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四海骚然，朝代的更迭异常频繁。统治者滥赏乱杀，使统治集团中的很多成员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理紧张、压抑，感到空虚无聊，生活上苟且无耻、纵情享受、醉生梦死。险恶的政局驱使大量文人走上了逃避政治、回避现实的道路。当时隐逸成风。有人终日清谈、不理世务，并以此为高尚。有人放荡不羁、醉酒佯狂，以此掩饰内心的政治苦闷。有人退居田园，与世无争，追求远离尘俗凡嚣的闲情逸致。有人遁入空门、奉斋守佛，企图从佛教中找到精神的寄托。有人炼丹服药、企望长生，这是又一条回避现实的道路。他们都是用种种方式和政治保持距离，以保护自己。社会上侈谈迷信，称道灵异，张皇鬼神，产生了大量杂谈怪异的志怪小说。
新刊出像增补搜神记六卷·明万历元年(1573年)唐氏富春堂刊本
志怪小说的题材来自神话、宗教故事、民间传说、历史上现实中的奇人异事、地理博物传说。志怪小说的作者有王公大臣，如西晋武帝时的中书令张华(《博物志》作者)；有史学家，如东晋的干宝(《搜神记》作者)；有道士王嘉(《拾遗记》作者)；有大名鼎鼎的数学家祖冲之(《述异记》作者)。志怪小说的作者既然来自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教养和人生经历，所以志怪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就不足为奇了。它们或宣扬因果报应，或称扬佛像显灵，或鞭挞腐败的吏治，或讴歌真挚的爱情，或描绘奇特的风物。魏晋南北朝堪称为志怪小说的黄金时代，而干宝的《搜神记》乃是其中的佼佼者。干宝，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他是东晋著名的史学家，曾以著作郎领国史，后任太守、散骑常侍等职。著有《晋纪》20卷，时称“良史”。干宝“性好阴阳术数”，以鬼神为实有。《搜神记》原书已不可见。现在通行的20卷本《搜神记》是后人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唐宋类书中辑录而得。《搜神记》中某些题材采自民间，作者的态度是有怪必录，所以，除了神灵感应、妖祥卜梦、怪物作祟的故事以外，也有一些内容健康、生动可诵的故事。
这是《搜神记》卷十一的一篇动人的作品。宋康王垂涎韩凭妻子何氏的美色，竟把韩凭抓起来罚作苦役，而把何氏占为己有。何氏暗中托人捎信给丈夫，用诗句暗示殉情的决心。韩凭见信后不久就自杀了。何氏闻讯后，从高台跳下而死。她临死前留下遗言，希望能和韩凭同穴而葬。宋康王得知后恼羞成怒，故意把他们分葬两边。谁知两人的墓上一夜之间便长出两棵相思树，“根交于下，枝错于上”，还有一对鸳鸯，栖息在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人们说这一对鸳鸯就是韩凭夫妇的精魂。
本篇见于《搜神记》卷十九。东越闽中的山区，巨蟒为害。官吏听信巫祝的话，强征少女去喂蛇。多年来，已有九名无辜的少女葬身蛇腹。少女李寄奋身前往，她携带利剑、食品、猎犬，一举杀死了巨蟒，为地方除了一大祸害。全文结构完整，见义勇为、果断机敏的少女形象也颇为鲜明，堪称为志怪中的翘楚之作。
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复仇故事。刘向的《列士传》、《太平御览》卷三六四所引的《吴越春秋》佚文、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均有记载。其中又以《搜神记》所叙，最为详尽生动。故事情节大致如下：干将莫邪替楚王铸剑，一雌一雄。三年辛苦，方才成功。他深知楚王嫌其迟缓，必加害于他，就嘱咐当时已经怀孕的妻子，将雄剑藏起，日后如果生得男孩，可待其成人后为父报仇。楚王果然将莫邪杀害。莫邪的遗腹子赤比长大以后，得知父亲惨遭杀戮的经过，便找到雄剑，伺机复仇。楚王得知消息后，在全国悬赏搜捕赤比。赤比流浪山中，遇到一位侠客。侠客表示，只要赤比将自己的头和剑交给他，他可以替赤比去报仇。赤比当即毫不犹豫地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侠客把头和剑献给楚王，楚王大喜。侠客让楚王将人头放汤镬中煎煮。楚王前去观看，侠客趁其不备，将其刺杀。侠客也同时自刎。三个人头在汤镬中一齐煮烂，无法识别。楚人无奈，将三人合葬，名之为“三王墓”。故事文字不多，然波澜迭起、动人心弦。