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意识大概是最后的未解之奥秘了。之所以称之为奥秘，是因为人们要解开它但却又无从着手。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重大的奥秘：诸如宇宙的起源，生命与繁殖，见之于大自然中的奇妙现象，时间、空间、重力等等之谜。对于这些奥秘，人们在科学上曾一无所知，并为之迷惑和惊叹不已。对于那些关于宇宙学和粒子物理、分子遗传和进化理论等问题，我们至今尚未找到所有的答案，但我们知道该怎么办。……而对意识，我们至今如坠五里云雾中。时至今日，意识是唯一常常使最睿智的思想家张口结舌、思绪混乱的论题。与过去所遇到过的所有奥秘一样，不少人坚持认为——并且希望——意识将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
丹尼特，《意识的解释》
查尔斯·明格斯（Charfes Mingus）谈到爵士音乐时曾说过，你不能从无开始作即兴创作，总得有点基础。罗马人的说法是，我们不可能作无米之炊。因此，构思一个新的行动计划必须从某处起步，然后使之完善。在行动的创造性方面有两个最突出的例子，即物种进化和免疫反应。两者均利用达尔文过程使粗糙的原始材料成形为某种优质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试图把达尔文主义应用于我们的精神活动时，关于意识的混淆（不必提及关于其机制的层次方面的混淆）常使我们误入歧途。那可能是为什么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精神达尔文主义理论方面进展甚微的原因。
在前一章中，我讨论了智力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在本章中，我试图对意识作同样的讨论，希望避免重复已经偏离詹姆斯观点的那些论据。在意识和智力的涵义之间有相当的重复，虽然意识倾向于指处于觉醒状态的精神活动，而智力倾向于指我们精神活动的想象力或效率。我们需要牢记在心的是：高级的智力行为实际上可能需要有意识和下意识的加工。
我们应该怎样来着手解释未知的事物呢？应该总是牢记总体战略，特别是当哲学家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称之为“新神秘主义者——的那些人提供吸引人的捷径作为解释时。采用丹尼特对“奥秘”所作的精辟的定义，让我们不妨先考虑一下那些从事意识研究的物理学家，他们正在探索量子力学如何有可能在意识中起作用，以及如何提供“自由意志”，经由在亚细胞水平（在通常簇集于突触近旁的纤细的微管中）进行的量子力学过程，来摆脱“决定论”的阴影。
我在此不拟占用更多的篇幅来评判他们颇为畅销的论据（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畅销书中的论据），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并没有涉及（更不要说解释）意识和智力所蕴含的广泛的涵义时，你可能会感到（正如我一样），他们不过是“徒劳无功”的又一个实例而已。
此外，正如对混饨”“和复杂性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的那样，决定论实际上并非争议点，它仅适用于在鸡尾酒会上作为话题，而并不需要以量子力学为遁辞。除了某些突出的例外〔我将称他们为埃克尔斯派神经科学家——用著名的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约翰·埃克尔斯（JOhn C. Eccles）”的名字来称呼，神经科学家们很少有以这种方式来谈论问题的。说真的，我们很少卷入任何形式的有关意识的文字游戏。
这并非因为缺乏兴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毕竟是我们主要关心的事情。也许在一天紧张的神经生物学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会边喝着啤酒边说，虽然我们仍未找到普遍意义上的解释，但我们确实知道哪些做法是行不通的。文字游戏产生更多的是热而不是光，单纯地用一种奥秘代替另一种奥秘的所谓“解释”也是如此。
