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部分论点，其最早的形式，是作为“大赦讲座”于二〇〇一年二月在牛津大学宣读的，后来收录于“大赦讲座”论文集《人对人错说人权》（牛津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三）；感谢新学院的尼克·欧文邀请我发表这个讲演并感谢他的盛情款待。一小部分论点曾用做（唐·麦卡林》一书序言，该书是一本麦卡林摄影作品汇编，于二〇〇二年由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出版。感谢伦敦凯普出版社摄影书箱编辑马克·霍尔博恩的鼓励，还有一如既往感谢我的第一位读者鲍洛·迪洛纳多；再次感谢罗伯特·瓦尔什的卓识，还有明达·雷·阿米兰、彼得·佩龙、贝内迪特·约曼和奥利弗·施万纳-奥尔布赖特的灼见。
科妮莉亚·布林克发表于《历史与记忆》第十二卷第一期（二〇〇〇年春夏季号）的文章《世俗圣像：观看来自纳粹集中营的照片》，还有巴比·泽利泽的杰出著作《为了忘却的纪念：相机眼中的大屠杀记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都曾使我深受激发和感动，我正是从泽利泽的著作中找到利普曼那段引文的。在有关皇家空军于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四年对伊拉克村落发动惩罚性轰炸的资料中，任教于亚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先进空军力量研究院的詹姆斯·S·科勒姆发表于《航空力量杂志》（二〇〇〇年冬季号）的文章，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引语和分析。有关福克兰群岛战役和海湾战争期间摄影记者受限制的记述，见于两本重要的著作：约翰·泰勒的《身体恐怖：新闻摄影、灾难与战争》（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和卡罗琳·布拉泽斯的《战争与摄影》（罗特利奇出版社，一九九七）。布拉泽斯在其著作第一百七十八至一百八十四页中，概述了质疑卡帕摄影真实性的问题。至于支持卡帕摄影真实性的观点，则有理查德·惠伦发表于《孔径》杂志第一百六十六期（二〇〇二年春季号）的文章《罗伯特·卡帕的倒下的士兵》，该文列举了前线一系列在道德上讲是含糊不清的环境，并认为卡帕确实在这环境下无意中拍到了一位中弹身亡的共和派士兵。
有关罗杰·芬顿的资料，我受恵于纳塔利·M·休斯敦发表于《耶鲁批评杂志》第十四卷第二期（二〇〇一年秋季号）的《阅读维多利亚时代的纪念品：克里米亚战争的十四行诗和照片》。有关芬顿的《死影之谷》存在着两个版本的资料，我受益于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马克·霍沃思-布思；两个版本收录于乌尔里奇·凯勒的《终极奇观：克里米亚战争史图像集》（罗特利奇出版社，二〇〇一）。有关英国对未埋葬的斯皮翁科普战役英军死者照片的反应，来自帕特·霍奇森编辑的《早期战争照片》（纽约制图社，一九七四）。威廉·弗拉萨尼托在其《盖茨堡：时间之旅》（斯克里布纳出版社，一九七五）一书中，证明亚历山大·加德纳一定是为了拍照而改变一名南部邦联士兵的尸体的地点。古斯塔夫·穆瓦尼耶的引文，来自戴维·里夫的《朝不保夕：危机中的人道援助》（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二〇〇二）。
多年来与伊凡·纳杰尔谈话，使我并继续使我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