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的印尼华侨的特点之一是不讲华语而使用居住地的方言。印尼是一个方言复杂的国度，仅在华侨聚居的爪哇岛就流通着巽他语、爪哇语和沿海城市的“低级马来语”(与官方保护与推行的“高级马来语”相对而言)。使用爪哇语、巽他语的土生华侨在当地的文化艺术领域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出现了作家。大约在19世纪中期，土生华侨逐渐使用在低级马来语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华侨马来语”(也叫“中华马来语”、“市场马来语”)。这种马来语的基本语法和基本词汇是马来语，但糅入了很多汉语的表达方法，吸收了大量汉语(主要是闽南方言)词汇。它不仅成为操不同方言的土生华侨的口头和书面语言，而且在实际上成为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所有居民的混合通用语。今天印尼统一的民族语言是在20世纪确定的，它的基础是先前在印尼各地区流行的马来语。华侨马来语是马来语的一个分支，它对统一的印尼语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华侨马来语中有大量的汉语(闽南方言)借词，这些借词大部分为日常生活和商业用语，它们现在已经成为统一的印尼语言中的词汇。华侨，更具体说是土生华侨在印尼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应予肯定。
1901年，土生华侨出版了自己的第一份马来文报《理报》。随后，形形色色的马来文出版物包括孔孟著作、中国文史、创作小说纷纷问世，土生华侨的马来语文学也开始出现。最早的作品大多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译文。有学者作过统计，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初，印尼的华人作家共创作和翻译了3000余部作品。其中，翻译中国作品759部，而同一时期翻译的西方作品只有233部。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而且是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的古典作品如此大量地被译成同一种外文，这是举世罕见的。译者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华侨，特别是土生华侨。古典小说精品，除《红楼梦》、《金瓶梅》等少数几种外，几乎都有马来文译本。《三国演义》在1883年就译出，这本书从1883—1912年短短的29年里，在爪哇各地至少出版了六个版本。《水浒传》1885年译出，在以后的百年里至少出了四个译本，《西游记》有三个译本。其他如《精忠岳传》、《聊斋志异》、《镜花缘》，各种公案侠义小说、神怪小说以及儒家著作相继翻译出版过。一些说唱文学作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有多种译本，并用地方剧种演出梁祝故事。梁祝故事家喻户晓，不仅征服了土生华侨社会，而且深入到印尼的各阶层中。总之，大批中国优秀古典文学作品通过土生华侨的翻译、出版，不仅受到不识中文的土生华侨读者的欢迎，而且也在印尼原住民中间拥有很多读者，大大促进了他们对中国悠久文明历史的了解。土生华侨译者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
中国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中国文化传播东南亚并对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这是历史事实。在印尼，传播的媒介是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土生华侨。通过印尼华侨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印尼，乃至在整个东南亚，华侨还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