楚王的残暴愚蠢、赤比的誓死复仇、侠客的胆识智勇和深沉不露，均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故事见于《搜神记》卷十一。汉代时，东海有一位孝妇周青。她的婆婆怕拖累于她，自缢而死。小姑诬告周青缢杀母亲，官府将周青收捕。酷刑之下，周青自诬杀人。临刑前，周青发誓，若自己真有罪，颈血下流；若无罪，颈血逆流。行刑后，但见颈血逆流，飞上旗杆。周青死后，当地大旱三年。故事强烈控诉昏庸的官吏滥杀无辜的罪行。元代关汉卿的著名杂剧《窦娥冤》显然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
本篇首见于曹丕的《列异传》，题作《宗定伯》。后来又为《搜神记》收录，编入卷十六，作《宋定伯》。这是一个人捉弄鬼的故事。南阳宋定伯夜行遇鬼，他谎说自己也是鬼。同行数里后，鬼提出步行太累，建议轮流背负。鬼背定伯，觉得定伯太重，对定伯的身份产生怀疑。宋定伯解释说：“我新死，故重耳。”巧妙地掩饰过去。渡河的时候，鬼没有一点声响，宋定伯却弄得水哗哗作响。于是，又一次引起鬼的怀疑。宋定伯又以“新死不习渡水”遮盖过去。宋定伯一路上与鬼闲聊，从鬼口中探听到了鬼怕人唾的弱点。快到宛市时，宋定伯将鬼高高举起，鬼惊恐地大叫起来。宋定伯毫不理睬。到了宛市，宋定伯将鬼扔地上，鬼化为一只羊。宋定伯唾了一口，使之不能再变化，卖鬼得了1500钱。
全篇洋溢着诙谐轻松的喜剧情调，充满了人对鬼的优越感。宋定伯对自己的智慧充满信心，将鬼魅玩弄于股掌之间。故事明显地带有民间文学的特色。
就内容的丰富、文笔的优美而言，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不亚于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曾做过荆州刺史、南兖州刺史。刘义庆喜爱文学，史传中称他的文辞“足为宗室之表”。《幽明录》原书早已亡佚，鲁迅的《古小说钩沉》辑有《幽明录》的佚文，凡265则，是最完备的辑本。《幽明录》多记晋宋间的奇闻异事，生活气息浓，取材更为广泛和丰富。
六朝志怪，大多质朴无华，少渲染、少虚饰、少缀合，整个小说艺术尚处在起步阶段。可是，六朝志怪中也有少数作品，出类拔萃，可读性强，可以从中看出古代小说由稚拙向老练、由不自觉到自觉过渡的痕迹。《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就是这样的作品。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人仙相爱的故事。刘晨、阮肇迷路深山，巧遇仙女，双双结成良缘。显然，这是一个经过文人润饰的民间传说。故事发生在风光奇特壮观的天台山，山川的神秘氛围无疑增加了爱情故事的浪漫色彩。从心理上说，也使读者更加容易接受小说中的某些离奇的情节。随着主人公的目光，作者用“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短短16个字，就写出了天台山那种冷峻险恶的环境。人迹罕至的深山，忽然出现了两位“资质妙绝”的女子。刘、阮与她们素不相识，而她们却能直呼“刘、阮二郎”。不但知道这两位不速之客的姓名，而且对他们深山迷路的经历也了如指掌。刘、阮听到仙女直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山穷水尽之际，忽然遇到这样两位热情、大方而又美丽的女子，喜悦之情压倒了惊疑的心情。然而，毕竟事有可疑。所以，直到“酒酣作乐”之际，刘、阮依然是“忻怖交并”。最后，新婚燕尔，疑怖之心才逐渐消除，只觉得“言声清婉，令人忘忧”。桃源虽好，毕竟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又有思乡之苦。回乡后，“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七世孙”之说，大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怅惘之感，为整个爱情故事染上了淡淡的哀伤色彩。这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投影。
