再成外行。旅馆的房间都是相若的，大小是有的，可是缺不了一间洗澡房，吃冰水的龙头，席梦思的软褥，考究的信封信笺。到处既然没有什么差别，你也永远不会对于任何一个旅馆留下特有的印象了。
旅馆并不是例外，美国都市里的住宅根本是旅馆的性质。搬家并不比开旅馆更困难，一个电话什么都解决了。搬来搬去，房子还是差不多。我在纽约曾经想自己租一座房子住，所以一连看了有十几家有招租的空屋，最后我和伴我去的朋友说：“何必一家一家去看呢？抽个签不是更方便么？”搬来搬去，使人对于住宅的联系冲淡了。
我每次回家乡，总是要去看看幼年时节所住的老屋。我会对于那棵梧桐，那棵枇杷，问很多话。梧桐上还有我刻的字。就是在伦敦，搬家没有那样勤。我到现在还想起下栖和莉芹路的住宅，我在美国听说下栖的老屋被炸了，还为此不舒服了几天。在美国至少以我自己说是从来没有过这种会使我关切的住宅。
我也住不惯那种灯光洞明，一目了然的房间。在这种房间里住着，你会发生一种虚伪的自信，觉得这是世界的一切，世界只是这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目前的一切。我似乎觉得西方人士对于那一部分未知的宇宙所有的态度和东方人很有些不同。他们觉得这部分是静止的，像等候人去开掘的矿产一般，不但不可畏，而且是他们将来更好的生活的资源。他们很有把握。我们东方人多少对于这未知之数有点敬畏；敬畏天命，使我们安分，使我们自知人的极限，而注目于人力所可及之处。我虽不敢说这种态度是养成于我们幼年时代的住处形态，可是我却相信我自己早年对于大厨房，后花园的渺茫之感，对于纱窗间的恐惧之感，一直到现在没有消灭，不过是扩大了一些，成为我对宇宙对世界的看法罢了。若是在我们传统的中国里很多人和我具有相同经验的话，则这种经验自是构成我们传统做人对事的态度的基本要素。
没有鬼的世界里，人生是轻松的。他们的眼睛可以一直望着前面。可是我总觉得它缺一点东西，使我不愿羡慕他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