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少年时代虽然聪慧好学，但是并不知名。二十岁左右，到长安，谒见当时已经大有文名的诗人顾况。顾况开始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看见他的名字，就开玩笑说：“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后来读他献上的诗，当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时候，感叹说：“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进士及第，从此步入仕途。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迁下邳（今陕西渭南）。他的一生，无论从思想、创作、仕途等方面，都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早年的白居易，意气风发，“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与元九书》）。他在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等任上，撰《策论》七十五篇，并积极上书言事。他尚未深谙仕途的艰险，不知道什么叫韬光养晦，甚至在朝堂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说：“陛下错。”搞得宪宗皇帝很不满。他与元稹是好朋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写了五十首新乐府诗和十首《秦中吟》，深刻揭露了中唐社会的种种黑暗现实，指斥统治者的种种暴行，使那些达官显贵对他恨之入骨，后来终于借故把他贬到江州做司马去了。
这次贬谪对白居易的影响很大。他在《酬赠李炼师见招》诗中心有余悸地说“曾犯龙鳞容不死”，于是“欲骑鹤背觅长生”去了。
白居易后期对朝廷很失望了，他大概也看到中唐时期的种种矛盾已经积重难返，不是几首诗歌能够挽救颓势的了。于是，“行在独善”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他不再写那些火药味十足的诗，也不参与日益剧烈的牛李党争，甚至连世事都不大过问，过起了“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的所谓“中隐”生活。他在苏州、杭州当过刺史，因为不对别人构成威胁了，反而官越做越大，俸禄越来越高，一直做到太子太傅，甚至差一点拜相。他在诗中沾沾自喜地说：“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官。”（《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太傅分司》）一方面，他修建园林，广蓄歌儿舞女，日日饮酒弹琴，听歌观舞。一方面，与僧人道士交往，“病来道士教调气，老去山僧劝坐禅”（《负春》），“静念道经深闭目，闲迎禅客山低头”（《偶吟》），就是他这种生活的写照。他称自己这一时期的诗歌为“闲适诗”。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前三类以内容分，后一类以形式分，极不科学。他最重要的诗歌，是讽喻诗和杂律诗。
白居易的讽喻诗，主要是指他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他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等诗文中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诗文创作理论，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喻作用。他的讽喻诗，大胆指斥时弊，比如《卖炭翁》就明言“苦宫市也”。什么是宫市，就是宦官内待们打着皇帝的招牌，在市场上以近乎于掠夺的低价购物。此外，《杜陵叟》《缭绫》《红线毯》《买花》《新丰折臂翁》《轻肥》《重赋》《上阳人》等，都是斗争性很强的名篇。
其实，白居易的伤感诗名气更大，因为他把《长恨歌》和《琵琶行》都归入这一类中。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大概以《长恨歌》为最早，此后，衍生出许多以此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琵琶行》以诗人的亲身经历，描述了一个凄婉哀怨的故事，尤其是其中对音乐的描写，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在当时流传就极广。白居易死后，唐宣宗写了一首《吊白居易》诗，其中就说：“童子解吟《长恨歌》，胡儿能唱《琵琶篇》。”清赵翼《瓯北诗话》说：“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
白居易的闲适诗，也有许多清新可爱之作，比如《暮江吟》：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还有《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不事雕琢，但意味隽永，耐人咀嚼，对后世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