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尔斯·达尔文发现进化论之前，人类对生物的观察都停留在现在时的层面。人们考察动物的内脏如何运作，把植物研制为有用的魔法药剂，调查海洋生物奇异的生活习性。所谓“生物学”，即是关于生物如何一天天繁衍的研究。
达尔文认定，脱离开亿万年的进化体系，生物毫无意义。这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生命的理解。达尔文证明，哪怕我们只是想知道如何医治猪痢疾，或如何让玉米高产，或去哪里捕龙虾，都必须把那极其漫长、缓慢但却一刻也没有停息过的生物进化考虑在内。
直到最近，经济学都还停留在研究贸易如何逐年繁荣发展、下个季度该制定什么政府政策的层面上。在当年的货币供给是否需要紧缩的问题上，关于长期发展的动态分析似乎太过遥远。经济学研究界的达尔文还未出世，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时刻把那漫长的、缓慢但却一刻也没有停息过的经济发展考虑在内，将无法真正理解哪怕最普通的市场行为。
长久以来，世界经济平均每年增长不足1%。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世界经济的增长率约为每年1%，而到了本世纪，由于大兴土木——看看今天地面上那些拔地而起的庞然大物——达到了每年约2%。这就是说，平均下来，经济系统每年都要比前一年多生产2%的东西。在日常贸易狂升狂降的表象之下，是一种隐形的持续膨胀在推动着整个经济圈发展，它用越来越多的东西、交流和机遇，缓慢地一层又一层地覆盖于地球表面。而且，这种趋势正在逐年加速和发展。
在人类文明的源头，整个地球几乎都是达尔文的王国——是一个生物圈，而非经济圈。然而，今天，经济圈大到了超乎理解的程度。如果我们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公路、铁路、交通工具、电话线路、发电站、学校、房屋、机场、桥梁、购物中心（以及其中的所有的东西）、工厂、码头、港口……的重置费用加起来，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所有人类的这些发明和造物统统加起来，就像它们是某家公司的资产似的，我们会发现，增长虽然缓慢，但是这么多个世纪之后，人类的财富积累竟是如此惊人。用1998年的美元来计算，全球基础设施约价值400万亿美元——4的后面有15个0！那意味着，从一无所有到便士无数。
这些财富起源于什么？一万年前，还几乎什么都没有，到了现在，却价值400万亿美元。所有这些都来自哪里？怎么来的？创造此种繁荣需要能量的付出，但这不足以解释它，因为动物也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但却没有带来相同的结果。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一般而言，人类建造略多于摧毁，创造略多于消耗。”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如是说。他说得大体正确，但是，一般而言，究竟是什么使得人类能够逐渐积累到如此之多的财富？
进化论者史蒂文·杰·古尔德(Steven Jay Gould)认为，增长之所以不可逆转，乃是由于“了不起的不对称”。创造通常略多于摧毁，这正是进化的神通所在。生物总是在抵抗熵的巨大消耗作用，争取不可逆转的发展。“了不起的不对称”根植于网络、紧密相连的实体、自我强化的反馈、协同进化和满足某个生态系统需求的无数收益递增循环中。因为生物中的所有新物种都为其他新物种共创一个可供享用的小环境，因为每一个额外的生物都为其他生物提供一个赖以生存的机遇，因此，累计总和的上涨速度要快于投入的总和；机遇的常年单向盈余，同理。
在人类的语境中，我们把这“了不起的不对称”称之为“经济”。它也充满了出产量增速大于投入量的大小网络。因此，一般而言，它装得比漏得快。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创造的轻微偏向确实可以生产出一个价值400万亿美元的世界。
“了不起的不对称”增加的不是金钱，不是能量，也不是物品。经济财富的源头始自机遇。
人类用手制作的第一个物品就为其他人想象该物品的多种用途或不同设计提供了可能。如果那些新的设计或变化一旦被证明，那么它们又将为其他新的用途和设计提供机遇。一个实体化了的产品会产出两个乃至更多完善它的机遇，而两个原初产品基础上完善了的产品又将各自产出两个新的给予——现在，有了四种可能性。四又会变成八。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机遇的数量会不断增加。就像睡莲花叶的加倍生长一样，一朵小小的花经过为数不多的几代的生长，就可以覆盖整个地球。
