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见于《京本通俗小说》第10卷。冯梦龙把它收入《警世通言》，改题为《崔待诏生死冤家》。小说的梗概如下：郡王府里，碾玉匠崔宁和绣花女璩秀秀相互爱慕。崔宁好手艺，他碾出的玉观音曾博得皇上的喜欢。秀秀好针线，她绣出的花朵，“引教蝶乱蜂狂”。有一次，“朝廷赐下一领团花绣战袍。当时秀秀依样绣出一件来”。春天，府里失火，内外一片混乱。在秀秀的怂恿之下，崔宁当夜和她成了夫妻。两人逃到两千里外的潭州开店度日，自以为无人知晓，从此摆脱了郡王的羁縻〔mi迷〕。谁知一年以后，被府里的排军郭立无意中撞见。崔宁和秀秀款待郭排军，请求他保守秘密，“到府中千万莫说与郡王知道”。郭立当面满口应承，转身就向郡王告了密。崔宁和秀秀被捉拿归案。郡王大发雷霆，“掣刀在手，睁起杀番人的眼儿，咬得牙齿剥剥地响”。他下令将秀秀送往后花园发落，把崔宁送临安府去处治。崔宁在堂上交待了逃走的始末，把责任推给秀秀，获得从宽发落，由差人押送建康府居住。秀秀跟踪而至。她说在后花园被打了30竹篦后赶了出来。崔宁信以为真，便和她结伴而行。两人又在建康开了个碾玉作铺。秀秀把父母也接来一起同住。不料好景不长，郭立来建康，找崔宁修补玉观音，又发现了秀秀。郭立回府后，又一次向郡王告密。郡王听了，十分奇怪：秀秀当年已经打死在后花园，建康的秀秀从何而来？郡王责令郭立勒下军令状，去把秀秀抓来。秀秀从容地坐上轿子，跟随郭立一起回府。不料轿子到了府门，秀秀不见了，轿子里空空如也。郭立目瞪口呆，挨了50军棍。崔宁这才知道秀秀是鬼，回到家里，问两位老人，哪知两位老人也投了河。原来秀秀的父母也是鬼。他们早在当年听得秀秀的死讯以后就投河自尽了。崔宁走到房里，只见秀秀坐在床上，十分吃惊。秀秀一把抓住崔宁，四个人一起做鬼去了。
秀秀是这篇小说的主角，崔宁处于陪衬的地位。作者怀着满腔的同情来描写这个主角。秀秀并非古代爱情小说中常见的小姐、佳人。她是裱褙匠的女儿，聪明、美丽、能干、泼辣，没有一点忸怩，也没有一点做作，一切都像生活本身一样的朴实无华。秀秀争取爱情的斗争始终是和争取人身自由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两个手工业者的恋爱、两个奴隶的结合，互相了解、互相爱慕，同处在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秀秀的身上闪烁着叛逆的色彩。她藐视封建法纪，富有反抗精神。为了摆脱封建的人身束缚，为了争取自主的爱情，她宁死不屈地去抗争。在选择命运的关键时刻，她是那么积极主动、大胆热情。她单刀直入地向崔宁发起进攻：“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当日众人都替你喝彩，‘好对夫妻！’你怎地倒忘了？”相形之下，作为男子汉的崔宁却是那么怯懦。他心里恋着秀秀，却不敢大胆地表露，更缺乏行动的勇气。秀秀的大胆进攻使他不知所措，狼狈不堪。秀秀索性“讹”了他一下：“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秀秀死了以后，她的鬼魂也依然要和崔宁结为夫妻，还要把父母接来一起同住。可见她是多么热爱生活，又是多么笃于伉俪。秀秀的反抗精神增加了这一形象的魅力。当崔宁同意和她结为夫妻，并建议她趁大火混乱之际连夜逃走的时候，秀秀毫不迟疑地一口答应：“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这里没有半点羞涩不安，没有丝毫文弱娇态。秀秀第二次看见郭立，知道这奴才回去以后非告密不可，便干脆不客气地斥责他：“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你却归来说与郡王，坏了我两个的好事”，并警告他：“今日遭际御前，却不怕你去说。”秀秀的鬼魂跟着郭立上轿回府，借郡王之手惩罚了这个奴才。
人身的自由和爱情的自由，这本是一个人最起码的权利。可是，为了这两项人生最起码的权利，裱褙匠的女儿、郡王府的女奴却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秀秀的悲剧命运构成了对统治者的强烈控诉。
这篇小说的结构十分严谨。秀秀之死，秀秀双亲之死，一直快到故事的结尾才告诉读者。郭立第二次见到秀秀时，连说“作怪”，转身就走。这时读者心中产生秀秀是否鬼魂的疑虑，但还不能肯定。郭立回去告密，读者才从郡王的嘴里得知，秀秀早已在当年被打死在后花园。可是，建康的秀秀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悬念继续吸引着读者往下看。一直到轿子里不见了秀秀，读者这才恍然大悟。读者从这个结尾再回头去体味前面的情节，特别是追索秀秀化为鬼魂以后的情节，便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整个故事的悲剧性质：秀秀已经悲惨地死去，可郡王依然不能放过她；秀秀已经化为鬼魂，可她仍然要执拗地追求作为一个人的生活权利。故事写到秀秀之死，似乎也可以结束。可是，如果没有后半段，故事的悲剧意味，人物形象的表现，都将会大打折扣。
