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那是在中国和苏联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的时候，他是代表苏联老大哥来到中国并受到欢迎的。后来他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成了一个反面人物，共产党国家把他叫作“反动派”。因为赫鲁晓夫留着一个光光的脑袋，于是人们又给他送了一个不雅的绰号，叫作“赫秃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有过一句名言，使赫鲁晓夫在中国更加出名并受到批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就被激情燃烧的“红卫兵”们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呢？
这位在斯大林去逝后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俄罗斯人，１８９４年出生在俄罗斯一个矿工家庭。１９１８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１９３４年起任苏共中央委员。１９３９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５２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斯大林于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去逝后，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不到１０天，赫鲁晓夫取而代之。同年９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１９６４年被迫“辞职”。
赫鲁晓夫头脑灵敏，点子不少，但比较粗鲁，脾气暴躁，工作方法简单。因其说话做事常常信口开河，莽撞失礼，所以在国际舞台上常常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情。其当政期间，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高级领导人曾访问过苏联，赫鲁晓夫也曾３次访问中国。
赫鲁晓夫比毛泽东小１岁，比邓小平大１０岁。他和邓小平的交往基本上都是“打嘴仗”般面对面的交锋。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赫鲁晓夫连连点头说：“这个人可厉害。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在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中苏关系经历了从结盟到对抗的巨大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吵。
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５４年。
这年的９月２９日，赫鲁晓夫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副主席米高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参加中国国庆庆典。３０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会见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
当时邓小平只是很多副总理中的一位，中苏友协的名誉理事之一，在国家重大活动中基本上不怎么出头露面，自然没有引起赫鲁晓夫的注意。
然而矮壮的赫鲁晓夫要真正认识这位比他更矮的“来自四川的小个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３年后的１９５７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应邀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于１１月２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参加十月革命胜利４０周年的庆祝活动；一个是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６４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副团长是宋庆龄。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人。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在这年的１０月４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苏联在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上居世界领先地位，无形中也给社会主义阵营增强了力量。一生中惟一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出了一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东风终究会压倒西风。”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私下里交谈时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有人接班吗？”赫鲁晓夫问了一句。其实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只是随口问道。
“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扳着手指头一个个地点起了名：“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
接着毛泽东还认真地给赫鲁晓夫介绍起来：“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１９２１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呢！”
“唔，是的！是的！”说到邓小平，赫鲁晓夫似乎和毛泽东的看法一致，他连连点头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１９５６年是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毛泽东一听也笑了。因为他知道，赫鲁晓夫说的“１９５６年是他来了”，讲的是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１日，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到莫斯科，会同已在莫斯科的朱德一起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情。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的许多政治观点是抱有不同意见的。
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４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中提出了三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问题；存在着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通过议会争取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简称为“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中国代表团在讨论这几个问题时，邓小平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提法是不同意的。这和毛泽东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大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的是米高扬。其他苏共中央领导人也程度不同地表示了反对个人崇拜。
２月２４日夜至２５日凌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而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其他国家代表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在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公开披露。６月４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一下子成了西方国家反共的把柄，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并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
邓小平看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速记稿后，坚定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邓小平一行于３月３日下午１点半回到北京。一个小时后，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由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参加会议的情况。