生物和财富都复合增长，这使得它们对比起死亡和损失而言，总占有略微的优势，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出现了恒定增长的情况。
也许地球上最强有力的物理力量是增加之力，无论是利益的增加、发展的加速、生物的繁衍，还是机遇的衍生。投入经济活动中的能量和人类时间只能通过附加功能一点点地补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出会径自增加，形成令人震惊的累计量。
源源不断的人类注意力和思想被用于发明新工具、设计新娱乐和创造新需求。然而，无论一项创新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和不符合逻辑，它都将成为其他创新启动的平台。
正是这不断膨胀的机遇空间创造了持续发展的经济。正是这无限开放的创新舞台鼓励着财富创造。就像连锁反应一样，一项成功的创新可以随后引发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新的创新。
就拿Email来说吧。Email，是新近的发明，引发了一股创新和机会的狂潮。每一小点邮件设计都会引发另外一些设计，然后这些新的设计又会引发其他新设计，循环往复，无限增加。不同于邮寄宣传品，发给一个人和一百万人的邮件广告的成本完全一样——如果你有一百万个地址。哪里去弄一百万个地址呢？人们头脑简单地把自己的地址发到网上——在主页的底部，或在一个新群发的帖子，或在一篇文章的链接里。这些帖子为程序设计员提供了开放性的机遇。他们中的一个人想到了“拾荒机器人”(scavenger bot)的点子。（这个“拾荒机器人”，其实只是一小点代码写出来的一个程序，是一个虚拟机器人。）这个“拾荒机器人”在网络里漫游，搜索所有带邮件的@符号的语句，确认了它是一个邮件地址，就收录它，然后把收录到的地址编制成表，最后以每千个20美金的价格卖给那些垃圾邮件发送者——他们给数量庞大的接收者发送令人讨厌的广告，即垃圾邮件。
每一个新发明都意味着更多新发明，而从那些新发明中又会创造出更多新的可能性。
“拾荒机器人”甫一诞生就为“反垃圾邮件机器人”创造了空间。所谓“反垃圾邮件机器人”，指的是一些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公司。这些公司可以在网上发布用作诱饵的假邮件地址，当这些假邮件地址被“拾荒机器人”捡走并为垃圾邮件发送者所用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就会根据所收到的垃圾邮件追踪其来源。一旦追踪到其来源，提供商就会为他们所有的客户对该垃圾邮件实施拦截，而这正是他们的每一个客户所乐见的。
当然，这个发明又为更多的发明创造了机遇。一些违法的垃圾邮件发送者设计了捏造源地址的技术，他们窃取其他人的合法地址以发送垃圾邮件，并且在发送过后就逃之夭夭。
每一个举动都会引发两个互为对抗的新举动。每一项发明都会为两个以其为基础的其他发明创造机会。
被抓住的每一个机遇都会引发至少两个新的机遇。
整个互联网就是一个“机遇发电机”。在互联网问世的最初五年，人们创建了超过3.2亿个网页。这意味着，每天都会新增150万个不同类型的新页面。网站的数量——现在有一百万个——每八个月就会翻一番。（想象一下睡莲池！）这百花绽放的局面，开始于一个无聊的研究员在1989年抓住的一次机会。而现在，不是睡莲叶子在生长扩张了，而是池子本身。
机遇和创意一样，其数量是无限的。二者都可以像单词一样进行组合。26个字母，你可以组合再组合，写出无数书籍。你以越多的组件开始，可能的组合总数就会越快飙升至天文数字。研究经济增长本质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指出，一张CD的可能的数位组合方法大约有10的10亿次方种。每一种组合都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软件或音乐。然而，其数量如此庞大——哪怕是排除了只是随机噪音的无用组合——以至于，宇宙中的全部原子都不足以把它们全部实体化。
我们可以重新组合的不只有数位。以氧化铁为例，罗默建议，它是铁锈。在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用氧化铁做原料在岩洞里画壁画。现在，通过把相同的原子重新组合成精细的氧化铁薄层并置于塑料之上，我们就造出了一个软盘。在这个软盘中，我们可以装下那些岩洞壁画的复制品，以及用图像处理程序可在其基础上实现的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我们增加了百万倍的可能性。
