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2月2日，英国人阿瑟·艾维林·里尔戴特（Arthur Evelyn Liardet）要做一次手术。里尔戴特的临床症状很典型，但手术可不寻常。当时，里尔戴特已经75岁了，他抱怨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越来越不济。他的头发掉了一大半，脸上添了皱纹。简言之，他正慢慢变老。
早在几年前，里尔戴特就已经给巴黎一位前途看好的俄国外科医生写信，打算成为一项独特的手术的试验者。这位外科医生叫赛奇·甫洛诺夫（Serge Voronoff），他声称能做完完全全的回春手术——长生不老之术。
赛奇·甫洛诺夫1866年出生于俄国。他18岁时移居法国，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斯·卡莱尔（Alexis Carrel）学习医学。卡莱尔1912年因发明了血管缝合术以及血管和整个器官移植的新技术获得了诺贝尔奖。卡莱尔激发了甫洛诺夫对科学的热爱和勇于发现的潜能。甫洛诺夫将这些热情和潜能施展于与器官移植相关的新技术革新。这位身高1.95米、踌躇满志的年轻医生被媒体描述为富有魅力和创造力的人。
学成后，甫洛诺夫在埃及为埃及国王工作，很快对作为后宫一份子的太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尤其注意到，阉割术似乎加剧了太监们的衰老。这一观察，是甫洛诺夫醉心于手术解决衰老问题的开始。他可能被导师的前沿性研究工作和令人兴奋的外科新技术所鼓舞，开始涉足实验性移植。他进一步改进导师已完善的技术。在早期实验中，甫洛诺夫将一只羊羔的睾丸移植到一只年老的公羊身上，并宣称移植体使公羊的毛变浓密了，性欲增加了。这些早期的研究，为日后的工作埋下了伏笔。
几年后在2月份寒冷的巴黎，里尔戴特的手术成了甫洛诺夫早期人体实验中的一例。在里尔戴特被推进手术室之前，研究人员用甫洛诺夫研制的一个特制“麻醉箱”，对一只黑猩猩实施了麻醉。箱子用于防止技术人员受到硕大的、有潜在暴力行为的雄性黑猩猩的侵害，因为它肯定会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反应强烈。躺在病床上的里尔戴特随后被推进去，待在黑猩猩旁边。外科医生们小心翼翼地从黑猩猩身上取下睾丸，切成薄片，然后移植到里尔戴特的睾丸里。
这一手术当时被称为猴腺体手术，日后渐渐变得相当流行。到1923年，已有43位男子接受了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睾丸。到甫洛诺夫职业生涯终结时，这一数字飙至数千。虽然甫洛诺夫作为一位伏特加酒制造商的后嗣继承了一笔遗产，但他靠给很多当时的大人物做手术挣了更多的钱（见图7-1）。据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诗人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是其病人之一。该传言未经证实，但被传得有鼻子有眼。更不靠谱的谣言说，毕加索可能也在甫洛诺夫那里动过手术。
图7-1 赛奇·甫洛诺夫医生（右）在手术室里
但是手术效果如何呢？甫洛诺夫的很多病人认为，这种手术值得信赖。里尔戴特自己就在1922年对《纽约时报》记者声称，手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向记者展示了健壮的肱二头肌，其太太在旁边会意地点了点头。虽然甫洛诺夫和其病人对手术的成功不免夸大其词，但至少一些科学研讨会公开探讨了手术的逻辑性。
甫洛诺夫和其手术最终在科学界失宠，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逝世的时候，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个庸医。这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因为他走了极端。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实验，是将一位妇女的卵巢移植到一头叫作诺拉（Nora）的雌性黑猩猩身上。然后他试图用人的精子对它进行人工授精！不过1991年出版的英国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在有关甫洛诺夫的一篇社论中，以下列字句作为结语：“也许医学研究委员会应对猴腺体研究给予更多资助。”
从我们的研究视角来看，将黑猩猩睾丸移植视为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的“伟哥”虽然有趣，但并非重要之事。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猴腺体手术提供了最鲜明的例子，说明医学技术如何在不经意间为微生物迁移架立新桥，让人与人甚至是人类和动物之间发生关联。
