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史学，很早就懂得以史为鉴的道理，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他们努力地从历史著作中去取得统治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一般的文人学子来说，《史记》、《汉书》是他们的必读书。就今天的眼光去看，史学和文学泾渭分明。史学要求铁的事实，不能虚构和想象。可是，文学却离不开虚构和想象。然而，史学和文学曾经融为一体，二者的分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先秦、两汉时期，这个分化还没有完成。史学和文学的界线和区别还没有后来那样明显和严格。在先秦两汉的历史散文中，常常可以发现文学色彩浓郁的片断，也还没有彻底排斥想象的成分。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据说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作。也有人说是战国初或稍后的人编纂的。西汉人称它《左氏春秋》，东汉的班固叫它《左氏春秋传》。后人则称为《左传》。那么，为什么左丘明的书和《春秋》连在一起，又为什么叫“传”呢？《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经典，阐述经典的书叫“传”。人们认为左丘明的书是阐述《春秋》含义的，所以叫《左氏春秋传》。
《左传》擅长描写战争，历来为人所称道。《左传》十分注重突出战争胜负的原因，全部描写紧紧扣住这一点。在作者看来，战争是双方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实力的全面较量。《左传》的战争描写突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突出交战双方精神状态的对比，特别重视双方主帅驾驭战争的能力。《左传》善于写战争中优势与劣势、主动和被动的相互转化，喜欢写以弱胜强、写人在战争中的预见。《左传》描写战争的手法、特点，它的叙事技巧，对后世的历史小说，尤其是描写战争的历史小说，影响较大。《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就得益干《左传》、《史记》一类的历史著作。
《战国策》是古代分国编排的史料汇编。这本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大约是战国或秦汉时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西汉时，刘向加以整理，按国的次序，编为33篇，取名《战国策》。《战国策》主要记述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的辩说之辞，其中不乏绘声绘色的叙事状人的文字。例如《战国策·赵策》里的《触龙说赵太后》一节，就颇有小说的味道。作者用轻松细腻的笔调，刻划出一个忠心耿耿、顾全大局、曲体人情、循循善诱的老臣的形象。再如《战国策·燕策》中《荆轲刺秦王》一节，写易水送别，气氛的渲染极为成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成为动人心弦的千古绝唱。荆轲那种勇毅果决、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在浓墨渲染的悲剧气氛中树立起来了。
《史记》对后世小说的启迪和影响又远非《左传》和《战国策》所能比拟。《史记》一身而二任：史学家把它看作《二十四史》的冠首，文学家把它看成传记文学的渊薮。司马迁一心要写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巨著。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在无意之中把自己的名字也刻到了文学的纪念碑上。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同时看到、并高度赞扬了《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以著名的历史人物为中心、以历史斗争的广阔画面为背景、以人物的一生行踪、命运浮沉为线索、选择那些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的细节琐事，加以渲染形容，采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这些特点与小说描写人物的特点不谋而合。司马迁常常把自己的爱憎、褒贬融化在冷静客观、不动声色的描写之中，让形象本身显示出意义和倾向来。这种史家笔法对后世小说家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中国古代小说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对人物一生始末的完整交待、对情节的高度重视、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喜欢抓住一个主人公，笔头跟住他不放，以求得集中而完整的形象，而很少采用从生活横断面切入的写法，这些都与纪传体历史著作的潜在影响有着深刻的联系。《史记》以其进步的思想、雄浑的气魄、细腻的描写、生动的文字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文人，启迪了无数的小说家和戏曲家。
西汉刘向的《说苑》、《新序》，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它们的写法类似于正史中的传记，叙事也有史实作根据，但想象与虚构的成分较大，颇有小说意味，对后世的小说，尤其是取材历史的小说提供了效法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