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美洲华侨地位之所以提高，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了特殊贡献，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关。但这仅是外因，以内因来说，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同美洲华侨一贯重视文化教育，努力提高本身的素质有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必要首先谈一谈美洲华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问题。
早期前往美洲的华工大多数是生长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广东和福建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及其国内难以生存的起义者。一句话，他们都是出生在贫困的劳动人民家庭，所以大部分人几乎是目不识丁，只有少数人上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低下，决定了早期赴美洲华工只能从事洗衣业、餐馆业和农业等劳动工种，绝大部分人都从事体力劳动。
随着华人经济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后代的发展，逐步开始重视华侨教育事业。尤其是在美国。到1867年，仅美国旧金山华侨学龄儿童就达500余名。为了解决这些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一些热心教育的华侨创办了十几家私塾和专馆。每家招收学生二三十人。私塾和专馆的名称均以教师姓氏而命名，例如李姓教师为李馆、黄姓教师为黄馆等等。私塾和专馆里讲授四书、古文、八股文和唐诗等课。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廖仲凯先生幼时曾在美国的专馆里就读。与此同时，美国一些教会为了在华侨中布道传教，专门设立星期天上课的主日学校，教华工们英语。一些教会学校也招收华侨子弟入学读书。据记载，1885年，在旧金山教会学校上学的华侨子弟有154人。
1885年，在美国旧金山成立美国华侨子弟的第一所公立学校。这实际上是一所种族隔离的小学，因为美国不准蒙古人种儿童与白人儿童同校，这所小学就是特别为教育中、日、朝等远东儿童而设立的，故称远东学堂。后因日本国力增强，反对黄、白种学生分校，美国准许日本儿童进入白人儿童学校读书，远东学堂就成为中国儿童学习的学校。远东学堂开办之初，就学儿童达150名，解决了约1/5的旧金山华侨子弟的入学问题。
到20世纪初，中国清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从1905年起开始废科举、办学校，还专门设立一个管理学校的学部。同年，清廷法部尚书戴鸿慈奉旨赴美考察，回国后戴鸿慈向学部建议在美成立学堂，以继承和光大中国文化传统。清廷认为言之有理，就派遣内阁侍读梁庆桂赴美劝说华侨兴办学校。1908年梁庆桂抵达美国旧金山。在他的倡议下，1909年旧金山中华会馆创办大清侨民学堂(此校原为大清书院，后又改为三藩市中华中学学校)。接着，中华会馆派遣陆步瀛、邝文光等10余名华侨领袖陪同梁庆桂先后到达美国的萨克拉门托、纽约、芝加哥、波特兰、西雅图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城市。所到之处，他们的办学倡议，都受到了美国、加拿大的华侨领袖和华侨的欢迎，于是大清侨民学堂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在这些城市成立起来。之后，美洲各地华侨都纷纷效法，创立华侨学校。到1930年，华侨在美国兴办中学6所，小学50多所和私塾20多所。这些中小学校，有的是全美中华会馆办的，有的是由某地中华会馆及华侨社区兴办的，有的是当地文化团体兴办的，还有的是私人、政党及教会兴办的。华侨进行多方位办学，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在美国比较有名的侨校有：
旧金山的中华中学是美国侨校中最出名的一所。中华中学原为大清书院，1909年改为大清侨民学堂，由中华会馆主办，校址在中华会馆大厦的二、三层。辛亥革命后该校改为中华侨民公立学校，1927年出资购买下附近基督教会楼宇为新校舍，并在1922年增设初中，故正式改为现名中华中学学校。中华中学学制完善，程度较高，图书资料丰富，设备齐全，在中国教育部正式立案，成为美国华校的一座高等学府。但此校每天上课时间仍为下午5—8时，又属补习性质的学校。此校最初是由中国驻旧金山市总领事为校长，后由美国七大会馆的主席轮流充任，最后由中华会馆聘专职校长。该校在美国华侨学校中学生较多。1916年为100人，1931年竟达到450余人。
纽约华侨公立学校是全美著名的华侨学校。它于1908年由梁庆桂倡议、中华公所主席陈焕章策划创办的。该校曾因经费问题，发生过许多波折。但几经整顿，学校颇有起色。1975年，学生人数达3250名，教职人员达132名，可以称为美国最大的华侨学校。
除此之外，有旧金山市晨钟剧团1919年创办的晨钟学校，这所学校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五年就因经济困难而停办了，但它仍不失为一所有影响的学校。该学校打破中国的传统观念，提倡新思想、新观念，改革旧课程，适应新环境。它在美国华侨学校中首先成立学生自治会，提倡成立各种俱乐部，组织辩论会等，是美国华侨学校进行改革的榜样。