你从创意和机会中获得的组合爆炸的威力，罗默说，“本质上永远不会减弱。”因为，你越是善用机会，就越不会产生匮乏。
我们对网络经济结构的每一点认识都表明，它会创造生生不息的机遇。原因如下：
◎一个连接意味着一个机遇。如果我们把世界越来越多地连接到网络的节点上，我们就相当于在这个神奇的组合游戏中增添了数十亿计可用的新组件。可能性的数量会像爆炸一样激增。
◎网络使已经抓住的机会和已经创造出的发明加速传播。这些机会与发明被散播到网络和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引发出更多建构于它们之上的新机遇。
技术不是万灵药。它永远无法根治社会的弊端与不公。技术只能为我们做一件事，但是一件惊人的事——技术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机遇。
在贝多芬还没有坐在钢琴前的时候，世界上或许就有音乐天赋高出他两倍的人，只是当时世界上还没有键盘和管弦乐队。由于技术和知识未能使那些机遇向他敞开，我们永远也无法听到他的音乐。几个世纪之后，充分发展了的音乐技术，为贝多芬成为伟人提供了机遇。我们真该庆幸，梵高准备好了的时候油画颜料已被发明了出来，而乔治·卢卡斯生活在了一个可以使用胶卷和电脑的时代。今天，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少年天才们正在等待一项与他们的天赋完美匹配的技术。但愿他们能够活到人类知识和技术创造出他们所需要的机会的那一天。
油画颜料、键盘、歌剧院、钢笔——所有这些都还在源源不断地带来着机遇。但是，此外，我们又增加了胶卷、金属加工、摩天大楼、超文本和全息摄影等这些为艺术表现带来更多可能性的发明。我们每年又为各个种类增加更多新的机遇。等着瞧吧，看的方式、思考的方法、娱乐的手段、健康的渠道、理解的途径。
经济生活的“了不起的不对称”，在抛弃少许旧的东西的同时，不停地积累着新的机遇。旅程朝着一个方向开始，而其后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方向和新领域，等着人们去走、去开发。
“从现在开始，几十年内，地球上的人口将达到100亿，届时复杂计算机的价格会比晶体管收音机还便宜。”科幻小说家大卫·布林在其《透明社会》一书中如是写道。“如果这种组合没有导致战争或混乱的话，那么，它无疑将带来这样一个世界：无数男男女女拥挤在数据之路上寻找新奇的事情来做——一些超越常规的追求，为的只是让每个人都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与众不同。通过互联网，我们可能会看到一项了不起的探索的开始，它朝向外部世界每一个兴趣或好奇心可能存在的方向。一次探索我们是什么和我们可能成为什么的极限远征。”
随着知识传播的加速，随着更多可能性被创造出来，增量增长的永不衰退的推动力也会加速。长远来看，创造和抓住机遇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衡量一个公司或一项发明带来的可能性的数量，以及用来评估其总体发展状况的，不是生产力，而是一个好的基准点。
然而，在短期，问题还是必须得解决。一直以来的理念都是，商业就意味着解决问题。认真对待每一个客户的不满，工商管理学硕士们说，然后找出解决方案。这个略显陈腐的建议鼓励着商业去找出问题所在。然而，问题都是一些停止运作了的存在。它们通常的情况是，目标清楚，但缺乏执行。例如，“我们存在质量问题”，或“客户投诉我们的物流慢。”彼得·德鲁克说：“不要解决问题。”对此，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的进一步阐释说：“当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是在助长你的失败，压抑你的成功，最后收获的只是代价昂贵的平庸。竞争激烈的全球舞台，没有奢侈的平庸的代价高昂，足以让你失去立足之地。”
“不要解决问题，去寻求机遇。”
寻求机遇不再是只与漫长的经济发展周期相关的明智之举。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速，一个“互联网年”似乎一个月就过去了，为长期发展而制定的操作方法开始作用于日常的经济活动。发展的动力转化为赢得短期竞争优势的动力。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缺乏抓住机遇而非优化解决办法的应变能力，是限制我们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首要因素。
创造更多新机遇，比起优化已有的东西，能够使你收获更多。
