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历史决定论基本上是反自然主义的，但它丝毫不反对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有着共同成份的看法。这也许是由于历史决定论者一般认为社会学同物理学一样，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其目的都是达到理论的和经验的知识（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
我们说社会学是一门理论学科，意思是社会学必须借助理论或（它试图发现的）普遍规律以解释和预测事件。
我们说社会学是经验学科，指的是它得到经验的支持，它所解释和预测的事件是可观察的事件，而观察是接受或摈弃所提出的理论的根据。当我们说到物理学中的成功时，我们指的是它预测的成功；并且它预测的成功可以说是物理学定律的经验确认。
当我们把社会学相对的成功与物理学的成功相比较时，我们假定社会学的成功基本上在于对预测的确认。因此，某些方法（借助规律进行的预测，以及用观察来检验规律）对物理学和社会学必定都是一样的。
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尽管我认为它是历史决定论的一个基本假定。但是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的进一步引伸，因为它导致我将在下面描述的一些观念。乍一看来，这些观念似乎是刚才概述的一般观点的直接推断。但是事实上，它们包含着其他的假定，即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尤其是关于历史规律或趋势的学说。
11．与天文学的必较——长期预报和大规模预报
牛顿理论的成功，尤其是它能够长期预报行星的位置，给现代历史决定论者以深刻的印象。他们声称，进行这样的长期预报是可能的，而且这表明，预言遥远未来这个古老的梦想并未越出人类心智可能达到的范围。社会科学的目标也必须这样高。如果天文学预测日蚀和月蚀是可能的，为什么社会学预测革命就不可能呢？
然而，尽管我们应该有这样高的目标，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历史决定论者将坚持认为），社会科学不能希望，并且它们也一定不去追求天文学预报那样的精确性。我们已经表明（在第5、6节），比方说，可以与航海年历相比的关于社会事件的精确的科学历法，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即使社会科学可以预测革命，这种预测也不可能是精确的；关于革命的细节及其发生时间，必定有不确定的范围。
历史决定论者虽然也承认甚至也强调社会学的预测在细节性和精确性方面是有缺陷的，但他们仍然认为这种预报的范围和意义可以补偿这些缺陷。这些缺陷主要由于社会事物的复杂性，由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以及由于社会学术语的定性性质所致。但是虽然社会科学终归难免有含糊的缺点，但它的性质术语却使它具有丰富和全面的意义。这种术语的例子是“文化冲突”、“繁荣”、“团结”、“城市化”、“效用”等。这类预测的含混，即长期预报的含混，因其范围和意义而被抵销，所以我建议称之为“大规模预测”或“大规模预报”。按照历史决定论的意见，这就是社会学必须努力作出的那类预测。
这种大规模预报（范围广泛而且可能有点含糊的长期预测）显然在某些学科中是能够做到的。在天文学领域内就可以找到重要而颇为成功的大规模预测的实例。例子是根据周期律（它对气候变化是有意义的），或者根据大气上层电离子情况的每日变化和季节变化（它对无线电通讯是有意义的）来预测太阳黑子的活动。这些预测类似于日蚀和月蚀的预测，因为它们探求比较遥远的未来事件。但是它们与日蚀和月蚀的预测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往往只是统计性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有关细节、时间和其他特点方面都不是那么准确。我们看到，大规模预测本身也许不是不能办到，并且社会科学如果真的能够做到长期预报的话，那么它们显然只能是我们所说的大规模预报。在另一方面，从我们对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的阐述中可以得出，社会科学的短期预报必定有很大的缺点。缺乏准确性必定对它们有很大影响，因为根据短期预报本身的性质，它们只能处理社会生活中不那么重要的细节问题，因为它们限于短暂的时期。而一个在细节上不准确的细节预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对社会预测感兴趣，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大规模预报（也就是长期预报）不仅十分令人神往，而且确实是唯一值得尝试的预报。
12．观察的根据
科学的非实验观察的根据，在这个木语的某种意义上，其性质总是“历史的”，天文学的观察根据更是如此，天文学所根据的事实包含在天文台的记录之中；例如，记录告诉我们某某先生在某个日期（时、秒）在某个方位观测到水星。简言之，记录给我们以某种“按时间顺序登记事件的记事册”，或某种观测编年史。