到目前为止，美国华侨学校绝大部分是小学，中学特别是高中，为数很少，没有华侨大学。华侨仍需要到美国大学才能继续深造。
这些华侨学校一改过去私塾的教学内容，废除了讲授四书、八股文等原有课程，开设了国文、国语、译文、珠算、修身、唱歌、国画、体操、信札、地理、乡土史等新科目。它既开设国语、译文课，沟通中美文化联系，又开设国画、珠算实用课程，为华侨世代在美洲土地上更好地生存创造条件；既注意学习历史、地理知识，又注意“修身”的德育培养；既注意智育，又注意开设体操课，以使学生有健壮的体魄。这样的学校，使华侨子弟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受到较好的教育。
在美洲华侨学校的教学中，最可贵的是始终贯彻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例如，晨钟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创办晨钟学校的晨钟剧社，是由在辛亥革命影响下的一批华侨青年知识分子所组成，该社宗旨为：“……改革旧风俗，提倡新教化，发挥民生主义，巩固民国共和。”它所创办的晨钟学校正是为该社的这个宗旨服务的。这一点在晨钟学校的校歌里充分反映出来：
大哉晨钟铛、铛、铛的惊人梦。
鸟噪鸡鸣频催起，
三竿红日已东升。
最是恼人众未醒，
何能以振聩发聋？
今世界弱肉强食。
怒潮来汹涌，
图强自立，非教育不为功。
祖鞭猛著，奋志为雄。
人世百世易过，
鹏程万里难通。
莫等闲虚老韶华空悲切。
昂哉齐努力，
振我华国之宗风。
将见金门港上，
我校人才蔚起与世大同。
正如晨钟学校这支校歌中所表达的爱国主义精神那样，美国华侨和华人子女为了“振我华国之宗风”，激起了“昂哉齐努力”的求学精神，不少人在学业上获得了优异的成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阿瑟·金教授曾对美国不同种族的几种专业人才进行调查，所得出的智商调查结果是：华裔得分最高，其次是犹太裔，再其次是日本裔，白人居第四位。1983年3月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美国青少年科学人才选拔赛中，华裔高中生宁致荣获首奖。在1985年4月12日全美高中十项全能赛中，洛杉矶华裔学生夏旭夺得冠军。同年5月5日，在美国高中学生视为最荣耀的“总统奖”的评选中，七名华裔子弟金榜有名，并获得由美国总统在白宫颁发的奖金和奖状。1984年春，华裔少年罗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获硕士学位时，年仅14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硕士。华裔子弟吴力行，年仅12岁，就读于美国山菲利普初中，成绩优异。1989年由美国全国工程师学会、全国数学教师会议和太空总署等数个单位合办的全美数学比赛中吴力行荣获第一。据美国1980年人口普查统计，25—29岁的华裔完成高中学业的人数的比率达90%，25—64岁男女受到博士级教育的华裔为7.1%，白人为2.1%，黑人为0.5%。从教育程度看，华裔完成高中学业人数的比率远远超过美国其他种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准许参加过大战的华侨青年享有进入美国高等学校学习的权利，美国华裔子女大批进入高等学校。此外，战后大陆、香港和台湾等地也先后有大量华人留学生到美国学习，美国大学里学习的华侨子女、华裔子女及中国留学生日渐增多。近几年来，美国华侨、华人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的比重已超过全美的平均水平。
随着华侨、华人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华侨、华人在美国学术界、文化界、科技界中人数已日益增多。据统计，1940年华侨、华人担任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经理和管理人员以及办事员、推销员和秘书这一类工作的已占华侨、华人总数的20%，当工匠、手工艺工人和农民等等的仍占多数；到1950年，前者的比重提高到40%以上，差不多翻了一番，后者的比重降为50%多；到1970年，前者的比重增加到50%以上，而后者则下降到40%以下。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华侨、华人的素质已有大幅度提高。
在加拿大，从19世纪起华侨富商就开始创设私塾，以教育华侨子弟，主要教授四书、经史和千家诗等课程。到90年代，仅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就开办八九家私塾，并有一些华侨进入了公立学校。到1922—1926年，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读书的华人学生每年就有1500名左右。当时，加拿大西部的华侨学校多系中华会馆主办，而东部则大多系教会主办。
加拿大华人进入大学较为容易，也比较早。在1914—1915年度，加拿大的第一个华人女大学生叶金陵进入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入加拿大大学的华人子弟迅速增加。华人受教育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老一辈华侨。到20世纪70年代，全加拿大华人户主有20%都受过高等教育。80年代，在多伦多大学(有学生32000人)和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有学生20000人)学生中，估计华裔学生占10%—20%。其中理工科的华裔学生更多，在哥伦比亚大学竟达30%—40%。华人子弟入大学者不仅人数多，而且由于华侨、华人子弟肯刻苦钻研，许多人都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