以我们现有的知识为依据，若我们像甫洛诺夫那样有意将人类和黑猩猩的微生物世界连接起来，这一想法是不可理喻和不可饶恕的。虽然因缺乏样本而无法直接确认，但甫洛诺夫的移植手术肯定会让接受这些动物组织的人们感染上有潜在危险的病毒。在近亲动物之间进行活体组织移植，使微生物所面临的所有天然“路障”不复存在。在我们可以想到的微生物跨物种跳跃中，这是对人类威胁最大的方式之一。
然而，甫洛诺夫的研究工作虽然走到了极端，但并非孤立存在的现象。近400年来的医学技术革新，已经为人际间的微生物连接提供了各种新方式。输血、移植和注射虽然是维持人类健康的一些最关键的技术手段，但也从根本上造成了流行病的传播和兴起。这些技术以地球上有生命以来史无前例的方式，让我们彼此的血液、器官和其他人体组织发生关联。这种关联加上其他因素，使我们人类成为彼此关系亲密的物种（intimate species）。
流行病大事记
近400年来的医学技术革新，已经为人际间的微生物连接提供了各种新方式。输液、移植和注射虽然是维持人类健康的一些最关键的技术手段，但也从根本上造成了流行病的传播和兴起。
在了解剖析医学技术在让人类彼此身体发生关联、加速微生物传播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之前，我们有必要花点时间讨论这些技术的益处。注射和免疫接种、移植和输液，都是将医学迅速推向现代化的技术。
没有输血技术，大量血友病患者、外伤患者和受伤士兵就会死去；移植技术使白血病、肝病和严重烧伤患者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注射技术的世界，每年仅静脉输液就挽回了数百万营养不良孩童和腹泻患者的生命；注射也使免疫接种成为可能——若生活在没有免疫接种的世界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要受到天花的威胁。如果在20世纪60年代天花没有因疫苗接种而被消灭，那么它在今天可能会是更严重的流行病。原因我们在第6章已经讨论过：如今的世界具有超链接性。
调查这些医学技术在流行病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并非抹杀其在维持人类健康方面的功用。同样，这些讨论不应该被解释成是支持反免疫者的杞人忧天。迈克尔·斯佩克特（Michael Specter）在其重要著作《否认主义》（Denialism）里，狠狠地讥讽了这些的观点，就这一主题，他向普通读者奉献了多年的研究成果。不过，了解历史上使用这些技术让人们彼此发生关联的方式，对于弄清楚为什么我们会遭受流行病之苦是很重要的。这些讨论不是阻止我们使用这些治病救人的技术，而是强调我们在使用这些技术时需要保持警觉。
医疗技术加强了人类微生物的相互联系，最显而易见的例子之一就是血液的使用。历史上，人类之间很少能够接触到彼此的血液，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也是。在出现狩猎行为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里，我们通过捕杀动物，更多地接触到它们的血液和体液。但在15世纪，一切都变了。
首次被认可的“输血”尝试是1492年给罗马教皇英诺森八世（Pope Innocent VIII）的那次“输血”。历史学家斯特凡诺·英非素亚（Stefano Infessura）对此做了叙述。当教皇陷入昏迷时，医疗顾问们将3个10岁男孩的血输给他。由于当时没有静脉注射技术，教皇和3个捐血者都死了。
从那以后，输血技术发展得相当快。今天，全世界每年要采集约8000万单位的血量。输血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也提供了全新的人际关联形式。当1单位血量从一个人体内输入另一个人体内时，血内携带的不同种类的病毒和其他微生物也随之输入。输血技术的兴盛，为微生物的流动创造了一条新型路径，有时候也为已采用其他方式流动的微生物提供了一条新路径，疟疾的传播就是这样。医学技术造就的新型连接方式，为那些原本不可能在人际间传播的感染源提供了传播路径；同时使动物传染给人的某种病毒有了另一种扩散方式，原本病毒可能就消亡了。
流行病大事记
今天，全世界每年要采集约8000万单位的血量。输血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也提供了全新的人际关联形式。当1单位血量从一个人体内输入另一个人体内时，血内携带的不同种类的病毒和其他微生物也随之输入。