同样，社会学的观察根据也只能由事件编年史，即政治或社会事件编年史的形式来提供。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和其它重要事件的这种编年史，就是人们惯常所说的“历史”。这种狭义的历史是社会学的根据。
把这种狭义的历史作为社会科学的经验根据是十分重要的，否认这一点就会闹出笑话。但是历史决定论的一个特点（与它否认实验方法的适用性密切相关）就是认为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是社会学的唯一的经验来源。因此，历史决定论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理论的和经验的学科，它的经验根据不过是历史事实的编年史，它的目标是作出预报，最好是大规模预报。显然，这些预报也必定是有历史的性质，因为它们是由经验来检验，它们的证实或反驳必须留给未来的历史。因此，历史决定论认为，作出和检验大规模的历史预报是社会学的任务。简言之，历史决定论者主张，社会学是理论历史学。
13．社会动力学
还可以进一步对社会科学和天文学进行类比。历史决定论者通常考虑的那部分天文学——天体力学是以动力学为根据的。动力学理论认为运动是由力来决定的。历史决定论的作者常常坚持说，社会学同样应该以社会动力学为根据，即以关于社会的（或历史的）力量决定社会运动的理论为根据。
物理学家知道，静力学只是动力学的一种抽象：可以说，静力学是关于在某些条件下如何和为什么不发生任何事情的理论，即为什么不发生变化的理论：而且它以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来解释这一情况，另一方面，动力学则涉及一般情况，即涉及作用力相等或不相等的情况，并可被描述为如何和为什么确实发生某事的理论。因此，只有动力学能够给我们提供真正普遍有效的力学定律，因为大自然是过程；它运动、变化、发展——虽然有时只是缓慢地，因而某些发展可能难以观察到。
显而易见，这种动力学观点与历史决定论者的社会学观点十分类似，因而无需作进一步的评论。但是，历史决定者也许认为，这种类似性要深刻得多。例如，他也许说，历史决定论所设想的社会学类似于动力学，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因果理论，而因果解释一般是关于如何和为什么发生某些事情的解释。从根本上说，这样一种解释总是有某些历史因素。如果你问问一个腿部骨折的人，如何和为什么发生骨折，那你是希望他将把事故的来历告诉你。但是，甚至在理论思维的层次上，尤其是在使我们能够作出预测的理论层次上，对某事件的原因给予历史分析也是必要的。历史决定论者将断言，需要历史的因果分析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关于战争的起源或它的本质原因的问题。
在物理学中，这样一种分析是通过判定相互作用的力，即通过动力学来完成的；历史决定论者声称社会学也应该这样做。它必须分析产生社会变革和创造人类历史的力量。我们从动力学中知道相互作用的力如何组成新的力；反之，通过把力分解为它们的分力，我们就能够洞察该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同样，历史决定论要求承认历史力量的根本重要性，不管是精神力量还是物质力量，例如宗教观念或伦理观念，或经济利益。分析和分解这许许多多的冲突倾向和力量，并且深入到其根源，深入到普遍的动力和社会变革的规律——这是历史决定论所说的社会科学的任务。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发展一种为大规模预报奠定基础的理论科学，而大规模预报的确证则意味着社会理论的成功。
14．历史规律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社会学是理论历史学。它的科学预报必须以规律为根据，既然它们是历史的预报，社会变革的预报，因而它们只能以历史规律为根据。但是，历史决定论者又认为概括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并且认为我们不能认为社会生活的齐一性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中始终有效，因为这种齐一性通常只适用于某种文化时期或历史时期。因此社会规律——如果有任何真正的社会规律的话——必定具有某种多少与基于齐一性的通常概括有所不同的结构。真正的社会规律必须是“普遍”有效的。然而这只能意味着，它们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包括它的一切时期，而不是仅适用于某些时期。可是，其有效性不限于某个时期的那种社会齐一性是没有的，因此唯一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就只能是把前后相继的时期连结起来的规律。它们必定是决定从一个时期过渡到另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规律。这就是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唯一真正的社会学规律是历史规律的本意。
15．历史预言与社会工程的对比