据说，毛泽东看到这份“秘密报告”的那个夜晚，他不停地吸烟，也不想吃饭，他失眠了。毛泽东似乎更加看清楚了赫鲁晓夫这个人。因为毛泽东对于苏共批评斯大林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这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出乎他的意料，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毛泽东很不赞成。不久，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由毛泽东亲自执笔修改的文章对斯大林做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期间，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者召集邓小平等领导人一起开会研究，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赫鲁晓夫的向斯大林亡灵发难、指责斯大林是个暴君，是没有对历史情境进行具体分析的全盘否定，是缺乏冷静的极端。斯大林确实有错误，但无论怎样他与苏联的历史是无法割断的。赫鲁晓夫的行为导致各国共产党人大批退党，波兰发生流血骚乱，匈牙利更是全面动荡，直到赫鲁晓夫的坦克隆隆驶入布达佩斯，才算在血与火的交织中恢复了秩序。这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尴尬的局面。
对此，“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毛泽东提出了他著名却又奇特的评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
而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自１９５６年４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这样大的会议肯定会涉及到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存在的意见和分歧以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而对于斯大林的评价，中共毛泽东已经表明了态度。但在对于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平过渡等问题，中共还没有适当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次苏联提议并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正好为中共提供了机会。
苏共对这次会议也的确非常重视。会前他们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宣言草案。他们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但没有得到支持。这才于１２月２８日向中共征求意见。２９日，毛泽东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告给苏共。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见。
在会见中，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就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究竟只准备这一种可能性，还是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毛泽东认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它就不倒，帝国主义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于是，会议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中苏双方讨论起草这份会议宣言，也就是会议的最后成果。
中方的首席代表是邓小平。苏方的首席代表是苏斯洛夫。
在会议中，针对“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有的国家是可以搞合法斗争，走议会道路的。
因为和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就根本谈不到一块去，毛泽东就避重就轻，就干脆写信给赫鲁晓夫说，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谈。
于是，第二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就坐在了谈判桌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严肃地批评了苏共“和平过渡”的片面性和危害性，并向苏共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正式书面提纲。
这次会议，邓小平的原则性确实给赫鲁晓夫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惟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
我还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中国人民胜利以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听说过他。
正像后来一位美国作家在他的著作中这样描绘邓小平：“也没有谁在宦海波涛中沉浮得如此频繁。邓小平身材不高，但１９７７年我终于见到他时，他简直如橡皮球一般充沛有劲，我想像得出他在心爱的篮球场上会是什么样子，恐怕连六七英尺的大汉也能对付。几年以后，一个俄国人告诉我，邓小平和苏联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身材高瘦）在５０年代后期的一次邂逅。两人就苏联式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孰优孰劣发生了争论。苏斯洛夫是莫斯科的首席辩士，可是邓小平也很熟悉马克思。事后，赫鲁晓夫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了我们的大个子。’毛泽东笑了，‘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了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邓当时是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两人合作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从而使蒋介石的失败成为定局。轻视这位小个子是人们常犯的错误。邓的精力像永远使不完似的，他如果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空气会立即改观，如遭电击。１９７３年我见到他时，他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他跟我握手，那股劲儿，一直达到我的肩膀。”
毛泽东跟赫鲁晓夫说：“希望你们把邓小平像我一样来对待。”赫鲁晓夫不敢怠慢，还说：“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书记嘛……”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和外部都没有料到的，也致使中苏两国在１９５０年签定的同盟条约变成了一张废纸。它对中国、苏联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两国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中国的“大跃进”等渐渐产生分歧和矛盾。赫鲁晓夫一系列粗暴和过火的言行，引起毛泽东的不悦。
到了１９６０年，在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国和苏联的矛盾已经变成公开的冲突。正如前英国驻中国大使里查德·伊文思在他的专著《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中所作的描述：“在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对毛本人进行攻击，称他为“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的反击。这次交锋在第三国的代表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双方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并最终确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３个会议：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双边会议，２６国党代表会议和８１国党的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广泛听取了其他兄弟党的意见的基础上，与苏共中央多次信件往来之后，同意先由２６国党起草委员会协商起草会议文件，而后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并且决定由邓小平来“挂这个帅”率团赴莫斯科参加２６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毛泽东选择邓小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我们既要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又要有理、有利、有节，从大局出发，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对此，德国历史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邓小平传》中，他是用“龙逐熊”来形容的。他说：“龙逐熊开始于１９６０年的初冬。中国的共产党人感到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受到了他们苏联兄弟的欺骗。１１月中旬，邓总书记怒火填膺，带着一大堆批评意见前往莫斯科参加８１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不到４个月前，苏联一夜之间撤消了３４３个合同、纪要以及２５７个经济技术项目，从中国召回了１３９０个援助专家。另外，他们还要求迅速归还经济援助和朝鲜战争中买武器欠下的债务。而对这种敲诈勒索，不仅是邓怒火万丈，就是毛和中央委员会里以陈云为首的亲莫斯科派也是如此。当赫鲁晓夫身不由己地走出这一步时，想必他知道，中国的经济濒于崩溃，成百万人要挨饿。”