最优化和效率的观念根深蒂固。在过去，更好的工具意味着工作更有效率。因此，经济学家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即将来临的信息时代将带来生产力的大爆发。在过去，我们对新工具的期望不过如此。但是，令人讶异的是，电脑和互联网技术至今仍未为生产力带来可供测量的增长。
我们的现代经济源于不断提升的效率。通过使每一个劳动投入生产更多的产出，我们拥有越来越多价格愈加低廉的商品。这提升了生活水平。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生产力因素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政府都将之视作追踪经济动态、完善经济发展的核心测量标准。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经说过的那样：“生产力不是一切，但是长远来看，它几乎就是一切。”
然而，在新经济中，生产力恰恰不应成为关注点。
要测量效率，你就需要规格一致的产出。但是，在强调紧缩生产、完全定制、个人体验和创意发明的经济中，规格一致的产出在不断减少。越来越少的商品是清一色一模一样的了。
而且，机器已经接管了规格一致的商品的生产。它们热爱机械可测的工作。持续的升级使得它们可以每小时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因此，只有那些制造滚珠轴承和橡胶软管的公司需要担心它们自身的生产力问题。而且，事实上，现今经济体制中，只有美国和日本的制造业真正实现了生产力的提升。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它们每年约增长3%到5%。这就是你想看到的生产力。通过监控机器和工具，每个工人每小时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铆钉、电池、鞋子和其他商品。效率，是对机器人而言的。
另一方面，机遇是为人类而存在的。机遇需要具备灵活性、探索能力、猜想能力、好奇心，以及人类擅长的诸多其他的才能。由于网络本身的递归性，它能培养机会，并同时地为人类创造机会。
人类在哪些领域投入了最多的想象力（我们还没有看见它对生产力的提高），又为什么在这些领域投入最多的想象力？一个好莱坞电影公司平均1美元制作的电影长度，比其他制作公司的更长，就叫生产力更高吗？但是，在信息、娱乐以及传播产业里，它们所占据的工作比例越来越大，它的“产量”却往往意义不大。
试图测量生产力的一个问题在于，它只能测出人们能把错误的工作做得多棒。任何能够被测量生产力的工作，也许必须得从人们的工作列表上删去。
在工业时代，每一个工人的任务，就是找到把工作做得更好的方法：那才是生产力。通过科学方法来让机械工作达到最大化，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彻底改革了工业。但在网络经济中，机器完成了大部分不人道的制作工作，对于每一个工人来说，问题就变成了“做哪一份工作才是对的”，而非“怎么把一项工作做对”。
的确，要回答这个问题相当困难。人们把这个问题称作“执行管理功能”。过去，只有位于前10%的工作者需要做这样的决定。而现在，必须决定下一份正确的工作是什么的人，不再仅仅只是管理人员。
在未来，把下一件事情做对，比把同一件事情做得更好，要有意义的多。
可是，人们如何能够轻易测量到这种重要的探索和发现能力？假使你想要测量生产力，生产力就会遁于无形。但是，由于并没有其他测量方式的存在，生产力变成了让人厌烦的原因。这个问题会持续困扰经济学家们，因为他们对于如何对生产力进行持续测量，也知之甚少。
官员们还在继续测量生产力，但是他们发现，最近几十年来，生产力并没有显著提高。这有辱人们每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电脑技术上投入的7000亿美元。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和公司购买电脑技术。原因在于，电脑技术提高了他们的工作质量，可是传统的测量方法又测不到他们的总体收益。这个不受人们待见的发现，被命名为“生产力悖论”。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曾经讽刺过的那样——“电脑无所不在，唯独不在经济数据里”。