神经科学家知道，对于我们内部精神世界的一种有用的科学解释，必须是“解释” 而不只是提供一份精神活动能力的目录；它也必须解释所忽视的特有的精神活动的误差——错觉引起的畸变，幻觉的创造性，妄想的陷阱，记忆的不可靠性，以及罕见于其他动物的我们对精神疾患及其侵袭的担忧。一种解释必须与一个世纪来脑研究的许多事实相一致，与我们从关于睡眠、中风和精神疾患的研究中得到的对意识的了解相一致。我们有许多方法来摒除那些蛊惑人心的观点。从事脑研究30年来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观点。
对我们的精神活动这块蛋糕可以有多种切法。在《大脑交响乐》一书中，我曾试图专注于对意识的论述。此后我之所以避免对意识进行讨论，而注重于智力的基础的论述，是因为对意识的论述其直接后果是以一位被动观察者作为终点，而不是一位在这个世界中的探索者和探险者。在词典中你能够看到“意识”一词有多种释义：自我感觉到、能思想、有知觉的，有意志的，充分了解情况的，清醒的，故意的，敏感的等。哲学家保罗·丘吉兰德（Paul M. Churchland）最近制作了一张更有用的一览表，指出“意识” 是：
·采用短期记忆的（有时称为工作记忆）；
·不依赖于感觉输入，也即我们能思考并不存在的东西和想象非真实的东西；
·表现出可驾驭的注意力；
·有能力对复杂或模棱两可的资料作出各种解释；
·在深睡时消失；
·在梦中重新出现；
·在单次统一的经验中能包容若干感觉模态的内容。
这张一览表的焦点也是集中在被动观察者而非探索者，但是我们看到皮亚杰关于智力的观点已在上列的“各种解释”一栏中得到了考虑。
在科学家中存在一种趋势，即用“意识”来指“觉察”和“辨认”。例如弗朗西斯 ·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克里斯多夫·科克（Christof Koch）在论述物体辨认和回忆中的一联结问题”时采用意识这个词。但是正因为英语中一个词用来标注如此广泛的精神能力，因此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同样的神经机制。别的语言常用不同的词来分别表达上面所说的“意识”的这些意思。克里克的丘脑皮层理论在思考物体辨认问题时极为有用，但是完全没有涉及预测或决策，而这些正是他所使用的词“意识”的言中之义。正是通过你所选择的词，很易作出过头的一般性推论。这并非是批评，在我们对机制还没有更清楚的认识之前，别无好的选择。现在，读者们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意识的涵义是某种智力测验，可以考察一个人在混饨的世界中漫游的能力。关于意识的争论往往将这些涵义混为一谈，争论者们似乎相信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作为基础的实体——“头脑中的小人”，它看到一切。为避免作这种假设，我们能用不同的英语词汇来表达“意识”的不同的涵义，如我们使用aware（察觉），而避免用conscious（意识到）。我通常力图这样去做，但是当你使用不同词时也存在陷阱，那是因为所谓的“回译”。例如，医生力图避免“意识”这个词，而是说病人的唤醒（arousal）水平，对这种水平的了解能通过叫唤和刺戳病人来获得，如昏迷、木僵、清醒、有充分的定时和定位力。这一般来说是可行的，但是当某人试图将之译回“意识”类的术语时候出现了问题。不错，处于昏迷中的人是无意识的，但是要是说“意识”处于唤醒标尺的另一端，就有可能引起严重的误导。更糟糕的是，把有意识的（conscious）等同于可唤醒的（arous-able），这意味着把意识赋予任何一种具有刺激感受性（应激性）的有机体。鉴于应激性是所有活组织的一种基本特征，植物和动物均有，这就把意识扩展到除了石头之外的几乎所有的东西。虽然这对某些人来说有吸引力，而另一些人却为之震惊，这在科学上肯定是一种糟糕的策略。如果你把所有东西都一锅煮的话，那么你不可能真正了解意识的含义。
在英语中关于意识有许多同义词（aware，senskive，awake，arousable，deliberate 等等），面对这么多的同义词，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每当论及意识的真正涵义时人们总有点不知所云。人们常常听到在同一次的讨论过程中词义的转换。如果这是发生在词“lift”，一个发言者指的是“搭便车”，另一位指的是“电梯”，我们常会哈哈大笑。但是当谈论意识时，我们常不去注意词义的转换，而争论双方往往利用这种词义含混来计分或把论证叉开去。