８月下旬的一天，５６岁的邓小平来到钓鱼台，他一一检查了正在这里进行着紧张准备工作的前往莫斯科的代表团全体成员，逐件逐件地检查落实各项事情。
看着邓小平那种认真的劲头，有同志笑着对他说：“小平同志，你对毛主席讲，要他放心，那我们也对你讲，请你放心……”
邓小平点点头，笑着说：“要得！只要能叫大家都放心就是好事情嘛！”
当他看到人员都到齐了后，就认真地对大家说：“这次参加２６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担子不轻，意义重大。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是，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总之，要争取有理、有利、有节，让兄弟党的同志了解我们的看法和观点。”
可以说，赫鲁晓夫真正领教邓小平的厉害，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据说，当他得知邓小平将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参加起草委员会后，就与邓小平谈什么的问题，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过好几次会议，和苏联的最高领导们一起进行了专门研究。在会上，赫鲁晓夫还不止一次地站起来说：“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书记嘛……”
而当邓小平一行抵达莫斯科的时候，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宴会。邓小平走进大厅后，赫鲁晓夫也已经等候在大厅里与中共代表们一一握手。
据说，接待的规格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第二次访苏时跟赫鲁晓夫说过一句话：“希望你们今后把邓小平像对我一样来接待。”
估计赫鲁晓夫没有忘记毛泽东的叮嘱。
但赫鲁晓夫也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不怕”邓小平，“要亲自和邓小平谈”。
于是两个人面对面的交锋，就从这天一见面的欢迎宴会上拉开了序幕。
在宴会前的记者见面会上，邓小平显得冷静沉着又大度从容，赫鲁晓夫的脸上也始终挂着一丝不可捉摸的微笑。
赫鲁晓夫陪同邓小平来到主宾席前就坐。宴会开始后，赫鲁晓夫一端起酒杯就借阿尔巴尼亚问题开始了挑战。
赫鲁晓夫指责说：“阿尔巴尼亚这个党很不像话，对不起苏联共产党。”
邓小平非常清楚赫鲁晓夫的真实意图，他是在指桑骂槐攻击中国共产党，便十分坦率地对他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加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激动，涨红着脸大声说：“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我们不能和这样的人讲道理。”
“你们不是说援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义务吗？”邓小平很温和地将了赫鲁晓夫一军，“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而你的援助不应该是控制和干涉。”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邓小平的话令赫鲁晓夫一时语塞。
赫鲁晓夫想借骂阿尔巴尼亚来指责中共的企图被邓小平一句话给顶了回去。
其实他们的心里都是明白的。两年前的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时，亲自向毛泽东提出并解释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和与中国组建一个联合舰队的问题，遭到了毛泽东的断然拒绝。因为事前，赫鲁晓夫是通过尤金转达这个想法的。所以这次会见，毛泽东在南苑机场迎接这位苏联客人之后，打破外交惯例，没有把客人送进宾馆，而是直奔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可见毛泽东对这个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问题是何等的重视！当时，赫鲁晓夫打的就是援助的名义，实际上是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会见中，赫鲁晓夫一再遮遮掩掩绕山绕水地将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并强调说苏联对中国是做出了如何如何的援助，那意思就是说希望中国给他一些回报，或者作一笔交易，希望和中国“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对赫鲁晓夫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毛泽东非常礼貌而又不失坚定地说，“不行！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当赫鲁晓夫打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这张牌时，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后来，在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又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８日到９月１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规定应该派遣的数百名专家。赫鲁晓夫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和计划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２５０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今天赫鲁晓夫旧事重提，仍然以援助作为筹码来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共，邓小平从容应对，毫不示弱。
然而，被将了一军的赫鲁晓夫已经按捺不住了。性格粗暴卤莽的他不再绕圈子，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再次指责中共。他对邓小平说：“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
“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邓小平回答得十分干脆。
“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赫鲁晓夫说。
“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当然要说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明了态度，刘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们可以问一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时我们对他讲没讲？”说着，邓小平把头转向米高扬。米高扬看了一眼赫鲁晓夫就假装着给别人敬酒去了。
赫鲁晓夫气得拍起了桌子：“那你们每逢五一、十一过节的时候，天安门总要摆斯大林的像，这就好像是一根刺，扎到我们的肉里面一样。”赫鲁晓夫说得倒很形象。
邓小平针尖对麦芒：“你们为什么这样怕斯大林？是不是斯大林的魂把你们迷住了。我们赞成反对人个迷信。但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清。”
“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赫鲁晓夫抱怨道。
“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为由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邓小平直言不讳。
这时，赫鲁晓夫突然冒出一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的。”邓小平的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的。那意思是说，这将会载入历史的。对高岗的处理这是中国的内政，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是非常清楚的，当时他拒绝了“高饶集团”拉拢的阴谋诡计。中共《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也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１９５５年３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他旗帜鲜明地维护了党的内部团结。
但赫鲁晓夫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信口开河，不计后果。随后，他又轻率地对邓小平说道：“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对此，邓小平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他有些不屑地说，“高岗是我们党内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说这些干什么？”
这时，在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们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担心再这样僵持下去会给会谈带来极大的被动，就纷纷过来打起了圆场，互相敬酒，借此打断了赫鲁晓夫的话。
头脑十分聪明的赫鲁晓夫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又失言了，也就借机碰杯，觥筹交错中转移了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