全篇情节完整，想象浪漫，充满生活气息，体现了乱世之中人们对健康爱情的向往。情节是超现实的，但主人公的心理反应又是现实的。作者对主人公心理状态的把握准确而又细腻，这种心理状态与读者的生活经验相吻合，因而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这个故事很有影响，诗人们引为故实，后世小说家、戏曲家们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不少。一直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从其中《翩翩》一篇，依然可以看到刘、阮故事的影响。
六朝志怪多写人神之恋、人鬼之恋，而《幽明录》中的《卖胡粉女子》一篇，却用浪漫主义的想象，叙述了一对普通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故事的梗概如下：有一位富家子弟，爱上了一个卖胡粉的女子。或许是由于礼教的束缚，或许是由于两家社会地位的差异，富家子没有向父母说明，也没有托人说媒，而是采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慕之情，“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天长日久，这位天天来买胡粉的“顾客”终于引起了卖胡粉女子的怀疑。富家子说明真相，卖粉女子为富家子的痴情所感动，终于以身相许。谁知乐极生悲，富家子在作爱时突然身亡，卖粉女手足无措，悄然离去。于是，情节急转直下。富家子的父母根据家中一百多包胡粉这一线索，找到卖粉女。卖粉女坦诚地说明了她和富家子相爱的经过。富家子父母不信，告到官府。卖粉女在尸体旁恳切地表示：“不幸致死，若死魂有灵，复何恨哉！”结果，富家子死而复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故事的前半部，作者通过买胡粉这一情节，着力刻划富家子的痴情。而卖粉女不知内情，在故事中处于被动地位，她的思想性格还是模糊的。故事的后半部，大起大落，情节急骤展开，卖粉女成为描写的中心。她不愿逃避责任，也不考虑因此而可能受到牵连，坦率地承认她和富家子的关系。她对恋人的不幸身亡感到十分悲伤，并表示为了这一份珍贵而短暂的感情死而无憾。至此，卖粉女的痴情得到了比富家子更有力的刻画。
六朝志怪中鬼的故事极多，它们的思想倾向很不一样，艺术上也不能一概而论。《幽明录》中《新死鬼》一篇，是最富情趣的一个鬼的故事。故事讲新鬼遇到老鬼，便请教如何才能骗食。老鬼教他兴妖作怪，“人必大怖，当与飨食”。于是，新鬼来到一户信佛的人家。这户人家有磨，鬼就去推磨，这户人家的主人就对孩子们说：“佛可怜我家贫穷，让鬼来帮我们推磨。”又往磨盘添了些麦子。新鬼累了一天，劳而无功，懊丧而去，把老鬼臭骂一顿。老鬼告诉他，明日再去，就会有收获。第二天，新鬼又到了另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信道，鬼又去舂谷，结果又是白干一天，一无所获。新鬼大怒，以为是老鬼捉弄他，又把老鬼臭骂一顿。老鬼告诉他，这两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你再去，找一个普通百姓家，必定如愿以偿。新鬼果然来到一普通人家，将一条白狗抱起来在空中行走。那家大吃一惊，便请人占卜。占卜结果说，必须杀狗，并准备水果、酒饭祭祀，然后才能无事。新鬼饱餐了一顿。以后便常常作怪骗食，这都是老鬼教的。作者用挪揄的笔调描写新鬼的怯懦、描写他初次作怪时想怖人骗食、结果食未到手，却白累一天的可笑。作者将人的思想性格赋予鬼，而保留鬼能兴妖作怪的特点，诙谐幽默，真幻相间，写兴妖而无恐怖之病，讲鬼怪而有人间之趣。作者的本意是讲鬼怪惧怕佛道，但读者感受到的，主要是新鬼的可笑。
与后世的小说相比，志怪还只能算是小说的雏形。它常常缺乏完整的情节，更谈不上人物性格的刻划。志怪的作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进行文学创作，而把奇人怪事当事实一样记录下来。志怪中缺乏文学的虚构和渲染，可是，志怪却为后世的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丰富的想象。唐人的小说(传奇)直接继承了志怪的传统，表现出对奇人异事的浓烈兴趣。初唐的传奇《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留下了从志怪向传奇过渡的痕迹。唐代以后，志怪一体的创作并未中断。宋人洪迈的《夷坚志》、清人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部分作品，均属于志怪。蒲氏在其《聊斋志异》自序里就声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蒲松龄对于《搜神记》的喜爱、推崇以及志怪给他的启迪均由此可见。
