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历史上曾有多种名称，家谱仅是其中使用最多和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从古至今，家谱类文献的名称大致还有如下这些：族谱、族系录、族姓昭穆记、族志、宗谱、宗簿、宗系谱、家乘、家牒、家史、家志、家记、百家集谱、世录、世家、世本、世纪、世谱、世传、世系录、支谱、本支世系、枝分谱、帝系、玉牒、辨宗录、列姓谱牒、血脉谱、源派谱、系叶谱、述系谱、大同谱、大成谱、氏族要状、中表簿、房从谱、诸房略、维城录、谱录、房谱、祠谱、坟谱、近谱、会谱、全谱、合谱、统谱、通谱、总谱等等。
家谱的命名，通常是在家谱之前冠以姓氏、地名、郡望、几修等内容，如《汾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有地名、姓氏、几修。《六修严氏家谱》只有几修和姓氏。也有一些家谱将由何处迁来也标在名称上，如《锡山过氏浒塘派迁常支谱》，即由无锡迁至常州的过姓浒塘支派的家谱。还有一些则标上具体住处，如《毗陵修善里胡氏宗谱》，标明毗陵(武进县古名)修善里，以区别同县同姓家族。此外，还有一些家谱修成后，采用一些极为特殊的带有一定寓意的名称，如清代初年句容华渚修成华氏家谱54卷后，没有按照一般惯例命名，而冠名《华氏本书》，看了此书义例，方才了解到，这个名称的意义是为了正本求源。清光绪年间，钱日煦修成家谱十卷，命名为《吴越钱氏清芬志》，取义于两晋时陆机《文赋》中“诵先人之清芬”之意。民国年间，袁镛修成家谱《数典不忘》一卷，这是反《左传》中“数典忘祖”之意。像这类取名方式，并不常见，一般还是采用地名、郡望、姓氏、几修加上家谱字样来命名。
从上古以来，历代所修家谱是难以计数的，这其中绝大部分因年代久远，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它们的类型及特征，我们只能依靠时人与后人的记载来了解，留传至今的和新修的家谱大约仅有20000余种。这些亡佚和现存的家谱，由于编者不同，编修目的不同，再加上载体、文字、取材内容等方面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仔细考察一下，古今家谱大致有如下类型：
首先，拥有记载家族血缘世系及历史的家谱并不仅限于汉民族，虽说汉民族拥有的家谱数量占有绝对多数，但汉民族以外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相似或类似的文献存在，与汉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的回族、壮族、畲族等都有家谱存在；蒙古族、彝族也有用本民族文字写成的家谱。清代由于满人袭爵、入仕都需要有证明自己血统、身份的文件，因而，在少数民族中，满族人的家谱占了很大部分。其他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如怒族、哈尼族、傈僳族、苗族、普米族、阿昌族、鄂伦春族等也都有自己的结绳或口述的家谱。这表明，家谱的类型不仅有文字记载的，也有口述和结绳的。
在使用文字记载的家谱中，因载体和生成方式不同，又可区分为实物的和书本式的。早期的如商周甲骨、青铜家谱、汉代的石刻家谱等都是实物的。在实物家谱中，似乎还应加上简册的，这是因为简册是春秋战国以至汉初的主要图书形态，可惜的是年代久远，至今还没有简册家谱的实物出土。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家谱，都是书本式的，不同的是有的是手写的，有的是雕版印刷的，当然现在又有排印的了。书写的载体有纸张与绸帛之分，装帧形式也有卷轴装、册页装、经折装、线装、平装、精装等区别。
在现存的家谱中，还存在着先修后修的区别，家族的世系，一代接一代地延续，记录家族世系的家谱就必须经常或定期续修，记录延续的过程，这样，就产生了初修、续修、三修，以至十五修的不同。后代续修的家谱基本包括了前代纂修的内容，可是由于时代变了，社会风气和修谱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导致记录家族历史的侧重点也就不尽相同，格式和结构也不完全一样。如古代重本轻末，经商的人在家族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可近代以来，社会风气发生变化，因商致富者在家族中的地位急剧上升，反映在家谱中是传文篇幅增加，位置显要，尤其是捐了一笔钱给祠堂或资助修谱后，更是如此。
在家谱发展史上，还存在纂修者不同的区别，唐代以前大多是官修，因而，修成的多是合谱、群谱，以姓氏谱、氏族志形式出现，将所有姓氏分出等级，依次记录世系，由于需要记载的氏族太多，导致记录的内容较为简略，一般以世系为主。宋代以后，家谱由各家族自己纂修，仅记载本家族的历史和现状，因而，就有余力来丰富家谱的内容，家谱的构成也日渐复杂。宋代以后的家谱，由于记述范围不一样，又可分为仅记载一个大家族支派世系的支谱和记载一个大家族世系的统谱、总谱，也有一些记载两个同姓不同宗的合谱存在。其专门记录皇帝世系的称帝系、玉牒。记载诸侯家世的称世本。记录普通家族的称家谱或宗谱、族谱。
在家谱类型中，还有些较为特殊的家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个人如没有后裔，通常会从本姓或外姓子弟中领养一个男孩，三国时的著名政治家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是从夏侯家被领养到曹家的。按说从外姓领养的后代不能入家谱，可自己既姓了别人的姓，也要生儿育女，形成家族延续，数代之后，要修家谱，又不能恢复原来的姓，只好将本姓和过继之姓均在家谱名称上列出，如明初时修的《袁朱宗谱》。始祖朱梓、本姓袁，后过继给舅父朱德敏为子嗣，五世以后，子孙修谱时，向明太祖请求恢复本姓袁，没有同意，最后只得以“袁朱”命名，此谱到清朝一共修过八次，均冠以《袁朱宗谱》之名。清道光年间，李召棠修成的《周李合谱》，光绪年间何乘势等修的《方何宗谱》等也都属于这种情况，这是家谱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家谱类型中，还有一种专门记录本家族所有庶母的极为特殊的类型。封建时代，妾在家族中是没有地位的，反映到家谱上，通常是不被收录，除非生有儿子，方才被收入。即使收入著录，内容也极为简单，仅为某氏，所生子女人数、名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上不去。与此相反，明朝万历年间，金应宿修有六卷本的专门记录本家族各支庶母132人的庶母谱——《珰〔dang当〕溪家谱外戚篇》，清代乾隆年间所修的《芝英应氏宗谱》后也附有庶母谱，上谱的庶母每人均有小传，内容包括姓名、籍贯、父名、生卒年月日时、葬所、子女，以及懿行、诗文等。家谱是一种被供奉于祠堂，接受族人祭拜的极为正式的家族文献，在这种文献中，正式确立了庶母在封建家族中的地位，不能不引起后人的重视，可以这么认为，庶母谱的出现，对于中国传统礼教是个冲击，然而，这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后代似乎也没有仿照者。
据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明初太祖洪武年间曾官修过《明主婿》一卷，专门收录明太祖及众亲王所招女婿情况，成为中国古代文献中极为特殊的专收女婿的谱牒，这种女婿谱在其他文献中尚未见到记载。
汉代还有一种专门记录家庭恩荣情况的家谱——《邓氏官谱》，集中记载了东汉时期大官僚邓禹家族历代宠贵的历史。宋代以后，这类恩荣的内容在每部家谱中都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因而再也没有必要单独编制恩荣谱了。