更有甚者，至少在科学界中，意识的涵义通常包括精神活动的以下方面：诸如集中注意力、警觉、思想上的复述、自主行为、潜意识刺激、你不知道你所知者、意象、理解、思考、作决定、意识的不同状态、儿童心目不断改变的自我的概念，等等——所有速变为下意识者，以及所有那些我们的“意识解说员”可能不注意的无意识的侧面。
许多人认为我们醒时或梦中对自己诉说的一切也许就构成了我们的意识。叙说是我们感觉自我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不仅仅在自叙性的意义上。当我们扮演一个角色时，就像4岁的孩子在玩假份游戏时扮成“医生”和在“玩家家’树一样，我们必须暂时摆脱自己，把自己想象为处于另一个人的位置，授那个人的举止来行动。（这种能力是对自我感觉的一种更有用的定义。）
但是，叙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切肤之感的一部分，是非意识性的。大约从三四岁开始，我们将大部分事情编织成故事。句法常常是叙说在幼年时的一种表现方式：在一句句子中，“午餐”这个词驱使我们去寻找与动词“吃”意义相近的词，寻找食物、地点和在场的人。动词（如“给”）让我们去寻找3个起不同作用的名词：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存在许多标准的关系，而角色对扮演者来说又是熟悉的，这样我们便能按前后情景来猜测没有填满的空隙中需要填上什么。我们常常猜测得不错，但是在梦中会出现见于记忆紊乱病人的同型的虚构症，这种病人在无意中会作一些莫明其妙的猜测。最近人们常说：“感知可以看作主要是对一种预期的修饰。”它总是一种主动过程，受我们的期望制约，又与环境相适应。与其谈论我们看到和了解了什么，倒不如去讨论我们看到和注意到了什么。只有当我们要寻找什么，我们才注意到；只有当某种失衡（即我们的期望和接受的信息间的差异）引起我们的注意时，我们才留意。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在一个房间所看到的一切，但是如果有什么发生了变化我们就会注意到。冈布里奇（E. M. Gombrich），《艺术和幻想》一般认为自我感觉是与精细的精神活动相伴随的，因此让我简要地论述一种共同的观念：自我意识有复杂的“智力性’精神结构的参与。二当你想模仿别人的动作（比方说，吐舌头）时，你怎么知道该动，哪块肌肉？你是否需要先在镜子里看看你自己，将你所看到的和模仿这个动作所需的对肌肉的指令联系起来？不。实际上，婴儿也能模仿他们见到的脸部表情而毋需任何经验。这提示我们在脑中存在某种先天的接线，把至少是某些感觉模板和相应的动作指令之间联系起来了，以致对于某种程度的模仿，脑中的接线是先天布好的。这种接线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动物能从镜子里认出它们自己，而另一些则把镜中的形象当作另一个动物而觉得好玩或可怕。黑猩猩、倭猩猩和长臂猿能从镜里认出自己，有的当即就行，有的则需几天时间；而非洲猩猩、狒狒，和大多数别的灵长类动物不能。僧帽猴“是新大陆猴（阔鼻猴）中最聪明的，很会使用工具。若在其笼内放置一面穿衣镜，它们会在几周内不停地威胁“另一头动物”。通常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后一头动物会打退堂鼓，屈从于“另一头动物”。但是在镜中猴的情况，不会有结果；即使那头僧帽猴想要屈服，（另一头即镜中像）也会屈服。最终那头猴子开始对这种没有结局的冲突表现得极为沮丧，致使实验者必须拿走镜子。
什么可能参与了自我辨认呢？从某种动作可以预期会引起何种感觉输入（所谓的传出拷贝”），因此，如果这些感觉上的预期与来自你皮肤、肌肉在小幅运动过程中的输入信号完全吻合，便会使你在镜中辨认出自己。对大多数野生动物来说，这种联象的运动与内在的预测的完美吻合，就脸部动作而言，肯定是不寻常的，因为它们很少见到自己的脸。
在动物研究的文献中关于自我意识的争议所围绕的问题可能相当简单，如对脸部表情预期的注意问题，那肯定是关于意识的考虑之一，但几乎不是其重点。自我辨认无疑既有巴洛所论述的猜测过程的参与，也有皮亚杰所论述的深奥的探索过程的参与，但是我不会把它列入“木属智力”的一览表中。不过，自我辨认肯定是要比量子场更切题。
