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系吴敬梓所撰。吴敬梓，字敏轩，号文木，安徽全椒人。除著有《儒林外史》外，尚有《文木山房集》传世。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在《儒林外史》诞生以前，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一直是小说家、戏曲家感兴趣的题材。但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道路和历史命运，只是到了吴敬梓的笔下，才得到了那样全面、充分而深刻的反映。吴敬梓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讽刺才能，成功地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的命运。《儒林外史》批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并进而揭露了全社会的腐败。周进和范进是小说中两个著名的人物。他们出身贫寒、暮年及第，除了八股文以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能。他们利用八股文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幸福”的大门，终于从社会的底层挤进了统治者的行列。周进是久试不售、痛极而疯；范进是一朝得志、喜极而疯。作者写周进，重点写他中举前的穷困潦倒，写科举制度摧残之下，知识分子麻木空虚、卑微委琐的精神状态。贡院痛哭、撞号板、满地打滚，是周进故事的高潮。作者写范进，重点写他中举前后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化，尤其着力写他中举后的荣耀光彩，反映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势利风气。中举而发疯组成了范进故事的高潮。两个人的故事都写了发疯，写科举制度诱惑、腐蚀、摧残之下精神的畸形、变态。对周进的刻画最见功力。面对新秀才梅玖放肆的侮辱和嘲笑，周进没有什么表示，没有愤怒，他的眼泪只是往肚子里咽。多年来科场上的失败，几乎彻底摧毁了他固有的自尊和自信。他在一个小小的自命不凡的新秀才面前，觉得直不起腰杆。范进中举的描写充分表现出吴敬梓勾勒世态的卓越才能。几十年的歧视和屈辱，就这样全结束了。那长长的喜报分明地在范进的草屋里挂了起来，人人都在向他微笑。范进经受不住这巨大兴奋的突然袭击，他疯了！读者目击这一幕人间喜剧，是为他喜，还是为他悲？是为他欢笑，还是为他哭泣？是觉得他可笑，还是觉得他可悲？恐怕是兼而有之吧。这种悲喜剧兼而有之的艺术效果反映了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深刻认识。腐儒的迂拙、卑微，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所造成，所以腐儒的形象才能使读者觉得既可笑，又可怜。
作者细腻地写出了匡超人蜕变的全过程，从而揭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匡超人本是一个纯朴的农村青年。马二先生教育他正经做人，赞扬他孝敬父母，但是，马二先生教匡超人作八股文，点燃了他的功名欲望，使他产生了改变自身地位、跻身上流社会的愿望。进学当秀才是匡超人道德面貌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作者把这个转折点和进学联系在一起，显然包含了对科举的否定。杭州的名士群如同一所社会学校，匡超人在那里很快就学会了自我吹嘘、撒谎骗人。斗方名士的穷酸生涯，满足不了匡超人的金钱欲望，于是他又上了潘三的贼船。伪造文书、替人当枪手，堕落是没有止境的，可塑性极强的匡超人就这样在环境的诱惑之下，一步步向下滑，把父亲传给他的那份农家子弟的纯朴和善良，一点点地全部丧失掉了。
鲁编修是鲁小姐的父亲，他时常对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简直是一种八股拜物教。在他的薰陶之下，鲁小姐也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八股才女。她“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做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难怪鲁编修时常叹息：“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女儿虽好，毕竟进不了大场，于是，鲁编修又将希望寄托于女婿。很遗憾，鲁编修贪图遽家的门第与财富，替女儿找了一个遽公孙这样的少年名士，这位少年名士却偏偏对举业不甚在行，致使鲁小姐终日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有“误我终身”之叹。眼看丈夫已是难以指望，鲁小姐便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对儿子的培养上。每天拘着儿子读《四书》、《五经》。四岁的小孩，竟天天读到深更半夜。作者借鲁小姐这一形象告诉我们，八股这个邪魔不但诱惑了无数的男子，而且诱惑了像鲁小姐这样聪明美貌的女子，使她失去了少女的全部纯真与可爱，只剩下功名富贵的庸俗愿望。