我们知道通过输血会传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其他逆转录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以及像疟原虫这样的寄生虫和锥虫病。甚至连我们在下一章还要提到的感染源——变异型克雅氏病（也被称作疯牛病）这样的朊病毒，也能够在血袋里存活（血袋是输血前盛血的塑料容器）。
除了从一个人往另一个人体内输血，血制品领域也在其他方面不断发展。以血友病为例，病人缺乏凝血因子，这种情形会对其生命造成潜在威胁。为了累积足量的凝血因子来解决这一问题，要经常从成千上万献血者那里募集合适的血液成分，结果导致患者与很多人发生关联。粗略估算下来，像在旧金山这样一个城市生活的A型血友病患者，活到60岁需要注射相当于7500剂量的凝血因子VIII。这意味着此人一生中可能要接触250万人身上所携带的通过血液传播的微生物。
好在如今很多血库会对常见病毒进行筛查。感染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血液通不过捐血流程。但情况并非都这么乐观，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现的首批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人中，就有接受募集血液制品的血友病患者。仅在美国，就有数千名血友病患者感染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很多人因此去世。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只能筛查已知微生物。肯定有很多不明微生物存在着，每天通过血制品四处流动。一种进入人体的新病毒在我们有机会出手遏制之前，很容易在血液供给中扩散。
从应用的绝对数量来看，输血比器官移植要多得多。但虽然输血在数量上总是比器官移植占据优势，器官的移植却是一桩更令人关注的生物事件。器官移植牵涉血液和大量人体组织的移动，因此血液和被移植组织里的微生物都将随着器官进入病人受体。
一次输血过程将传染常见感染源，器官捐赠过程也面临同样的风险，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就我们在第5章里讨论过的狂犬病来说，狂犬病毒不会人传人。说得更准确点，没有病例记录表明狂犬病毒在人际间自然传播。但是有约一打完备的狂犬病毒人传人的病例记录，每一例都是被感染的器官移植给他人所致。
这些病例大多数是因为角膜移植引起的。也许因为器官移植中，角膜是只跟神经系统有关的人体组织之一，而狂犬病毒正是一种主要入侵中枢神经系统的病毒。其中的两个病例令人关注，来自美国和德国的两位病人受体移植了感染上狂犬病毒的器官。这两个病例中，器官供体的死因都被误诊为服药过量，其临床症状有时候跟狂犬病相像。让人惊讶的是，两位供体似乎都是因狂犬病突然发作而死，没有来得及就医。想到他们在是忙于日常事务时暴毙的，不禁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移植手术也会传染那些处在休眠期，日后会暴发的传染性疾病。有一种特别的疟原虫叫作间日疟原虫（Plasmodium vivax），它能在肝脏内潜伏，即休眠。潜伏期间没有什么疾病症状，血液内同样没有疟原虫，但一次肝脏移植却可能引发疾病。
在德国有这样一个病例，一位从喀麦隆移居过来的20岁男子死于脑溢血，他捐赠了器官。受体中有一位需要肝脏的62岁的老太太，她是肝硬化晚期。器官移植手术整整一个月后她发起了高烧，后来被诊断为间日疟原虫引起的疟疾并被成功治愈。她一生从未去过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但她的肝脏去过。
器官移植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麻烦。虽然从捐赠者那里获得血液很简单，但获得一个器官却并不简单。发达国家的人们鲜有需要输血而无血可输的情况，但器官移植可就不一样了。目前美国有大约11万人在排队等待器官移植，他们中每过90分钟就有一人去世。
移植器官的匮乏，迫使外科医生寻找人类器官的替代品，选择动物器官是很自然的。很明显，为了“回春”而选择将黑猩猩睾丸移植到男人体内，这一手术显示出让人无法接受的高风险。哪怕病入膏肓，我们只要知道已知或未知病毒肯定有机会从像黑猩猩这样的近亲动物身上进入人体，这个选择就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其他非灵长类动物。例如一只成年猪身上器官的大小和重量与成年人的大致相当。虽然微生物有跨物种跳跃的风险，但这比用黑猩猩器官的风险小多了。
2007年7月，来自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从事前沿性移植研究的外科医生乔·泰特（Joe Tector）给我打了个电话。泰特组建了一个团队，从遗传学角度研究如何从猪身上移植不太可能被人体排斥的器官。人体排斥移植器官是外科医生至今都头疼的问题。他想在5年内开始将猪肝移植到人体内，他需要弄清楚此举的风险。