充满奥秘的鼻子力学与我们精神活动的这些意识方面有什么关系吗？或者说，是否在对意识的讨论中援引量子力学只是另一种错误的情况，误认为一个深蕴着神秘效应（混屯、自组织自动机、分形——、经济学和天气）的领域可能与另一个同样神秘的领域有关系？大多数这样的关联肯定是把不相干的东西混杂起来了。当两个领域处于光谱形展开的神秘现象的相反两极时，论证尤其值得怀疑。
将事情还原为其本原不失为科学上的一种良策（这是物理学家所擅长的），但前提是，这些本原必须处于一定合适的组构层次。而在还原论的热情的驱使下，从事意识研究的物理学家似乎忘了一个普遍的科学概念：解释的层次（常与机制的层次有关）。认知科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关于解释的层次举过一个很好的例子水指出，不可能在一辆汽车或其部件的层次上说明交通阻塞的导因。交通阻塞是自组织的一个例子。走走停停是准稳定性的极端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其自组织的特点看得更清楚。当然某个部件的故障可能成为一次偶然的交通阻塞的原因。但“火花塞故障” 一词显然不足以用来分析交通阻塞，与其他原因，诸如车道的交汇、合适的车距、交通灯的设置，以及上坡时未加速等相比，这并非一个很高明的分析层次。
在更基本层次上的解释多半与交通阻塞无关，除非它能提供有启发的类比。诚然，组装原理、表面积一体积比、混饨，以及分形等也存在于多重组构中，但这并非说明这些构成了一种跨层次的机制：类比并不形成机制。
准稳定层次使自组织更易被把握，特别是当构建单元（如晶体）出现时。鉴于我们正在探寻某些有用的类比来帮助解释我们的精神活动，因此值得考察一下解释的层次在别处是如何运作的。随机的组合不时地形成了某种较高形式的组构。有些形式是短生的，比如在煮麦片粥对形成的蜂窝状单元，只要一搅便被破坏了。有些形式（如晶体）则会在达到有序状态后建起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以防止其退化到“无序”状态。晶体是这些准稳定形式中人们最熟知的，分子构型也属此类。甚至有可能存在中间层次的准稳定形式，如微管的量子态，这种形式正是从事意识研究的物理学家希望起作用的状态。分层的稳定性指的就是把这种准稳定的层次总和起来。组成生命的各种形式是最复杂的；它们不时地象纸屋一样倒坍，较高的组构形式也就随之解体（这也是解释死亡的方式之一）。
在量子力学与意识之间，也许存在10来个组构层次：化学键。分子及其自组织、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膜及其离子通道、突触及其神经递质、神经元本身、神经回路、皮层柱和模块、大规模皮层的动态活动等等。因为在相邻层次上工作的神经科学家之间有着强烈的竞争，因此在神经科学研究中人们总是意识到这些层次的。
偶然的意识变化与某些类型的突触活动的广泛性停止有关。但对意识的探究更为合理的层次似应在与感知和作计划层次相毗邻的组构层次，如（依我的观点）大脑皮层回路以及不断变化的邮票大小的皮层区域间有放电模式参与的动态自组织层次。“意识” 纵有多种涵义，也不能在低层次的化学水平上或甚至是更低层次的物理水平上来加以解释。我把这种自量子力学这个下层地下室向意识阁楼的跳跃的企图称作“司阍之梦”。
用量子力学来解释意识，无异于用晶体来解释收音机；用火花塞来解释交通阻塞。它虽然必要，但不充分。其本身当然是有意思的，但这个主题与我们的精神活动的关系太远了。
精神似乎不同于纯物质，这就使很多人仍然认为需要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来解释它。然而精神应视为晶体似的东西——像其他所有东西一样由相同的物质和能量组成，只是暂时以某种复杂的形式组织起来。这种观念并不新鲜，19世纪初叶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曾指出：
极大多数人都已相信，感觉及思想（与物质相反）就其本性而言对分割、衰变不那么敏感，即便身体被肢解，赋予其生命的本原也是永恒不变的。但是，被我们称为思想的那种东西，可能并不像组成世界其余部分的物质那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它只是无穷变化的物质世界的某些部分之间的关系而已，一旦那些部分改变了其相互位置，它也就不复存在了。
