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名字，对中国百姓来说，是很熟悉的了。这位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起，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美籍犹太人，和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他跟邓小平的交往与情谊，说起来还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而且和邓小平人生的“落”与“起”还好像有些平行。
当毛泽东和基辛格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大谈朋友、女人和对付苏联进攻的时候，开往北京的第４６次特快列车加挂了一节专用车厢，在江西鹰潭车站接待了一个“东南亚外宾”———“邓小平复出了！邓小平复出了！”外国记者抢着发出了这个头条新闻。
１９７１年７月９日１２时１５分，基辛格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高度秘密的飞行，是他和尼克松一手策划的。
应该说基辛格能够担任此行，他应该感谢尼克松的宽容。早在尼克松竞选总统的时候，基辛格是作为尼克松的竞争对手美孚石油公司总裁洛克菲勒的竞选“高参”，为洛克菲勒奔走呼号呐喊助威的，他甚至公开在记者面前挖苦尼克松，说尼克松竞选总统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第一轮投票时，尼克松就以６９２票对２７７票胜出，基辛格对此可谓是气急败坏。然而让基辛格也让全美国意想不到的是，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竟然任命基辛格做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尼克松的用人之道确实令人敬佩！这个曾以“反共”起家的“鹰派”政治家，却从此开始了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接触。１９７０年９月，他曾对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记者说：“如果说，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几天之后，一个美国人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的显著位置。这个人就是中国人民熟悉的美国进步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这是一个经过周恩来总理导演的意在向美国政府发出中美关系“解冻”的信号，可惜远在太平洋西岸的尼克松没有读懂中国人这种特有的含蓄的表达方式。
直到１９７１年４月，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后，才有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基辛格于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启程，开始了“到越南南方执行了解情况的任务，随后将到巴黎和美国驻法国大使进行磋商。在去巴黎的途中去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到了巴基斯坦后，基辛格突然感到“偶有不适，肚子痛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就公开借口说伊斯兰堡“天热”，把基辛格请到了他的北方别墅去“休息几天”。
基辛格就是这样“休息”到了中国的北京，开始了他的秘密之行，为尼克松访问中国开始与毛泽东、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中美关系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５日晚，尼克松出现在美国的电视屏幕上，宣读了震惊世界的“七·一五公报”，尼克松将于１９７２年５月前访问中国。
１９７３年２月，基辛格第五次来到北京。在一本名叫《基辛格秘录》的书中，我们可以看见尘封了近３０年的中美谈判机密记录。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晚间１１时３５分，周恩来带领基辛格、洛德走进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毛泽东由身旁的护士搀扶着站起来，与客人握手寒暄。摄影师在一旁忙着拍照。唐闻生、沈若芸都在场作翻译。
毛泽东说：我看起来还不差，但上帝已经对我发出邀请。他又对洛德说：你真年轻，在座的属我最老。
周恩来说：我是第二老的。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
基辛格说：以前的敌人。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关系算是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朋友。
基辛格说：这是我们的想法。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有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开诚布公。
毛泽东说：我们别说假话或耍诡计。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随意放，测试一下。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把戏都没什么用。我曾对你们的记者斯诺说过，对重大事件而言，你们的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帮助的。
基辛格说：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泽东说：他们做得不好，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的时候也说过，每个人都有依其需要行事的方法。这也导致贵我两国的携手合作。
基辛格说：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泽东说：这样很好。只要大家的目标相同，就不会我伤害你，你伤害我。然后我们可以共同对付一个冒牌货。（说至此大笑。）当然，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批评你们，你们也会想批评我们。这照你们总统的说法是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会说，共产党滚开，我们则会说，滚开帝国主义分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话，不这样做的话不行。
基辛格说：我想我们双方都得忠于自己的原则。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话都一样，可能会把情况弄混。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常驻联合国首任代表）和白宫的联系。
毛泽东问：重要性何在？
周恩来说：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代表的管理处处理。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黄华命苦。他在你们那里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给扭伤了。
基辛格说：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好大夫。
毛泽东说：黄华好像在你们那里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
周恩来听了大笑。毛泽东又对基辛格说：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会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
