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宋庆龄同宋氏家族一直联系不多，甚至到了断绝来往的程度。
宋美龄与二姐庆龄之间政治上有分歧，但亲情却使她暗地里一直保护着二姐。在十年内战最艰苦的年代里，宋庆龄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与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爱国、民主的旗帜，也自然成为国民党特务迫害的对象。宋美龄不忘骨肉情意，坚决不允许军统、中统特务对二姐有任何过火的行为。
日军大肆侵华，全民族抗战开始。
三姐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渐渐地走到了一起。
为了推进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侨支持抗日战争，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了“保卫中国大同盟”。宋庆龄以民族利益为重，抛嫌释怨，团结在政治上与自己长期分道扬镳的亲属，与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和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一道，作为“保盟”的发起人。
宋庆龄在香港主持“保盟”工作期间，也加强了与她长期疏远的姐妹之间的联系，这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40年2月，宋美龄因治病特地从重庆来到香港。那是她在前线视察期间，在一次意外车祸中差点儿丧了命，由此患上了失眠症并且经常犯荨麻疹。
美龄住在大姐霭龄的寓所，庆龄也从自己的住处搬了过来，宋氏三姐妹住到了一起。在此后的40余天里，香港沙逊路宋霭龄的住宅里，呈现一片热闹景象。
三姐妹得以欢聚，仿佛又回到了早年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的时期，融融洽洽，尽展笑颜。在这些天里，姐妹三人完全抛开了原来的角色，快乐地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多年以来，这是宋家姐妹首次能够抛弃政治立场的不同，真心的相处相爱。她们闲话家常，一起下厨，说着别人难以了解的老笑话，试穿彼此的衣服，共享姐妹亲情。
在香港的40余天里，三姐妹经常接受新闻界的采访、拍照，还常在大姐宋霭龄家召开会议，共同讨论抗日事宜。
经过商议，三姐妹决定为宣传抗日一同回重庆，因为此时正值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如三姐妹一起到重庆，在陪都的大庭广众中露面，对艰苦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应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人们就不会再相信宋家分裂以及国民政府分裂的谣言了。
三姐妹动身前夕，她们在香港做了一个惊人之举：三人一起出现在香港饭店并在那里用餐。
这天，天气特好，忙碌的香港突然躁动起来。
街上流传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分开已久的宋氏三姐妹，现在一同坐在丽雅饭店里，三姐妹有说有笑，亲切异常。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宋氏三姐妹已经成为许多人家教育子女的一种典范：三姐妹不仅个个天生丽质，而且才华横溢。她们当中出现了两位第一夫人，一位行政院长夫人，历史上从没有过这么显赫的同胞姐妹。
这三姐妹中，一位是“国母”，万众景仰；一位权倾朝野，说一不二；而另一位虽地位稍逊，却赚钱有术，手掌翻覆之间就是成千上万的财富，可谓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第一富婆。当年，尽管追求有所不同，但她们在各自的道路上都是成功者。
平素里，能见到她们之中一位都十分不易，现在竟然有机会同时一睹三姐妹的芳容。
况且，这三姐妹十几年前因政治而分道扬镳，虽未见她们之间互相攻击，但宋庆龄对妹夫蒋介石的揭露和怒斥，却是司空见惯。
当年，她们也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宋美龄直接代表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而宋庆龄则更多地代表着在野的左派，有时甚至倡导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主张。多少年来，宋家人的行动往往紧连着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每次大事件。
现在三姐妹突然出现在一起，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征兆。但会是什么呢？当时没人猜得透。猜不透就更有诱惑力，就越想要探个究竟。
当时这个消息几乎使所有的人都有兴趣。
于是乎男的、女的、穿长袍的、着西装的、黄皮肤黑头发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拎兜子的、挎相机的……一时间都一个方向地往这家饭店跑。
早来的，涌到了门口；晚来的，挤在了街上；有办法的，守住了窗口；随大溜的，伸长着脖子；脑袋灵的，亮出了“派司”要求进去；主意稳的，选好了地形就在外面死等，不信她们就没有出来的时候。
