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农村遭到最为严重的破坏的一个阶段，不仅经济上破产，农民陷入普遍的贫困化的境地，而且农村原有的生活秩序以及组织网络都弄得七零八落，农村变成了一个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间地狱。军阀统治下的赋税与兵差的征发毫无规律而且连年增加，已经使农民难以应付，而且在长期的战乱中，军阀的军队变成了空前庞大的掳掠烧杀的机器，无论兵败还是兵胜，所过之处一概田庐为墟。1922年军阀陈树藩与吴新田战于陕南，结果是“自子午谷至汉中，沿路几无一幸免的女子”，“往日繁盛的场所，一概变成荒丘”。像这样的报道，当时的中国几乎无日不有。在河南，还发生过几次因村民处罚强奸民女的士兵而招致军阀部队有组织地“屠村”事件。土匪对乡村社会袭扰也日重一日，使农民穷于招架，但是，毕竟中国农村的社会组织已经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具有很强的自组织和自我保护能力。虽然这种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遭到了破坏，有价值的社会精英大量流失，但在几千年中形成的东西是不大容易在几十年内全然瓦解的。在华北，当一个个单独的村社应付危机的策略有些失灵的时候，他们开始形成了联庄甚至数县一体的农民自卫机制，以反抗军阀和土匪无节制地对农村的掠夺和烧杀。
红枪会名称的来由，显然是由于他们多数人使用带有红缨的长矛。其实红枪会在各地有五花八门的名称，“在山东有红枪会、红沙会、黄沙会、五煞会、黑枪会，在河南有黄枪会、绿枪会、白枪会、红枪会，在陕西有硬肚、白枪会、红枪会等名目”。红枪会只是一个概称。关于红枪会的源头，各家说法不一，有的说它来源于民间教门，有的说来源于民间武会，还有的说来源于乡团，但多数人都指出红枪会与义和团有直接的渊源，甚至说是义和团在新形式下的复活。诚然，红枪会与义和团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借助类巫术的神灵附体宣扬“刀枪不入”的神话，信仰的神灵也多为来自民间戏剧小说的天神地祗和英雄好汉，当年活跃在义和团拳坛上的猪八戒、孙悟空以及关张赵马之类戏剧影像，同样是红枪会的成员顶礼膜拜的对象，甚至连打仗时冲锋也与义和团类似，喝符念咒之后，袒露上身挥舞刀枪集团猛扑。
然而，红枪会并不是义和团的再现。虽然义和团与红枪会一样，同是乡土社会应付危机的非常之举，但他们所要应付的危机是不一样的，虽然参加红枪会的农民同样会感受到外国侵略的压力，但他们对于西方的基督教却远没有他们的前辈那样反感和敌视，他们所要对付的敌人，主要是让他们无法生存的军阀和土匪，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来自官方的军队和政府的压迫。红枪会从来没有像义和团那样受到过官方的鼓励和怂恿，但他们的组织力和武力都比义和团要强。也许，红枪会和义和团最大的区别在于，义和团虽然也不排斥西方的先进武器，但由于存在着对现代化兵器根深蒂固的陌生感，因而他们根本不会使用，所以实战只能靠“刀枪不入”的神话加上一点武功来应急。而对于红枪会来说，军阀的连年混战已经消除了农民对西式快枪的陌生感，而且将现代化兵器撒满乡野，如果说，当年参加义和团的人中当过新式军队的士兵的还相当少的话，那么红枪会里做过军阀兵或者其他武装人员的人则比比皆是。红枪会不仅有快枪，甚至有的集团还有机枪和少量的大炮，在作战时，他们对现代兵器的依赖也相当大。因此，红枪会虽然打着神术的幌子，但骨子里却跟同时期的其他武装集团没有多少区别。当然，红枪会之所以叫红枪会，说明它的队伍里冷兵器的比重还不小，红枪会也的确比较注意训练成员的抗打击能力（即所谓的金钟罩、铁布衫功夫）和拳脚以及冷兵器技巧，这是因为农民的经济力量有限，获取现代兵器的能力较弱，因此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补偿措施。事实上，有些比较“穷”的军阀部队，比如直系的吴佩孚和冯玉祥，他们的队伍里同样重视中国功夫，同样要借一部分冷兵器来济现代兵器之穷。
第一支红枪会诞生于何时现在已经不容易考证了，尽管学术界对此有过几种说法，但均无法证实其“第一”的位置。但大家都承认红枪会的兴盛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也就是说在华北兵匪肆虐的时期。也可以说，恰是由于兵匪横行的暴虐，才使得红枪会泛滥。特别是军阀混战的战场所在，扰害特别严重，不仅乱派兵差，强征夫役，而且沿途烧杀奸掠，遂将分散的各种民间武装激成了燎原之势的红枪会反抗。虽然相对来说红枪会的对手比起义和团来要弱一些，但红枪会的战斗力显然要强得多，他们不仅可以对付一般的土匪和散兵游勇，而且可以击溃或者消灭成连成排甚至成营成团的队伍，甚至多次围困城市。历史上几个有名的军阀像张宗昌、吴佩孚、刘镇华，以及国民二军都曾为红枪会所困扰。