泰特解释说，他不需要一位泛泛而谈的科学家来告诉他，怎么做才是安全的。他所寻找的人要喜欢发现新型病毒，并致力于挖掘和他所从事研究相关的任何可能的风险。他声情并茂地谈论他的病人们，谈到有多少等待器官移植名单上的人未能及时获得器官捐赠。他也谈到，需要确定自己打算从事的研究工作不会产生负面影响，不会在人类中引发一场新的流行病。在泰特跟我联系的时候，我已经对异种器官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有了好些年的兴趣。异种器官移植是一个外科术语，指器官的跨物种移植。等挂上电话时，我已经被这个项目深深吸引住了。
自从20世纪20年代甫洛诺夫在巴黎实施回春手术之后，异种器官移植领域进入了长达40年的停滞期，其间没有任何手术尝试的记载。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异种器官移植的研究工作又复苏了。新的抗生素和免疫抑制药的出现，为主要的动物器官成功移植到所需病人受体提供了希望。通过抑制人体免疫系统，免疫抑制药防止了器官移植中的排斥反应。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备受瞩目的手术引起了人们对该领域的广泛关注。其中有一例手术是关于著名的女婴菲伊（Baby Fae），她是一个出生12天的早产女婴，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在换了一个狒狒的心脏后存活了11天。另一例手术围绕杰夫·盖提（Jeff Getty）掀起了一轮新闻报道高潮。盖提是患有艾滋病的38岁男子，他成为了一名杰出的活动家，推动关爱艾滋病患者举措，参加了很多实验性研究尝试，包括一个让他名扬全国的实验。在实验中，他接受了一只狒狒的骨髓移植，希望狒狒对艾滋病的天然抵抗力能够在他体内生效。
盖提的实验性治疗最终失败了，但这种移植手术是否有可能将新型的和也许未知的病毒传染给人类激起了全国范围的一场讨论。毫无疑问，将狒狒这样的近亲物种身上的器官，移植到免疫系统已经有问题的人身上，好比引狼入室。像艾滋病晚期患者这样免疫系统脆弱不堪的人，就会为新病毒的生长和适应提供更好的环境。说极端点，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供病毒在陌生的新领地探险的培养皿。
泰特的研究工作的成功之处在于，猪和人类的关系没有和狒狒那么亲密。但猪是哺乳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包括我们人类）一样，它们身上有很多不明微生物，其中一些无疑可能突破种属障碍。于是真正的问题就变成：哪些是能够突破种属障碍的病毒？它们跨物种跳跃后会人传人吗？某个人可能感染上一种致命性病毒，但这并不意味着末日的到来。真正的风险在于那种病毒是否能够扩散。
在猪身上所携带病毒的小群体中，最让人担心的感染源是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porcine endogenous retro virus, 简称PERV）。像PERV这样的内源性病毒，会与宿主的基因物质永久地融为一体。它们时不时地从遗传基因中出现，感染细胞，并在宿主体内传播。内源性病毒作为宿主实际基因组的一分子，目前没法消灭掉它们——因此我们担心猪器官移植到人身上后，这些病毒会在人体内重出江湖。
近10年来，我与美国疾控中心杰出的病毒学家比尔·史威兹（Bill Switzer）密切合作，研究逆转录病毒。比尔是对异种移植受体中的PERV进行最全面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他和同仁们研究了160位已接受猪组织移植的病人样本。他们发现，有迹象表明猪细胞在15%的病人受体内继续存活，甚至移植后能在人体内存活长达8年时间。所幸他们没有发现PERV的踪迹。
我们还不知道PERV是否是人类移植猪组织过程中面临的最重大的风险。如果是，我们也许不必过分担忧。在我和泰特及其同仁们的研究中，我们希望确定其他有可能在猪组织里存活的感染源，以及那些感染源将会带来的风险。基于我们的研究来下结论并非易事。正如我们在第9章里将要进一步讨论的那样，连当前发现病毒的最先进技术，都不能让我们准确确定某一样本中的所有微生物。然而，优柔寡断就要付出沉重代价。一方面，在等待器官移植的受体中，每天都有人死去。另一方面，在一个比移植受体规模大很多的群体中，存在着流行病风险。风险虽然小，但无法被忽视。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代价是整个人类物种有可能出现一种新流行病，值得吗？