毫无疑问，人们过去在电脑系统上花费的诸多消费，既糟糕，又管理不善，还很浪费。去年，那些被“监禁”在旧式系统里的消费者购买了8000台电脑（即具备Unix系统和庞大体积的电脑）。1997年，光IBM一家公司，就售出了价值50亿的电脑。这些花在电脑上的钱，对于提高效率评价毫无帮助。千禧年的问题更是个世界规模的大麻烦，也让信息技术的收益大打折扣。但是，根据经济历史学家保尔·大卫（Paul David）的说法，工业经济（smokestack economy）花了40年才想出如何利用电动机（发明于188年）来对工厂进行重新配置。头十年里，机器的转换效率确实下降了。大卫很喜欢一种讽刺的说法，即“20世纪的人有可能会说，发电机‘无所不在，唯独不在经济数据里’。”比起网络技术方面的变革，切换至电动机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此时，我们仍然处于微处理器时代的第三个十年中。生产力会重新崛起。再过几年，它会以“突然”上升之势出现在人们面前。然而，和克鲁曼的断言相反，从长远来看，生产力几乎什么也不是。这不是因为生产力提高的情形不会发生。生产力会提高。但那是因为像能使成本下降的通用学习曲线那样，生产力提高成为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
T.P·莱特（T.P Wright）首先发现了反价格（inverted prices）学习曲线，这位传奇的工程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造了飞机。莱特保持着组装每一架飞机所需的小时数的记录。在组装完成一架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的同时，他计算着每次所需时间的下降。装配工的操作越熟练，他的生产率就越高。一开始，人们以为效率只跟组装飞机有关，但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开始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半导体上。从那时候起，由熟练经验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变得随处可见。《生态学》一书的作者迈克尔·罗斯查尔德（Michael Prothschild）说：“已经有数据能够证明，在钢铁、隐形眼镜、人寿保险、汽车、喷气发动机、瓶盖、电冰箱、炼油、空调、电视显像管、铝、光纤、吸尘器、摩托车、蒸汽涡轮发电机、酒精、啤酒、化妆纸、晶体管、纸尿裤、煤气灶、浮法玻璃、长途电话、割草机、航空旅行、原油生产、排版、工厂维修以及水力发电等领域，学习曲线使成本有所下降。”
随着熟练经验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法则变得普遍起来，人们有了另一个关键的发现：学习并不仅仅发生在一个公司内部。在整个工业领域中，人们都能看到经验曲线。简便、持续的经验交流传遍整个网络，让每一个人的生产都能对学习产生贡献。不同于五个小公司分别制造10000件产品，网络技术让这五个小公司形成团队，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大公司生产了50000件产品，而这五个公司都分别分享了经验带来的益处。由于经验每增长一倍，成本就会下降20%，这个网络的影响就会开始发生叠加效果。网络传播的进步、传递技术数据的标准协议，以及社区中信息丰富的技术员，都在进行旋风式的经验传播，保证了生产力的常规增长。
速动资本管理公司（Velocity Capital Management）的分析员安德鲁，把通用学习曲线带来的价格的下降比喻成经济中的低压锋面（low pressure front）。正如来自国家其他地区的气象低压系统让天气变得糟糕一样，价格下降产生的低压点破坏了投资环境，也让企业没有热忱去创造机会。
和自然选择过程中变异与死亡的两环很像，机会与生产力携手共事。生产力在网络经济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传播技术。如果技术被少部分人藏起来，那么技术进步就无法影响未来的机会。生产力的增长，降低了获取知识、技术和制品的成本，使更多的人能够拥有它。当晶体管很稀有时，它非常昂贵，因而它产生的机会很罕见。当生产力曲线开始生效，晶体管最终会变得十分廉价，且随处可见，这个时候，任何人都可以在它身上挖掘机会。当滚珠轴承很昂贵的时候，它所创造的机会也十分昂贵。随着它被传播到各个地方，它会变得特别便宜，无所不在，便触发了无限的机会。
网络经济注定会是常规生产力的源泉。人们能够迅速传播技术经验，提高自动操作效率。然而，人们需要的不是机器的常规生产力。网络经济需要的是一些看起来有浪费嫌疑的东西。
