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如今已是一个时尚的符号。
是前年吧，因为不知情，从非典严重的北京出发，经香港去了台湾。到了香港，机场空空荡荡，满眼都是各式各样的口罩，再看报纸电视，才知晓非典疫情和人们的恐惧已经如火如荼到这样一个地步了。所以，到了台湾，照样四处出没。其中一个重要的场所，就是书店，何况台北还有一条书店街呢。
那时，书店里最畅销的书就是村上的新书《海边的卡夫卡》。回来，在北京机场，便已见到了盗印本。这书走得好像比非典还快，可见村上的流行程度。那天，在机场海关，因在台北买的一些佛学书，受到严查，而必要的疫情检查却一点没有。那么多人严阵以待关心我们的精神，而不是我们的健康。当时我对此表现得相当激愤。《海边的卡夫卡》的宣传案，里面好像写了很多的美食，但因书受了严格盘查，书的地位在心中便更具神圣感了，当时的心情与庖厨之乐就远隔千里万里了。
再者，对一个老书迷来说，村上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名字了。
记得80年代的某一年，几个人因为一个文学会议到了桂林，正好当时出版当代外国文学较多的漓江出版社就在此地。大家都到出版社淘到不少好书。其实，不需要去出版社书库，大街上差不多每一个书摊都有该出版社的两本新书，一本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再一本就是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了。《洛丽塔》封面做得相当火爆，《挪威的森林》稍好一点，但也非常的与主题无关，封面图像真有森林，仿佛一本德富芦花之类的日本作家的自然散文一般。
但那的确是一本好书，写那样一个在成人与少年的过渡阶段上的青年人的生活，只有《麦田守望者》与之相当。
之后，村上就远去了。那个时候，真正占住读书人视野的日本作家是三岛由纪夫，是川端康成，再晚是大江健三郎。中国人喜欢川端与三岛由纪夫是真的喜欢。大江健三郎，我是真不喜欢。但这个时候，已经90年代了，出版商与媒体合谋的力量已经初步显现。更何况，大江还挟带了一个诺贝尔奖的声威，就更是所向披靡。再之后，除了盗版卡通之外，就是村上的卷土重来了。一进书店，村上春树都声势浩大地霸占着书架上很大的面积。这种风头，据说与比我更年轻、更年轻的读者的追捧有关。虽然自己做着青年人的刊物，但很多时候，我对比我更年轻的人阅读趣味持着谨慎的怀疑。但喜欢村上的理由是什么呢？好办法往往也是笨办法，就是找一些村上来读，着实也读了不少。慢慢从他那些多少有些苍白的粗糙的文字中读出一些好来了，苍白是因为很多作家的文字，都追求与这个文字背后的那个国度或民族的文化有所契合，但他显然没有这样的追求。有评家是这样说的：“书中冷静疏离和经常带有戏谑语气的叙事者似乎为生活在儒家严厉宗族制度下的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出口。”就是说，这也是一种解构与颠覆。跟周星驰的无厘头要的是同样效果。村上的文字总是后有重兵追击般地匆忙，不肯在某处停留一下，稍作盘桓，从小说技巧上讲，这样的盘桓之处，正是美感产生之所。
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故事了。今天很多人写小说，成名的被题材所限定，未成名的被题材所苦恼。好像天下故事都被人写尽了一般。但村上在这方面得了大自由，想写实就写实，想幻想就幻想。偶尔，还有些篇目，还在临界处写得扑朔迷离、虚实难辨。这里推荐的《电视人》就是这样。除了电视人外，其余都是很写实的当下场景，但这电视人，和电视，却使小说不一般起来。停留在一般的层面上，小说写得神秘，好玩。往深一点说，可以还有些微言大义，但现在的读者往往拒绝意义的探讨，反正我这里也不是作博士论文，不说也罢。
最后，只想说，如果让我在上述几位列了名的日本作家中选择，首选是川端，村上第三，虽然得了诺贝尔奖，但大江还得垫底。如果再说此文没有提到的，比如也写科幻小说的安部公房，诺奖得主还得往后挪挪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