汉朝注重乡评里选，选拔人才采用察举的制度。汉末的郭泰号称有人伦之鉴，许邵有所谓“汝南月旦评”。社会上形成了品评人物的风气。魏晋时期崇尚清谈，讲究言谈容止、风度雅量。品评标榜、相扇成风。一经品题、身价倍增。有人把这类事记录下来，集成书帙，流行于世。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是这种书。这也就是所谓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而刘义庆编纂的《世说新语》，则是轶事小说的代表。
南朝宋文帝时，临川王刘义庆召集一批文人，在《语林》、《郭子》等书的基础上，撰成《世说新语》一书，共分言语、文学、识鉴、品藻等36门，采辑汉末至东晋名士们的言谈轶事。梁武帝时，有刘峻为它作注，引书400余种，补充了大量史料。所引古籍已不多见，所以刘注颇为后人所珍重。《世说新语》生动地描摹了当时讲门第、重标榜、尚浮华、爱清谈、纵情享受、遗弃世务的名士风流。名士讲究所谓“雅量”，要做到深藏不露、喜怒不形于色。《世说新语·雅量》中就大写名士的雍容豁达。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的时候，突然得到丧子的噩耗。他居然神色自若，继续下棋。同时拼命用指甲掐手掌，以致流血染红了坐褥。一代名士嵇康在临刑以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谢安正在与人下棋，忽然，谢安的侄儿、淝水前线的指挥官谢玄派人送来一封信。谢安看完信，不动声色，转身继续下棋。客人们着急地问：“信上说前线情况如何？”谢安淡淡地回答：“小孩子打了个大胜仗。”名士必须思路敏捷、应答爽利、言辞隽永、耐人寻味。《世说新语》中大写名士的谈吐应对。庾亮去拜访周伯仁。周伯仁问庾亮：“您为何这样欣悦而体胖？”庾亮反问周伯仁：“您又为何如此忧伤而消瘦？”周伯仁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忧伤，只是觉得一天天清爽、身上的渣滓污秽一天天地减少。”挚瞻曾经作过四郡的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后来又作随郡内史，当时年纪不过29岁。王敦对他说：“你年未三十，已作大官，也太早了一点。”挚瞻回答说：“我和将军您相比，固然是早了一点。可是，和12岁已经拜了上卿的甘罗相比，我已经太晚了。”《世说新语》对当时上流社会的生活作了广泛的描述。《文学篇》中曹植的七步成诗，留下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名句。《汰侈篇》中石崇的宴客，使我们对石崇、王敦的残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洁含蓄，口吻毕肖，生动传神。笔墨所及，往往并非重大的事件，亦非人的一生。常常只是从生活中撷取的一个小片断、小镜头，借三言两语，抓住人物、情节的微妙传神之处，略加点染，点到即止，也就突现出人物思想性格的某一个侧面。例如《忿狷》门中王蓝田吃鸡子的故事，其细节描写便十分生动传神：“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一系列急遽、不加思索的动作，刻划出王蓝田急躁易怒的性格。
正如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今人常用的成语，如“难兄难弟”、“咄咄怪事”、“拾人牙慧”、“一往情深”等，都出自《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摹仿者络绎不绝。《新唐书·艺文志》的杂家类里收有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宋代则有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又有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清代有吴肃公的《明语林》、李清的《女世说》、颜从乔的《僧世说》、王晫的《今世说》。甚至到民国时期，还有易宗夔的《新世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