大脑中信息流动的模式远比车辆移动的模式复杂。所幸的是，它和音乐倒是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可以用后者来进行类比。对意识和智力的认识将需要恰当的比喻和实际的机理。而不该倒退到玩文字游戏，或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上去。
幽灵是不可思议物质的另一种说法。对于我们所作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分析来说，值得想一想这个概念系何所指。幽灵例示了精神的另一个本质的方面，即记忆的作用。
在大多数语言中都存在“幽灵”一词，正是这一事实提示人们需要用它来描述他们所见所闻而无法解释的事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认为真的有幽灵存在呢？这是关于无形体的精神世界观念的起始点吗？
现在我们知道幽灵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大脑所犯的错误；有些是微不足道的日常的错误，有些则出自于睡梦中的异常；也有些是由轻微的癫癌发作或是精神病的病理过程引起的。我们称之为幻觉；其中幻听往往多于幻视。幻想中的人或宠物常会乱作一团，就像他们在我们的梦魔中乱糟糟地出现一样。
请记住，你在正常情况下看到的实际上是你所构建的一种思维模式。你的目光实际上是在到处乱扫，所产生的景物的视网膜映象就像一位业余的摄象师拍的录象片那样跳个不停。某些你以为你看到的其实是由记忆来充填的。在幻觉中，这种思维模式被带至极端。贮存在你大脑中的记忆被解释为现时的感觉输入。这有时发生在你挣扎着想要醒来之际，那时瘫软的肌肉尚未很快恢复常态。你看着真实的人在卧室中走动，而梦的成分会重叠其上。或者，你可能听见一个已故的亲戚对你说一句熟悉的话。脑子醒了一半而另一半仍在梦游。幸运的是，你意识到了这点并不想再作什么幻想。其实我们都曾在夜间睡梦中经验过痴呆症、谵妄症和幻想症的一些症状，只是我们已习以为常而不把它当回事而已。
然而，幻觉在夜间睡前或白天工作时也会产生。我觉得这些“幽灵”有许多只是简单的认知性错误，就像我最近经历的那样：我听见厨房里响起一声清晰的吱嘎声，不一会那声音重又响起。哦！我一边继续打字同时在想，那只猫终于吃它的猫食了。两秒钟之后我突然醒悟过来，“等会儿，让我再想想。”哦，天哪，那只猫早在数月之前就因长期进食不良而死。我恍惚听到的只不过是冰箱自动化霜的声音，它比制冰器产生的噪声微轻些，而我尚未把事情想个明白便对我听到的声音习惯性地作出了猜测。
当我们只是隐约听见什么时，我们总是用猜测把细节填满。在风中吱吱作响的窗户，听起来也挺像你的小狗在向你发出要食的哀鸣，从而使你以为听到小狗的叫声。一旦这种记忆被唤醒，真实的声音可能很难重现——由记忆填满的细节变成了所感知的现实。这并非不寻常，正如詹姆斯在一个世纪前指出的，我们总是在这么做的。
当我们听到一个人说话或读一页印刷物时，我们认为，新看到或听到的有许多来自我｛1的记忆。虽然我们看到印刷错误，但我们会把它们忽略，而想象正确的字母；当我们去国外的剧场，我们会意识到实际上听清的少得可怜，在那里更使我们烦恼的并不是不能理解演员们说的，而是不能听清他们的台词。事实上，在国内相似的条件下，我们听清的也很少，只是因为我们的头脑充满着英语言词上的关联，从而为理解提供了必需的素材，尽管听觉上的线索很不足道。
这种来自记忆的填充是称之力范畴性感知（categorical Per-ception）的一部分，当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触发了它时，我们就管它叫幻觉。除非声音重复出现，否则我们不能把我们对声音的这种填充性感知与原始的声音相比较；幸好，如果是视觉现象，我们常常能再看第二眼，在沉溺于“幽灵出现”之前发现错误。
我们现在知道，暗示（甚至毋需催眠）和应激（甚至毋需悲痛）可以增强我们急于作出结论的自然倾向，使记忆更易于被误作目前的现实。如果已经对某种东西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我可能就不会去寻找别的解释，也不会及时走进厨房去发现真正的原因。此后，每当想起曾“听见”那只死猫的叫声，我也许会陷入常见的非科学的解释：“那是幽灵！”或“我一定是丢了魂了！可能是得了老年痴呆症！”这两种说法都够吓人的，而这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这是你能得到的唯一解释，你会觉得很不高兴。
