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各种政治学术派别，都在加紧地锤炼自己的思想武器。与此同时，从思维方式上看，类比联想、类比推理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辩论的需要、说理的需要、类比思维的发展，促进了寓言的繁荣。在《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里，录下了很多生动可诵的寓言。西汉刘向编纂的《说苑》、《新序》，晋人托名列御寇所撰的《列子》一书中，均保存了一些先秦的寓言故事。《孟子》中的寓言，主要用于对论敌的讽刺，针对性强，和议论的结合非常紧密。《庄子》的寓言，充满浪漫色彩，富有哲理意味。在诙谐的调侃中体现出一种超脱的人生态度。《韩非子》的寓言，文字犀利，讽刺有力，说理性强。
先秦的寓言，形象生动，构思巧妙，抓住矛盾，予以嘲笑与讽刺。例如《新序》中的《叶公好龙》，在叶公身上概括出一种人物典型，后世便用来比喻表面爱好某物某事而实际并不爱好的现象。《战国策》中的《南辕北辙》，尖锐地嘲笑了实践与愿望背道而驰的人和事。《孟子》中的《揠苗助长》，本意在于说明浩然之气的培养必须依靠日积月累的道德修养，但后人从这个寓言中领悟到，做事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光凭主观热情盲目蛮干。《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本意在于讽刺“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复古派，但后人从这个守株待兔的宋人身上，却体味到故事对于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的人的讽刺。
寓言故事常常是为了说理的需要而虚构的。它可以将人的思想、性格与行为赋予动物。例如《战国策》中的《狐假虎威》。寓言虽然短小，但它是最早的叙事文学，它在叙事写人、虚构情节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作为小说的基本要素。寓言对于后世的讽刺小说，有很大的启迪。寓言是讽刺小说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