浪费时间和低效是发现新事物的途径。在制作例如《纽约客》（The New Yorker）、《名利场》（Vanity Fair）和《建筑学文摘》（Architecrural Digest）等世界级杂志的时候，康泰纳仕集团（Condé Nast）的编辑主任亚历山大·利伯曼（Alexander Liberman）受到了低效的挑战，他说得很好：“我信任浪费。浪费对于创作过程十分重要。”一流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断言，网络将会是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东西，但他又进一步提到，低效正是它主要的吸引力和获得认可的原因。低效，是艺术、新模式、新观念、亚文化群及很多东西的来源。在一个网络经济中，创新，首先应用在低效率的礼品经济中，随后才在商业效率中发芽。
Dialog系统出现在互联网之前，它是一件相当未来派的事物。20世纪70至80年代，它是最接近电子图书馆的一样东西，能够贮存世界上的科学、学术和新闻报导产生的文本。唯一的问题在于它的价格，使用1分钟需要花1美元。当你搜索信息的时候，你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人们花的钱只能用来寻找那些严肃问题的答案。在Dialog系统上，没有人在那上面闲逛，提没有价值的问题，例如查找你的姓名。它不鼓励浪费行为。由于信息搜索被当成稀有物品来售卖，没有人拥有掌控媒体的渠道，也没有办法创造任何新颖的事物。
在你掌握了搜索过程之前，你需要在网络上浪费56个小时的时间，毫无目的地在无用的网页上点击，努力搜索，制造一箩筐错误，问一堆愚蠢的问题。网络鼓励低效。网络的一切都跟创造机会和忽略问题有关。因而，网络在短短几周之内，孵化了创造力，而Dialog系统尽管以效率优先为取向，却终其一生都没有孵化出任何新颖的东西。
网络至今已经运转了20年，原因在于，只要花上56个小时，人们就能变成一个探索专家。在婴儿潮中出生的45岁的人，需要先思考并确认他们的旅行如何才能达到某种程度上的效果，才会开始一场旅行，而年轻人却能跟随预感，在网络上创造出看起来不经大脑思考的新奇事物，毫不担忧他们的旅行是否高效。这种形式的低效能够培育出未来的大师。
比经济创造出我们所需的东西更快，我们在各个方向上进行探索，跟随每一次随性的好奇心，创造更多的需求来满足自己。就像网络上的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我们的需求以指数方式增长。
尽管在某些根本的层面上，我们的需求和精神相连结，每一种欲望都可以追溯到某种原始的需求。技术，创造了全新的机会，让人们寻找到渴望的出口和实现的形式。只有当正确的技术面世之时，人类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渴望才能找到表现形式。例如，古代的人们对于飞行的渴望。
荷兰官方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KLM）每年售出价值百万的机票，让人们能够进行无目的地的航空旅行。乘客们登上荷兰皇家航空的任何一个国际航班，立刻来一次双程飞行，最后回到出发的地方，连机场都没有踏出半步。这种飞行就像一场高科技的巡游，吸引力在于免税购物和用极低的折扣购买的波音737飞机上的飞行。这种需求从而何来？全都是由技术创造的。
财经作家保罗·皮尔泽（Paul Pilzer）敏锐地指出：“当一个商人以50美元的价格卖出一台新的索尼Walkman，他仅使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满足，实际上，他创造了消费者的更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顾客产生了购买磁带和电池的潜在需求，而这种潜在需求是持续且无限的。”比起满足我们的需求，技术创造需求的速度更快。
需求，并非固定不变，也非绝对。相反，它们是流动的，具有反射性的。虚拟现实之父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认为，他发明虚拟现实系统（VR system）的热情，源自他长期渴望玩“空气吉他”所受到的阻挠。玩“空气吉他”要能挥舞手臂，制作出他的情绪所释放出的音乐。如今，VR游戏能够满足每一个接触它的人的渴望，但是，在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虚拟现实中去之前，大部分人从来都不曾意识到他们有这个需求。这的确不在柏拉图曾经列过的基本需求清单上。
在经济学领域中，曾经有一个很有用的区分，它把食物和衣服之类的需求归为“基本”需求，其他的需求和完美则被定义为“奢侈品”。正如批评家控诉的那样，广告毫无疑问是罪恶的，它培养了人们的欲望。但是技术的脚步走得很远。精致的媒体技术首先创造了人们对奢侈品的渴望，而后，技术把那些奢侈品转换成人们的基本需求。