全场都笑了，尤其女士们笑声最响。
毛泽东也笑着说：有人说，要是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了。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女人倒是过剩。
又是一片笑声。
基辛格也俏皮地说：女人过剩，就向美国出口吧，又没有配额限制，我们免税了。
毛泽东笑着说：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给你们几个，或者千把个。
周恩来也说：一定。要自觉自愿。
毛泽东继续笑着说：这样倒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但是，博士先生，我可要提醒你，如果让她们到你们那里，绝对是个灾难哟。
笑声又起。
基辛格说：我们和中国进行经贸不是只考虑商业利益。
毛泽东说：你要是要我们中国女人，我们可以给你１０００万。
在座的女士们笑得特别厉害。
在将话题转入到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之后，毛泽东又说：今天我说了一些无聊的话，为此，我必须向中国的妇女们致歉。
基辛格说：在座的女士都是很称职的翻译。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唐闻生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泽东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纸老虎。
基辛格听了大笑说：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
接着，毛泽东与基辛格谈了如果苏联进攻中国时双方的想法。
毛泽东说：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辛格笑着说：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
毛泽东说：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
基辛格说：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泽东说：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说：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这次会见进行了将近两个钟头，直到２月１８日凌晨１时１０分，在周恩来示意下，摄影师走进书房里来拍了合影，会见才算结束。
之后，周恩来与基辛格共进行了六次会谈。第六次会谈是在１８日午夜零时２５分开始的。会谈地点在钓鱼台三号楼。双方对此次基辛格访华的新闻公报的措辞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会谈结束已经是２月１９日凌晨２时１０分了，在四号楼的门厅口，周恩来与基辛格拥抱握手，轻松道别。周恩来告别基辛格后立即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焦急关切地问秘书：“南昌那边有消息吗？”
秘书迅速回答说：“今天下午他已经平安抵达鹰潭。要是快车不晚点，明天中午他就可以上路。”
周恩来如此关心的南昌方面消息的那个人是谁呢？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０日上午１１时左右，一趟加挂了一节专用车厢从福州开往北京的４６次特快列车，徐徐停靠鹰潭火车站。那个时候的鹰潭车站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站，但是这一天，铁路部门已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有关指示，这节专用车厢将在这里接待一个“东南亚外宾”。而今天搭乘这趟列车的“东南亚外宾”，却是邓小平。后面跟着的还有他一家四代老小。有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和一个出世不久的小外孙，还有秘书王瑞林。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像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是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特别礼遇的。邓小平怎么成了“东南亚外宾”呢？大家知道，１９７１年，在林彪“９·１３”事件之后，邓小平的政治生活面临转机。周恩来总理安排他自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中旬起从井冈山开始，对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及江西的农业生产、景德镇陶瓷厂等作一次考察访问，并特别叮嘱有关部门要注意他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出事情。然而，在考察前都是要提前给要去的地方政府或单位打招呼以便作出接待安排的，可是这就涉及到邓小平的安全问题。当时，“林彪集团”虽然已经倒台，但是“四人帮”还在台上，地方上一些造反派或者靠造反起家的人物还十分活跃，极“左”思潮还在泛滥。再加上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宣布平反复出，头上还戴着一顶“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去各地考察，如果不采取一些特别措施，就难保不出意外。周恩来之所以挑选老革命根据地，是考虑到那里的人民对老红军老同志革命感情深，“四人帮”的势力相对薄弱一些。可能是从安全保卫的角度上考虑，邓小平要到一个地方，就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说是将有“东南亚外宾”前去访问。但究竟是谁“发明”了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特殊称号的，现在或许已经无从查考了。然而这个称号，在那个极“左”动乱的岁月里，对于邓小平在江西老区的考察和这次回京的安全保卫工作，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据史爱国先生在《初访井冈》一文中介绍说：
在枫树坪，三湾的群众惊讶地看着正在参观的“东南亚外宾”。这位“外宾”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黑皮鞋，身材不高，却很精神，偶尔流露出四川口音。他们越看越面熟。
“邓小平来三湾了！”
“昨天通知要来参观的‘东南亚外宾’，原来就是邓小平。”
人们奔走相告，从家中，从地头，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招待所的大门附近，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几年来销声匿迹的邓小平。
邓小平这次回京，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具体指挥下，由江西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从南昌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４６次特快列车的。汪东兴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的绝对安全。