吴敬梓很少“叙好人完全是好的，坏人完全是坏的”，唯独对于严贡生，笔笔不肯放过，放手大写其可恶。这种描写说明，吴敬梓对市侩主义充满了最大的憎恶。严贡生家刚生下几天的小猪跑到王小二家，严贡生借口“猪到人家，再寻回来最不利市”，硬逼着人家八钱银子把猪买去。猪在王家养到一百多斤，“不想错走到严家去”，严家竟把猪扣了，说“猪本是他的”。严贡生还用一张根本没付过钱的借约，讹诈农民黄梦统，昧着良心向人“要这几个月的利钱”。为了赖掉12两船资，严贡生硬把船家偷吃的云片糕说成是“费了几百两银子”合成的“药”，口口声声要把船家送到汤老爷衙里去。在吞并弟产的过程中，作者更是将严贡生的市侩本质刻划得入木三寸。弟弟严监生尸骨未寒，他就雄赳赳地打上门去。严贡生以接收大员的姿态来到老二家中，首先一口咬定赵氏是“小老婆”，只叫她“赵新娘”。接着把家人媳妇都叫来训话，以赵氏的身份为中心，大作文章。总而言之，“小老婆管家”的局面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刁钻无赖、贪婪无耻的严贡生终于打赢官司，得到了弟产的十分之七，“仍旧立的是他二令郎”。在明清社会，产生严贡生这样的人物绝非偶然。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末世，它的道德观念已经不能维系上流社会的信仰。金钱的力量腐蚀着宗法的纽带，礼义廉耻荡然无存。上流社会中最腐朽、也是最精明的分子，已经不复有道德的顾忌，利之所在，无所不为。严贡生正是他们的一个典型代表。
王玉辉是一个穷秀才，他的三女儿出嫁不到一年，丈夫便因病去世了。三女儿“哭的天愁地惨，要绝食殉夫。”“公婆两个听见这句话，惊得泪下如雨，说道：‘我儿！你气疯了！自古蝼蚁尚且贪生，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养活你，要你父亲养活？快不要如此！’”可是，身为父亲的王玉辉却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老妻骂他“越老越呆”，“一个女儿要死，你该劝他，怎么倒叫他死？这是甚么话说！”在王玉辉的怂恿下，三女儿饿了八日，终于死去。王玉辉说她“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故事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不仅写出了一幕礼教吃人的人间悲剧，而且通过王玉辉的形象，写出了这一个深受理学毒害的儒生内心深处的礼教与良心的矛盾。三女儿死了，全县乡绅都来祭奠，要请王玉辉上席，“说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在家日日看老妻悲恸，心下不忍”，便去外地散心。“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在苏州，“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女儿，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鲁迅以为，《儒林外史》诞生以后，“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儒林外史》的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不是从个人的恩怨出发，逞恶言、泄私愤，而是以为公之心，实事求是地揭露科举和社会的弊病，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作者通过对梅玖、王惠、胡屠户、张静斋等一大群人物的描绘、通过那些不知姓名的左邻右舍的描绘，深刻地反映出促进周进和范进在科举道路上苦苦登攀、至死不悔的社会根源。从而有力地突出了人物的社会意义。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儒林外史》的讽刺之所以有力，首先在于它的真实。作者把握了人物的本质特征，直写到人物的灵魂深处。作者从日常的、人人视为平常的事物中挖掘出它的可笑、可鄙和可恶。作者竭力避免直接暴露自己的爱憎，字面上不施褒贬，寄讽刺于客观冷静、不动声色的描写之中。意在言外，含蓄委婉。这是与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丰富而深刻的生活体验、严肃而明确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作者区别不同的对象，给以不同的讽刺。对无耻的士绅，假道学，他的讽刺严厉而无情，通过其言行的矛盾，让他自我揭露、当场出丑。对来自下层的知识分子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作者的讽刺之中带着同情。如写马二先生，写他吹捧科举，迂腐和庸俗，同时又写出他的古道热肠。马二先生把八股文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这种可笑的认真就构成了马二先生特有的迂腐。但是，马二先生迂腐归迂腐，他又没有读书人常有的虚伪与做作。他不阿谀人，不自吹自擂，不骗人。对一切人都是以诚相待，连前来讹诈钱财的差人，他也是以诚相待。感动得只知讹钱的差人也说：“先生，像你这样血心为朋友，难道我们当差的心不是肉做的？”正是这同一位先生对匡超人进行了学习八股的目的性教育：“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学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中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在这里，马二先生用赤裸裸的金钱美女来引诱匡超人走上科举之路。他是真诚的、热心的，但又是庸俗的。这就是鲁迅所谓“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儒林外史》中讽刺的深刻有力，就表现在这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