全篇小说都以郭排军、玉观音这一人一物作为故事发展的线索。郡王让崔宁做玉观音，引出崔宁、秀秀的遇合。郭立送钱给刘两府到潭州，这才发现了私自逃跑的崔宁和秀秀，从而造成家破人亡的结果。以后郭立找崔宁修补玉观音，这就引起秀秀的第二次暴露。郭立和玉观音这一人一物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出现，推动情节向悲剧的高潮发展。郭立的背后是操有生杀予夺大权的郡王，玉观音的背后是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这一人一物都使人联想到崔宁和秀秀的奴隶地位，联想到悲剧的根源。
这篇小说见于《京本通俗小说》第15卷，冯梦龙把它收入《醒世恒言》，改名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清人朱素臣据此改编成传奇《十五贯》。
小说写的是一桩冤案、错案。案情大致如下：刘贵贫穷窝囊，岳父可怜他，给了他15贯钱，让他做本钱开个小店，凑合生活。刘贵背钱回家。他的妾陈二姐开门迟了一点，刘贵有点不高兴，就开玩笑吓唬她，说是已经将她卖了，这15贯钱就是她的身价。陈二姐信以为真，想着乘刘贵熟睡连夜回娘家找爹娘商量一下。她先去邻居朱三妈家借宿了一夜，诉说了事情的原委。早晨，她匆匆上路，往娘家赶去。半路上，遇到一个卖丝的后生崔宁。这崔宁身上恰好带了15贯钱。两人便结伴而行。谁知陈二姐离家以后，小偷摸进刘贵家，发现了那15贯钱。刘贵惊醒，小偷怕他声张，一斧将他劈死。顺手将15贯钱取走。第二天邻居起来，发现刘贵被害，刘贵的妻子两天前回娘家还没有回来，陈二姐不知下落。朱三妈诉说了陈二姐借宿的经过。结果，陈二姐、崔宁半路上被追了回来。男女结伴而行，15贯之数也恰好相符。众人咬定陈、崔通奸、谋财、杀人。两人被扭送府衙。府尹不问情由，一味用刑逼供。陈、崔屈打成招，自诬服罪。此案逐级上报，圣旨下来，判了死刑。陈、崔含冤死去。小偷后来做了强盗，终于败露，前罪并发，刘贵一案也真相大白。陈、崔一案得以昭雪。刘贵的妻子看破红尘、自愿出家。
这篇小说的内容和主题很有意义，它通过一桩冤案、错案，写尽当时官吏的昏庸无能、司法的弊病，写出了人民毫无民主权利的现实。从表面上看，一连串的巧合铸成了陈二姐、崔宁的悲剧。刘贵开了一句玩笑，陈二姐居然信了；陈二姐刚走，偏偏就有小偷进门；陈二姐出走，刚好会遇到年青人崔宁，而崔宁身上又恰巧带了15贯钱。可是，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妾可以随意典卖他人)、街坊邻居的害怕连累，怕“打没头的官司”，小市民那种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刑讯逼供的审讯制度、问官的主观武断、草菅人命，一男一女结伴同行便会受人怀疑，这一切却并非偶然。因为一连串的巧合中隐藏着如此丰富的必然性，才使这些巧合没有冲淡小说所包含的社会意义。
作者十分注重材料的剪裁。例如，小说详细描写了刘贵开玩笑以后陈二姐的心理活动：“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15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狐疑不决。”这段心理活动的交待对说明案情很有帮助。案情的疑点主要在陈二姐的出走，所以，作者不厌其详地介绍陈二姐出走的动机。通过陈二姐的将信将疑，读者也看到了陈二姐的单纯、善良，以及她作为一个妾在家中可怜的地位。临安府的判决过程，写得极为简略，作者借以突出审讯的草率。
作为一篇公案小说，作者特别注意情节的前后照应。陈二姐出走时，作者没有让她直接回娘家，而是让她先去邻居家借宿一夜。这种安排有多方面的好处。如果让陈二姐直接回家，那么，第二天案发时，陈二姐早已在娘家，也就不会遇到崔宁，15贯钱也对不上，通奸、谋财、杀人的罪名就会完全落空。陈二姐在邻居家借宿，更说明了问官的糊涂：“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再如刘贵背钱回家，作者又让他半路上被熟人拉去，喝了几杯酒。这一个小小的穿插有多方面的用意。因为这样一耽搁，刘贵到家才“已是点灯时分”。因为多喝了几杯，才借了酒性和陈二姐开起玩笑来。陈二姐问他在哪里喝的酒，他索性骗陈二姐说“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刘贵喝醉入睡，才使陈二姐轻易地连夜出走。由此可见，作者在构思情节的时候，考虑得十分仔细，一切都让它入情合理。不但使整个案情符合逻辑，而且要使每个人物的言语行动符合当时的环境，符合他们的身份、性格、心理。