就美洲来说，拉丁美洲的华侨、华人教育事业发展较慢，规模不大，在此就不赘述了。
早期美洲华工和华侨，一般属生活贫困、文化低下的贫穷弟子，很难在美洲文教和科技界起到什么重要作用。当然，也不是全然没有，只是为数较少而已。
在早期美洲华侨的文教事业中，值得一提的是容闳。容闳是清政府第一任驻美副公使，也是早期美国华侨在文教事业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代表人物。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1847年赴美，进入马萨诸塞州芒森学校学习。1850年入美国耶鲁大学，并于1854年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大学生。之后，他为了“以西方之学术”，“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拟订了派遣少年到美国留学的计划，并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872年，他派遣第一批30名学童赴美学习。清政府为此成立“幼童出洋肆业局”，任命容闳为该局常设于美国的“洋局”副委员。到1875年，共有120名中国学童在美国各学校学习，在此期间容闳被任命在美国哈特福。许多留美学生学成回国后，在我国文教、科技事业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都有容闳的一份贡献。
在农业科技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可推美国华侨刘锦浓。刘锦浓培植的新品种“刘锦浓橙”，此橙著名于整个美国。1925年刘锦浓逝世后，多仑商会及该州果农为纪念他的功绩，曾集资为其刻像立碑。1933年，芝加哥召开百年进步博览会，在佛罗里达州陈列部展览刘锦浓处，曾立有小型刘锦浓铜像，以资纪念。
在工业科技上作出重要贡献的有美国华侨冯如。冯如1884年出生于广东恩平县。少年时随亲戚赴美国谋生，先赴旧金山，后去纽约。在纽约期间，他先后在船厂、纺织厂、机器厂学艺，精通了机械和电机等36种机器的专门技术知识，能熟练地设计和制造抽水机、打桩机、电动机等多种机器设备。之后，在“航空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潜心研究飞机制造技术，并多次试制飞机，探索成功之路。1909年9月21日，冯如终于在美国屋仑驾着自己设计和制造的飞机上了蓝天，使中国人的飞行理想第一次变成了现实并处于世界航空技术的领先地位。正如第二天的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所指出：“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冯如制造的飞机试飞成功，为华侨争了光，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另一名美国华侨谭根在飞机设计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谭根生于广东，1910年毕业于美国希敦飞机实验学校，获加利福尼亚飞行会和万国飞行协会证书。他是世界上早期水上飞机设计制造者之一，他设计制造的水上飞机，性能优于欧美国家同类飞机。1910年7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万国飞机制造比赛大会，他设计、制造的水上飞机获得冠军。1912年在参加圣地亚哥举行的美国飞行大赛中取得成功，被授予银杯和美国国旗，被称为“东亚飞行第一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洲华侨、华人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科技人才不断移居美国，华侨、华人在美洲文教、科技界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据统计，1940年美国大陆的华人中从事专业科技行业的约占2.5%，而到1970年已达26%。据估计，美国的第一流科学家和工程师大约有十二三万人，其中中国血统的约占1/4。美国著名大学的系主任(特别是物理系和数学系)，有1/3是华人或华裔；在美国工程机械学会各分会任主席的有一半以上是华人；在阿波罗登月工程的高级工程师中，华人占1/3；在最大的电子公司——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高级工程师中，华人差不多也占1/3。此外，还有1000多名中国血统的研究员在美国电脑中心工作，在19位主任中，华人竟占12名。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华人在这些领域的突出作用。
下面再具体谈谈美洲华人在文教、科技界的表现。
