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四处“点火”。他对金日成说：“我们希望２２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
其实，邓小平和金日成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５３年１１月。
当时，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的金日成，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来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与周恩来、彭德怀、董必武等中国领导人一起前往北京站迎候金日成。１１月１２日下午３时整，金日成的专列驶进北京站。身材高大，身穿黑呢大衣、头戴黑礼帽的金日成元帅，在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的陪同下，走出车厢和中国领导人一一亲切握手。邓小平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参加欢迎仪式的。其时，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任上调中央工作才一年多时间。
邓小平和金日成的第三次会面是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１９７８年。
这年的９月９日，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０周年国庆日。从９月８日到９月１３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国庆庆典活动。
邓小平一行于８日上午到达朝鲜平壤，受到了朝鲜党、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下榻不久，邓小平立即前往锦绣山议事堂拜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金日成在门口迎候邓小平。一见面，两位老朋友亲切握手，热情拥抱，并互致问候。
在这次简短、亲切、友好、融洽的交谈之后，金日成设宴款待了邓小平—行。宴会结束后，邓小平还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金日成赠送了广东枫溪陶瓷三层大型花瓶。花瓶高１．３米，最大直径达４８厘米，内外三层，上面雕饰有梅花、花篮和蝴蝶，象征着两国人民的友谊之花常开不败。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金日成表示感谢。当邓小平和金日成来到这个巨大的陶瓷花瓶前面时，记者们拍下了这个历史的镜头。
在结束访问的头一天，９月１２日上午９时，邓小平与金日成在平壤兴夫宾馆举行了正式会谈。
“自１９７５年访问中国后，第一次见到您，而且是在朝鲜见到，感到十分高兴。”金日成对邓小平说，“本来我准备今年秋天去中国进行内部访问，就国际问题交换一下意见，现在邓小平同志来了，可以推迟到明年去了。”
邓小平说：“非常欢迎，到时我陪主席去你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敦煌，你没有去过吧？”
“没有去过，延安、成都、重庆都没有去过。”金日成答道。
邓小平接着说：“今后两国领导应常来常往。”
金日成点点头，表示同意。
会谈中，双方对国际形势交换了各自的看法。邓小平说：“国际形势总的来讲还是很不安宁的。”
在谈到中日关系时，邓小平说：“我们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把反霸条款写入了正文，这在世界上算是第一次。同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我们奋斗７年的结果，当然现在不能说问题全解决了。”
邓小平还向金日成通报了中国政府正在同美国谈判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情况。对此，金日成主席表示理解。
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邓小平说：“有人说我们好战。不是我们好战，我们讲的是实际情况，我们希望２２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还详细地向金日成介绍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设想。
在谈到引进技术发展经济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我们的农村还很穷，收入还很低。我们农村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入，高的地方１５０元，全国平均只有６０元。什么叫现代化，５０年代一个样，６０年代不一样了，７０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金日成表示赞同说：“这样做很好。”
访朝归来，邓小平顺道从９月１３日至２０日，在东北地区和天津市进行了视察。
９月１５日在哈尔滨，邓小平听取了黑龙江省委的汇报。他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９月１６日在长春，邓小平听取了吉林省委的汇报，指出：现在关键问题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次谈话的一部分，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９月１７日在沈阳，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继续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同日，他在听取沈阳军区常委的工作汇报时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点了一把火。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的军队建设的五条标准：一是要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二是根除派性；三是军队要改变在老百姓中的形象，要像老八路、老红军那样；四是要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五是整顿好干部队伍。
接着，９月１８日邓小平在鞍山也作了讲话，后来也以《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９月２０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指出：要解放思想，不要当懒汉，不要划框框，不能搞平均主义。他说：“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在谈到要引进技术要改革企业管理时说：“凡这样的工厂，管理要按人家的方法，这个对我们来说叫革命。”
邓小平“四处点火”，他点的是解放思想的火，是实事求是的火，他也是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点火”。因为，邓小平知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发动机应该发动了。而他和金日成的谈话，谁能说不是在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长远事业“点火”呢？
此后邓小平和金日成经常见面会谈，老朋友成了一对好朋友。如果有什么大事，两人都要相互通气。像中共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还有香港回归问题，邓小平都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滴水不漏地告诉了金日成。
１９８１年４月金日成内部访问中国。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４月７日，邓小平在北京对《历史决议》小组起草负责人发表了意见。４月１８日下午，邓小平就赶往辽宁，在沈阳的友谊宾馆，和金日成进行了单独会谈。
邓小平指出，起草《历史决议》有三个目的：一是树立毛泽东思想旗帜；二是恰如其分地讲清错误；三是向前看。邓小平说：“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党内、在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全党接受了。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意见很多。经过多次反复，评价毛主席，现在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于毛泽东思想，是另一个概念，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年轻人不懂得这个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取得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我们党七大肯定了。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一年后的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７日，邓小平和胡耀邦一起内部访问朝鲜，同金日成举行了会谈。会谈中，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了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邓小平说：“香港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了，因为英国比较急，香港各方的人士都比较急。当前国际上进行投资需要有１５年的稳定，要保持１５年的稳定才投资。我们找了一些香港的知名人士，到北京来商议这个问题。前提是个主权问题。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１９９７年不只是新界，整个香港都收回。英国的盘子是放在能够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这点上，这不行。如果这样，所有中国人不管哪个当政都不会同意。所以，我跟他们说，到１９９７年，香港、九龙、新界的主权中国全收回。在这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由香港的爱国者组成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这些问题，邓小平在跟金日成会谈后，都得到了金日成的赞赏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