正如业已指出，这些历史规律（如果它们能被发现的话）能够使人甚至对遥远的事件进行预测，尽管在细节上不十分精确。因此，认为真正的社会学规律是历史规律的这种学说（主要从社会齐一性的有限有效性中推导出来的学说）又回到“大规模预报”的观念，而与模仿天文学的做法无关。这使这种观念更为具体，因为它表明这些预报具有历史预言的性质。
因此，在历史决定论者看来，社会学是要解决预卜未来这个古老问题的；与其说是预卜个人的未来，不如说是预卜集团和人类的未来。它是关于未来事物和未来发展的科学。如果能够成功地给我们提供科学上有效的政治先见，那么，社会学就确实对政治家，尤其是对具有超越当前事变的先见之明的那些政治家，具有历史命运感的政治家有极大的价值。某些历史决定论者满足于仅仅预测人类历程下一阶段，即使这样的预测也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但是有一个观念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 ——社会学的研究应该有助于揭示政治的未来，因而它能够成为有远见的实用政治学的最重要工具。
从科学实用价值的观点来看，科学预测的重要性是明明白白的。然而，人们却始终没有意识到科学预测可分为两类，因而也有两种不同的实用价值。我们可预测（a）台风的到来，这种预测可以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因为它使人们及时躲进避风处；但是我们也可以预测（b）如果要建立躲避台风的避风处，它一定采用某种建筑形式，例如在它的北面采用钢筋混凝土撑墙等等。
这两类预测显然是迥然不同的，虽然两者都是重要的，都实现了古老的梦想。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被告知了一个无法防止其发生的事件。我将称这种预测为“预言”。它的实际价值在于警告我们将发生所预测的事件，以使我们能够避开它或作好对付它的准备（可能借助其他预测）。
与这些预测相反的是第二类预测，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预测，因为这类预测是工程的依据。可以说，它们是建设性的，表示我们若要达到某些结果我们要采取什么步骤。物理学的绝大多数领域（除了天文学和气象学外），都是作出这种形式的预测，从实用观点来考虑，它们可以称之为技术预测。这两类预测之间的区别，大致上与有关的学科中有计划的实验与纯粹的耐心观察所起作用之间的区别相吻合。典型的实验科学能够作出技术预测，而主要采取非实验性观察的科学则作出预言。
我不愿意人们认为我的意思是指所有的科学，甚或所有的科学预测基本上是实用的——必定或者是预言的或者是技术的，而不可能是别的任何东西。我只是要人们注意两类预测之间的区别以及与这两类预测对应的科学。我选择“预言的”和“技术的”这两个词，当然要表明它们在实用观点来看所显示的特点；但我使用这种术语既无意说实用观点必然比任何其他观点优越，也无意说科学的兴趣只限于在实用角度来看是重要的预言和技术性质的预测。例如如果我们考虑到天文学，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发现主要具有理论意义，但从实用观点来看，它也不是毫无价值的；然而作为“预言”，它们全都类似于气象学的预言，对实践活动的价值十分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预言的科学性和工程的科学性的这种区别不同于长期预测与短期预测之间的区别。虽然大多数工程预测是短期的，但也有长期的技术预测，发动机使用寿命的预测就是一个例子。再者，天文学预测既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但大多数气象学预言则是比较短期的。
下面将看到，预言的实践目的和工程的实践目的之间的区别，以及有关科学理论的结构之间相应的区别，是我们的方法论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刻，我只想强调指出，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社会学实验是无用的，不可能的，与此相适应，他们赞成历史预言（关于社会的，政治的和社会建构的发展预言），而反对将社会工程实际用于社会科学实践目的的社会工程。社会工程的观念、建构的设计和创立，也许还有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阻止、控制或加速，在一些历史决定论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但对于另一些历史决定论者来说，这几乎是绝不可能的事，或者认为这无视政治计划象一切社会活动一样必然处在无比强大的历史力量的支配之下。
16．历史发展的理论
这些考虑已把我们带到了我建议称之为“历史决定”的那些论据的核心，并且这些考虑证明，选择这个说法是对的。其论题是：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但不是在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历史事实编年史。历史决定论者视为与社会学等同的那种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回顾，而且也是未来的展望。它研究起作用的力量，尤其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历史的理论，或理论历史，因为只有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才被视为历史规律。它们必须是过程、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不是关于外表的恒定性或齐一性的假规律。按照历史决定论者的看法，社会学家必须设法对社会结构变化所遵循的总趋势有一个总体的认识。除此以外，他们还必须设法了解这个过程的原因以及引起变化的各种力量的作用。他们应该设法提出社会发展根本总趋势假说，使人们能够根据这些规律作出一些预言，从而能够适应即将到来的变化。