今天，人们把一个配备了自来水、电灯、彩色电视和厕所的干燥的房间视作十分基本和主要的需求。这是我们对牢房配备的最低技术需求。然而，三代之前，这种需求如果不是“过分”，也会被官方定义为彻头彻尾的奢华。93%的被美国政府官方认定为生活贫困的人，拥有彩色电视机，60%拥有录像机和微波炉。贫困的定义和过去不再相同。技术知识不断提出更多的要求。事实上，如今大部分没有冰箱和电话的人会被美国人认为是原始人。仅仅在60年前，这些物品都还是奢侈品。而今天，拥有私家车，则被视作是任何一个成年人基本的生存需求。
“需求”，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词。在经济术语中，“需求”的关键意思是，每一个渴望的实现。也即每一项新的服务或每一个新的产品，都形成了一个平台，人们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设想和渴望其他可能的活动。例如，技术满足了人们在空中飞行的需求，那么飞行，就产生了新的渴望：在飞机上吃饭，一个人每天坐飞机去上班，飞得比音速快，飞到月球上，一边飞行一边看电视。当技术满足了人们一边飞行一边看电视的需求，我们又贪得无厌地想象能够只看我们自己选择要看的录像，而不看别人正在看的。技术知识也能够实现这个梦想。每一个点子的实现，都为更多的技术提供了空间，而每一项新的技术，也为更多的点子提供了空间。它们相互作用，循环速度越来越快。
技术借助这个不停循环的圆圈产生需求，然后又为技术满足这些需求提供支持。但是它只有在如今才被视作如此。在建立于砖瓦和烟囱基础之上的古典经济学中，技术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经济学家把诸如劳动力、资本和库存等传统经济要素的影响叠加起来，从而解释何为经济增长。这种集合变成了经济增长的方程式。被归因于剩余范畴的技术解释了那些传统经济要素无法解释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技术被认为是处于经济的机器之外。人们认为经济有一个固定的特质，它并不能真正实现自我变革。随后，在1957年，供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计算出技术贡献了80%的经济增长。
如今，尤其是随着网络经济的到来，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并多余，而是动力机。在一个崭新的秩序中，经济就是原动力。
我们的大脑会首先受到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旧规则的约束。听从技术的指引，人们就可以从这种约束中释放出来。技术发言了，它把机会排在效率的前面。对于任何个人、组织或者国家而言，它们要做的关键决定，不在于如何通过重复做一件事情来提高生产力，而在于如何协调机会的爆发，选择正确的事情来做。
关于网络经济的好消息是，网络经济对人类的力量起了正确的作用。重复、续集、复印和自动化，都趋于免费和效率，而那些创新的、原始的和富有想象力的技术，它们没有一个能够产生效率，但是价值却在攀升。
为什么机器做不到这个？如果对工人施加提高生产力的压力，那么需要回答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机器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事实上，一项常规到足够被测量的任务，表明了它也能常规到让机器人来完成。我认为，在今天，那些由工会为之争取的许多工作机会，在几代之内也许将会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工作。
发掘出人意料的惊喜。在网络经济中获得成功所需的品质，可以被归结为一点，就是——拥有冲进未知世界的能力。灾难潜伏在任何一个地方，意料之外的惊喜也如是。但是，伟大的不对称体系保证了积极因素总是战胜消极因素，积极所带来的利益会接踵而来。一个典型的上升惊喜，就是一项创新能够立即满足三个需求，同时也产生了五个新的需求。
实现机会暴涨的最大化。一个机会的产生能够触发另一个机会的产生，接着又触发了下一个。这是一个步枪射击式的机会爆发过程。但是，如果一个机会触发了另外十个机会的产生，随后又分别触发了另外十个，那这就是一次威力广远的爆发。一些人抓住了那些充分爆发的机会，这些机会在第一代中实现了成千上万次复制，然后迅速枯竭了。思考一下宠物石，它的确实卖出了几百万个，然后呢？宠物石并没有引发机会的爆发。一个决定机会爆发的可能性的方法，就在于探索一个问题：人们能在这个机会的基础之上衍生多少新的技术和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