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段战争岁月，母亲经常被问及同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帮助过反德的抵抗组织？你的父亲真的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吗？母亲总是用她一贯谦逊而又直接的方式回答第一个问题：是的。和其他每个人一样，她尽了一个孩子能尽的最大努力来帮助那些抵抗组织。她曾经把秘密消息放在鞋子里传递给游击队员，因为孩子不容易被怀疑，纳粹士兵很少拦住他们仔细盘查。我记得她曾经告诉我们，她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犹太人被押上了火车送往集中营，她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穿着红大衣的小女孩被纳粹军队塞进一辆牛车中带走。很多年以后，当她看到《辛德勒名单》时，斯皮尔伯格用他的想象让她重新回忆起那个残酷的现实世界。（《辛德勒名单》是一部黑白影片，但是全片有一个穿着一件红色大衣的小女孩，这也是整部电影惟一的彩色。）对第二个问题，她同样会回答：是的。不仅她的父亲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她的母亲也同样如此，不过那都是在战争开始之前。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攀上权力顶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作为一种新诞生的政府形式，骗取了大量社会精英的信任。当时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强势政治主张，比当时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更加能激励民心。同时一战后德国经济衰退，人民渴望变革的呼声高涨，法西斯主义借此机会赢得了支持。不过战争刚刚打响，我的外祖父就前往英国，然后他被软禁在一栋房子里，获准自由行动之后他去了爱尔兰，而不是回到法西斯横行的德国。他从来没有支持过希特勒推行的战争政策和种族大屠杀，我的外祖母也一样。也许他们只是支持法西斯的政治主张，因此加入了相关的政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人。
不过这些政治上的差别足以成为我母亲对她的父母产生愤恨的理由，她放弃了那个家庭所拥有的全部尊贵头衔，搬到她的外祖父家居住。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外曾祖父，在我出生前三年他就去世了。我母亲很少提起她以前的生活，不过她总是说，外祖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父亲的角色，因为父亲很早就离开了她，在她的童年生活中对父亲的印象很淡。20年后当她与父亲重逢时，两人之间也没有流露出父女间那种深厚的感情。
我的父亲梅尔·费雷一直通过红十字组织寻找我的外祖父。我的父母经常谈起我的外祖父。尽管她并没有流露出很明显的想念之情，但是我父亲明白，对我母亲而言，这是一桩巨大的未了心愿。最后红十字组织通知我父亲说我的外祖父在爱尔兰。我父亲立刻给他打了电话，父亲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我外祖父接到电话时，他很快就感觉到我父亲是谁。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通过报纸来了解他女儿的生活和演艺生涯。我父亲说也许父女俩应该见一次面，把多年来的一些问题彻底解决。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赫本·鲁斯顿，我的外祖父，欣然应允，他说“他很高兴可以再次见到奥黛丽”（在英文表达中，这是一句极没有感情的礼貌用语）。于是他和我父亲在电话中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都柏林谢尔伯恩酒店的大堂。我的父母从瑞士飞赴爱尔兰，驱车前往谢尔伯恩酒店，两人入住后不久屋里的电话就响了，和约定的一样，时间恰好在午餐前。
在此之前，我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父亲还是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 她在英格兰的一个农场里度过了一个夏天。当英国正式对德国宣战后，他把我的母亲送上一架飞机，那是最后一批从英国起飞前往欧洲大陆的民用飞机。我母亲记得那架飞机是橙色的，荷兰的民族颜色。飞机超低空飞越英吉利海峡，而在幼小的奥黛丽心中，父亲也变得越来越疏远。当时的荷兰是中立国，大家都觉得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不幸的是，在奥黛丽抵达荷兰后的第三天，德国军队未经宣战就直接开进了荷兰。
接到电话之后，我的父亲母亲就下楼了，我的外祖父就站在大堂里，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粗花呢大衣，显得有些苍老，不过老头儿仍然气宇轩昂一脸的骄傲。我母亲等待了几秒钟，但是外祖父没有任何反应，他就像座雕像一样站在那里，没有走上前来，也没有张开双臂，他根本没有拥抱我母亲的打算。这并不是因为他太过激动而忘记了这一切，而是他根本不会表达自己的爱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种爱，更糟的是，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这种状态。
这个我母亲整个童年时代都在渴望见到、扑进他的怀抱、享受甜蜜爱抚的人，情感交流上却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缺陷。终于，我母亲主动走上前去，拥抱了他，就像其他那些幸福的女儿拥抱自己慈祥的父亲一样。这就是结果，我母亲选择了宽恕他，她并不需要亲生父亲的道歉，她想要的只是一份如愿以偿。我母亲说，在这次与外祖父的团聚中所有人都没有流下喜悦的泪水，因为她担心那样会让他觉得内疚，因此我母亲一直努力忍住眼泪。在那天随后的时间里，他们一起吃了午餐，整个下午都在“过于轻松”的气氛中度过。我父亲找了个借口说自己想去逛逛附近别具风格的商店，这样可以给我母亲和外祖父单独聊天的机会。