红枪会的战斗力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红枪会组织是一种农民自卫的团体，具有比较强的社会正当性。尽管红枪会有鱼龙混杂的现象，有个别红枪会的行为近乎于土匪，但绝大多数会伙基本上以跟军阀和土匪相反的行为模式和道德规范呈现自己的面貌。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和生存的家园。他们的行动带有农民的朴实性，富有乡里道义，行动时自带干粮，即使攻进了城市，一般也不掳掠烧杀，河南滑县红枪会数千之众，攻下商业重镇道口之后，虽然“大街小巷全是红枪会”，但一般的商民并没有受到滋扰，撤离的时候只将县政府给抢了，“拿走县政府公款一万五千元，夺去县警察队枪支百余支”。“山东汶上、宁阳的红枪会据城七月，所驻的地方都是庙宇、学校、公共机关，所吃的东西都是自己携带的大饼馒头，丝毫不扰及人民。洛阳的红枪会，当冯毓东为警备司令时，在城内清街查匪，在城外保护行旅，均是红枪会负责，并且红枪会所驻的地方格外安静”。从表面上看，红枪会的行为方式与义和团很相近，他们讲求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更多的是出于对“法术”禁忌的担忧，但是，由于实际上红枪会的战斗力主要靠的不是冷兵器的搏杀和对迷信的依赖，所以他们约束自己，往往是因为要表现出与兵匪不一样的举止，只有这样与兵匪反其道而行之，红枪会才会得到人们的拥护，会众也才因道义上的正当性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当然，由于红枪会自身的特性，其道德也具有复旧的特征，比如山东金乡、嘉祥、鱼台一带的红枪会在1929年就曾经向政府军提出“重建庙宇神像、允许女子缠足和恢复红顶花翎”等要求。应该说，这些要求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呼声，信仰上的迷信往往也连带着政治上的复旧。
其二，红枪会具有比较灵活的组织形式。红枪会组织有点类似于义和团，各个村寨或者几个村寨联合组成团，各团之间没有统属关系，首领有的叫“学长”（红枪会自己内部又称“红学”），有的叫老师，当然也有自封为“团长”的，大的团下面有的还设“营”的单位（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军阀的影响），几乎所有红枪会的战斗人员都平时务农，需要时再参战，作战时既可以单团行动，也可以联合几个乃至几十个团一起行动，动辄人马多至几万甚至十几万呼啸而至。红枪会是在“传法”即所谓“红学”的名目下，在华北传播起来的，由于“学”的天然联系，使得跨县的大规模行动得以很容易实现。红枪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他们行动起来基本上不需要专门的后勤供给，更便于动员组织，在失败之后也容易恢复元气。
其三，红枪会的作战方式比较灵活机动，而且比较实用。他们基本上在本乡本土活动，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他们没有正规军队的教条，可以采取任何非常规的形式来打击对手，让对手防不胜防，有时往往在红枪会的声势和心理攻势下，成建制的军阀部队居然会一枪不放就被缴械。由于有这些特点，红枪会在与装备和军事素质明显比自己强的军阀部队的角逐中经常会占到上风。
红枪会的出现，对于当时的乡村权力系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红枪会是一种半军事组织，虽然它并没有完全取代农村原有的行政机构和各种社会组织，但在其全盛时期的确获取了乡村社会最大的权力，一下子就跃上了权力的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原有的土围子中的土皇帝，或者变成红枪会的会首，或者让位于红枪会的新秀（虽然可能是暂时的）。原有的村中权力机构或者成为红枪会的附庸，或者名存实亡。虽然红枪会在形式上属于传统乡村文化体系中的旁门左道，或者说是传统文化的边缘性的东西，不过由于这种形式已经在义和团运动中得到了士大夫的一定程度的认可，作为应付危机的非常措施和手段，所以当它再一次被推出作为一种不得已的自卫手段时，至少对于饱受兵燹与匪祸之苦的华北农民来说，是得到了普遍的回应的，即使是乡村的精英们也有的对此抱有好感，某些正在失势的传统乡绅甚至将此作为挽回权力的非常途径，原来这类旁门左道在农民群众中的边缘感基本上不存在了。