在美洲，文教、科技界众多的华侨、华人中，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和李远哲，犹如繁星中的四颗最明亮的星星，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赴美国。从1949年起，就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后任纽约州立大学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李政道1926年生于江苏，曾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6年赴美留学。从1953年起，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发现了物理学上一条新定律，推翻了爱因斯坦发现的、指导原子物理研究多年的宇称守恒定律，轰动了全世界。这一重大发现，为人类进一步探索微观世界和原子再分裂为粒子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尼克松总统曾授予杨振宁林肯讲座教授的光荣称号，这也是美国唯一的由总统直接授予的最高学衔。
丁肇中祖籍山东，1936年生于美国密执安州，大部分童年在中国度过。1956年回美国密执安大学学习，从1967年起，在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授。1974年，在西普顿国立实验所进行科学实验时发现了“J粒子”，从而在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省新竹县，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赴美国，入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读书，毕业留校任教。1974年他与美国赫希巴赫教授、加拿大约翰·波拉尼教授共同研究交叉分子束方法，对了解化学物相互反应的基本原理有重要突破，为化学动力开辟了新领域，从而在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除此之外，美国文教科技界还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华人专家学者。例如，著名的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吴健雄(公元1912— )，美籍华人，生于上海。1936年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深造。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她验证了杨振宁、李政道推翻宇称守恒定律的新理论，曾任美国物理学会的第一位女会长。先后获得美国科学研究基金奖、美国总统福特授予的国家科学勋章以及自由女神和爱丽丝基金会的爱丽丝岛奖章等等，并在1974年当选为美国本年度最优秀科学家。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在美籍华人中，数学家陈省身亦曾蜚声美国科技界。陈省身(公元1911— )，生于浙江嘉兴县。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先后到德国、法国和美国学习与研究。1943年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员，完成著名的高司一波耐公式的内在证明和示性类方面的论著。后又发现“陈氏级理论”，把微分几何和拓扑学引入新境界。1976年获美国总统颁发的国家科学奖，1983年获国际声誉最高的沃尔夫数学奖。
美籍华人贝聿铭(公元1917— )，生于广州，系现代派设计大师。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工程系。他曾在纽约创建贝聿铭建筑公司，他设计的建筑风格独特的各种建筑物，遍布美国各大城市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伊朗、法国和香港。他的设计风格和思想，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先后获美国全国建筑学院金质奖章、国际普里茨克建筑学奖金、法国建筑学院金质奖。并因设计北京香山饭店，1984年获美国建筑界权威机构建筑师协会荣誉奖。贝聿铭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建筑设计师之一。
林同琰(公元1911— )，生于福州市。曾就读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加州大学深造，1933年获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力距分配法》被命名为“林氏法”。他应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了许多桥梁和建筑物。先后荣获叶西夫聂夫奖、加州大学伯克莱奖。美国土木工程学会还把预应力奖改为林同琰奖，这也是美国科技史上第一次以美籍华人名字命名的荣誉称号。
美籍华人在美国科技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聪明才智。犹如灿烂的群星，在科学技术的宝库里，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此外，在拉丁美洲等地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创造发明。例如，秘鲁华人农业学专家戴宗汉曾培育了高产良种水稻，1968年获得了秘鲁政府颁发的勋章和奖状，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洲华侨、华人所办的工商业也有迅速的发展。