科学的解释是否已把幽灵从我们的文化中驱除了？至少对于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人来说，幽灵这种概念还挺能吓唬人。（由于完全同样的理由恐龙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在潜在的意义上恐龙具有三重特点，它们既大，又吓人，而且已经灭绝，所以是安全。）颞叶癫痫患者在医生对幻觉加以解释之前，一点都不以为幻觉有多可笑。伤心的亲戚在回忆时会说，如果当时有人曾给予他们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就好了。
这个实例说明，对于受过科学教育的人来说，科学能够驱除那种一度使人惊恐的神秘的东西。科学不仅仅通过播种更先进的技术使人类更强大；它首先帮助我们避免麻烦。知识好像疫苗一样，使人具有免疫力来对抗人为的惊恐和“败着”。
还有另一个神经科学中有关的幽灵故事：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的可爱的短语“机器中的幽灵”和我们用“脑内的小人”来描述大脑中的“我们”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已经导致某些研究者去讨论“精神”和大脑间以及在不可知和可知之间的“接口”。这是由新神秘主义者用现代服装打扮起来的吗？
现在我们正在取得良好的进展以用更恰当的生理学类比来取代这种伪精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用实际的大脑机制来代替它。就像上一代科学家有益地排除了外在的幽灵一样，我们对于精神代用品的日益更新的认识，将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地认识自身，更可靠地解释自身的经验，并将帮助精神病学家解释精神疾患的症状。
从事意识研究的物理学家试图探寻问题的答案，他们肯定不打算再讲述另一个幽灵的故事。他们只是在作泛泛的臆测。试想一下，如果让神经科学家——即使上过几堂量子力学课的——来揣测物理学的奥秘会有多么荒谬。但是当涉足于距他们专业好几个组构层次的领域时，这些物理学家为何如此认真呢？专门化本身也许是答案的一部分，而它也显示了智力的一种危害。
科学上的专门化就是提出可能回答的问题，要求专注于细节，这将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就像大学生们对科学上某些重大问题进行辩论时的情况一样，我们中间没有人真正想放弃自己的主张。我们曾关心那些问题，正是那些问题把我们吸引进科学的领域。它们不像幽灵那么背时，但是科学家们在智力问题上得到的进展有时令我想起当运河水闸垂直升降时所发生的情况。
至少在西雅图，就好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澡盆中，能看到滨海区，鱼梯、山峦和游人。当闸门被打开后，你的船立即下沉，而你的注意力则被在水闸附近形成的使船颠簸的旋涡所吸引。它们确实很迷人。如果你把桨插入一个旋涡中，便会产生大量继发性的旋涡。自身相似性理论暗示了它们本身，向分形的转化也就这样开始。
如果你搁下实验，摆脱你在这个巨大澡盆中的理论构思向上看，视野中只有一块长方形的天空。现在你从一个巨大的湿淋淋的箱子中向外望去（这箱子的墙有1-2层楼高），在箱子的北墙上的阳光中有站在了墙上人的阴影。就像在柏拉图洞穴“中一样，你开始琢磨墙上的阴影的涵义，盲目地猜测外界所发生的事情。起初看似是两人在彼此殴斗的画面，继而转化成一个人站在另一人面前，边谈话边手舞足蹈。专门化可能就是这样一幅有限的画面，你很难看到全景，除非你偶尔露出水面欣赏景色。
作为科学进步的代价，常使人们对与其专业毗邻的层次外的其他组构层次并不熟悉（化学家也许懂一些生物化学，一些星子力学，但是不会懂很多神经解剖学）。当你除了通过你自己的精神活动提供的资料之外再没有别的资料时，你容易只对着墙上的阴影作离奇的猜测。有时你只能这么做，柏拉图和奋卡尔当时就做得很出色。
可是如果你能做得更好，你为什么要满足于对着墙上手舞足蹈的阴影呢？为什么还要玩文字游戏呢？人们最终会意识到，一个词本身只是对其所表达的过程很不高明的一种近似。希望在读完这本薄薄的书之后，读者将能想象出某些可能导致意识的过程，这些过程能运转得足够迅速以构成敏捷的思维。
