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正在考验着我的耐心。我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想象着身边还有一个跟我一起看节目的人，我俩打了个赌：他到底会不会动？一会儿那位女记者要采访一个没什么经验的年轻政治家，问问他都有什么计划。跟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政治家明白，等一下肯定没什么机会来陈述自己的观点。记者嘛，都受过媒体的全新“拷问文化”训练，懂得要把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让对方连两句完整的话都来不及说，一有新信息出现就要马上提问，并且要保证受访者不会推翻自己刚才透露的信息。所以说，那位没经验的政治家正处于一种紧张的气氛中。他打算针对选举，说说自己能为选民们做些什么。不过，他很清楚的是，要争取到开口说话的机会，势必得经历一番恶战，至于说话的内容嘛，那就是次要的了。
“典型的紧张氛围，”我说，“如果他在记者提出第一个问题时动了，你就请我周末去巴黎。”我想象中的那位邻座盯着我，好像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这之前，我跟他说，那个政治家在听完第一个问题后，开始回答之前，会微微地从椅子左边摇向右边，还会稍微挪动一下位置，大概也就一厘米。这个过程转瞬即逝，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能意识到其中的变化。基于这个原因，我才事先把即将上演的情形告诉了那位虚拟伙伴，并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在记者提出第二个问题时，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发生了。“如果真是这样，”我的邻座说，“那不是所有人都会看到吗？”我悄悄在他耳边说道，很多日常行为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看得出来。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视线并没有离开电视，并接着说：“观察人类的行为是很难的，老师们试图教会学生，可有些人怎么也学不会。”
我为什么要打这个赌呢？又为什么那么肯定，那个接受采访的人会微微地、不经意地在椅子上晃动？因为这个情况是跳跃行为的一个典型范例。跳跃行为是行为生物学中的一个著名现象，会出现在很多动物身上。这是一种冲突行为，能够化解两个相互抵触的动机。比如一只鸟儿在遇到对手时，既想飞走又想攻击对方。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动机可能会使这只鸟儿既恐惧又愤怒，而逃跑和攻击这两个行为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于是一个不可解决的冲突产生了，导致了一个麻烦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那个可怜的家伙去做一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情，例如摆出一个睡觉的姿势。当然了，它不是真的要睡觉，而是它的行为好像跳跃到和这场冲突完全无关的一个系统中，“跳跃行为”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就这样，冲突解决了，紧张的氛围也消失了。把观察行为当作日常工作的人，时常可以看到跳跃行为是如何解决类似冲突的。
就拿您养的狗来举个例子吧。当您去超市买东西时，狗被锁在了家里，于是冲突出现了——它想跟您一起出去，在它眼里这就是个跑出去撒欢的好机会，可又因为门关上了出不去。由此，狗很失望，便通过跳跃行为来解决问题。它决定狠狠地攻击您的枕头，于是枕头便遭到了“专业级”的毁坏。您回家后狠狠地训了它一顿，可是您知道吗，它也别无选择。是您造成了它的矛盾，使它不得不采取跳跃行为。
类似的行为在人类身上也时常可见，我将其看作一种体育运动。当人们陷入紧张的社交氛围中，就算程度再轻，也会做些毫不相干的事，比如挠自己。挠自己可能是人类跳跃行为中最常见的现象了。试想，有人遇到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时产生的冲突为必须回答和尽量避免。这样的冲突促使他去挠自己的头发，不安地摸衣服袖子，在脸上搓来搓去，推两下眼镜，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跳跃行为。很多年来，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些接受采访而又没什么经验的人，在听到第一个问题后便会做出一个很小的跳跃，在给出答案之前，会在椅子上微微地挪动位置或者摇晃一下。经常接受采访并且知道如何反制记者激昂态度的人，就不会表现出这种行为，只有新人才会。
说到这儿，我已经猜到您要提的问题了：这种行为有什么好处呢？讲到现在，都是些微小的紧张、恐惧或羞涩感，就算没有那些摸、抓、晃的动作，人们也能正常表现，不是吗？没错，那些动作的确没什么直接利益，或者说，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这是来自人类遥远过去的一份遗产。我们的祖先和其他种类的生物一样，不仅用跳跃行为来化解紧张氛围，还把它当作同一群体成员之间的一种信号。跳跃行为暗示着紧张的气氛出现了，可以用来提醒其他群体的成员。刚才的那只鸟就用睡觉的姿势清楚地向对方表明，我不会攻击你，因为我自己正困在一个矛盾的状况中。而对方也不会去冒险，跟它吵架什么的。再说一遍，如今跳跃行为已经不再发出类似的信号了，尽管那个记者还是会饶有兴趣地“折磨”那位政治家。跳跃行为已经深植于我们的行为规律中，并且还会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
这不是什么重要的行为，就算对其有了透彻的了解，也不会有什么具体好处。只有几个狂热的行为生物学家对此兴致盎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必对这种行为加以关注，因为想要克制它，还真就不行。它总是发生于不经意间，想要对其施加控制是不可能的。不过要是谁对从进化的角度观察人类的行为感兴趣，这可是从人类遥远的过去遗留下来的一枚化石。能够观察到人们表现出来的类似行为不是很有趣吗？而且还是个政治家呢！
电视上的那个女记者犀利地提出了第一个问题。那位没什么经验的政治家紧张地盯着刽子手浓烈的红唇，集中注意力，想只用几个字来描述一下自己所在党派和整个国家的政治未来。只见他清了清嗓子，从左向右微微晃了半秒钟，接着便开口了。
“我赢了！”我冲邻座喊起来。他一脸郁闷，这下要请我去巴黎了。可惜啊，这只是我想象出来的。我看着身边空空的沙发，发现自己在跟自己说话，于是伸手挠了挠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