仔细考察我所作出的两类预测之间的区别（以及两类科学之间的有关区别），就可以进一步澄清历史决定论者的社会学概念。与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相反，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方法论，它的目的在于技术的社会科学。这种方法论将导致对社会生活普遍规律的研究，以便发现一切必要的事实，作为谋求改革社会建构的人的工作根据。
这些事实无疑是存在的。例如，我们知道的许多乌托邦体系之所以行不通，原因不过是他们没有充分考虑这些事实。我们正在考虑的技术方法论是为了提供＝些方法以避免不切实际的构想。这种方法论是反历史决定论的，但无论如何不是反历史的。历史的经验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是，它并不致力于发现社会发展规律，而是寻求对社会建构的结构给予限制的各种规律，或寻求其他齐一性（尽管历史决定论者认为这些齐一性并不存在）。
历史决定论者除了利用已经讨论过的某种反证之外，还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对社会技术的可能性和效用提出疑问。让我们设想一下他可能说，有一位社会工程师根据你所设想的那种社会学制定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的计划，我们假定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切合实际的，因为它与已知的事实和社会生活中的诸规律并不冲突；我们甚至假设这个计划获得了同样可行的并且已经成为新的结构的其他社会改造计划的支持。即使如此，历史决定论的论证仍能证明这种计划不值得认真考虑。它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梦想，原因恰恰在于它没有考虑历史发展规律。社会革命不是由合理的计划，而是由社会力量——例如利益的冲突所引起的。据说一个强有力的“哲学家王”会把某个考虑周详的计划付诸实施，这个古老的想法是为了土地贵族的利益编造出来的神话，这个神话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迷信合理的论证会说服足够的好心人进行有计划的行动。历史已表明社会现实并非如此。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来不是由理论构思（即使很好的理论构思）来规定的，虽然这些方案和其他不那么合理的（甚或十分不合理的）诸多因素会起来无疑会有某种影响。即使这种理性计划与强有力的集团的利益相吻会，它也决不会接它所设想的方式实现，尽管争取其实现的斗争是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实际的结局总是与理性构想十分不同的。它总是当时互相争斗的各种力量的格局的结果。而且，在任何条件下，理性规划的结果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结构：因为力量的平衡必然会发生变化。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
历史决定论者还会继续说，这些论点是直接反对某种理论社会科学所支持的社会工程的实际可能性，而不是反对这种科学的本身。然而这些论点很容易扩大，以致证明技术性的理论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实用工程的冒险之所以必然失败，可以由极其重要的社会学的事实和规律来说明。但这种说法不仅意味着这种冒险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而且也意味着它在理论上也是不对的，因为它忽视了唯一真正重要的社会规律——发展规律。据说这种冒险是根据“科学”，但这种“科学”必定也忽视了发展规律，否则它就决不会为这种不切实际的构想提供根据。一种社会科学若没有讲授理性社会构想的不可能性，那就是完全没有看到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并且必定也不知道唯一真正有效和真正重要的社会规律。所以支持社会工程的那种社会科学不可能是社会事实的真实描述。它们本身是不能成立的。