红枪会的组织十分杂芜，有像前面提到过的，模仿军队体制叫“团”和“营”的，也有叫“官”“坛”和“门”的，其首领和核心人物大体上有这么几类：第一类人是原先的乡绅，他们中的多数具有前清的功名，在农村拥有多年累积下来的文化威权，但是在军阀政治的影响下，他们地位日益下降，昔日的威权被没有什么文化的“新生代”精英所取代，他们对军阀统治的痛恨，其实一点也不亚于普通农民，讨厌这混乱无序的时局和杂乱无章而且贪得无厌的武夫割据。既然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渠道”恢复昔日的秩序，那么一旦出现了红枪会这样的与一般土豪武装不同的农民自卫团体，他们自然乐于参与其中，而且由于从前的威望成为领袖。像山东汶上地区武村一带的红枪会首领郭晨浩原为前清秀才，颇有家资，一直困于兵匪之扰，于是请来大刀会的武师来教演武术，遂成立红枪会，在与土匪作战中死去，其子郭廷俭继任，成为名震一时的红枪会领袖。另一个例子是河南滑县新庄集的乡绅张西府，1926年，张西府由于不堪忍受直鲁联军的勒索逼迫，遂接受临境红枪会成员的劝告，乃约集四邻数村的乡绅，集众在他家焚香开坛成立红枪会，最后成了十几个村子红枪会的总团长。山东聊城红枪会首领李太黑，也曾是前清秀才，据说他原名为李裕德，因仰慕唐代大诗人李白（李太白）才改名李太黑，长年在外地教书，1925年冬回乡后，因不满军阀张宗昌的残暴统治，遂在乡亲们的拥戴下组织起红枪会，提出口号要免除苛捐杂税，曾经率领七千会众进攻聊城。山东昌邑三泊地方红枪会的首领魏冠千曾是前清的拔贡。乡绅们开坛设团，往往要延请外面的红枪会或者道门的师傅来主持，为的是增加神秘感，为武装披上一件神灵的外衣，但是红枪会的大权却由自己牢牢抓住。
组织红枪会的第二类人是乡村中的“能人”。这些人按说也算是地道的农民，但由于脑袋灵活，出门在外闯荡多年，见多识广，虽然没有发财，但综合素质比较强，有相当的组织能力。他们一般都较早地加入红枪会，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然后出去发展，最后也能成为一方的团首甚至总团首。河南滑县高平地方的红枪会首领李保安，长年在外，曾经为长垣县武邱集红枪会头子当过雇工，因而加入红枪会，后来他回到家乡发展，很快就成为滑县著名的红枪会首领，由于他头脑灵活，善于作战，甚至那些由乡绅出面组织的红枪会团口都听他的调遣，曾经组织上万人进攻道口和滑县。山东昌邑的红枪会首领陈祥庭也是务农出身，家境贫寒，为了活命曾经跟人到东山里一家丝厂做学徒，由于那里的工人有不少进过红枪会，陈头脑灵活处事乖巧，因而学到了红枪会喝符念咒运气的一整套“法术”，回到家乡就搞起红枪会，与官军和土匪作战曾经取得过一些胜利，因此在当地很有威望。这些农民出身的红枪会首领，他们的出人头地一般来说相对要难一些，因为他们缺乏文化威权，没有财产和家世的支撑，能够做到让人信服必须靠自身的能力。有时对于红枪会“法术”的特殊感悟也许会助他们一臂之力，但红枪会不同于义和团，他们必须经常面临保家安境的任务，做红枪会的首领必须要有较强的作战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否则就会被淘汰。红枪会里见过世面的普通农民的崭露头角，实际为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红枪会核心人物中的第三类人是民间教门的成员。这些人一般原来就是各种会道门的骨干，拥有现成的组织资源，谙熟“法术”以及民间宗教的仪式（往往还有些武术功底）使他们具有迷惑农民的资本。大多数由乡绅办起来的枪会都要请这些人前去“传功”，如果机缘合适，他们就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一方会众的领袖。山东招远、滕县等地的枪会就是由无极道、白极道等道门建立起来的，而沂蒙山区的青旗会和红旗会等枪会，也是由民间教门建起来的，红旗会的老师还是个和尚，法名法真。山东益都是有名的红枪会兴盛地带，这一地区红枪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年近古稀的老道人崔云端，此人应各地农民的邀请，到处传法，最后到广饶竟然成了红枪会的大首领。这一类人一般都是各地红枪会用以迷惑或者吓唬人的招牌，由于有会道门动机不良的底子，所以即使做了首领，一般在与军阀作战中作用并不突出。
红枪会组织者中的第四类人属于一些受过新式教育，虽然并不热衷迷信但想要利用红枪会这种形式来与军阀作对的人物。山东临沂红枪会首领侯六合与袁永平都是新式学堂出身，具有新思想的人物，袁曾经投身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因在山东运动军队反袁被捕，而侯则是沂州师范五四运动的中坚人物。他们的红枪会迷信色彩较少，战斗力颇强，曾经屡败张宗昌的部队，攻下临沂城，打出“山东国民自治军第五路军”的旗号。山东汶上最有名的红枪会领袖秦大文，曾经高等学堂毕业，在城里开杂货店，遭兵匪扰害之余，还被官府敲诈，因而吃了官司，秦一怒之下，回乡办起红枪会，由于他有文化、有见识，所以实际上成为当地红枪会的灵魂人物，率众连克汶上、宁阳县城。张宗昌不得不派出一个军来对付他们。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出头的红枪会组织，虽然不多，但战斗力都比较强，因为他们从乡土里出来，熟悉农民，而且头脑比较新，思路更开阔，办法也比较多，因而对军阀统治造成的威胁也相对大一点，军阀对他们的镇压也要严厉得多，对其他枪会，军阀将之驱散即可，甚至还有吸收其武力扩大势力的可能，但对于这些人组织的红枪会，则必斩尽杀绝而后快。秦大文的红枪会失败后，直鲁联军一直追捕他，秦被捕后被押到上海由直鲁联军首领褚玉璞亲自审问而后处死。