当我父亲回到酒店的时候，只有我母亲独自在大堂，我的外祖父已经离去。母亲对父亲说：“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母亲一直沉默不语，关于这次见面她只字不提。在回家的飞机上，母亲突然对父亲说，她很感谢他所做的一切，无论如何这次爱尔兰之行解开了她的一个心结。最后母亲还说，她不再需要与自己的父亲会面了。这个在整个二战时期都被她母亲抱怨的男人，被最怨毒的词语攻击，抱怨他的不告而别，抱怨他没有尽到一丝一毫男人的责任。所以，母亲觉得她必须要亲自看看这个男人。当她真的见到自己的父亲时，她明白自己的心愿了结了，至于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已经没有意义了。
以我对母亲的了解，她应该从来没有为这件事痛哭过，她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不了解的是，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当拍到那些需要流泪的镜头时，她是否会想到这段往事。
尽管此后母亲不再与外祖父见面，但是我母亲一直在经济上支持外祖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在我母亲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外祖父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但是母亲并没有因此而拒绝赡养她的父亲。母亲有她自己的原则，并且一生都在坚持：每个人都要做到自己应该做的，不论她曾经被伤害到什么程度也不能例外。
这样的生活过了好几年，当我母亲与罗伯特·沃尔德斯开始交往后不久，就传来了外祖父患上重病的消息，医生说他已经坚持不了太长时间。自从他们在都柏林的那次会面之后，我母亲只见过外祖父一次，那次他来到我们在瑞士拉佩西堡的家，在这里住了一两天。我相信是我母亲邀请外祖父来度假的，她有一种愿望，希望外祖父能与我相见，希望他来看看我们的生活。不过我当时实在太小了，对外祖父几乎没有任何的印象，只记得他是个很严厉的老头儿。
于是我母亲第二次去了都柏林，这一次罗伯特陪着她。从医生那里母亲知道外祖父的健康状况恶化得很快，因此她决定留在那里多陪伴一下自己的父亲，看看外祖父住的地方。然而那个时候的外祖父已经神志不清，他不断谈自己的马，实际上他已经一匹马都没有了。在我母亲的很多传记中，外祖父都被描写成一个出色的银行家，然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工作上努力过，这也许是最可悲的一点。除了工作，在其他的方面，不可否认，他是十分出色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爱好者，且有天赋。他是一个出色的驯马师，也通晓驾驶滑翔机的所有技巧，掌握了很多“不实用”的科学知识，并且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然而尽管外祖父能够说13种语言，他却始终无法与自己的女儿很好地交流。他只是告诉罗伯特，母亲对他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他为自己当年没有能够更好地扮演父亲的角色而感到多么的后悔，而如今，他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非常骄傲。
在外祖父去世前几天，母亲和罗伯特离开了爱尔兰。她没有留下来等待参加外祖父的葬礼，因为他们当时不知道外祖父还能够坚持多久，而且也不希望引来媒体的关注而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在母亲找到她的父亲之前，许多媒体为了增加母亲身世的传奇色彩，就已经以确凿的证据报道她的父亲早在她幼年时期去世。母亲也借机把这段历史深深地埋了起来。
从很多角度来看，我母亲的两次婚姻似乎源自于同一种动力，第一次和我的父亲梅尔·费雷，第二次和卢卡的父亲安德烈·多蒂，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延续。这两个人在情感上都有童年时代留下的伤疤，他们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充满才华并且控制力极强，但是却都不善于和孩子交流，在那个年代，这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教育和社会角色的认知。“情感上的饥饿”是食物无法缓解的，在母亲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那些年，她总是这样形容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总体而言，费雷和多蒂是同一类人。也许是因为母亲有过相同的遭遇，出于一种本能的渴望，她希望与自己的丈夫分担这种遭遇，同时希望能够合力弥补这种断裂的血缘纽带。当她发现自己无力去帮助这些男人的时候，她一定非常失望。
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事:就像生长在阴暗处的树木，尽管见不到阳光，它们的树枝还是会千方百计地向阳光的方向生长。来自我母亲童年心灵深处的那种渴望被拥抱的声音总是环绕在她身旁，她总是无法理解别人对情感为何会有不同的态度。母亲浪漫的天性让她做不到主动去要求得到什么，虽然她内心深处是如此的渴望。她希望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就像她非常喜欢收到鲜花，但是从来不主动要求别人送给她。
我相信，一个孩子与他的父母最初建立起的互相信赖和亲密的关系，将会决定他此后一生中情感世界的色彩。我们是否能够与父母做到坦诚相见，将很可能影响到今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爱人。如果这种最初的情感交流并不完整，那么我们此后都将生活在一种情感匮乏的状态中，这种匮乏是他人无法填补的，当我们和他人在一起时，我们就会忍不住心生抱怨。我的外祖母和外祖父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封闭了对她的感情，外祖父甚至抛弃了母亲和外祖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当母亲尚年幼，尚还需要父母的爱时，却面临着这种感情问题，所以母亲一度变得内向而自闭，我的外祖母不得不送她去学芭蕾，期望在那种集体生活中，她能变得开朗活泼一些。这些幼年的经历对母亲后来的情感生活也造成了潜在的危害，正如母亲所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去处理我们的情感，也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去辨别那些潜在的可能会危害到相互之间亲密关系的危险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看到的是抱怨的转嫁，痛苦的转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