历史决定论者将声称，除了这个决定性的批判之外，还有其他理由抨击技术社会学。例如，它们忽视社会发展会出现新事物这个特点。认为我们能够在科学的基础上合理地构想新的社会结构这个想法，意味着我们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准确地按我们的计划使一个新的社会时期出现。然而，如果这个计划的根据是探讨社会事实的科学，那么，它就不可能说明内在的新特点，而只能说明新的排列（参阅第3节）。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新时期有它自己内在的新颖性——这个论点必然使任何详尽的规划归于无效，而这种规划所根据的任何科学就不能是真的。
这些历史决定论的理由可以应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所以经济学不能给我们提供汪何有价值的关于社会改革的信息。只有某种假经济学才会设法为理性的经济计划提供根据。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必需有助于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它可以帮助我们预见未来时期的轮廓，但它不可能帮助我们提出和实现某个新时期的详尽计划。社会科学是如此，经济学必定也是如此。经济学最终目的只能是“揭示人类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马克思）。
17．社会变革的解释与设计
历史决定论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宿命论，它也不一定导致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大多数历史决定论者都具有十分显著的“能动主义”倾向（参阅第 1节）。历史决定论完全承认，我们的愿望和思想，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推理，我们的恐惧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精力，都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它并不教导说，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它只是预测你的梦想、你的理性所构想的东西都不会按计划实现。只有与历史的主流相适应的计划才是有效的。现在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历史决定论者所承认的合理活动是哪一种。只有这种活动是合理的，因为它们适应和促进行将来临的变化。社会助产术是我们所能有的唯一完全合理的活动，唯一能以科学的先见之明为根据的活动。
虽然没有一种科学理论本身能直接鼓励人们的活动（它只能使人不做某些不切实际的活动），但它无形中给予那些自认为应该做某事的人以鼓励。历史决定论肯定提供了这种鼓励。它甚至使人类理性起某种作用；因为只有科学的推理，即历史决定论的社会科学才能告知我们，如果要同行将来临的变化方向相一致，任何合理活动必须要取什么方向。
因此，历史预言和历史解释必须成为任何考虑周详而切合实际的社会行动的基础。于是，历史的解释必定是历史决定论思想的中心工作：事实上它已经是如此。历史决定论者所有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解释过去，以便预测未来。
历史决定论能否给那些想看到一个较好世界的人提供希望或鼓励呢？只有对社会发展采取乐观看法的历史决定论者才能够提供这种希望，因为他相信社会发展自然将会越来越好和合理，意即它自然而然地趋向于越来越好和合理的状况。但是这种观点等于相信社会奇迹和政治奇迹，因为它不承认人类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合理的世界的能力。某些有影响的历史决定论作者确实已经乐观地预言自由王国的到来，那时人类事务就可以合理计划。他们教导说，从人类目前正在其中遭受苦难的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和理性的王国是不可能由理性来实现的，而只能由严竣的必然性，由他们劝我们服从的盲目而又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来实现的。
历史决定论只能劝说那些希望扩大理性对社会生活的作用的人们去研究和解释历史，以便发现历史的发展规律。如果这种解释表明他们所盼望的变化行将来临，那么，他们的愿望是合理的，因为这符合科学的预测。如果行将到来的发展恰好是朝着另一个方向，那么，使世界较为合理这个愿望就完全不合理了；这时历史决定论者就会认为这只是一种梦想。能动论只有默认并促进行将来临的变化才能说得通。
我已经表明，在历史决定论看来，自然主义方法包含着某种社会学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社会没有重大的发展或变化。我们现在发现，历史决定论的方法包含着一种极其类似的社会学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必然变化，只是沿着一条不变的预定道路并要经过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所预先决定的各个阶段罢了。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它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病。”