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繁衍、绵延的方式。任何民族的婚俗，既是一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也蕴涵着人类婚姻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共性历程。为有助于正确了解兄弟民族多种多样的婚姻家庭形态，简略地回顾人类婚姻发生与发展的进程是必要的。
人类的婚姻家庭形态是一个能动的历史因素，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自有人类至今，它大体经历了群婚和个体婚两大历史阶段。而在群婚之前，曾存在过一种与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关系时期。这是由当时人类(300万年前的猿人)的生存条件所决定的。那时猿人仅仅会使用石块和木棒，却面对严酷的生存竞争，他们得以生存的唯一优势就是群体的团结。因而唯有成功地排除了两性关系上的动物妒忌本能，才有可能实现自然界最伟大的进化——从猿到人的飞跃。
两性关系的这种极原始的状态，已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在中外的神话传说中却不乏蛛丝马迹。《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埃及的神话说亚孟神做了自己母亲的丈夫；印度的神话也说婆罗门同自己的女儿萨拉伐斯匹配。而在公元前8世纪成书的古希腊的《神谱》中说：地母该亚与其子天神乌拉诺斯匹配，生下六男六女。几个文明古国的神话传说竟不约而同地反映出一幅人类先民的血亲杂交图景，应该说不是一种偶然巧合，而是人们对蛮荒之世的一种蒙眬的记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人开始产生一定的劳动分工，精力旺盛的青壮年经常外出采集、狩猎，有经验的老年人则留在住地打制石器，磨削骨器。这使年龄相当的同辈男女有经常接触的机会，从而逐渐排除了上下代之间的两性关系。这是对两性关系最初的限制，由它产生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婚姻形态——群婚制。
最初的群婚是血缘群婚。其特征是实行血缘群体内的等辈通婚，而排除不同辈分之间的两性关系。即凡同辈的兄弟姐妹，也就是婚姻中的配偶。如我国汉、彝等族都传说自己是伏羲兄妹婚配传下的子孙。学术界普遍认为，血缘群婚存在于猿人阶段。当时的人类已能用火，以狩猎采集为生，过一种原始共产制的群居生活。人们的生活单位称为“血缘家族公社”，或称“血缘公社”。
人类婚姻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是逐渐排除亲兄弟姐妹间的婚姻，继而逐渐排除一切母系血亲间的婚姻。即由血缘群婚(族内婚)，发展为氏族群婚(族外婚)。这一巨大的进步，导致人类的体质由猿人进化为智人；人类的社会组织也由血缘公社发展为母系氏族公社。
氏族外婚开始是两合群婚，即甲氏族的男子与乙氏族的女子匹配，反之亦然。但并非个体婚配，而是以氏族为单位的群体婚姻。氏族群婚的发展趋势是：通婚范围的逐步扩大和通婚对象的逐步缩小。一般是发展为环状联婚。此种婚制在澳洲、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它的本质是单向的姑舅表婚，即舅舅家的女儿必须嫁给姑母的儿子；姑家的女儿则绝不能返转回嫁给舅家为媳，因而需要三个以上的通婚集团才能构成这种婚制。我国景颇族的姑爷种、丈人种，就是环状联婚的遗制。
氏族外婚最终导致在群婚中孕育的对偶婚逐渐取代群婚制。当成对的偶居趋向稳定时，就意味着群婚已向对偶婚过渡。这种情况发生于母系氏族的晚期。但对偶婚尚处于群婚遗俗的包围之中，它是一种不稳定的个体婚，由配偶双方组成的对偶家庭也缺乏独立的经济生活，而仍然依附于母系家庭公社。即最初的对偶婚是男子出嫁，女子则娶进丈夫，并终身与自己的母系亲人居住在一起。对偶婚阶段，女子与男女一样有离婚权，再婚对双方都不困难。
对偶婚给家庭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除生身的母亲之外，又确立了生身的父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劳动在家庭经济中日益举足轻重，家长也逐渐由女性变为男性。而最具震撼性的变革是：由女娶男变为男娶女，进而变对偶婚为一夫一妻制，变母系制为父权制。
一夫一妻制出现之初，并非就与个体小家庭相联系，而是包含在由一个男性祖先的直系后裔组成的父系家族公社里。在生产进一步发展，剩余产品成为经常现象后，人类最初的阶级分化也随之发生。父系家庭公社遂演变为家长奴隶制家庭。此时妻子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成为丈夫生儿育女的工具。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父系家庭遂成为普遍通行的婚姻形态并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表明：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人类的婚姻家庭制度发生过许多巨大的变化，经历了从杂乱无序到血缘群婚、氏族群婚和对偶婚的发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两性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平等的。而自私有制的发展，颠覆了原始共产制并形成阶级社会以来，以男子为主体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是古已有之的永恒现象。其实它不仅与人类的婚姻史大相径庭，与我国现实民族婚俗也相去甚远。如前所述，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各自具体的历史条件有别，社会发展的程度也颇不平衡，致使各民族婚姻习俗异彩纷呈，从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中富有情趣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般说我国绝大多数民族是实行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同时，在一些民族中也有招赘婚。另外，在藏、普米、门巴、珞巴等民族中，有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后者——一夫多妻制，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绝大多数民族中都广泛流行，它成为民族上层和富有者的特权，也是某些缺乏子嗣的家庭采取的补救性措施。但无论哪种情况，一夫多妻都意味着妇女已沦为生儿育女的工具。一夫多妻制除少数姐妹或母女共招一夫，从而出现母系承继外，多数情况是父子相承。
