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世界杯期间，尽管我已转会尤文图斯，但我公开声明我是以佛罗伦萨球员的身份为国家队效力。这对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是佛罗伦萨让我起飞。但尤文图斯球迷非常不满，在7月30日球队开始夏训的首日，他们散发传单，传单上写道：“你的举止以及声明，深深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
在与媒体以及球迷的见面会上，我没有将尤文图斯的围巾围在脖子上，而是将它放在身旁的椅子上。我并不是故意这样做，当时很拥挤，而且匆匆忙忙。但媒体对此大做文章。
在都灵的几年中，我从未完全适应新环境，经常思念佛罗伦萨。转会事件使我变得忧郁沉闷。我将自己封闭起来，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几乎从不在都灵过夜，只要可能，我就逃到家乡卡尔多尼奥，陪伴怀孕的妻子。
在女儿出生后，我更是训练一结束就立即回家。我经常在下午5点就穿上睡衣和女儿玩耍。没有任何东西比家庭更加重要，我总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我没有与尤文图斯融为一体，自己有很大的责任。
我和新教练曼弗雷迪尼关系很好，他以我为中心组建了球队，开始情况不错，有希望争夺联赛冠军，最后却连欧洲三大杯的资格也失去了。我们是一支特别的球队，发挥得好，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四五个球，有些比赛却反常，例如对热那亚那场比赛中，我们进攻了85分钟，却在最后输了球。
球队的发挥起伏不定，我想是有人反对新教练，但我不愿说出他们的名字。曼弗雷迪尼是个好人，也是个好教练，他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在尤文图斯第一个赛季，我在32场比赛中进了14球。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1991年4月6日我在佛罗伦萨弗兰基球场所谓“拒罚点球”的那个插曲。我要说的是，到尤文图斯后第一个赛季对佛罗伦萨的两场比赛，我的运气都不好。主场是在1990年12月2日，那天正好我女儿出生，我根本不想踢这场比赛，我只想立即和妻子在一起。我带着高烧参加了比赛，比赛结束后匆忙回家。
当我第一次作为对手返回弗兰基球场时，气氛非常沉重。佛罗伦萨一些球迷在我转会时称我是雇佣军，是犹大。有些老朋友来看望我，他们担心要出事，于是我要反过来安慰他们。其实我也很紧张，在过去的球场和过去的球迷面前，我怎么可能不紧张呢？
比赛之前，我对曼弗雷迪尼教练说，如果比赛中有点球，我不罚。这并不是因为我不愿将球射进佛罗伦萨的大门，我是职业球员，不是个孩子。关键是佛罗伦萨门将马雷吉尼过去一直和我练点球，对我了如指掌，如果由我主罚点球，对他有利。
于是曼弗雷迪尼决定这场比赛的点球手是德阿戈斯蒂尼。比赛中我们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但马雷吉尼扑住了德阿戈斯蒂尼的点球。如果德阿戈斯蒂尼点球命中，其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闲话。
这场比赛还发生了另一个插曲。当我被替换下场时，观众席上掉下来一个佛罗伦萨的围巾，我本能将它拾起来，整个弗兰基球场欢声雷动。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算是对佛罗伦萨球迷的告别。虽然他们在比赛中一直对我喝倒彩，但我本无法忘记他们多年来对我的爱戴。我知道这又得罪了尤文图斯球迷，但我不后悔这样做。我是个球员，但我首先是个人。我是个感情丰富的人。
面对许多批评，曼弗雷迪尼教练出面保护了我。他在更衣室当众与我拥抱，他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巴乔不是雇佣军，而是一个人，他还补充说，他的梦想不是做一个强队的教练，而是做巴乔所在球队的教练。他的话一直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