描述我们的精神生活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大难题，这难免陷入古老的主观性的泥淖。还有另外两个旋涡也是我们在驾驭我们的思路时需要避开的。
一种思路是作为仁立于感觉和动作间对精神过程内部进行分析的被动观察者，这是一种会陷入各种不必要的哲学上的麻烦的观点。这部分是因为感觉只是这个环圈的一半，我们因此忽视了感觉在动作准备中的作用。感觉和动作间某些更精巧的关联被称为“皮层反射”，但我们也需要了解当我们探索一种新动作的过程时，思想是如何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与动作相关联的。忽略精神过程内部（就如行为心理学家在半个世纪前所做的）并不是一种有长远意义的方式。神经科学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于运动的准备上，这使我们更接近于思想过程。
我们常把精神活动区分为感觉相、思维相和行动相，但这又会引来麻烦，因为事件很少是发生在时间和空间的某一点上的。脑中的使人感兴趣的活动都有细胞活动的时空模式参与，这有点像一种音乐的旋律（在这种情况下空间是键盘或音阶）。我们所有的感觉，例如准备将书翻到下一灭时你手指的感觉，都是散布于时间和空间中的模式。同样，我们所有的运动也是有不同肌肉在不同时间参与的时空模式。当你翻这一页书时，你所激活的肌肉就像你弹奏钢琴时那么多（除非你的精确的定时使各种肌肉活动，否则你就不能把下一页与其他书页分开）。进而我们在了解精神活动时，还常把它们看作是发生在一个地方、一个瞬间。
但是在精神内部存在的也是一种时空模式（各个神经元的放电），我们不应该指望它会汇聚至空间的一点（如一个特定的神经元）；会在一个瞬间作出决定（如那个神经元产生一个脉冲的时刻），就好像一种感知或一种思想不应是一次弹奏一个音符。据我所知，在脊椎动物中这只发生在鱼的逃避反射中（有时自然界会做出这种安排使神经生理学家研究起来更方便），在这种情况下，时空模式最终汇聚至脑干的一个大的神经元，它的放电引起鱼有力的甩尾。但是高级功能不可避免地有大群重重叠叠的细胞参与，其活动在时间上是分散的。那是一个更难描述的概念。了解高级的智力功能，要求我们分析脑的时空模式，也就是大脑皮层的那些旋律。
除了航行中旋涡的危险性，我们还将需要仔细地挑选构筑单元，以避免只是简单地用一种奥秘来代替另一种奥秘。在挑选构筑单元时最显而易见的危险是过早地把“门” 关上，不再去探寻可能的机制，这正是求助于灵魂或鼻子场来解释智力时发生的情况。
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在对付一种“解释”的终极状态时必须处理的若干危险：一种是新时代变种的“万事皆相关”论，另一种是在不适当的组构层次作还原论的解释（恕我直言，这正是从事意识研究的物理学家们和埃克尔斯学派的神经科学家们所为）。
解释精神活动是一个庞大的任务。你可能已注意到本书的篇幅并不大，我将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切蛋糕，专注于对我们精神活动与智力相关联的那些侧面的论述，而不去进一步探讨意识的内涵。这无非是建立一套内容广泛的行为，即适应各种情况的“妙着”。专注于智力所涵盖的范围与专注于意识所涵盖的范围是相同的，但是前者避免了许多航行中陷入旋涡的危险。最重要的是，这套“妙着”所导致的终点与被动的沉思甚不相同。与试图谈论动物的意识所产生的思想紊乱相比，对智力这个主题的论述，肯定更易使我们发现自身与其他动物间的连贯性。因此，下一个任务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一看出色的猜测可能是从哪里来的。
关于意识的体论——一个人越清醒，就有越多层的处理过程将其隔离于世界——和自然中众多其他事物一样，是一种交易。渐渐远离于外部世界只是对认识世界所付的代价。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越深、越广，我们为获得那种意识所必需处理的层次就越复杂。
德里克·比克顿（DerekRckerto），《语言和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