在保留原始公社遗制的独龙、怒、傈僳〔lisu栗粟〕、景颇、佤、鄂温克、鄂伦春、拉祜〔hu户〕等民族中，对偶婚和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尚未最终完成。对偶家庭原本是包容在母系的大家庭中，也有的延续到早期的父系大家庭。
云南宁蒗〔lang浪〕县永宁区的摩梭人，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封建领主制，但由于历史发展的跳跃性——由母系氏族越过父系氏族和奴隶制，直接进入封建领主制，其家庭婚姻仍保留着男不婚、女不嫁的原始走访婚形态，其生产、生活单位也不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而是纯粹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母系家族，它不包括男女成员的配偶。
母系家族是单系的血缘组织，一旦女子娶进丈夫，对偶家庭就产生了。同一个母系家族的若干对偶家庭，就组成为母系家庭公社。在云南拉祜族中，曾有过由25对配偶组成的庞大的母系家庭公社。
正是伴随着对偶家庭的产生，结婚仪式才应运而生。因为已经有必要向社会宣布，也要求社会尊重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而在走访婚状态下，人们举行了成年仪式，就自然地卷入婚姻生活，无所谓结婚或离异，更无需举行任何仪式。对偶家庭的结婚仪式还十分简单，拉祜族男子带着简单的农具出嫁到女方，就算举行了婚礼。彝族中的阿细人，男子随女子下地劳动，就表明他们的婚姻已经成立。有了结婚仪式，离异也就需要一定手续，开始同样是很简单的。傣族是由提出离异的一方给对方递一对蜡条。布朗族则是割断一根蜡条，或砍开一根木桩，就可以分道扬镳了。
在摩梭人、佤等许多民族中，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均伴随着由妻方居住改变为夫方居住，进而变母权制为父权制。这一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新兴的父权制与没落的母权制相互消长的过程中，产生出种种相互对立的习俗，如走婚与嫁娶；逃婚与抢婚；不落夫家与强迫坐家；婚前的性自由与审新娘等等。尽管母权制依赖传统的力量，对父权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反抗，父权制无疑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在许多民族的民俗中留下了他们节节胜利的印记。诸如以改变命名的习惯来改变传统，独龙族和布朗族就在不远的过去，才变母与子女联名为父子联名。而在仡佬、壮、高山、傣等族的历史上，都出现过一种奇特的“产翁”风俗，即当妻子分娩后，丈夫立即爬上产床，以模仿妇女生育和哺乳的姿态，来表示婴儿确系己出。此种强化父子血缘关系的戏剧性手段，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曾发现。而普米族的“审新娘”和布依族的“戴假壳”习俗，则反映了父权对母系遗俗大兴问罪之师，不惜以强权逼使妇女就范。在父权制下，买卖婚、交换婚和转房婚等婚姻形态随之应运而生。
买卖婚多以聘礼的形式出现，原是男方对女方丧失一个成年劳力提供的补偿，后来与出身门第和女子的美丑巧拙联系起来，在一些民族中聘礼达到相当大的数额，使贫困的男子终身无力娶妻。用自身劳力来偿付妻子身价的服役婚或以姐妹换妻的交换婚是他们有限的选择。而对于统治阶级，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新的联姻来扩大势力的机会，门当户对自然成为择偶的首要条件。
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妇女都已沦为交换和买卖的对象，她们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完全失去了自由婚姻的权利，只能任人摆布。即使丈夫亡故，她也是夫族的一笔动产，必须在夫族中“转房”而不允许外嫁。就是男子婚姻也取决于父母之命而没有自主权。
上述的诸种婚姻形态：由任意的走访婚到包办的买卖婚；由多偶制到一夫一妻制，这些在我国的民族婚俗中同时并存，加以各族婚俗的千姿百态，使我国的民族婚俗犹如一座风俗画的长廊，又好似一座有无数珍藏的博物馆。在这里我们将看到：有的民族婚恋自由，更多的则由父母包办；有的民族婚礼热烈而隆重，有的则不拜天地，也不入洞房；有的婚礼欢歌满堂，有的却哭声不断；有的男娶女，有的则女娶男。无论如何，各民族的婚姻习俗，都渗透着传统性、群众性，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使之包含着鲜明的民族特点和乡土气息。透过民族的婚俗，将有可能从一个侧面了解社会历史的脉络。
我国各族的婚姻家庭形态都处于发展之中，在1949年以后，各民族的一夫一妻制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改善，它还将继续发展，直至两性间实现真正的完全平等。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男女平等、幸福美满的新型家庭正与日俱增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