早期华侨靠的是“三把刀”即菜刀、剪刀和理发刀，以开办饮食店、洗衣店和杂货店为三大经济支柱。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同了，到1982年，美国华裔企业已有52839家，在少数族裔中居首位，日裔企业次之，为49039家。华裔总收入为日裔企业的2.2倍以上。这种情况，在美国商务部1986年12月5日发表的《亚裔、印第安裔及其他少数族裔商业》的调查中得到了确认，即亚裔今天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所拥有的资金已超过其他少数族裔，而华裔又已跃居各少数族裔之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华人中产阶级一般只有三五万美元的资产，而现在，三五十万、百万甚至数亿元的富户为数不少，称得上“王”的华人大富翁不下10家，其中四家(王嘉廉、蔡志勇、王安、刘立)已列入美国1000家最大企业家名单里。
美国华侨、华人的银行储蓄普遍增加，甚至每户平均储蓄数额超过了美国人。据美国1960年的户籍调查，华人家庭储蓄7000—9999美元者，占21.1%，与美国人相等。10000—14999美元者，占14.4%；15000美元以上者占7.2%，则比美国人高。故平均家庭储蓄，华人为6207美元，美国人为5660元。华人财力之雄，达到了空前程度。
近几年来，华侨、华人经营的商店已日益增多。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加利福尼亚州华商开设的商号达5136家，其营业额已超过日商。仅该州的旧金山及其附近的奥克兰市，华商商号就达2300家。在纽约及新泽西州邻近纽约的地方，1972年华商商号就有1799家之多。这些商号，大都属于中小型，但有些是属于大型的。在7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华商经营的大明实业公司发展到43家分店。华商经营的连锁超级市场已发展到可以同美国西南部最大的超级市场(主要经营食品)赛扶威竞争。秘鲁首都利马市的华商刘铃具经营的文具、纸张等批发生意，营业额占利马市该行业营业额的80%。
华商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亦不少。美国纽约市华人陈霖经营的森美公司是年营业额达20亿美元以上的跨国公司，它所经营的食品种类达数千种之多。另一家专门经营中国工艺品和物品的旧金山国光贸易公司也办得很兴旺。它专门经营中国的藤、竹、柳条编织的用品和工艺品，在美国15个重要城市设有商品陈列室。巴西华商魏书骐对台湾出口薄荷油，占巴西该项输出总量的1/2以上。
华侨、华人经营历史悠久的餐馆业也有很大发展。在美国各大城市中几乎都设有中国餐馆。据1981年粗略估计，美国共有中国餐馆15000家，其中纽约市最多，约有5000家，占全美中国餐馆的1/3，平均每200人就有一家中国餐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主要是广东餐馆和福建餐馆，战后增设了上海、北京、四川、湖南、云南和山东等省的餐馆。中国各地的地方风味，在美国几乎都可以品尝到。有些大饭店为招徕顾客，还特别讲究排场——悬挂富丽堂皇的中国宫灯，张贴着气势磅礴的山水画，配以古香古色的中国式桌椅，播放着悠扬动听的中国民间乐曲。店内具有浓郁的中国情调，使顾客像到了中国一样。这几年来，华侨、华人经营中国餐馆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同时可以摆几十桌酒席，容纳几百人。例如，美国纽约的“银宫酒家”、“第一酒家”和“富满楼”等等，都是一流的中国餐馆。在秘鲁首都利马市，60年代就有400余家中国式餐馆、酒馆营业，资本达1200余万美元，占该市饮食行业总资本的40%，其中最著名的有曹万芳开的“龙凤酒家”、李光明开的“光明酒家”、蔡伦开的“万国酒家”等等。“龙凤酒家”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一间中国餐馆，拥有资本约70万美元。墨西哥首都华人、华侨开的餐馆多为合股经营，有的拥有资本100—150万比索，纯利润约占经营额的40%左右。
一些较富有的华侨、华人还在美洲投资开办和经营工业企业，但多属中小规模的轻工企业，如氧气厂、制冰厂、塑料制品厂、皮革厂、碾米厂、家具厂、织布厂、面粉厂、酱油厂、汽水厂、榨油厂、水泥厂、烟草厂等等。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洲亦开设了一些华人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美国电子科学家王安的电脑公司就是一例。王安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电子实验室工作，发明了磁芯记忆系统，两年后制造出第一架程序计算机，1951年创办了王安实验室，1958年组成王安电脑公司。1984年王安电脑公司已拥有25000名雇员，其中大多数是技术人员，其资产总值达50亿美元。美国还有唐仲英创办的唐氏工业公司，拥有工厂15家，资产总额估计超过一亿美元，生产的矽钢占美国中部地区市场销售额的70%。号称“船王”的魏重庆所创办的复康轮船公司拥有上千名职工，为美国南部海运一家强有力的轮船公司。巴西圣保罗市巴西籍华人林训明开设的愉港植物油公司，其下属企业的豆油出口量占巴西首位，资本总额达几十亿美元，在巴西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曾多次陪同巴西总统出国访问。在巴西，还有我国国家副主席、企业界知名人士荣毅仁的亲属与巴西人合资经营的大工厂，也具有相当的规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华商、华侨企业的迅速发展，美国华人从50年代起逐渐投资参与兴办银行。