我们给自己施针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人类首次施针的证据颇不寻常——是从一位冰人身上发现的。1991年9月的一天，两位在意大利境内阿尔卑斯山脉徒步登山的德国旅游者偶然发现了一具尸体。后来这具尸体以发现地所在的村庄命名，被称作奥兹（Ötzi）。最初人们以为这是具新近死亡的尸体，但现在我们知道奥兹冰人生活在5300年以前。
这具尸体蕴含着很多让人惊叹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奥兹冰人有文身。实际上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身证据（见图7-2）。对尸体进行的X光检测表明，文身所在部位是奥兹冰人可能因骨科疾病感到疼痛的地方。因此，有人推测文身也许是一种治疗手段。
不管奥兹冰人是出于什么原因有了文身，它像之后出现的所有文身一样，代表着风险的出现。文身如同针刺或者注射，牵涉到血液的接触。如果同一个文身工具在不同人身上多次使用，就为微生物在宿主间来回跳跃构筑了一座桥梁。
图7-2 奥兹冰人手腕上的文身
无论是用于文身、给药还是接种疫苗，消毒不当的针头在传递微生物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针的广泛使用如同输血一样，为微生物四处流动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使它们得以自我供养或者在人际间有效扩散，以便能存活和发展。
流行病大事记
无论是用于文身、给药还是接种疫苗，消毒不当的针头在传递微生物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针的广泛使用如同输血一样，为微生物四处流动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自注射技术出现后，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已知微生物是丙肝病毒（hepatitis C virus, 简称HCV）。丙肝病毒是一种特别重要的病毒，全球感染患者超过1亿，每年有超过300万的新增患者。它也通过肝癌和肝硬化置人于死地，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8000例的死亡病例。但是如果不接触针头，丙肝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屈指可数。
关于丙肝病毒，还有很多待解之谜。正式发现该病毒是在1989年，但它在人群中肯定存在很长时间了。研究成果丰硕的牛津病毒学家奥利弗·普巴士（Oliver Pybus）已经将弄清楚这一病毒视为其众多科研目标之一。普巴士运用进化生物学技术研究丙肝病毒他所掌握的信息比其他很多毕生都在实验室或者实地做研究的人都要多。通过使用计算机演算法和数学模型比较不同病毒的遗传信息，普巴士的丙肝病毒研究有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发现。
我们已经知道，丙肝病毒处在流动中。近100年来，病毒经由输血、使用未经消毒的针头送药和毒品注射迅速蔓延开来。但普巴士和其他人所做的基因分析显示，该病毒首次出现的时间是在距今500～200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因此现代医疗技术可能不是其传奇故事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在针刺和注射技术使其大范围扩散之前，病毒已经小规模地存活于某些地方，最有可能是在非洲和亚洲。
既然丙肝病毒无法经由性交或者人际间正常接触而有效传播，那么其他传播路径多少可以解释它为何在几世纪前就存在了。病毒可以由母亲传染给子女，但这也是不太靠谱的解释，因为所谓的垂直传播不是特别有效。当然，像割礼、祭祀划痕、文身、针灸这些文化习俗，可能对病毒的传播起到一定的作用。普巴士和其同仁们在一项有趣的创新研究中，将疾病传播的地理信息系统（我们将在第10章里再次讨论到）和数学模型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结果显示出病毒传播的另一种可能性——一些种类的嗜血昆虫可能就是丙肝病毒在过去的传播媒介。作为纯天然未经消毒的针刺，它们用口器将感染了病毒的血液从一个宿主传染到另一个宿主身上。