其实不必再看到三姐妹了，只这个场面当时就是一件大新闻，足以说明三姐妹的影响力。
人群占据了道路，阻塞了交通。没有人抱怨，后来者一问明原因，也立即加入到这个潮流。人们越聚越多，场面越来越大。
宋庆龄自上海沦陷后来到香港，活动不少，人所共知；宋霭龄在武汉失守后寓居香港，可她不担任公职，知者甚少；至于本该呆在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宋美龄，何时来香港且来香港何为，人们就更不知晓了。
此时，三姐妹确实在这家饭店里面。不过她们相聚不是私人的宴会，也不是单纯来叙姐妹亲情，而是为着中国的抗战大业才来相聚的。
聚会也并非只有三姐妹，还有香港各爱国团体的一批人士，不过即使在名流面前，宋家的三姐妹永远是世人瞩目的焦点。
她们仍是按着“大让小”的原则，由宋美龄首先讲话。就见宋美龄穿着黑绸绣花中式旗袍，旗袍两侧的开口只到膝盖，雍容华贵、典雅的她敏捷地走上主席台，黑亮的眼珠先向会场扫视了一番，她不马上开口，为的是让与会者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同时她也用这一瞬间向人们传递一种信心。
她没有讲太多的道理，而是用一种十分赞赏的口吻高度评价了二姐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称赞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为宣传中国抗战形势、联络海内外朋友、募集抗战物资、救助战争难民所做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几句话引起了长时间的鼓掌，保盟自建立以来，这是第一次得到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首肯。以往，国民党政府官员对“保盟”和“工合”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宋美龄赞扬保盟之后，又特别请求二姐宋庆龄，提出由保盟对她刚刚宣告成立的“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的财务账目进行审计，这足以证明保盟在处理捐赠款物时是公正、廉洁的。
宋庆龄依然是那么庄重、娴雅。她首先呼吁人们支持宋美龄领导的伤兵之友运动。接着她提出，刚刚成立的伤兵之友香港分社，应该由大姐宋霭龄担任主席，她称赞大姐早在民国初年担任孙大总统秘书时，就显露出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近年虽没有担任公职，但她筹组实业，发展经济，运筹帷幄常操胜算，因此担任这个职务，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
此时的宋霭龄已不像两个妹妹那样年轻美丽光彩照人，但也有她的大家风范。她的手指上戴着钻戒，脑后的发髻上更有一颗硕大的珍珠。她和两个妹妹一样，都穿中式旗袍，这大概是为了表明一种恪守中国传统的姿态，表明一种与异族侵略者势不两立的心境。她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宋庆龄筹组的妇慰会，而宋美龄是这个全国组织的领袖。她也为抗战捐出了不少钱财，并博得了很好的名声。她在讲话中没有提自己过去所做的工作，而是称赞两个妹妹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表示自己今后要多做工作。
这一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三姐妹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因为自从蒋介石背叛大革命，背叛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宋庆龄便与妹妹、妹夫分道扬镳，在政治上划清界线，而且在私下里与妹妹也几乎断绝了往来。每当宋美龄提出姐妹团聚，宋庆龄总是借故推辞，即使同意了，也要选择蒋介石不在官邸的时候前往，否则坚决不出席。
共同抗日的大目标，弥合了她们之间的政治鸿沟。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能以自己姐妹的活动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宋家三姐妹情不自禁都笑了。
她们还一起在香港饭店用餐，把那道名为“团结”的政治大菜似有心又似无意地端到了国人面前，令大家眼睛为之一亮。
这一天，是1940年3月28日。
三姐妹香港聚会的新闻，给了国内民众和国际观察家一个信号，中国国内各派抗日力量的团结更加坚强，统一战线更加巩固。
三姐妹香港聚会，向世人宣告，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卖国行径在中国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中国仍然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
三姐妹在公共场所的出现，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和议论，敏感的新闻界都预测孔宋家族将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三姐妹这种友好的欢聚，在她们的人生旅程中，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