1952年开办西雅图联合储备贷款会、1961年在旧金山创设金山通商银行、1962年开办洛杉矶国泰银行、1966年在萨克拉门托开办协兴储备贷款会、1967年在纽约华埠的中国银行支行改组成为当地注册的中美银行、1972年由马来西亚华人周旭东财团创办了美国加州银行、1974年由华人董浩云领导的香港、台湾、东南亚财团创办了美国亚洲银行。本世纪70年代，以印度尼西亚华人温孔文为核心的财团购买了乔治亚国家银行，1976年并以20%的股份买进了田纳西农民银行，当时曾轰动了整个美国银行界。此外，还有泰国和香港的华人所经营的银行亦在美国开设了支行。由此可见，华侨、华人在美国金融界也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洲华侨、华人基本上处于被歧视、被排斥的境地，对侨居国的政治无权问津，战后随着他们在文化、科技、经济界地位的日益重要，在政治界亦开始崭露头角，其中有的还积极参政，担任各级政治机构职务。
参政是指参与政治活动或参加政治机构。前者是指关心政治，参加投票，对国家的各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后者是指参加各种竞选活动，并担任各种行政机构的不同职务，行使各种行政权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华侨、华人参政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为数甚少。以史书查阅，美国华裔参政最早的是邝友良。邝友良1938年被选为夏威夷准州的众议员，1944—1948年期间先后任众议院副议长和议长，并于1959年被选入美国参议院。他是进入联邦参议院的第一位华裔，同时也是美国参政的第一位亚裔。
紧随邝友良参政的是夏威夷华裔谭福善。他曾参加共和党，1942年以共和党人身份当选为夏威夷准州毛依郡行政委员会委员。1946年，美国本土的华人邓悦宁又竞选亚利桑那州众议员取得胜利，并成为进入州立法机构的第一位华裔。
可以这样说，邝友良、谭福善和邓悦宁是美国华人参政的先驱。开创了美国华人参政、议政的先河。
直到20世纪70年代，参政、议政成为美洲华侨、华人的一种浪潮，参政者越来越多。例如在美国有加利福尼亚州州务卿余江月桂，她是加利福尼亚州有史以来任此职的第一位华裔。洛杉矶市法官黄锦绍，他是美国大陆上任此职的第一位华裔。纽约司法警长李卓生，他也是任此职的第一位华裔。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空军后勤中心司令刘国英少将，他是至今美国军队中军衔最高的华裔。加拿大华裔郑天华于1957、1962年先后两次参加竞选活动，连续两届竞选获胜，担任加拿大下议院议员。在此期间，还有许多加入加拿大籍的华人亦成为联邦或省、市的议员、参事和市长等等。
从美洲早期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华人参政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到此时期参政具备以下两个特点：以地域来看，美国华人参政者早期主要在离美大陆本土较远的夏威夷，美大陆本土的华侨、华人的人数虽多，但早期参政者则不多见。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参政者才慢慢多起来；以参政者所任职务来看，一般是担任一些州、郡或市的众议员、法官和市长等等，所担负的政治职务还比较低下。
随着华侨、华人人数增加、经济实力增强以及知识水平和参政意识的提高，华人参政的情况与70年代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变化。70年代以后，美国大陆本土的华人参政者迅速增加，并有些人担任了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非常引人注目。其中有原里根总统的白宫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赵小兰，总统经济顾问甘敏才，白宫国际商业顾问黄仲元，总统国家教育顾问余显利，联邦商业部副部长胡少伟，副助理国防部长吴元黎等等。在拉丁美洲，华人担任政界重任的也不少。如华人阿瑟·钟担任圭亚那的总统，华人何才担任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总督，华人何五曾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卫生部长，华人毛鲁埃尔·邓曾任牙买加财政部秘书长等等。这些同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洲华侨、华人在文教、科技、经济和政治各个方面都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智慧和力量，为美洲侨居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桩桩、一件件的事例都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被某些人蔑称的“劣等民族”，而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早期华工之所以贫穷、落后，文化水平低下，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而不能说明种族的优劣。从美洲华侨、华人事业发展的进程来看，华侨、华人之所以能够在美洲各个领域里起重要作用，主要是靠给人智慧、给人力量的教育，靠学生和科研人员持之以恒的努力和毅力，这些才真正是华侨、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