但是，红枪会与义和团不一样，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官方任何形式的承认和赞许，反而经常与“官军”（尽管这些官军统绪不一，彼此还经常互詈为匪，对待老百姓跟匪确实没什么两样）作对，甚至攻下县城，下了政府（警察）的枪。所以，在农村红枪会只能作为一种反体制的权力系统存在，奇妙的是他们并没有想推翻正常体系取而代之的意思。这种反体制权力与正常权力机构并存的现象，的确属于20世纪初旧中国政治的一大奇观。尽管大多数红枪会并没有夺取政权的野心，而且只要政府的行为不过分，会众还乐于照常交粮纳税。发生在1930年河北顺德辘辘镇的白枪会事件很有典型性，驻扎此地的晋军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当地农民索要给养和军需，已经超过了所能承受的限度，但该镇农民仍然照数交纳了，最后在将撤退前，再一次派员索要大量钱财，该镇的白枪会仅仅“请求缓办”，但催办军警居然开枪伤人，会众遂起来杀掉军警，形成武装反抗。结果“顺德晋军闻悉，恐受会众压迫，即纷纷向西退却，遗弃给养甚多”。但这种反体制武力的存在，毕竟是非政府的，他们的普遍存在，实际上预示着中国农村进入了普遍的反叛的边缘状态。
红枪会现象出现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背反，这种组织无论其形式、口号还是意识内涵都是极端落后的，至少从形式上颇像一种主要针对国内军阀统治的义和团。无疑，这是清末民初以来，以现代化为背景的政权强化与武力强化在农村结出的恶果，这种方式不仅没有导致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反而激出向后转的反弹。
但是，红枪会现象又包含着某种新的寓意。李大钊说过：“红枪会采用现代新式的武器，这一个事实，将要在中国农民武装自卫运动史中开一新纪元，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大进步，同时亦可以认作乡村中小有产者起来反抗兵匪的一个表征。”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兵匪横行的世界与武化强暴的统治，把农民逼到了无所适从也无法忍耐的地步，也教会了农民使用现代化的武器，在前清时代面对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官军基本无法抵抗的农民，现在可以用同样的家伙（虽然要比官军的差一点）回击了。只是，组织和参加红枪会的农民还只知道袭用传统的反抗模式，借用会道门的组织和意识资源，即使抄袭了一点军阀军队的编制，也是徒有其表。虽然我们可以说红枪会的组织和意识充斥了迷信和落后的因素，在这个反抗模式内是不可能有前途的，红枪会虽然兴盛一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军阀的镇压下，或者归于败亡，或者变节为军阀的工具，甚至流为他们从前所痛恨的土豪武装或变相的土匪。但是，红枪会现象展示了一个表征，一个农村中蕴涵改变社会发展走向力量的表征，农民已经被基本的现代武器给“现代化”了，在中国政府军队没有进一步真正现代化之前，农民的力量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只要注入一点新的东西，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组织力量，就将会在中国引发一场核裂变。由农民出身的乡村能人和新式知识分子出头的红枪会组织的出现，昭示了农村反体制武装势力的一种新的迹象，一种农村权力结构的变化动向。没有文化的农民只要见过点世面，就可以领导一支主要依靠现代武器的武装，依托农村与军阀周旋，甚至可以仅仅凭借着自身的才具和能力，在农村权力格局中占主导的地位，而不是通过其他“邪途”，如进入军阀军队或者先匪后官，改变身份而后成为新的地主。当然，更可怕的是新式知识分子与乡村能人的结合，这种结合蕴涵着彻底改造农村传统文化权力结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