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范晔〔yè叶〕的史学家，在所著的《后汉书·马援传》中，记载了东汉时期号称“伏波将军”的名将马援，在交趾(今广西、广东南部)少数民族地区获得一种神奇铜鼓的史事，其后在两广地区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的这一类型鼓，便有了“伏波鼓”的俗称，并传说这是“马援遗制”。无独有偶，在三国时期，蜀国诸葛亮大军分三路平越西(今四川西昌)、牂牁〔zāngkē赃科〕(今贵州大部、广西西北部和云南东部)和益州(今云南大部)，其后在所经地域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的这一类型鼓，便有了“诸葛鼓”的俗称，并传说这是“诸葛遗制”(《西清古鉴》)。
这些关于南方铜鼓的记载和传说，无论是“马援遗制”的说法，还是“诸葛遗制”的说法，都是一种附会，自然不足为训。但是，这些记载和传说却包含着一个的确存在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在马援和诸葛亮所处时代(即汉魏时期)，中国西南和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史籍称为“西南夷”和“南蛮”)中，一种用青铜铸造的、与中原地区各类鼓大异其趣的金属鼓——铜鼓，已经有了普遍的使用和流传。后来的考古发掘，完全证实了汉魏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
1955年至1957年间，云南省考古部门首次在晋宁石寨山相继发掘出16具这样的铜鼓，因同时出土有一枚确定为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赐滇王当羌的“滇王金印”，所以这些铜鼓便可断定是西汉时期的遗物。随后，在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各地，又相继发现数十具汉魏时期的铜鼓。
铜鼓这种通体用青铜铸造的打击乐器，按中国古代乐器分类，它应列为“金”类；按现代乐器分类，它则应列为“体鸣类”。其形制就像一个圆形的“坐墩”，上实下空，有的通体铸有花纹，鼓面边缘还立着几个小蟾蜍(青蛙)(图20)。击奏时，或平置于地，或高挂于架，或两人抬起，均用鼓槌敲打鼓面。有时，还会有人在鼓的后面，用一个容器一开一合地变化发音共鸣，以丰富其音响效果。
汉魏以来存见的南方少数民族铜鼓，在各民族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多种多样的用途。它是一种乐器，但同时又可作它用，因此，从音乐史学的观点来说，铜鼓具有人类早期乐器兼具多种社会功能的特点。
图20 云南晋宁石寨山铜鼓(汉)
用于歌舞娱乐。铜鼓首先是各民族歌唱、舞蹈所用的重要伴奏乐器。每逢重大节日和重要祭典，人们便用铜鼓来伴奏群体歌舞，这样就可显示其场面的庄重和辉煌。如伴随石寨山铜鼓出土的一具贮贝器上，就印铸有一幅“滇人”的铜鼓歌舞场面：两人抬着一具铜鼓，一人双手戴着圆环(饰物)手舞足蹈地正在表演，另有两人在旁作一边打鼓一边歌唱之状，表演者均着盛装，可见其场面的辉煌。后来，人们即称这种广为流传的歌舞为“铜鼓舞”或“铜鼓乐”，如史料所记边疆民族“东谢蛮……会集则击铜鼓、吹角，歌舞以为乐”(《新唐书·南蛮传》)，“夷人……亲戚宴会，即以瓠笙、铜鼓为乐”(《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的事实，就是汉魏时期边疆民族所谓铜鼓乐舞的后继延续。
用于重大祭祀。铜鼓还是一种与宗教仪式关系密切的礼乐重器。石寨山出土的一些贮贝器盖，上面常常铸造着一些祭祀场面模型。在这些祭祀场面模型中，不仅放置着多具铜鼓，而且还有祭祀人敲打悬挂铜鼓的形象。今天我们还能在南方壮、瑶、布依等民族中，见到他们以敲击铜鼓来祭祀祖先的情景。
用于传递信息。铜鼓声音洪大，传播悠远，在没有现代通讯技术的古老部落群体中，它是一种非常理想的通讯器具。凡战斗、集众、聚会、报警、联络等等，人们即用铜鼓敲击出不同的节奏和音色来传递信息，这就是当今音乐学家们所说的“乐语”、“会说话的乐器”。《隋书·地理志》所说：“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就记载了古代南方部落铜鼓的这一音乐功能。
汉魏以来，在中国南方各民族地区频繁出现的铜鼓，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考查和研究。现在，它的发源地和最早遗物已得到初步的确认，那就是1960年和1975年在云南祥云大波那和楚雄万家坝出土的六具铜鼓，据科学测定，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批铜鼓遗物，其年代正处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铜鼓历史渊源的千古之谜，据此便有了一个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