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赵尔巽等撰。全书529卷(初印本为536卷)，包括本纪25卷，志135卷(初印本为142卷)，表53卷，传316卷。该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全面而详细地记叙了清代的人物、史事及典章制度等，是一部纪传体的大型清史著作，也是一部未能正式定稿即仓促付印的史书。
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被迫退位。1914年北京政府设立清史馆，命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为总纂。1919年缪氏去世，由柯劭忞继任。其下设有纂修、协修及征访等职，参与撰史的学者达八九十人。当时军阀混战，政局多变，经费不足，纂修工作进展迟滞，始终难于定稿成书。后来慑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在北洋军阀支持下，由袁金铠主持刊印，金梁任校勘，于1927年将未定之稿匆忙付印。
《清史稿》所依据的史料不少。举要而言，《清实录》、蒋良骐《东华录》、王先谦《东华录》、朱寿朋《光绪东华录》以及《宣统政纪》等书是撰写本纪的依据。《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清文献通考》以及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等书是撰写志的依据。《清史列传》、《耆南类征》、《碑传集》、《续碑传集》以及各家论文集等书是撰写列传的依据。这些当年修史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今天大多还完整保存着，可与《清史稿》互相参照阅读。比较而言，《清史稿》毕竟经过整理提炼，最为简括扼要。
由于集中整理了清代的重要史料，《清史稿》至今是研究或学习清史的基本参考书。但是，其错误和缺点也十分严重。本书虽然修撰于民国年间，但其修撰者大多是清朝遗老，复辟思想十分严重，顽固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对清朝皇帝的腐朽统治时加美化赞颂或粉饰回护，而对反清人物和史事则一概加以贬斥，如凡明代后裔及遗民举兵抗清的，书中均称为“贼寇”，甚至民族英雄郑成功也被称为“海寇”。尤其肆意诋毁辛亥革命和农民起义，把武昌起义诬蔑为“革命党谋乱”和“兵匪构变”，攻击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说“中国危亡，实兆于此”。清朝遗臣死于民国初年的，书中均只写甲子，不用民国纪年，其立场观点的错误十分严重突出。《清史稿》另一严重缺陷为昧于世界发展大势，孤立片面地讲史，它主要只是概括利用了反映官方立场的清代国史馆的部分资料，由于时局动荡，没有充分利用十分丰富的其他资料。全书受编撰者顽固守旧的政治立场和狭隘眼光的限制，对于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国内进步势力的蓬勃兴起一概视而不见，不作反映。对于清朝统治集团的先世事迹也尽量隐讳不书，损坏了史料的真实性和全面性。至于记事重复错乱、前后失于照应等技术性问题，书中更是所在多有，难以逐一列举。
该书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主要是其体例能不受旧史成规的限制，适应清朝社会的发展情况，增添了新的例目。如《交通志》、《邦交志》就是过去各史所没有的。《交通志》还包括了清末出现的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新的事物。《选举志》中列“新选举”一篇，也是适应时代特点新增的篇目。书中的各项大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等也编得切于实用，方便查检。《清史稿》就其各部分分析而言，志和表较有用，本纪简略，列传最差。
《清史稿》于1927年8月开始付印，1928年夏全部印成，共印1100部。史馆中人发现印成之书与原稿多有不符，原来是付印前为金梁私下偷改。大致说来偷改的列传时间上以光绪、宣统两朝为多，内容上以《儒林》、《文苑》为多。尤其重要的是对张勋、康有为二人，史馆原定暂不立传，金梁却将二人的传记底稿合为一卷，编为列传卷260，并将张彪之事附于张勋传之后，而将原置于本卷的劳乃宣、沈曾植传合并到前一卷中。又《艺文志序》被删节割裂，颇失原意。史馆发现问题以后，就其中较重要者进行了抽换，并改正了卷首的职名表，删去金梁私撰的《校刻记》，使窃改问题稍得纠正。但是金梁已先将印成之书偷运400部至沈阳，《清史稿》于是有关内本与关外本的区别。后来金梁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伪满国的卵翼下，依据关外本重印此书，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人的传记，删去《时宪志》中的八线对数表，减少七卷，这就是关外二次本。以上是《清史稿》旧有三个版本的由来。因为关外二次本列传内容较多，中华书局校点此书时，就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附注他本异文，出版了目前比较完善又便于阅读的新版本。
附：二十五史概况表(附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