《简帖和尚》最早见于明朝嘉靖年间洪楩所编刻的《清平山堂话本》，又名《错下书》。冯梦龙把它收入《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改名为《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设局谋骗的故事。开封府蟠台寺的一个和尚垂涎左班殿直官皇甫松的妻子。他用匿名信造成皇甫松的误会。皇甫松果然上当，他以为妻子有了外遇，竟把妻子送到官府究治。官府听信皇甫松的一面之词，先用酷刑吓唬，没有套得口供。最后按照皇甫松的意见，让他把妻子休了。皇甫松的妻子走投无路，跳河自尽，不料被一个老婆婆救了。后来在老婆婆的撮合下，嫁给了一个姓洪的和尚。有一次，皇甫妻在大相国寺遇到前夫，两人相视，默默无语。回家后，皇甫妻思念旧情，不由得泪水汪汪。和尚这才透露真情，原来他就是设局谋骗的僧人。皇甫妻要去告发，和尚便要害她性命。幸好皇甫松及时赶到，把和尚扭送府衙。和尚被处死。皇甫松夫妻破镜重圆。
作者很善于制造悬念。故事一开始，并没有点破支使僧儿送帖的是什么人，只是特意介绍了这个人的相貌特点。这个人为什么要送帖，帖上写的是什么，都没有交待。读者很快就知道了帖的内容，而且看到了简帖带来的严重后果。一直到皇甫松妻子在老婆婆家里第一次见到和尚，心中纳闷，这和尚的长相为何很像送帖的僧儿所描绘的那个人时，读者才隐约地产生这样的猜测：行骗的人大概就是他。作者把皇甫松夫妻放在明处，把设局行骗的和尚放在暗处，借此写出皇甫妻的善良和无辜，以此突出和尚的工于心计、阴险毒辣。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也看到了妇女地位的卑微。皇甫妻无缘无故地被人诬陷，丈夫不问情由，“左手指，右手举，一个漏风掌打将去”。也不容她辩解，送到衙门，非得要休了她。皇甫妻挨了丈夫的打，“则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将入去”。后来，丈夫无理将她休弃，她也只是“哭出州衙门来”。皇甫妻是那样的软弱，她总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她的遭遇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
本篇见于《醒世恒言》卷十四。从文中所描写的汴京街坊、风习和方言来看，本篇当属宋代话本。这是一个痴情男女的悲剧故事。作者自始至终对女主角周胜仙作了突出的描写，男主角范二郎自然地成为周胜仙的陪衬。女主角周胜仙既非大家闺秀，亦非舞姬歌女。她是一个市井长大的女孩子。男女主角的相识也并没有落入才子佳人一见钟情、诗词唱和的俗套，而是通过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场面而得以实现。只见她斥责卖水人要“暗害”她，同时自报姓名、家世、居址、年龄，并特意点明“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说者有心，听者有意，范二郎也用同样的方式向周胜仙介绍了自己，并故意点明“兼我不曾娶浑家”。尽管周胜仙大胆泼辣，通过特殊方式向意中人表达了自己的爱情，但是，在封建社会，从眉目传情、两下有意到结为夫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于是，又有了王婆说媒的情节发展。故事进行到这里，一直是一种轻松乐观的喜剧气氛。男女主角似乎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可是，周胜仙父亲周大郎的归来，使情节的发展急转直下。富商周大郎的嫌贫爱富、顽固专横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周胜仙一气身亡。故事至此，似乎已经接近尾声，可是，作者又安排一个盗墓贼朱真，使情节自然延伸，以便在新的层次上刻划女主角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朱真的盗墓使故事更加曲折离奇，也使女主角对爱情的追求显得更加执著动人。趁朱真外出、邻里失火的机会，周胜仙逃出朱家，急忙之中找到范二郎。谁知范二郎以为她是鬼，惶恐之中，竟失手将周胜仙打死。周的鬼魂又到狱中与范欢会，并求神相助，使范得以无罪释放。