在20世纪，不安全注射引发的病毒传播远不止丙肝病毒。在一系列有见地的文章里，杜兰大学病毒学家普雷斯顿·马克斯（Preston Marx）和其同仁们认为，注射技术是艾滋病毒流行的助推器。关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早期传播，还存在着一些谜团。虽然基因数据显示，在20世纪早期，即将成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黑猩猩病毒跳到了人类身上，但造成20世纪60年代真正全球性艾滋病毒传播的导火索还没有定论。很多科学家认为，我们在第6章所讨论的航空业的发展足以解释这一现象，但马克斯和其同仁们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
艾滋病毒全球性传播的时间恰好与大规模推广廉价注射器的时间相吻合。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注射器由手工制成，相对比较昂贵。但到了1950年，人们开始用机器大规模生产玻璃注射器和金属注射器。到了20世纪60年代，又有了一次性塑料注射器。因为有了有效的方式进行药物和疫苗注射，到了20世纪后期，注射药物和接种疫苗就增多了（见图7-3）。通常的卫生运动，每次都是用同一个未经消毒的针头给成百上千或者更多的人接种疫苗，这为流行病暴发埋下了浓重的伏笔。从被俘获的一只黑猩猩那里传染到一位猎人身上的病毒，理论上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传染给其他很多人。马克斯和其同仁们认为，艾滋病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正式暴发的。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斯的研究工作有别于1992年首次刊登在《滚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所提出的假说。该假说认为，艾滋病毒起源于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Oral Poliovirus Vaccime，简称OPV）。马克斯和其同仁们认为，是不安全注射加快了艾滋病毒的传播，但是他们并没有认为这些医疗技术致使病毒从黑猩猩身上传染到人类身上。反之，疫苗假说认为，因为采用新鲜的灵长类动物组织培养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艾滋病毒就直接从这些组织跳到疫苗里，在接种时传染给人。
1962年在刚果共和国奥波德维尔爆发的一次天花疫情中，医生在金泰伯医院（Kintambo Hospital）外给人们接种疫苗。
图7-3 医生给人们接种疫苗
疫苗假说在科学界风光不再，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科学家们对最初的疫苗储备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没有迹象表明原有疫苗储备被孕育出人类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黑猩猩病毒所感染；二是基因分析显示，艾滋病毒大约在100年前就出现了，远远早于人类服用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时间；三是据称疫苗储备受到污染地区的黑猩猩病毒株与孕育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黑猩猩病毒有所区别；四是就已经进入人类的多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家族的灵长类动物病毒分布情况来看，一个更简洁的解释是，人类是因为捕杀野生灵长类动物而广泛接触到这些病毒的。
在2001年，4篇分别发表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和《科学》上的文章将疫苗假说送进了坟墓，进一步宣告了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争论的结束。这样做之所以重要，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该假说曲解了艾滋病毒的起源，严重阻碍了疫苗运动的进行，而疫苗运动所使用的疫苗都是被普遍认可为安全而有效的。《自然》上发表的文章配发的社论做了很好的总结：“顽固的阴谋论者认为，黑猩猩病毒污染了疫苗的真相后来被故意掩盖了。新的数据也许不能令他们心悦诚服，但是我们中那些以前愿意相信疫苗假说的，现在认为假说已经不成立了。”我的同仁、世界上最杰出的病毒学家之一的艾迪·福尔摩斯（Eddie Holmes）言辞更犀利，他说：“证据原本一直就很单薄，如今已经站不住脚了，到了该推翻的时候。”
虽然跟丙肝病毒的情况一样，不安全注射很可能导致艾滋病毒的传播，但不安全注射并未将病毒引入人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疫苗安全问题。