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表述突出地代表了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虽然它既没有教导人们无所作为，也没有主张真正的宿命论，但历史决定论却教导人们，要改变行将到来的变化是徒劳的；这可以说是宿命论的特殊形式，可以说是关于历史趋势的宿命论。无可否认，“能动论”的告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可以使人们同历史决定论者产生共鸣（如果“世界”在这里是指发展着的人类社会的话），因为它强调变化。但是它与历史决定论的极其重要的学说相冲突，因为正如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可以说：“历史决定论者只能解释社会发展并以种种方式促其实现；但他的问题在于无人能改变社会发展。
18．分析的结论
人们也许感到，我最后的提法偏离了我公开宣布的意向：即在着手批判历史决定论观点之前尽可能明确地和令人信服地概述其观点。因为这些提法试图表明，某些历史决定论者的乐观主义或能动性倾向，正是由其分析本身的结论而受到挫折。这可能意味着对历史决定论前后矛盾的指责。人们也许会表示异议，认为在叙述中悄悄渗上了批评和嘲讽是不公道的。
然而，我认为这种责难是不公正的。只有本来是乐观主义者或能动主义者而后来成为历史决定论者那些人，才会把我所说的话看作是贬意的评论。（将有许多人认为是如此，因为他们起初之所以被历史决定论所吸引是由于他们倾向于乐观主义或能动主义。）但是，对于那些本来就是历史决定论者的那些人，我所说的话应该不是对他们的历史决定论学说的批评，而只是批评把历史决定论与乐观主义或能动主义相提并论。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能动主义都可以被批评为与历史决定论不相容，而只有它的某种极端形式才是如此。纯粹的历史决定论者会争辩说，与自然主义方法相比，历史决定论是鼓励能动性的，因为它强调变化、过程和运动；然而，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它肯定不是盲目地把各种活动都视为合理而加以支持：许多可以开展的活动是不切实际的，它们的失败也是科学所能预知的。他会说，这就是为什么他和其他历史决定论者要对能够被他们视为有用的活动的范围给于限定之故，就是为什么要强调这些限定对于进行任何明确的历史决定论分析是必要之故。而且他会辩解说，这两段马克思的引语（在前一节）并非互相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虽然第二段引话（年代更早的引语）本身也许有点过于“能动主义”，但第一段引语已对它给予适当的限制；并且如果第二段引语引起了过激的能动主义者的兴趣并使他们接受历史决定论的话，那末第一段引语就应该是把任何能动性的适当界限告知他们了，虽然这会失去他们的赞同。
由于这些理由，我认为我的论述并不是不公道的，而只是在能动主义这个问题上加以澄清。同样，我认为我在前一节中的其他评论也不能被视为对历史决定论的贬意评论。这些评论的大意是说历史决定论的乐观主义只能建立在信仰之上（因为否认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合理的世界的作用），对于本来是乐观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的那些人来说，它也许是贬意的批评。但是始终如一的历史决定论者将在这一分析中看到对通常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以及理性主义的那种浪漫性和乌托邦性的有益告诫。他将坚持认为，真正科学的历史决定论必须不依赖于这些要素；认为我们必须服从实际存在的发展规律，正如我们必须服从引力定律一样。
历史决定论者甚至可以走得更远。他可能补充说，所采取的最合理的态度就是调整人们的价值体系以符合行将来临的变化。如果做到这一点，人们就会得到某种能看成是正当的乐观主义，因为按其价值体系来判断，任何变化必定都是好的。
某些历史决定论者实际上持这类观点，并发展为颇为连贯的（并且十分流行的）历史决定论的道德学说：道德上的善就是道德上的进步，这就是说，道德上的善是提前遵守将要到来的时期要采取的那类行为准则。
这种历史决定论的道德学说，可以描述为“道德现代主义”或“道德未来主义”（它与美学现代主义或美学未来主义相对应）；它与历史决定论的反保守的态度颇为一致。它也可以被视为对某些价值问题的回答（参阅第6节，论“客观性和评价”）。尤其是，它可以被视为一个标志，表明历史决定论（本书只在其方法论方面作了认真的考察）可以扩大并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或者换句话说，历史决定论方法也许本来是关于世界的一般哲学解释的一部分，这似乎并非不可能。因为从历史的而不是逻辑的观点来看，方法论通常是哲学观点的副产物，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打算在别处考察这些历史决定论的哲学。在这里我只对上面介绍的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学说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