周恩来的病是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２日发现的。数天后，经京、津、沪三地的有名泌尿外科专家和病理专家讨论汇总，５月１８日，确诊周恩来患了膀胱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１月１１日，保健医生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了自５月份以来周恩来心脏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强调对周恩来的健康应加以保护。毛泽东阅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深知自己的病情，但他更深知责任在肩，任重道远，继续坚守岗位，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半年后的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３日清早６时许，周恩来在批阅了大量文件后，去卫生间洗漱，在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病情突然恶化。医疗组立即向党中央写了“病情报告”。但此时已经７５岁高龄的周恩来仍然不懈地坚持工作。同时他想到了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因为他清楚毛泽东此时也已身患重病，因此，想方设法加快邓小平复出的步伐是当务之急。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１日，邓小平静悄悄地回到了北京。周恩来就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早在数月前就作了批示，但阻力仍然不小，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为此，周恩来在３月９日，特地为邓小平复出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
在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立即指示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达邓小平本人，阅后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３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办完这一切，周恩来才放心地向毛泽东请假两周，去玉泉山治疗。两周之后，周恩来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第一件事就是办理邓小平正式复出的事。３月２８日，他在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先念的陪同下，与邓小平见了面。这是两人在“文革”动乱冲击后的第一次见面，来不及长谈，只是谈了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国务院工作的事。
第二天，周恩来就约邓小平去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与邓小平这次见面的照片曾在许多报刊和画册发表。会见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至此，邓小平的复出已经完成。但周恩来还需要挑选一个时机，让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公开露面。
４月２日，周恩来上玉泉山作手术。４月９日，周恩来手术后，邓小平、卓琳上玉泉山与周恩来、邓颖超作了长谈，并共进晚餐。
两天后的４月１２日晚上７时３０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一出现在热闹的宴会厅里，就特别引人注目。这次邓小平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的，也是这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与中外人士见面。这次晚宴，除了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著名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后来在他的著作《邓小平》一书中，是这样记述人们对邓小平复出的惊喜的：
那是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７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孤身只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形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
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得到他过去的职衔，没有恢复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已经在混乱中消失了。但作为新的“起点”，他的新任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
上面叙说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乐队奏起了柔和悦耳的迎宾曲。这次宴会的贵宾西哈努克亲王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在用鲜花组成的图案装饰起来的主宾桌边就坐。这天是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根据不成文的礼仪规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外交官和记者只能在宴会结束时离开席位，无论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记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后报道消息或书写报告。更确切地说，这一规定只对记者真正有效。因为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终参加完一次宴会的。一般当宴会接近结束时（大概是上第七八道菜的时候），主人走上宴会厅的讲台，祝酒词中几乎总少不了一句多少有些尖锐地批评苏联的语句。讲话开始时，散发讲稿的文本。记者们读后就感到今天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按以往，当主人读完了这句敏感的话后，有关国家的使节，便会穿过宽广的大厅向出口处走去。可是，４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有关国家的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对于记者们的这一举动，即使十分注重礼仪的中国礼宾官员也毫不介意。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和火急的消息，记者的使命不容延缓。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棋战中，人们曾一度认为邓小平失败了。
而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发出的消息说：“这个晚上，所有的人都盯望着身材矮小而神色安定的邓小平，上千双眼睛都像聚光灯一般聚焦在他身上。他原来的反对者们，也不能不暗暗地打量着他，而晚宴原定的主角———总是携带着美丽夫人的西哈努克亲王反而成了陪衬。”法新社驻京记者评述说：“邓小平的突然出现，说明他是强有力的，是打不倒的，这也是７０年代往后的中国政治舞台要发生新变化的明确信息。”港澳及西方所有大报以大字标题，赫然报道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同时，中国国内所有报纸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通稿，在报道出席宴会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字之后，才见到了副总理邓小平的名字。外电还评述说：“许多在全国各地农场山村劳动改造的各级大小‘走资派’，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希望。就连一般的老百姓，有了这则电讯，都会不无惊喜地相告：‘邓小平出来了！邓小平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