如今在阅读此书的每15个美国读者中，就有1人感染上了从猴子身上跳过来的一种病毒。说得更具体一点，如果你是这1/15，那么就已经感染上猴空泡病毒40（Simian Virus 40, 简称 SV40），一种亚洲短尾猴病毒。你是通过接种受污染疫苗感染上的。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通过短尾猴肾脏细胞培养生产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一些猴肾感染上SV40，于是污染了疫苗，带来了可怕的结果。
仅在美国，1960年就有高达30%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受到污染。从1955年到1963年，大约90%的美国儿童和60%的美国成年人可能接触到SV40——估计有9800万人。该病毒不可小觑，它使啮齿类动物患上癌症，使进行实验性细胞培养的人体细胞出现异常繁殖。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表明该病毒可能致癌。
超过一半美国人口面临感染上一种新型猴病毒的风险，这一观点在科学界引发强烈反响。流行病学家们立刻开始确认感染病毒的人是否会得癌症。幸运的是，虽然直到今天有关证据还存在争议，但似乎很明显，SV40不是致癌的高风险病毒。也许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传播能力，我们逃过了重要一劫。
但是因为一处的疫苗储备就能接种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必须保持警觉。一处或者多处疫苗储备受到污染，会导致数百万人感染上新病毒，正如我们见到SV40病毒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四处蔓延的情形那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疫苗就是不安全的。疫苗是安全的！它们本质上是用来保护全球数十亿人口的。但对疫苗生产保持警觉并实施卫生监督，怎么做都不为过。
来自旧金山的科学家艾瑞克·德沃特（Eric Delwart）对发现不明病毒的技术进行了完善。他在最近的一项重要研究中，展示了我们将在第10章里讨论的一些新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运用于疫苗生产，以进一步增加其安全性。与目前疫苗相关的风险，远远少于它们所预防的疾病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但是这并非是零风险的事情。当我们有意让动物组织和人体组织发生关联，尤其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基础上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时，我们要确保万无一失。
自20世纪20年代甫洛诺夫进行猴腺体手术以来，我们已经见证了输血、移植和注射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些出色的技术有助于我们摆脱一些最致命的疾病，然而它们也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了新的、异常坚固的生物联系。这种联系有时候成为这些为人类造福的医疗技术所带来的、不受欢迎的副产品。它们为微生物流动架起了桥梁，这些桥梁是以往不曾有过的。它们让人类相互发生关联，成为一种关系亲密的物种。这种关系亲密的物种是地球生物体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与人类世界中微生物的关系。自20世纪20年代甫洛诺夫进行猴腺体手术以来，我们已经见证了输血、移植和注射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些出色的技术有助于我们摆脱一些最致命的疾病，然而它们也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了新的、异常坚固的生物联系。这种联系有时候成为这些为人类造福的医疗技术所带来的、不受欢迎的副产品。它们为微生物流动架起了桥梁，这些桥梁是以往不曾有过的。它们让人类相互发生关联，成为一种关系亲密的物种。这种关系亲密的物种是地球生物体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与人类世界中微生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