因为家长的阻挠、贫富的差别，有情人难成眷属，这本是封建社会中常有的事。可是，作者为女主角所设计的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独特情节，使这位市井女子的一往情深在生和死的考验中得到了深刻的表现。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的自然结合、对于男女主角爱情心理的细腻把握、浓郁的生活气息、流畅的风习描绘，都是本篇明显的特点。
见于《警世通言》卷十六。兼善堂本题作《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三桂堂本题作《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三收入此篇，题作《志诚张主管》。小说写汴京城里一位商人张士廉，年过六旬，续娶王招宣府遣出的小夫人为妻。小夫人见士廉年迈，心下不足。她主动追求店中主管张胜，张胜不敢接受，辞职回家。不久，王招宣府发现小夫人曾经偷窃宝珠，追索时小夫人畏罪自缢。张士廉受到牵连，家财被查封。小夫人死后，不能忘情，其鬼魂继续追求张胜，张胜“只以主母相待，并不及乱”。后来，张胜遇到张士廉，得知原委，小夫人的鬼魂便悄然隐去。
小夫人的命运显然是一个双重的悲剧。嫁给一个年龄相差悬殊、自己所不爱的人，已经是一个悲剧。爱非所爱，她的感情遭到冷漠与拒绝，这是更深的悲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小夫人比较上篇的女主角周胜仙更加不幸。人们从这个故事中不难体会到当时妇女地位的卑贱屈辱。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对男女主角的态度。张士廉续娶小夫人以后，作者写张士廉“腰便添疼，眼便添泪，耳便添聋，鼻便添涕”。从作者对张士廉的嘲笑中，我们明显地可以感到作者对小夫人的同情。可是，从作者对张胜的无保留的肯定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作者对小夫人的有所谴责。张胜的怯懦、冷漠，牢守主仆名分，也就是作者所谓“志诚”。尽管作者怀着如此矛盾的态度来描绘小夫人的形象，尽管小夫人所爱的人并不值得她去那样地爱，可是，小夫人火一样的追求、她的纯朴执著，依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见于明人洪楩所编《清平山堂话本》。本篇属宋元话本。它的体制很特别，全篇以近似现在快板的唱词为主，中间有少量文字缀连。主角李翠莲的说话全用唱词，以表现其能说会道。叙述部分和书中一切配角的说话都用散文。这种体制反映了早期话本韵、散结合，说唱结合的形态。作者选择女主人公出嫁前后这么一个生活断面，将女主人公置于画面的中心。以夸张的笔墨，抓住李翠莲快人快语、伶牙俐齿的性格特征，加以酣畅淋漓的描写。李翠莲的多言多语引起父母兄嫂的担忧和不满，成亲以后更是遭到公婆、伯姆、小姑的一致责难，终于为丈夫所遗弃，为娘家所嫌弃，最后剃发做了尼姑。李翠莲“姿容出众，女红针指，书史百家，无所不通”，“只是口嘴快些”，便引起了她与周围人的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中蕴含着封建社会中女性受到压制、男女不能平等的冷酷事实。李翠莲的多言多语只是表面现象，从多言多语背后可以看到李翠莲那种当家作主、要与男子平起平坐的气概。封建社会对女子的要求，首先就是温顺、驯服，一切以丈夫的意志为意志，以家长的意志为意志。但李翠莲偏要自作主张，而且发表意见，滔滔不绝，当然要为礼法所不容，为社会所不容。
见于《清平山堂话本》。故事写北宋庆历年间，汴京城郊老儿村有兄弟二人，哥哥刘添祥、弟弟刘添瑞。其年旱涝不收，刘添瑞携妻挈子，去路州高平县逃荒，投奔姨夫张学究。临行前，由李社长作证，兄弟俩立下合同文字，以证明田宅产业为兄弟共有。两年后，刘二嫂病故，又过半年，刘添瑞也因病去世。15年后，儿子刘安住长大成人，将父母骨殖回乡安葬。刘添祥夫妇要独吞家产，不认侄儿，并将侄儿打伤。李社长气不公，收留安住。第二天，告到开封府包拯处。包拯验明合同文字，要将刘添祥夫妇收监问罪，经安住苦苦哀求，才宽大处理，将刘添祥夫妇发放回家。朝廷旌表刘安住孝义双全，加赠陈留县尹。刘安住与李社长女儿李满堂成亲，拜辞两家父母，去高平县拜谢张学究，才赴陈留县为官。
本篇取材民间家庭财产的纠纷，旨在褒扬主人公的孝义。后来据此改编的元杂剧《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三《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却改动情节，让伯母将合同文字骗走，以增加断案的难度来突出包拯的智慧。与此同时，故事中善与恶的对比也更加鲜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